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二十一岁时已经发表了第一篇小说《年轻人》,1946年当选为前南斯拉夫作家协会主席

但他二十一岁时已经发表了第一篇小说《年轻人》,1946年当选为前南斯拉夫作家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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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D·塞林格大概觉得《麦田里的守望者》毁了他的一生。他的传记作者写道:“塞林格用十年时间写出了《麦田里的守望者》,余下的日子都在为此懊悔。”

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是一位深奥难解的匈牙利作家,他的作品《撒旦探戈》为这种难解提供了有力注脚。这部小说思想的多义性和结构的复杂性延展出了巨大的阐释学空间,又仿佛一座迷宫,让人不断追问为什么。事实上,无论是关于作者与作品,还是关于主题和叙事,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有很多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也就理解了《撒旦探戈》。

伊沃·安德里奇 推荐人:洪羽青

《麦田》出版之前,他像大部分勤勉的写作者那样对发表和出名抱有幻想。一位杂志编辑曾向同事抱怨:“一个叫塞林格的年轻人拿他的诗骚扰了我一个礼拜。”我们至今没有见到塞林格的诗,但他二十一岁时已经发表了第一篇小说《年轻人》,此后的几年也陆续发表过一些“次等刊物文章”。二战奇迹般地促成他写作生涯的突飞猛进,他在战场上随身携带打字机,一有机会就写,写作水平进步神速。传闻他在战时把写好的小说给海明威看,后者读罢感叹:“老天,他太有天赋了!”然后激动地掏出手枪把一只鸡的头射了下来。

《撒旦探戈》是一部怎样的小说?《撒旦探戈》既是一部“反乌托邦”小说,又是一个关于“乌托邦”的骗局。故事发生在匈牙利一个并不知名的村子,村子破败不堪,充满了恐怖、绝望和死亡的“后哥特”元素。村子里所有人对未来和外面的世界都心存期许:合作社解散之后,弗塔基和施密特夫妇想方设法携带卖牛的公款逃出村子;菲特利纳和伊利米阿什为了骗取村子里人的钱财,谎称带他们离开村庄去城市寻找“光明”;村子里其他人对两个骗子相当虔诚,他们砸碎了过去的一切来到城市,发现这是骗局,却束手无策。当然,《撒旦探戈》的复杂性远非三言两语所能概括,其中作为独立的事件、事件与事件之间的勾连及其张力等都丰富着小说本身,给小说提供了更为深广的阐释学空间。

作家简介:前南斯拉夫文学家,前南斯拉夫作家协会主席,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1892年2月10日生于特拉夫尼克(现波黑中部城市)。1939
年当选为塞尔维亚科学院院士,1946年当选为前南斯拉夫作家协会主席,是多种前南斯拉夫文学创作最高奖获得者。安德里奇是一位爱国者,终其一生他对自己的身份认同都是:南斯拉夫人。他以波斯尼亚人民在异族统治下的生活和斗争为题材创作了许多作品,讴歌南斯拉夫人民向往自由、热爱和平,为反对暴虐而英勇不屈的斗争精神。他的主要作品现已被译成50多种语言,被译成中文的作品有:《万恶的庭院》《德里纳河上的桥》《特拉夫尼克风云》。

不管海明威有没有真的爆掉一只鸡的头,在1948-1953年间,塞林格的确实现了写作潜能的大爆发。九篇发表于这一时期的作品后来被收入1953年的《九故事》,代表着塞林格短篇小说的最高水准。这部短篇集甫问世便连续三个月蝉联《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榜单,尽管此时的塞林格对向公众展示自己的才华已不再热衷了。

小说中的人物是以怎样的方式存在的?《撒旦探戈》虽然只是讲述了单位时间内的故事,但是涵盖人物众多,用人物支撑着小说的架构。具体言之,故事中呈现出了四类人的形象。一是以弗塔基、施密特、克拉奈尔等人为代表的村民,他们渴望光明和自由,却无知无识。二是以菲特利纳和伊利米阿什为首的骗子,他们是投机者也是行骗者,既没有道德也没有良知,甚至是村庄的“叛徒”。三是小艾什蒂,她的死看上去是独立事件,但嵌入到整个故事中会发现,她也是一个被哥哥欺骗死去的形象,这说明在小说中欺骗无处不在,村庄本身面临着欺骗的厄运和灾难。四是医生,医生既生活在村子中又出离于文本之外,充当着某种全知全能的角色,成为文本与故事之间的重要逻辑枢纽,是一个相对特别的形象。

推荐理由:安德里奇将民间口头史诗的语言风格化,并赋予其独具一格、优美抒情的特点,然后将古老的口头民谣和传说故事中典型的英雄形象及人物特征通过现代文学心理刻画的手法进行艺术再现。同时在道德审美观上,安德里奇也忠实地继承了塞尔维亚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他的小说《德里纳河上的桥》以其独特的风格和创作手法获得了1961年诺贝尔文学奖,是迄今为止前南斯拉夫地区唯一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获奖理由是“由于他作品中史诗般的力量——他借着它在祖国的历史中追寻主题,并描绘人的命运。”

他的出版热情及安宁生活的可能早在三十二岁那年被《麦田》的成功一举摧残——1951年,塞林格此生唯一的长篇小说面世,随即斩获大部分写作者所梦想的那种恢弘热度,但他个人的噩梦也降临了。在既以保守著称,又暗中孕育着同性恋文化、民权运动和摇滚乐的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国,《麦田》的主人公霍尔顿·考费尔德撩拨了人们的恐惧:他玩世不恭、牢骚满腹、总说渎神脏话而显得毫无敬畏之心。出版商已经提前预见这一点,他们当时忧心忡忡:“如果出版这本书,我们在学校的业务就毁了。”小说问世后,《泰晤士报文学增刊》评论道,霍尔顿“无休止的渎神及猥亵的语言”从小说的第二章开始就“大煞风景”。有评论家称霍尔顿“荒谬、不敬,可悲得无可救药”,引诱人做出错误的事情。对《麦田》的贬损殃及塞林格本人,他被斥责为“变态而淫荡”。历史学家斯坦勒(Pamela
Hunt
Steinle)分析,这部小说涉及社会对年轻一代的期待、对美国形象的关注、对美国理想的判断、以及对道德和文学的认知,这些都是它备受争议的重要原因。半个多世纪以来,《麦田》在美国始终是被要求审查最多的一本书,仅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便共计审查七十六次。

小说人物的中心意义指向是什么?《撒旦探戈》首先是一个关于人及其存在方式的故事,他们生活在最底层,是阿甘本所谓的“赤裸生命”,他们作为独立个体“被抛”在世上,无着无落,以存在主义的方式面对惨淡的人生,这其实也是所有战后东欧人的缩影。在此基础上,克拉斯诺霍尔卡伊还讨论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村子中几乎所有人都相识,但他们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既存在联系又存在隔膜,复杂性也成为推动小说情节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欺骗、谎言、自私、奉迎等诸多要素构成关系内核。在骗与被骗中,人性的缺点和矛盾暴露无遗。当然,从传记批评和社会学批评的角度说,这也并不是全部的小说中心意义。

安德里奇不仅是前南斯拉夫地区的文学巨匠,“安德里奇”也逐渐成为此地区文学的热门题材。近年来出现了不少以“与安德里奇对话”为主题的作品,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弗拉迪米尔·皮什塔罗所著的《今日之日:给安德里奇的信》。

而事实上,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麦田》是唯一被当代美国年轻人普遍认可的作品。有人说它展现了“美国生活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即“一个不墨守成规的人有权捍卫他的与众不同”。斯坦勒也力图为《麦田》声辩:“霍尔顿的价值观其实相当保守,他愤怒的原因在于没人践行那些传统价值。”无怪乎它在年轻人中引起强烈共鸣——这部小说分明以调侃的口吻代替他们发问:敏感、冲动、充满理想主义和自我意识的年轻人,身存野性、自我围困、无所遁形,他们向谁寻求帮助,他们必须到何处去?但《麦田》收获的热爱也给塞林格带来麻烦:即使他搬离纽约、隐居于丛林之中,来信依然络绎不绝,摄影师、记者和读者蜂拥而至,蹲守在他家附近,甚至闯入他的家中,他不得不粗暴地把他们赶走。

《撒旦探戈》是一部关于政治的小说吗?匈牙利文学史家冯植生说在克拉斯诺霍尔卡伊的小说中,“历史的堕落与历史性的语言丧失与全球性一体化的西方世界相伴而生”,足见他对历史和社会的关注。而且,在现代匈牙利,几乎没有一位作家不关心政治。所以没理由怀疑《撒旦探戈》的政治叙事,只不过这种叙事潜藏在文本深处,形成了隐秘的隐喻和象征而已。一方面,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关于欺骗的“民间”故事,实际上恰恰是当时匈牙利政治的隐喻。另一方面,《撒旦探戈》中的“主人公们”一直在寻求自强,寻求凭借自己的双手走向新生,最后以失败告终。而无论是当代还是上溯到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占领时期、哈布斯堡王朝时期,匈牙利在本质上都处在“外族”的控制之下,“匈牙利人”尤其是现代“匈牙利人”也一直在寻求本民族的前途,至少在克拉斯诺霍尔卡伊的时代未见其成。可见,《撒旦探戈》就是匈牙利现代政治的隐喻,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匈牙利现代历史的象征。

米洛什·茨尔年斯基 推荐人:洪羽青

当然,对塞林格的死忠粉而言,《九故事》及“格拉斯家世小说”才是塞林格的重头戏。他精心刻画了敏感而悲哀的年轻人群像,繁华大都会中内向细腻的青年往往能与他的主人公惺惺相惜。不同于《麦田》中详尽、直白的语言风格,塞林格其他作品叙述克制隐晦,在低迷沉重的气氛里娓娓道来,又随着出人意料的结局戛然而止,刻意制造顿悟(epiphany)。

克拉斯诺霍尔·拉洛斯用了怎样的手法讲故事?如果抛却对匈牙利政治的隐喻,《撒旦探戈》本身看上去是一个关于“骗局”的简单故事,但作者却运用多种方式将故事讲述得不同寻常。一方面,作者以碎片化的形式将故事做了空间和时间上的切割,从不同侧面以空间为中心建构事件。而且,在碎片化叙事中又不乏散点叙事,比如医生所见和施密特家发生的事情其实是一个事件,这样就形成了空间叙事、碎片化叙事和散点叙事的复杂交互逻辑。另一方面,“医生”的设置丰富了小说的叙事人称,整部小说是第三人称叙事,但“医生”出现时,作者会有意识地引导读者跟上“医生”的“主观镜头”,转换成第一人称叙事,使读者的视点在“自我”和“医生”中游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小说的“环形结构”。

作家简介:塞尔维亚著名的文学家、诗人、出版家、美术评论家。塞尔维亚文学界认为他是塞尔维亚文学先锋派、表现主义的代表人物,引领塞尔维亚文学进入现代主义文学。在塞尔维亚乃至整个东南欧地区,茨尔年斯基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伊沃·安德里奇齐名,但在中国却鲜为人知。他的文学语言、表达方式、创作题材、思想理念都不同于同时代的塞尔维亚作家。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迁徙》《伦敦故事》《托斯卡纳之爱》、戏剧《康纳克》、抒情诗集《伊萨卡诗歌》等。遗憾的是,茨尔年斯基目前只有《苏门答腊》与《故事》这两首诗作有汉译本,出自《我没有时间了:南斯拉夫当代诗选》(1998年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九故事》中的每一篇小说都与众不同,游戏于形式和悬念之间,着力刻画心理,复杂的宗教情结亦为其增添神秘感。《抓香蕉鱼的绝佳日子》最早发表于1948年初,引起巨大轰动,“永远地改变了塞林格在文学圈中的地位”。纳博科夫曾受托给《纽约客》四十年代刊登的五十五篇小说评级,他吝啬地只打了两个A+,一个给他自己,另一个给了《香蕉鱼》。这篇小说以“西摩之死”打开了塞林格心爱的“格拉斯一家”的世界,是读解塞林格艺术理想的关键之作。《德·德米尔-史密斯的忧郁岁月》是塞林格第一篇明确以宗教为主题的小说,但它最动人之处在于主人公不切实际的爱。他给修女伊尔玛写信说:“很可能是我弄错了,在我生命中的这个阶段上,我也不特别希望被弄得幻想破灭。”其实他已经幻想破灭。《为爱斯梅而作——有爱也有污秽》恐怕要算《九故事》的扛鼎之作。就连对塞林格极尽挖苦的斯坦纳(George
Steiner)也承认《爱斯梅》“相当感人”。X中士在一本书的扉页写道:“各位前辈,各位老师,我在想‘什么是地狱’这个问题。我认为因为不能去爱而受苦,这就是地狱。”这句令人揪心的话简直是塞林格全部小说的注脚,他一生都在写作中寻找爱,虽然在现实生活中他不懂爱别人。《特迪》则被视为塞林格由现实主义向新浪漫主义风格探索的重要“转折点”,它融入现象学和禅宗的哲学范式,强调直觉体验,要求摆脱一种预设的存在。韦尔第(Eudora
Welty)在《纽约客》上礼赞写出《九故事》的塞林格:“他是天生的作家,他有敏锐的眼睛、令人难以置信的好耳朵,以及优雅的风度。尽管他总是描写一些完美而惹人怜爱的孩子,他的作品中没有一丝多愁善感。”普里斯科特(Orville
Prescott)也说:“文学史上很少有这么小体量的作品可以引起如此多讨论、争议、赞美、谴责、神化与阐释。”
塞林格专家史密斯(Dominic
Smith)甚至夸张地表示,《九故事》兼具“乔伊斯的宗教式顿悟、契诃夫的电影式优雅、海明威的冷峻讽刺和深刻思想”,“给美国短篇小说带来新的生命”。

为什么小说中的所有“事件”都在雨中发生?一般而言,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小说标签式的意象是火,但这部处女作却充溢着雨。小说中存在众多对雨的描写,营造了湿冷的环境,也奠定了湿冷的基调。考察作者当时的生活状态发现,在创作《撒旦探戈》之前,克拉斯诺霍尔卡伊供职的山区图书馆遭遇大火,中断了他对图书馆和读者的热情。有理由认为,雨在小说内部是风格的呈现和象征,在小说外部是他对图书馆大火的内心抗拒。雨有象征意义。此外,蜘蛛、猫、教堂、钟声、《圣经》、撒旦、探戈都有隐喻和象征的内涵,使小说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特征更鲜明。可见,克拉斯诺霍尔卡伊的小说不但是卡夫卡式的,而且是艾略特和里尔克式的。

推荐理由:他的诗歌充满激情,直观但朦胧。他的小说以人类的痛苦为言说对象。值得研究的是,在他的早期作品中有不少东方元素的直接体现,后期小说《迁徙》中也有东方哲学的身影。茨尔年斯基是塞尔维亚同时代作家中第一位克服“欧洲中心主义”的欧洲现代作家。长期旅居海外的人生经历使他更直接地接触、感受、理解“西方”文化、“西方”价值观和“西方”标准,使他能更深入地思考“欧洲中心主义”“小国文化自信”等命题之间的联系。独特的人生经历与人生观造就了他对东方文化情有独钟的独特的世界观,使他得以用“世界主义”克服“欧洲中心主义”,使他能超越“不西方,毋宁死”的话语偏颇,打破“西方—东方必然对立”的话语建构,探索出了塞尔维亚民族文化发展的“第三条路”——走民族之路,“成为自己”。

六十年代,塞林格将曾发表过的格拉斯家世小说《弗兰妮》(1955)、《祖伊》(1957)、《抬高房梁,木匠们》(1955)和《西摩:小传》(1959)分别拼合为《弗兰妮和祖伊》(Franny
and Zooey,1961)及《抬高房梁,木匠们;西摩:小传》(Raise High the Roof
Beam, Carpenters; Seymour: An
Introduction,1963)出版。这时塞林格已经爱上了中国诗歌和日本俳句。他的作品对禅宗、吠檀多和基督教等宗教思想的接纳,事实上反映了人的存在和精神在时代流变中的扭曲和牺牲。

《撒旦探戈》为什么读起来给人感觉那么慢?《撒旦探戈》是部“慢”小说,表现在多个方面,首先是句子和段落冗长,类似《追忆似水年华》,且更具实验性,作者还在段落间插入了内心独白和短对话,使段落形式和内容更加复杂,降低了读者的阅读速度和反应速度。其次是散点叙事造成一些事件重复发生,按照卡尔维诺的逻辑,这些“有用的东西”造成了叙事节奏的“延长、迂回与停滞”。再次,小说在某些部分以一种极端现实主义的方式呈现细节,这种方式也形成了关于“慢”的阅读体验。这种“慢”不是悠远绵长的,而是沉重缓慢的。

达尼洛·基什 推荐人:洪羽青

塞林格对虚构格拉斯一家充满热情,他说:“我热衷于写这些格拉斯家世小说,我一生都在等待它们。我将特别小心地、尽我所有去完成它们。为此我已经有一个相当体面、狂热的计划。”1963年,他给朋友伊丽莎白·默里写信说,他还远没有写完格拉斯一家的故事。而格温与布洛特纳(Gwynn
and
Blotner)已经预言,如果塞林格继续创作格拉斯家世小说,“他将为现代文学作出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但《哈普华兹十六,一九二四》(“Hapworth
16,
1924”)给格拉斯家世小说画上了一个虚弱的句号,这是塞林格生前最后公开的作品。

《撒旦探戈》是一部后现代主义小说吗?《撒旦探戈》追求讲一个精彩故事以及对故事背后的“沉思”,同时也追求讲故事的多种形式。从小说叙事学、文本结构和语言形式上说,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拆解故事并对之前的小说传统进行先锋性的解构,用一种前卫的方式创作小说,叙事方式和叙事人称的转变、环形结构、长句子的表达方式都是后现代主义的。同时,隐喻、象征以及内心独白和意识流等方法的运用又使小说具有现代主义特征,不断闪现出卡夫卡、乔伊斯、艾略特等人的影子。此外,精密的细节与心理描写继承了19世纪法国和俄国作家的传统,巴尔扎克的外倾性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内倾性在小说中被或多或少地承袭、确认、改造和延伸。

作家简介:达尼洛·基什是20世纪前南斯拉夫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从贝尔格莱德大学比较文学系毕业后,开始了自己的文学生涯,主要作品有《花园,灰烬》《沙漏》《达维多维奇之墓》《死亡百科全书》《栗树街的回忆:给孩子和敏感的人们》(中译本名称取自本书的第三章)等。长篇小说《沙漏》于1972年斩获南斯拉夫重量级文学奖项“通讯周报奖”,而短篇小说集《死亡百科全书》则于1984年获“安德里奇奖”。此外,他还获得过美国布鲁诺·舒尔茨奖,并被授予法国文学艺术骑士勋章。

所有人都知道塞林格终其一生笔耕不辍,他也一直在写作格拉斯一家的故事,但他做出了一个作家最忌讳的选择:他拒绝发表,更拒绝在公开场合露面。他在一次罕见的采访中声明:“出版小说是对我的隐私的可怕侵犯。我喜欢写作。我热爱写作。但我写作只为愉悦自己。……我为这种态度付出了代价。我以怪异、冷漠著名。但我只是在保护我自己和我的作品。”说到底,这或许是因为他无法承受辛辣的批评,他给情人梅纳德(Joyce
Maynard)写信抱怨:“每次发表点什么,别人就会又来审视我,评价我,挤榨我,给我贴标签。”塞林格专家埃尔森(Eberhard
Alsen)透露,恐惧批评是塞林格战争创伤后遗症的一种。

推荐理由:达尼洛·基什出生于现塞尔维亚北部城市苏博蒂察,处于当时南斯拉夫王国与奥匈帝国的交界之处。父亲是匈牙利犹太人,母亲是黑山人。1939年,达尼洛·基什在诺维萨德一东正教堂受洗,成为东正教徒。1942年,纳粹德国占领诺维萨德,达尼洛的父亲爱德华·基什被投入集中营,最后死于奥斯维辛,而达尼洛同母亲、姐姐逃难到黑山。

塞林格在二十世纪美国文学中的地位饱受争议。许多人认为他为美国二十世纪后半叶小说(特别是短篇小说)的贡献是显著的,他对年轻作家示范了“类似于吐温和狄更斯在一个世纪以前对有抱负的作家所作出的典范”。对另一些人而言,他的成就被不负责任地夸大了。老实说,不论如何,塞林格的确在他的时代树立了某种经典:他绝不像同时期的大部分作家那样遗忘战争,在他的小说中,被战争摧毁的男人回到家乡,创伤内化了,表面的繁荣和宁静下涌动着精神的死亡。他关心儿童和青年,使普通中产少年人的困苦第一次成为文学的重心。他将战后乐观境况里的绝望与期待糅合在一起,试图回归信仰和浪漫主义。他小说中大胆的顿悟虽不及乔伊斯老练,却暗含向后现代主义风格的过渡,是对乔伊斯的再创造。

动荡的童年和父亲的去世对达尼洛·基什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他将自己的父亲塑造成爱德华·萨姆这一人物形象,作为主人公的父亲出现在《栗树街的回忆》《沙漏》《花园,灰烬》等书中。在以上作品中,童年时代的主角称他的父亲是一个“神话人物”,并且不断声称他的父亲并没有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去世,而是“消失了”。

人们曾经为了买到一本收录塞林格最新短篇的《纽约客》,像排队买演唱会门票那样,在街区的书店门口排着长队耐心等候。多年后,他依然拥有读者的爱和忠诚。从《麦田》到《九故事》再到格拉斯家世小说,塞林格笔下深情而敏感的年轻人在这个他们没有参与感的世界中艰苦卓绝地战斗。他让我们了解,我们如何是孤独群体中孤独的一员,成千上万的人和我们分享作为局外人的寂寞。他是敏感的、多情的、天真的。他对人物的爱让我们觉得,原来有人这样理解我们,甚至,或许他也爱我们。

除了童年与“父亲”,达尼洛·基什的作品还呈现出了非常独特的叙事风格。他以不断转换的叙事角度、片段式的拼贴手法、蒙太奇式的画面,以想象、呓语和对内心活动的描写构成一个个章节。在早期的《栗树街的回忆》中,达尼洛已凸显出这种独特风格,而在《达维多维奇之墓》中这种虚实结合的叙事手法得到进一步加强。

他的作品以动荡的历史大背景为框架,用想象和细节描写呈现出一个个无家可归、无处可去的流浪者眼中的现实世界。

达尼洛·基什目前被译成中文的作品有:《栗树街的回忆》《死亡百科全书》《达维多维奇之墓》,均由中信出版社于2014年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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