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波特确实在他的下一部作品——《冷血》中达成了自己的理想,沃尔科特和他的作品早已蜚声世界

卡波特确实在他的下一部作品——《冷血》中达成了自己的理想,沃尔科特和他的作品早已蜚声世界

| 0 comments

在这封长信《我忏悔》中,主人公以一个普通人自身的经历和翻阅人类历史和熟识者的历史的感悟,坦陈他一辈子扛着的自己的过错和全人类的过错,陈述宗教裁判所、纳粹集中营、大屠杀、佛朗哥净化政策等造成的无法原谅的罪恶,通过对欧洲历史的批评探究恶的本质。

2017年3月17日,诗人、剧作家德里克·沃尔科特在圣卢西亚家中去世,享年87岁。作为199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沃尔科特和他的作品早已蜚声世界,因此当他去世后,圣卢西亚这个东加勒比海中面积仅
616 平方公里的小岛国也为他举办了盛大的国葬。

一提起美国作家杜鲁门·卡波特,人们总会想起他混迹上流社会的华丽人生和那部与其人生交辉相映的作品——《蒂凡尼的早餐》。

1898年1月13日法国《震旦报》头版刊登了左拉致总统的公开信《我控诉》,控告法国陆军最高领导和军事法庭制造了德雷福斯案,让犹太籍军官德雷福斯上尉蒙冤受辱,左拉在万字长文中写道:

沃尔科特一生多产,共出版过10多本诗集,近30部戏剧,但真正使他享誉世界文坛的还是他在1990年出版的长篇巨作《奥麦罗斯》。

《蒂凡尼的早餐》的确算是卡波特文学创作的分水岭,作家本人曾声称:

“我只有一个目的,以人类的名义,让阳光普照在备受折磨者身上,人们有权得到幸福,我的激烈抗议,只是我灵魂的呼声”。

这部长诗共64章,8000多行,可梳理出四条主线:

我有两段生涯。第一段是早熟期的生涯,年轻人自然而然地写出了一系列作品,也有相当出色的。即使到了今天,我拿起那些作品,还是会佩服说真是不坏。简直像在读别人写的东西似的。我的第二段生涯始于《蒂凡尼的早餐》。从那时起,我有了不同的看待事物的方法,开始使用不同的文体——当然,是在某种程度上。文体的确在那一时刻完成了变化,文体经过修整,变得简朴,得到更好的统御,成为更加清晰的东西。在很多地方,新文体不像以前的那么富于刺激,或者可以说,也不再那么新奇独特了。另外,它比以前的写起来要费劲得多。我还远未完成自己想做的事,远未到达自己想去的地方。关于下一本新书,我想说的是,我将尽可能接近那个地方——至少从战略上。

然而他的呼吁与批判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反思,屈辱与劫难仍在无数次重演,社会在二战期间走入罪恶的深渊。一个多世纪以后的2011年,乔莫·卡夫雷笔下的人物阿德里亚写就一封长信《我忏悔》,以一个普通人自身的经历和翻阅人类历史和熟识者的历史的感悟,坦陈他一辈子扛着的自己的过错和全人类的过错,陈述宗教裁判所、纳粹集中营、大屠杀、佛朗哥净化政策等造成的无法原谅的罪恶,通过对欧洲历史的批评来探究恶的本质,完成对灵魂的拷问,因为如果罪恶无需遭受惩罚,人类就不会有未来。

一是两个加勒比海渔民——黑奴后代阿喀琉和赫克托,争夺美丽女佣海伦的故事。二是英国二战退休军官普朗科特和妻子在圣卢西亚的退休生涯。三是作者本人的世界旅行。四是菲洛克提提的伤口。

事实证明,卡波特确实在他的下一部作品——《冷血》中达成了自己的理想,创立了新文体“非虚构小说”。继《冷血》之后,卡波特再也没能写出像样的小说,遭遇了高峰后的回落。其中的原因颇为复杂,而结局便是他的创作与人生如滑坡的山体走向末路。如若人们进一步了解这位20世纪传奇作家,将会看到他的形象在两个极端中辗转,形成强烈的反差:一个是白皙纤弱的美少年,面颊旁入镜的花将他映衬得更为脆弱敏感;另一个是追逐名利、与梦露共舞却难掩心力交瘁之感的中年作家。在卡波特众多照片中,唯独这两张视角毒辣,相机所捕捉到的成为卡波特一生中最为精准的注脚。作为一名体验式作家,他的作品与人生无法被隔离,它们交织、渗透、最终粘连在一起。

乔莫·卡夫雷,加泰罗尼亚语小说家,1974年开始从事小说写作,在1980年的一部作品中,他首次大量使用音乐作为题材,此后这也成为他小说中的常见主题。目前,乔莫·卡夫雷已经出版过十部长篇小说,五个短篇集,三个文集,三部青少年小说和十多个剧本。

熟悉荷马史诗的读者,应该已经从上述人名中猜到,沃尔科特这部长诗正是把《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作为结构原型,穿插描写了故乡加勒比海的历史与文化,时间与空间、神话与现实相互交织,形成了极为复杂迷人的文本。

卡波特全名为杜鲁门·贾西亚·卡波特(Truman Garcia
Capote),于1924年9月30日生于新奥尔良,幼时因父母离异被送至南方阿拉巴马州小镇的亲戚家寄养。1935年北上纽约接受启蒙教育。纵观卡波特生前的重要作品,皆与纯洁的遗失、爱与孤独有关。这成为他生命的底色、沉淀于河床上的细腻的沙:

1

“奥麦罗斯”(Omeros)是现代希腊语“荷马”的意思,沃尔科特通过拆分这个名字的音节,赋予了它极其丰富的涵义。

1948年,发表长篇处女作《别的声音,别的房间》,讲述一个男孩的寻父之旅,描述了孤独带来的痛苦,对爱的渴望。这部自传式作品引起人们的关注。

一个人一把琴几世的罪恶

随后便是阿喀琉与赫克托为了海伦进行决斗的场面,只不过,决斗的地点从特洛伊变成了圣卢西亚岛上的一个村子。

1951年,发表中篇小说《草竖琴》,同样以童年时代在南方的回忆为创作素材。

《我忏悔》这部雄心勃勃的小说是西班牙作家乔莫·卡夫雷历时8年打磨而成的匠心之作,被一些评论家追捧为加泰罗尼亚语文学中的《魔山》。全书厚达800多页、近60万字,分为7个部分59章,时空跨度大,纵横欧洲上下600多年,情节复杂,人物众多,就像一个复杂的混联电路,其内多个故事同时展开,许多人物毫无交集,宛如并联电路,互不牵制但共同前进,最终因为同一个线索或相同的主题而合成一个完整的故事。

这个村子与荷马的古典世界形成强烈反差,极具现代元素,比如夜晚充斥着迪斯科和跳舞狂欢的人群。

1956年,首次发表童年回忆式短篇小说——《一个圣诞节的回忆》。

小说有两条叙事线索,一条是人类集体历史的大框架下阿德里亚的个人成长历程,另一条是一把几易其主、承载着几代人故事的小提琴的历史。阿德里亚1946年生于巴塞罗那的上层资产阶级家庭,自幼天赋过人,博学多才,通晓13种语言,精通音律,擅长小提琴,但他一直是缺爱的孤独之人,小时候得不到父母的疼爱,父亲的意外身亡撬开他的恐惧之门,青年时期热恋的女友萨拉的不告而别让他意志消沉,佛朗哥的独裁统治让他压抑得逃离,于是他深入研究哲学,在阅读和音乐中寻求安慰。正是因为向历史纵深挖掘,他发现了许多残酷的真相和不为人知的罪恶,执着于思考的他一直觉得自己不可避免地背负着全人类的罪恶,只能依靠拉小提琴、欣赏恋人萨拉的画作来完成自我救赎,但是对他来说“艺术是我的救赎,却无法拯救全人类”。

最后荷马来到现实中,通过与诗人沃尔科特的对话,对战争进行反思。

1958年,发表《蒂凡尼的早餐》,名声大噪。这是一个关于沉浮于繁华人世,怀念着纯洁的故事。

书中的小提琴维亚尔与著名的小提琴“弥赛亚”一样拥有悲壮凄美的故事。在这把小提琴身上我们看到了数个世纪里人类的罪恶:14、15世纪,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宗教裁判所审判官尼古劳·埃梅里克以天主之名,为教会利益,用强硬手段主持宗教法庭,残酷对待异教徒,书记官米克尔修士因为这些残忍行为而感到良心不安,遁避于偏远严寒的修道院,并撒下冷杉和枫树的种子;两百年后,意大利乐器寻木人亚基亚姆因行业冲突而杀人,避难到西班牙,不辞千辛万苦找到废弃的修道院旁的冷杉和枫树,把珍贵的木材运回意大利;1764年制琴师把其中一段木材送给年轻的徒弟洛伦佐·斯托里奥尼,以徒弟放弃与女儿的恋爱为条件,帮助徒弟完成了这把成名杰作——斯托里奥尼小提琴;中间人维亚尔因在卖琴过程中赚取高额差价被发现,情急之下杀死了买琴人、法国小提琴家勒克莱尔,琴盒沾上鲜血;不堪忍受梦魇缠身的维亚尔把琴高价卖给比利时的阿尔坎家;进入20世纪后,犹太人阿尔帕茨的岳母从家道衰落的阿尔坎后代手里买下这把货真价实的名琴,二战爆发,阿尔帕茨一家被抓入集中营,小提琴落入党卫队的福格特医生之手;巴塞罗那的古董商费利克斯以卑劣手段压低价格购得小提琴,虽最终遭遇复仇而意外身亡,但阴差阳错地把琴留给了他的儿子阿德里亚。小提琴的命运与阿德里亚的生活交织在一起,几世的罪恶都压在阿德里亚的身上,让他饱受折磨。

当然,对荷马史诗进行变形,只是沃尔科特《奥麦罗斯》中的一条主线而已,要想真正梳理清楚这部长诗的人物和叙事线索,还需要读者付出一定的耐心和知识积累,正如本书译者杨铁军所言,“沃尔科特多次说,他的本意并非把这本书写成一个供学者们钻研的谜语般的文本,然而《奥麦罗斯》对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的指涉,对西方经典的大量运用,给喜欢勾陈索引的学者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探索空间。”

1966年,发表《冷血》,这部耗费卡波特6年心血的作品成为他的代表作。创“非虚构小说”先河,引来众多效仿。

2

多年来,花城出版社持续出版的“蓝色东欧”系列,是我关注和喜爱的一套丛书。这套丛书为国内读者译介了诸多重要的东欧作家,其中也包含三位重量级的诗人,如切斯瓦夫·米沃什、亚当·扎加耶夫斯基、兹比格涅夫·赫贝特。

1968年,发表短篇小说《一个圣诞节》。

罪恶与秩序

《两座城市》是“蓝色东欧”系列新近出版的一种,作者是波兰“新浪潮”诗歌代表人物亚当·扎加耶夫斯基。这部散文、随笔合集的英文版有“论流亡、历史和想象力”的副标题,分别概括了全书三个部分大致的主题。

1975-1976年,据日记、与亲友的来信撰写《应许的祈祷者》,但由于亲友的反对未能发表。

汉娜·阿伦特说:“恶的问题将是战后欧洲知识分子生活的基本问题。”二战时期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和纳粹的灭绝营让学界不断探究恶的本质,《奥斯维辛》的作者、英国历史学家劳伦斯·里斯曾说:

扎加耶夫斯基这本书里最令人动容的文字,毫无疑问属于他的回忆性散文《两座城市》,在读的过程中,我总是会想起俄裔美籍诗人布罗茨基的名作《小于一》,它们都是作者献给自己祖国和成长岁月的深沉乐章。

1983年,发表短篇小说《感恩节来客》。

“历史学应该致力于引导人们懂得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罪恶,还有什么比这个目的更为重要呢?倘若不能懂得为什么发生这样的罪恶,你就不能环视这个世界,思考为什么它还会再次发生。”

扎加耶夫斯基的“两座城市”是指利沃夫和格里威策,前者是他的出生地,后者是他童年和少年时生活的城市。

《圣诞忆旧集》的简体中文版本于2009年由译林出版社出版,2018年再版。书中收录了卡波特分别于1956年、1958年、1983年创作的三篇短篇小说:《一个圣诞节的回忆》、《一个圣诞节》和《感恩节来客》。这本书凝结了作家辉煌与丑闻交织的一生中最为质朴无华的时光。故事皆发生于主人公巴迪寄宿于阿拉巴马远亲家中的童年时代。如若把故事的时间背景与作者的人生重叠起来,我们将看到那个远离父母寄人篱下的小男孩巴迪/卡波特是如何度过了他最美好的时光;也会看到两者的面孔是怎样令人倍感忧伤地重叠在一起。

恶的问题是作家乔莫·卡夫雷一直在探究的主题,在《我忏悔》中,他以阿德里亚的成长历程为主轴,用小提琴的故事来串联,以炭笔素描的方式描绘出人类经历的几个世纪的罪恶和陷入罪恶漩涡中的灵魂,帮助我们思考恶存在的原因以及罪恶可否得到救赎。

1945年二战结束后,雅尔塔会议上,原属波兰的利沃夫被划归苏联(苏联解体后属乌克兰),而德国占领的西里西亚地区(包括格里威策在内)则重归波兰。扎加耶夫斯基一家人因此需要从利沃夫迁居西里西亚的格里威策。

太阳底下无新事,每个人所遭遇的残酷幻灭与衍生出的绵延乡愁以及孩童时光的欢愉大抵是相同的,人们各自频频回溯、于心底哀叹、起执笔描绘之意。读卡波特的《圣诞忆旧集》,其中关于童年的回忆会让人想起黑塞的《童年轶事》,小男孩人生中的初次幻灭又会让乔伊斯的《阿拉比》进入脑海中,小说拙朴的白描手法还会勾起人对麦卡勒斯的《伤心咖啡馆之歌》的回想。小说童真烂漫的笔触铺满一张张书页,而其间又能让人窥见些许忧伤,幸福和哀愁的交织构成了这部令人垂泪的短篇集。

劳伦斯·里斯调查发现,在奥斯威辛犯下屠杀罪恶的人不是少数虐待狂或变态者,而是社会中普通的“好人”,他们当中不乏受过良好教育,拥有博士学位的社会精英;汉娜·阿伦特在研究审判艾希曼的案例之后得出“恶的平庸性”的结论。卡夫雷显然同意他们的观点,在小说中每个相对独立但又相互映衬的故事里,邪恶普遍存在,它存在于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里,存在于17世纪寻木人的嫉妒之中,存在于对金钱、对美色、对艺术品的贪婪之中,存在于对某种执念的贪恋之中,存在于战争的硝烟炮火中,存在于为建立新秩序而屠杀的集中营中,存在于活体医学实验中,存在于反对政府的恐怖主义袭击之中。这些恶不仅仅“存在坏人的意志里。没有坏人,恶仍在我们心里蔓延了几个世纪”,而且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卷入这些罪恶。因此,阿德里亚的挚友贝尔纳特因痴迷写作却久不成功的挫败感,为把阿德里亚的手稿据为己有而杀死阿德里亚的做法就是恶普遍存在个人心中的最好例证。

然而新的城市留给扎加耶夫斯基的印象,就是一个糟糕的工业化城市。但厌恶归厌恶,生活还是要继续下去。况且,他有时还能从同学那里,收获一些德国唱片公司留下的古典音乐唱片,那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回忆本就是抽离自我的一次神游,试图抛弃肉身和现实回到永不可到达的往日之地。当作者的灵魂远离浮华的上流社会缓缓靠近童年时代时,提笔就用了“想象”一词:

恶为何存在?卡夫雷借阿德里亚的研究《柳利、维柯与柏林》给出了他的答案:以建立或维护一个秩序的意志为由。虽然中世纪的神学家和哲学家柳利、18世纪的哲学家维柯与20世纪的以赛亚·柏林之间有诸多不同,但阿德里亚认为这三个人希望通过研究世界整理出一个秩序的意愿是一致的。与霍布斯认为的自由让位于秩序所不同的是,历史上许多时候,人类群体或个人以上帝之名、进步之名、未来之名等各种名义让欲望强烈的支配性自由肆意扩大,以暴力手段维护旧秩序或建立新秩序,从而犯下各种罪恶,例如宗教裁判所的审判官以上帝之名捍卫天主教正统秩序,对异端邪说一律歼灭;纳粹德国以所谓进步之名建立新秩序,残酷屠杀犹太人;1995年蒂莫西·詹姆斯·麦克维以反政府为由制造惊天大爆炸,杀死无辜之人;贝尔纳特以需要阿德里亚的书稿来树立著名作家声誉为念而杀死了好友。正如汉娜·阿伦特所说,恶泯灭了思维,推翻了原来的合法秩序,把谬误与恶意变成一个新的“正义”的基础。

当然,并非每个迁居的波兰人都能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多年以后,扎加耶夫斯基回想起一位楼下的邻居,他搬到新城市后,为了表示抗议,甚至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住所。

想象十一月末的一个清晨,二十多年前一个冬日早晨的来临。想象一个乡村小镇上一爿老宅中的厨房……厨房的窗前站着一个妇人,白发剪得很短,脚上一双网球鞋,夏天的花布裙外罩了件没有形状的灰色毛衫。她娇小灵活,像只矮脚母鸡。不过,因为年轻时的一场久病,肩背变成令人遗憾的微驼。她的脸很特别,有点像林肯,像他的一样嶙峋,而且染了风霜日晒的颜色,可同时又有点娇气,骨骼匀细;眼睛是雪利酒的黄褐色,目光惊怯。“哦天,”她欢快地喊道,气息吹蒙了窗玻璃,“做水果蛋糕的天气到了。”

罪恶可以得到救赎吗?卡夫雷笔下的阿德里亚认为“对罪人而言无可救赎,充其量只能获得被害者的谅解。纵使拥有被害者的原谅,也不见得可以继续生活。”每一个罪人必须承担罪恶,承担罪恶带来的惩罚,最终才可能“设法睁着双眼走入亡魂之地”。

两座城市,对于扎加耶夫斯基来说,仿佛就象征着历史和现实生活里无尽的矛盾与纠缠、希望与恐惧、光明与阴森……这些情绪如童年时代听过的古典音乐,不断循环在诗人的耳边。

人们常说,一部小说最重要的部分在于开端第一句话,马尔克斯曾在名作《霍乱时期的爱情》中开篇便是:“不可避免,苦杏仁的气味总是让他想起爱情受阻后的命运。”它奠定了整本书的基调,涵盖了整本书所要传达的一切。而回忆既可以抽象如气味,也可以具象如画面。卡波特在本书中开篇的“想象”是感慨往日不可复的哀叹。这也勾画出自己童年乃至日后整个人生最重要的那个人——好朋友苏柯小姐的经典形象。画面中的每一个元素都具有象征性,直指自己心中对方身上的特质。苏柯小姐那句少女般的“哦天,做水果蛋糕的天气到了”更是囊括了主人公巴迪(也就是卡波特自己)童年时代和苏柯小姐一起经历的所有趣事:做蛋糕、买威士忌酒、砍圣诞树。

卡波特确实在他的下一部作品——《冷血》中达成了自己的理想,沃尔科特和他的作品早已蜚声世界。奥斯维辛之后,历史研究报告、博物馆让人们看到了恶的本质与平庸性,但每个普通人在罪恶之中经受的灵魂折磨与忏悔、“经历的真实性”很难通过这些报告完全展现,必须“通过艺术传递,通过文学重现”,我想这就是乔莫·卡夫雷创作的意图,让每一个人在罪恶中端详灵魂,完成自我的救赎。 

纯真如孩童般的老处女苏柯小姐、远离父母寄人篱下的小男孩巴迪、还有一只机灵的黄白毛捕鼠梗犬奎妮构成了这本小说集的主要人物。“老人、小孩和动物”所组成的故事如果由孩童的视角和语气来描述的话,无异于最为有力的催泪利器。美国大萧条时期,三人躲在阿拉巴马的乡野间于清贫中构建温暖乐园。

在这三个小短篇中,第一个故事《一个圣诞节的回忆》早早和盘托出整个小说集的结局:圣诞节后,巴迪离开阿拉巴马进入一所军事院校;之后,故乡的捕鼠梗犬奎妮被马踢伤,被埋葬在了她平时喜欢埋骨头的那片草地里;而苏柯小姐也在几年后病逝。

在第一个故事的结尾里,卡波特这样写道:“家是我朋友在的地方,可我再也没回去那里……这事发生时,我是知道的。一条简单的口信证实了体内某根隐秘的血管已经接收到讯息,割去了我生命中不可替代的一部分,让它像断线的风筝一样远去。”

后两个故事——《一个圣诞节》、《感恩节的来客》在第一个故事所营造的逝者不再的忧伤氛围中继续回溯童年。与第一个故事相反,最后一个故事——《感恩节的来客》的结尾不具备收尾的功能,突显了一种悠然的延续感:奥特——巴迪童年的同班同学前来拜访苏柯小姐,苏柯送了他被戏称为“狮子”的怒放的菊花——

“哦,奥德,”他反身上路后,她冲他喊道:“小心。它们是狮子,你知道。”但他已经听不见了。我们望着他,直到他过了转角。他对自己携带的危险一无所知,那些菊花,冲着黄昏时低垂的青色天幕燃烧,咆哮,吼叫。

在这样的结尾中(我也将它看作是整部小说集的结尾),记忆中的苏柯小姐、巴迪和奎妮似乎站在永无落日之时的黄昏下,目送奥德远去。让读者沉溺于笔者的回忆中,再未回过神来。

而第二个故事《一个圣诞节》则讲述了巴迪平生第一次离开阿拉巴马州,被接到爸爸家中,在新奥尔良度过圣诞节的故事。如果说第一个故事在末尾刺破了整篇回忆的温馨氛围,让哀伤笼罩它,让回忆的甜蜜转为辛酸;那么这第二个故事则继续在上面划一道口子:故事所讲述的是对之后将要面临的永久别离进行的一次排练、也是一次暗地里的预言。作者以巴迪的孩童视角描画了新奥尔良不同于那“被森林、农场和河流环绕、与世隔绝的阿拉巴马小镇”的社会图景。这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满足了他对礼物的渴求、让他见识了浮华及其不堪、体味“圣诞老人并不存在”所代表的破碎与现实的侵入。和第一个短篇《一个圣诞节的回忆》一样,在这篇故事中,童年关于圣诞节的回忆为主体,这主体身后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这尾巴便是后来的事。这后来的事和故事的主体一样未能超出作者的回忆范围,在回溯中,它们自由地跨越时空,引发读者的唏嘘。

三个短篇小说组合在一起,如拼图一般拼凑起一个人一生的时光与命运。如果说这部小说集本身具有纯洁和伤感的双重力量,故事出自卡波特之手这一事实会为小说再加上一倍力量,作家名流生活的糜烂与所写下故事(说回忆录更为贴切)的纯洁之间的对比令人唏嘘。正如前文所述:卡波特曾靠惊世之作“非虚构小说”《冷血》名利双收,之后便鲜有力作问世,余生漂浮于纸醉金迷中,呼朋唤友夜夜笙歌,办世纪派对“黑白舞会”,酗酒吸毒,最终死在友人家中。临终只留下一句“是我,是巴迪,我冷。(It’s
me, it’s Buddy. I’m
cold.)”生活给予的这一份半途而废的爱让卡波特在奎妮和苏柯小姐死后再无归宿。成名后的三十年里,卡波特在周旋于各色社交名流之余,断断续续地频频回望,写出了关于童年圣诞节、感恩节回忆的三个故事,也是应了陆谷孙先生于本书序言中所说的那一句“梦回愁对一灯昏”。

奇妙的是,这样一本名字看似甜蜜温馨读来却不无苦涩的书却成为了美国人在圣诞节频繁互赠的礼品书。对于卡波特而言,每逢圣诞,人们读起他的童年想着他,也许就是给巴迪最好的圣诞礼物了吧。

圣诞快乐,卡波特,以及巴迪。

相关文章

发表评论

Required fields are marked *.


网站地图xml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