奥斯特还是一位现实主义作家,要研究现代中国不能不研究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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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特还是一位现实主义作家,要研究现代中国不能不研究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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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稀方将其翻译新论命名为《翻译与现代中国》,虽说过于宏阔,却点明了新世纪以来他思考与研究的一个面向,其专著《翻译与新时期话语实践》《翻译现代性——晚清到五四的翻译研究》都是他在这一面向的探讨中所取得的优秀成果。

这是保罗·奥斯特沉寂七年之后,推出的一部超级长篇。在《幻影书》《纽约三部曲》《神谕之夜》这些作品里,保罗·奥斯特的后现代写作技法早就得到了展现。当然,仅仅会玩技法或者制造概念,是远远不够的,奥斯特还是一位现实主义作家,他擅长说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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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之于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建构的重要性虽说有点不言自明的意思,不过,如果借用冯友兰说的自董仲舒至康有为经学时代终结的观点为参照,当更能认识翻译在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转型中的作用。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泛论经学时代”一章中曾谈到,“在经学时代中,诸哲学家无论有无新见,皆须依傍古代即子学时代哲学家之名,大部分依傍经学之名,以发布其所见。其所见亦多以古代即子学时代之哲学中之术语表出之”。即使到了近代西学东渐之初,康有为之徒“仍以之附会于经学,仍欲以经学之旧瓶装此绝新之酒”。但西学之新酒的至多至新,通过翻译为中国输入了全新的概念、术语、价值观和思想体系,终使“经学之旧瓶破”,彻底结束了统治中国思想界两千多年的经学时代。因此,翻译不仅成为打造新瓶之材料,而且现代新见也要依傍翻译之名、翻译之术语以发布,以表出之。这表现在政治、文化、哲学、文学各个领域,整个20世纪贯穿了一个百年的翻译运动。因此,要研究现代中国不能不研究翻译,翻译是和现代中国联系在一起的,这也是当今学术界为何越来越多的人将目光投向翻译的问题,重新审视、反思与全球化时代相伴随的翻译的政治及其文化实践。

《4321》的主人公名叫弗格森,1947年3月3日,生于新泽西州纽瓦克的一间产科病房。此时此地,保罗·奥斯特也出生了。《4321》的自传气质浓厚。诟病奥斯特的人,经常说他太自恋,笔下人物都像他。这种说法让我想起玛格丽特·杜拉斯。杜拉斯的作品就是翻来覆去地咀嚼自己。有位作家在讲《情人》的时候,这样说道,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人生有没有意义,有一个最简单的检测方法,就是你试着把你从小到大的人生经历说成一个故事。显然,杜拉斯和奥斯特,在这一点上,都相当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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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翻译研究领域,赵稀方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也能够立于学术前沿的位置,因为他不仅是西方最新理论的译介者,更能够将其融会贯通,应用于中国问题的研究,以敏锐的目光抓住具有标本价值的汉译现象和文献,并将其置于本土的历史语境之中,发掘和透视中西相遇所生发的种种问题。其最卓著的示例当为书中《从政治实践到话语实践——明清“译名之争”》和《天演与公理——〈天演论〉与〈民约论〉》的研究。

《4321》结束于1974年,重点落在1960年代,呈现越战、肯尼迪遇刺、马丁·路德·金遇刺等背景下,美国青少年的生活状况与心灵图像。主题可划归为成长小说,但它不是线性的往前推进,而是以多面切片的方式——四个弗格森生活在四个平行空间。小说可以让我们从容地观察某些人生形态,看到一些虚构人生的起始与终结,人的成长与犯下的错,游荡与凝固。

简·奥斯汀一生的经历几句话就能讲完。奥斯汀家出身古老,像英国许多名门望族一样,她家也是靠羊毛业致富的,羊毛业有一段时期是这个国家的主要工业;发迹后,又像其他有地位的人那样,他们买进土地,最后成了士绅阶层的一员。

这两篇文章所叙论的,无论是God的汉译之争,还是《天演论》和《民约论》的译介问题,无疑都可称得上是晚清时期的重要文化事件。一般学者从God“译名之争”引发大清帝国与罗马教廷彻底分裂、导致康熙皇帝的禁教事件,看到的只是实实在在的政治冲突与翻译的政治问题,而赵稀方则能够以后殖民理论烛照历史现场,通过爬梳《万国公报》“圣号之争”的纷纭异说,不仅辨析出新教内部欧洲教会与美国教会之争,更能体悟到中国教士所以拼命主张中国古代的“上帝”即是基督教的神,是因为他们蒙受儒家文化的教养,却又信奉西方基督教而导致的认同分裂所致。他们只有通过将基督教God汉译为中国传统的“上帝”才能够巧妙地弥合这一分裂,达到既报效国家,又维护基督教信仰的双重功效,由此揭示出“译名之争”背后更深刻的“民族身份”认同问题。

四个弗格森,指向四种分岔的人生。碎裂,解析,重新组合。立体主义的交错叠放,视点的多样化,要比围绕一个中心,表现一个行动的叙事,广阔得多。保罗·奥斯特创建的秩序,不以整齐划一的方式演进,事件A可能导致事件B,也可能会导致事件C、D、E,或其他无数可能性。比如,小说描述父亲发现兄弟偷盗,是告发,还是配合制造火灾以谋取保险呢?不同的父亲做出不同的选择,不同的选择是无数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同的结果转引不同的路径。

据说她长得挺讨人喜欢。

严复译述赫胥黎著作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论文》)的《天演论》和杨廷栋意译卢梭The
Social
Contract(《社会契约论》)的《民约论》,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兴起于中国之前影响中国近代思想最大的两部译作。虽说早有学者指出,严复的《天演论》并不就是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论文》,赵稀方在对读原作与严复汉译增删之异的基础上,清理出严复汉译《天演论》不仅对赫胥黎进行了改写,还通过按语引入了斯宾塞的“物竞天择”铁律。实际上风行一时的“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来自斯宾塞,并非赫胥黎,赫胥黎著书反对的恰恰是这一观点。不仅如此,赵稀方更进一步溯源探隐,不仅将其置于英国经验主义传统的参照中,也把它放在晚清传播的流变中,揭示出进化论原意所具有的渐进变化的英国经验主义在中国受到漠视,反而经由革命派的鼓吹,和平的进化论被改编成为革命进化论的变异,从而揭示出翻译与历史的吊诡。杨廷栋将卢梭《社会契约论》汉译成《民约论》也是如此,使“天赋人权”成为国人反抗清廷,进行民主革命的理论根据。实际上卢梭《社会契约论》里只有一句话提到,人民有权利打破自己身上的桎梏,获得自由,其主要内容探讨的是合理政治秩序的规则,并不在鼓吹革命。由此具有说服力地展现出西方社会学理论如何为中国晚清革命所改写和利用的状况。

我们有没有幻想过重新回到事件的起点?正如弗洛伊德所揭示的,重复是一个幽灵。事件、过程、人物,与往昔记忆的碎片,经意或不经意间重复发生。写作提供了一个生产场域,作家在这个场域里,与自己的思考、矛盾与怀疑,重复作战。《4321》的叙事者是可疑的,他是1/4,挺到了最后的弗格森,作为作家的弗格森,他来讲述这个故事。作者的介入性、自我意识的程度、他与被叙者的距离,都是模糊的。

“她身材苗条、亭亭玉立,步履轻快而稳重,全身洋溢着青春的朝气。她肤色属浅黑型,她有着圆圆的丰满的两颊,匀称的小嘴和鼻子,淡褐色明亮的眼睛,一头天然的棕色卷发。”

除此以外,《翻译与现代中国》围绕着侦探小说类型、《新青年》《学衡》、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翻译通报》、香港《文艺新潮》等几部杂志的汉译,还有“名著重印”、翻译女性主义和俄苏文学等重要的文化现象,展开了诸如翻译西方法律制度;反思近代汉译《茶花女》以来,崇尚感伤浪漫和底层批判,而忽略了西方文学中理性典雅传统的翻译引入问题;翻译的当代转型与延安整风运动及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之关联;香港翻译法国存在主义与对抗美国文化价值的特殊功能;翻译人道主义理论与新时期的思想复苏等等,都是在翻译与现代中国的大关怀下所进行的视野宏大的深入探究。赵稀方以一人之力显示了翻译的历史与文化研究所需要的通观性大格局,不仅横跨宗教、社会、文化、政治、历史、文学等不同领域,在他的专业文学之中又横跨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香港文学、俄苏文学等学科。从理论上又涉及18世纪启蒙主义、19世纪英国经验主义传统、现代主义、女性主义、人道主义、后殖民理论、文化派翻译理论,具有纵横中外古今的驰骋之气象,表现出作为翻译研究的学者应有的学养和视野。可以说,该书昭示出翻译研究的基本性质,就是跨学科。

从这个意义上,《4321》是一部后设小说,也就是说,小说会谈到《4321》的创作本身。詹姆斯·乔伊斯曾说,一个故事可以有“五百万种”讲述方法,其中每一种只要给作者提供一个“中心”,它就是正当的。作家弗格森说,人生不是一本书,故事只能向前发展,时间的移动有两个方向,事情以一种方式发生,却可以用相反的方式讲述它。在奥斯特设置的表达迷宫里,关于人物特定身份的文学表述方式遭到挑战,可感知的人生不再是自我的冰山的一角。蝴蝶扇动翅膀,一个弗格森死去,一个弗格森存活,作者随手拨弄,就能改变人物的命运,声称小说家不可扮演“上帝”的定律,在《4321》里无法成立。

她具有一种罕见的、辛辣的幽默感,她自己说,她的谈话和她的书信如出一辙,而她的书信情趣横溢、诙谐刻薄地妙语连珠,因此她的谈吐无疑也是才华横溢的。

赵稀方的研究也说明回望与反思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时,译介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与一般的影响研究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后者所依据的理论框架是“西方冲击-中国回应”,偏重于从西方对中国影响的角度来看问题。这种研究路子使西方扮演主动的角色,中国反而成为被动的从属者。事实上,中国向来是以自己的需要,为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主动“拿来”,并加以改造、融通和利用的。更重要的是西方对中国的影响也主要通过译介这个转换机制而实现。无论是翻译还是批评、介绍和阐释都经过了中国翻译家、理论家和史学家的改写。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考量外国文化-文学对中国文化-文学的影响,首先要立足于译介这个转化环节进行比较和影响研究,对译介的研究可以为重新审视、衡定和叙述中国文化-文学现代化历程和近现代中西交流与比较提供一条有效的途径,重建新的图景。

保罗·奥斯特描摹现实的画面,又以后现代的态度质疑现实。一种情节、一段描写、一番叙述,一旦被作者设定、写成,是否意味着对其他可能的放弃?就像我们的生活。

存留下来的大多数信件是写给她姐姐卡珊德拉的。简非常喜爱她姐姐。她们形影不离,同住一间卧室,直至简去世。卡珊德拉上学时,简也同她一起去,虽然她年纪太小,不能从女子学校的那种教育中受到什么教益,但离开她姐姐,她就会感到精神沮丧。她母亲曾说过,“如果卡珊德拉要被砍头,简也一定要同她共命运。”卡珊德拉比简漂亮,性格更为文静,不露锋芒,性情不太开朗;她有个“优点,总是能控制住自己的脾气,而简很幸运,有着一种从来不需要加以控制的脾气。”

最后,我想就书中提到的《红与黑》翻译论争谈一点看法,这涉及如何对待传统翻译理论和文化转向后的新兴翻译理论的问题。我觉得两者最好不要在时间上进行落后与先进的评价,实际上,两者针对和解决的是不同层面的问题。

简·奥斯汀写的每封信,几乎都很风趣,使人不禁哑然失笑,为了同读者分享这种乐趣,我摘录了一些能体现她风格的段落。遗憾的是,由于篇幅所限,不能多加摘录。

我以为集中于如何翻译才能弄清与原著对等的传统翻译理论,大致相当于詹姆斯·霍尔姆斯所划分的应用翻译研究,即为翻译提出政策性建议以及开展翻译批评。它一向隶属于外国语翻译的专业。对于应用翻译专业来说,以原作为基准,对等翻译的原则是其本体性的价值观。而文化学派翻译理论所开拓的新的研究路子,被学界称作是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是从历史的翻译现象出发,看到翻译不仅仅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问题,尤其是更为复杂的文学翻译更多涉及译语社会、文化、意识形态、诗学、译者、赞助者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因而,这一翻译研究学派与传统翻译理论的“原著中心论”相对立地倡导,以译本为中心,超越语言层面,在更宏阔的语境、历史、传统视野下,注重考察影响原著选择、翻译过程和译本接受的各种文化因素,不再局限于传统翻译研究所探讨的译作如何更好地传达原作的问题。

独身女子对于受穷有一种可怕的癖好,这是赞成婚姻生活的一个强有力的理由。
只要想想霍尔特夫人死了!可怜的女人,在这个世界上她做了她可能做的唯一的一件使人不再攻击她的事。
我们出席了W·K·夫人的葬礼。我不知道有什么人喜欢她,因此对生者也就漠不关心了,但我现在对她丈夫深感同情,认为他最好同夏普小姐结婚。

总之,传统翻译理论和文化学派翻译理论是在两个研究路向上发展的根本不同甚至是相反问题的思考。传统翻译研究归根结底探讨的是翻译怎样能与原著对等的问题,是对翻译实践本身的研究与批评;而文化学派的翻译研究恰恰要从原著与译著的相异部分起步,探究译著为何与原著不同的问题。前者处理的是翻译本身的专业问题,只要有翻译出版,就应有评判其高下优劣的批评建议活动,以发挥监督与改善的作用;后者虽然把翻译现象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但不以推动翻译学科本身的发展为目的,而旨在描述与探究文化、历史或文学史的图景和问题。所以,为更好地加以区别起见,我主张将文化学派的中国翻译研究专称为“汉译研究”,以与传统翻译研究相区别。

简·奥斯汀喜欢跳舞。下面是她对所参加的舞会的一些评论:

尽管从20世纪末以来,中国翻译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研究的新范式,但翻译专业仍有其不可动摇的原作基准价值观,以及汉译研究所不涉及的应用翻译研究的范畴和领域。这样说并不是想画地为牢,恰恰是要解放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翻译研究探讨的不是如何翻译的专业问题,而是通过汉译现象研究中国哲学、政治、教育、文学等的历史与文化问题,这一面向的研究不仅跨学科,而且属于各个学科,只要有汉译的学科,都可以进行翻译研究。

有位先生,一位柴郡的军官,很漂亮的一个年轻人,有人告诉我,他很想经人介绍同我相识;然而,他的欲望并没强烈到使他采取行动,我们就无缘相逢了。
美人不多,仅有的几个也并不漂亮。伊勒蒙格小姐脸色不太好,布伦特夫人是唯一受大家奉承的人。她同九月份时一模一样,同样的宽脸蛋、钻石头带、白鞋,和同样的穿着入时、脖颈肥胖的丈夫。
查尔斯·保勒特在星期四举行了一次舞会,当然引起了他左邻右舍的极大不安,你知道,他们对他的经济状况有一种十分强烈的兴趣,希望他很快就破产。他妻子既愚蠢又奢侈,脾气又坏,而这些正是他邻居所希望的。

她长着张利嘴,有着异乎常人的幽默感。她喜欢放声大笑,也喜欢引别人笑。一个幽默家想起一件可笑的事,要希望他或她把这事藏在心里不说出口,这就强人所难了。天知道,爱开玩笑而又不显一点刻薄,这有多么的不容易。天生的善心中没多少刺激性。简能敏锐地察觉到别人的荒唐愚蠢,自命不凡,装模作样,虚情假义,这不仅没使她生气苦恼,反而使她觉得有趣,这实在令人钦佩。

她的良好教养使她不忍说那些会刺伤别人的话,但同卡珊德拉一起来取笑他们以自娱,她肯定认为这无伤大雅。甚至在她最诙谐辛辣的话语里,我也看不出有任何恶意;她的幽默正像幽默应该的那样,基于精确的观察和坦率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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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人指出,虽然她一生经历了历史上某些最轰轰烈烈的事件,法国革命、恐怖时期、拿破仑的兴起和溃败,然而在她的小说里却丝毫没涉及这类事件。为此,她还受过责备,说她过于超然物外。

应该记住,在她的时代,妇女参政是不文雅的,那是男人搞的事,妇女甚至不读报;由于她没写到这些事件,就以为她没受到这些事件的影响,这种说法是没根据的。她喜爱她的家庭,她的两个哥哥在海军服役,经常身处险境,她的书信表明,她对他们魂牵梦萦,日夜思念。

她不写这类事件,不正显出她高超的见识吗?她生性谦虚,从没想到她的作品在自己死后很长时间里还会有人去读,要是那是她的目的,她也不可能做得比这更明智了,就是避免涉及那些从文学观点来看仅是昙花一现的事件。过去几年中出版的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小说早已无人问津。它们像告诉我们每天发生些什么的报纸一样纯属过眼云烟。

奥斯汀·李的《简·奥斯汀传》中有这样一段话,只要稍加想像,就能了解奥斯汀小姐在那漫长而宁静的岁月里在乡间过着一种怎样的生活。


一般来说,让仆人去处置的事少了,而更多的事由主人和女主人亲自照料。至于女主人,我相信,通常认为……她们亲手配制家酿的酒,用药草制作家用药以及烹调高级佳肴……夫人们并不轻视纺纱织布。有些夫人喜欢在早餐或茶点后亲手洗涤上等的瓷器。”

奥斯汀小姐对衣帽、围巾有着浓烈的兴趣,她善于针黹刺绣。她十分喜欢漂漂亮亮的年轻男子,也不反对同他们调调情。她不仅喜欢跳舞,还喜欢看戏,打牌和其它不费脑筋的娱乐。


她对使用手指的一切游戏都十分擅长。我们之中没人能像她那样能把游戏棒撒得那么圆,再沉着地用手一根根取走。她玩杯球戏出神入化。在乔顿玩的游戏对她轻而易举,据说她能连续一百下接住球。毫不奇怪,她特别受孩子们的喜爱;他们喜欢同她嬉笑玩耍,喜欢听她那讲不完的故事。”

没人会把简·奥斯汀描绘成一个女才子(对这种人她不屑一顾),但显然她是位有教养的女人。研究她小说的权威贾波明列了张她读过的书的书单,这是张洋洋洒洒的书单。当然她读过芬纳·伯纳、玛丽亚·艾奇沃斯、瑞克里芙夫人(《培都尔佛的神秘》)的小说;她读过法国和德国小说的译本(其中有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只要能从巴思和南安普顿的流动图书馆借到的书,她都读。

她熟谙莎士比亚的作品,当代作家中她读过司各特和拜伦的作品,但她最喜爱的诗人看来是柯伯。不难理解为什么他那种冷峭、绮丽、睿智的诗句吸引了她。她读约翰生博士和鲍斯韦尔的作品,大量的历史著作以及不少的宣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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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要来谈谈对她来说显然是最重要的事,她写的书。很难断定她小说中哪一部最好,因为它们全都是上乘之作,而且每一部作品都有其忠实的、甚至狂热的赞赏者。麦考莱认为《曼斯菲尔德庄园》是她的登峰造极之作;另一些同样著名的评论家更喜欢《爱玛》;狄史累里把《傲慢与偏见》读了十七遍;今天许多人把《劝导》看作她最成熟的精品。

我相信,广大的读者把《傲慢与偏见》看成是她的杰作,这正可说明他们的识别力。因为一部作品之所以成为经典作品,并不是由于评论家的交口称誉、教授们的分析阐述或是在大学课堂里进行研究,而是一代一代的读者在阅读中获得乐趣和精神食粮。

按本人粗陋之见,《傲慢与偏见》总的来说是所有小说中最令人满意的一部。《爱玛》中女主人公的势利习气使我觉得别扭;她对社会地位比她低下的人摆出一副屈尊俯就的样子,对佛朗可·邱吉尔和简·凡可斯之间的风流韵事,我并没特殊的兴趣。这是简·奥斯汀小姐的小说中唯一的一部我感到冗长的作品。在《曼斯菲尔德庄园》中,男女主人公蕃妮和爱迪芒特是令人难以容忍的道学家,我的同情心全在不拘小节、生气勃勃、可爱的亨利和玛丽·克劳福这一边。

伽洛特教授,一位学识渊博、诙谐的评论家,曾经说过,简·奥斯汀没写故事的能力,他解释说,他说的故事是指富于浪漫色彩的或是非同凡响的一连串事件。简·奥斯汀不具备这方面的才能,她也不打算往这方面努力。她有过人的见识以及一种生气勃勃的幽默感,使她不耽于幻想,她感兴趣的并不是不平凡的事件,而是平凡的事。她凭籍自己敏锐的观察力、冷嘲热讽以及她巧妙的措辞,使平凡的事件显得非同一般。

说到故事,大多数人指的是一种包含有开端、中间部分、结尾的连贯而又表达清楚的叙述。《傲慢与偏见》以两位年青人的到来作为恰当的开端,他们对伊丽莎白和她姐姐的爱情是小说的主题,小说以他们的结合而告终。这是种传统的大团圆结尾。这种结尾引起了深谙世故的人的讥笑,诚然,许多婚姻,也许是绝大多数,确实并不幸福,此外,婚姻并没结束什么:它只是进入了另一种经验。许多作者因而以婚姻作为他们小说的开场,论述其结果。这是他们的权利。

但我觉得,普通人把婚姻看作一部小说的令人满意的结局有其一定的道理。我想,他们持这种观点,是因为他们有一种深切的、本能的感觉,男人和女人通过婚姻完成了他们生物学上的职责;他们很自然地感到,爱情的产生、曲折、误解、山盟海誓、有了传种接代的子女,这些步骤的完成满足了他们的兴趣。

对大自然来说,每对夫妻仅是一条锁链中的一个环节,这一环节的唯一重要性就在于另一环节可以增加上去。这是小说家采用大团圆结尾的理由。在简·奥斯汀的书中,读者由于得知新郎有着一大笔地产收入,会把新娘带往一所漂亮的住宅,周围是花园,屋里布置有昂贵讲究的家具,而大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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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傲慢与偏见》足一本结构精巧的书。前后事件衔接得极为自然,没有令读者迷惑不解的地方。伊丽莎白和简这么有教养、彬彬有礼,而她们的母亲和三个妹妹竟然如此平庸,这种安排对奥斯汀小姐要叙述的故事又是必不可少的,这也许会令人不解。我私下感到纳闷,为什么她不把伊丽莎白和简写成是班纳特先生前妻的女儿,而小说中的班纳特夫人是他的续弦,也是三个小女儿的母亲,这样就可避开这块绊脚石了。

简·奥斯汀在她所有的女主人公中最喜欢伊丽莎白。她写道,“我必须承认,我把她看作小说中出现过的最令人愉快的人物。”如果按某些人的看法,她本人是伊丽莎白形象的原型,她确实把自己的欢乐、勇气、机敏、见识赋予了伊丽莎白。在她描绘温柔、善良、美丽的简·班纳特时,她脑海中出现的是她姐姐卡珊德拉,做出这种设想也许并不草率。

达西一般被人看作是一个无耻之徒。他第一次过错是在同一伙人去参加的舞会上拒绝同不相识也不想结识的人跳舞。这并非什么滔天大罪。确实,在他向伊丽莎白求婚时,有一种不可饶恕的傲慢态度,然而,对出身、财产的骄傲是他性格中的主要特征,缺少了它就没故事可讲了。再者,他求婚的姿态给了简·奥斯汀机会来描写书中最富有戏剧性的场面。可以想见,简·奥斯汀在以后阅历丰富后,就能够把达西的感情表现得会引起伊丽莎白的反感,而不至于从他嘴里说出那些令人难以相信的话语,使读者大为震惊。

在描写凯瑟琳夫人和柯林斯先生时,也许略有夸张,但据我看,稍有些喜剧因素是容许的。喜剧因素能把生活表现得比通常更绚丽多彩、更冷峭严峻。用一点笑剧夸张手法总还无伤大雅。有分寸地搀和点笑料,就像在草莓上撒些白糖,可以使喜剧味更加醇厚浓郁。

谈到凯瑟琳夫人,人们必须记住,在简·奥斯汀时代,当一个人和比自己地位低下的人相处时,身份地位会给他一种巨大的优越感,而这些人对自己所处的地位并无怨恨不满。如果凯瑟琳夫人把伊丽莎白看作是门户低微的小丫头,让我们不要忘记,伊丽莎白就因为她姨母是个律师的妻子,对她的看法也好不了许多。在我自己年轻时,离简·奥斯汀所写的时代已有一百年之久,我熟识一些贵妇人,她们那种傲慢自大的姿态,虽然不再那么荒唐可笑,但同凯瑟琳夫人的时代相比却无很大差异。至于柯林斯先生,甚至在今天谁还没见过这种目中无人、谄媚拍马集一身的人?

在我看来,这本可爱的书的最大的优点就是十分令人爱读,比某些更伟大更著名的小说更令人爱读。正如司各特所说,奥斯汀小姐描写的是人们的日常生活、内心感情以及许多错综复杂的琐事;并没发生什么了不起的事,然而当你读到一页末尾时,为了知道接下来发生的事,你就急不可耐地翻过去;同样没发生什么大事,而你又迫不及待地掀动书页。

使你这么干的能力是一位小说家所能具有的最大的才能,我常常纳闷,是什么创造了它。为什么即使你把这本小说读了一遍又一遍,而你的兴趣仍不减当年?我认为,对于奥斯汀的小说,是因为简·奥斯汀对她的人物以及他们的命运有着巨大的兴趣,是因为她深深地相信他们。

【本文节选自毛姆《巨匠与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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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毛姆著,《巨匠与杰作》,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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