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描写了查密莉雅对一个,日本陷入与世界的交流和碰撞之中

作品描写了查密莉雅对一个,日本陷入与世界的交流和碰撞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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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吉斯作家钦吉斯·艾特玛托夫(1928-2008)在1958年以发表在《新时代》杂志的开山之作、中篇小说《查密莉雅》一鸣惊人,轰动前苏联文坛。1959年法国作家路易·阿拉贡便将该作译为法文,并称其为“世界上最优美的爱情故事”,一时间轰动欧洲。

说到日本作家远藤周作,很多人或许会疑惑:“他是谁?”稍有了解的人会说道:“哦,那个天主教作家。”的确,作为天主教徒的远藤周作,因其一系列相关的作品,在日本文坛独树一帜。尤其是他获得谷崎润一郎文学奖的《沉默》问世后,更是在日本文坛名声赫赫。

作为德语世界中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中国典籍之一,《道德经》的德语译本众多:荷兰奈梅亨大学教授克努特·瓦尔夫主编的《西方道学目录》第六版中,收录的从1870年到2009年《道德经》德译本,计有103种之多。

与以往歌颂少女的纯洁爱情的作品不同,《查密莉雅》歌颂了一位少妇的纯真爱情。这是作品对世界文学史的独特贡献。作品描写了查密莉雅对一个“只有一件破大衣”但“在精神上比我们所有的人都富有”的伤残军人丹尼亚尔的纯真爱情。而她的丈夫、“我”的哥哥还在前方参战。作者通过十三四岁少年“我”的眼睛,朦胧中充满甜蜜地观察嫂子查密莉雅,对丹尼亚尔从无情到有情,从爱情的萌生、发展,直到最后炽热爆发,离家出走,毅然决然走上追求幸福之路。在“我”看来,一切是那样完美无瑕,作为哥哥的亲兄弟不仅毫无怨言恨意,而且从心底由衷地钦佩和折服。作品也由此打动了接触过它的读者。

《沉默》一书讲述了17世纪的耶稣会会士洛特里哥神父听闻日本幕府对天主教徒的残酷迫害,以及恩师费雷拉神父的弃教,决心一探究竟。千辛万苦抵达日本,却因信徒告密被捕。为拯救无辜信徒,他践踏圣像弃教。在整个过程中,洛特里哥饱尝人间疾苦,促使他重新思考信仰,最终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获得了救赎。

德语世界对老子的关注可追溯到18世纪。老子学说在进入德语国家学术界之初并未引起学者们的太多关注,对老子及其学说的介绍主要散见于德语学者们所著哲学书籍的中国部分,如语言学家约翰·法布茨斯在《学识通史概论》中描述了道家思想在中国哲学中的重要性。康德在1794年发表的《万物的终结》中也提及老子的思想。但是专门研究老子及《道德经》的文献资料非常稀少,老子思想经常作为当时在西方世界甚为流行的儒家学说的补充,如赫尔德在《人类历史哲学的概念》中描写了中国宽容的宗教政策,儒家、道家和佛教的信徒及其他来自西方的犹太人和耶稣会士均和平相处。

当然,作为中国读者,我们要感谢《查密莉雅》的中译者力冈(1926-1997),是他以优美的译文让原作出神入化,令读者如痴如醉。1960年力冈因“劳动表现突出”被摘掉“右派”帽子,重返位于芜湖的安徽大学(安徽师范大学前身),他在教学之余从事文学翻译,在短短数月间便译出《查密莉雅》,这篇精美的译作在《世界文学》杂志1961年第10期刊出后引起轰动,成为学界的一段佳话。

16、17世纪的日本正处在战国时代,这是一个各地大名怀着一统天下的野心,不断混战的时代。于世界而言,16、17世纪也是地理大发现的黄金时期。葡萄牙的航海家于16世纪中叶发现了日本列岛后,日本陷入与世界的交流和碰撞之中。当时日本与世界的交流是多方面的,思想、文化、教育、艺术、科技、风俗,不一而足。而碰撞与冲突也是不可避免的,宗教信仰就是其中的一大矛盾。

直至1870年波莱恩克那教士和神学家史陶斯先后以“TAOTA KING——der Weg zur
Tugend”和“LAO TSE’S TAO TA
KING”为名出版了最初的两个《道德经》德语全译本后,老子学说才开始在德语世界迅速传播,在百余年历程中出现了数次“老子热”,《道德经》成为德语世界译本数量最多的中国典籍。纵观德语世界对《道德经》的译介史,整体而言可分为德译肇始(1870年-1933年)、初步发展(1933年-1945年)、逐渐多元(1945年-1990年)和全面发展(1900年至今)四个阶段。

1963年,艾特玛托夫因中篇小说集《草原和群山的故事》获得前苏联最高文学奖列宁奖。《草原和群山的故事》中所收入的《查密莉雅》《我的包着红头巾的小白杨》《骆驼眼》《第一位老师》4部中篇小说,都是关于爱情主题的唯美小说。其他几部中篇小说的中译本,则直到新时期初期,才能与读者见面。

伴随着地理大发现的是欧洲本土的宗教动荡。16世纪的宗教改革正如火如荼展开,其势头之旺盛席卷了大半个欧洲。罗马天主教会的权威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不得不奋起与之抵抗。“到东方去,收获灵魂”,伴随着这句著名的口号,天主教会将目光放到了欧洲以外更为广袤的世界。无数神职人员跃跃欲试,仿佛自己像牧人一样,对着遥远却肥美的牧场上成群的牛羊翘首以盼。他们从伊比利亚半岛起航,沿着非洲西岸,绕过好望角,穿行在印度洋的汹涌波涛里,经由南亚次大陆,穿越马六甲海峡,抵达远东。在这条航线中,传教士们在果阿(小说中被称为“卧亚”)、澳门等地建立起根据地,成为他们远东之行上的重要中转站。

德译肇始:第一次“道”的热潮

不过,“文革”期间的197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以内部发行的方式出版了一本著名的“黄皮书”《白轮船》(雷延中译,原作1970年出版),当时是作为批判“苏修”活教材出版的。但是,作品的艺术性让后来的读者痴迷。迄今仍有许多读者津津乐道地在网络上引用该作的深情描述:“你已经听不见这支歌,你游走了,我的小兄弟,游到自己的童话中去了。你是否知道,你永远不会变成鱼,永远游不到伊塞克湖,看不到白轮船,不能对它说:‘你好,白轮船,我来了!’你游走了。”不过,从这部作品开始,我们可以看到,艾特玛托夫的小说风格显然发生了变化,艾特玛托夫从青年时期的清纯爱情歌手,已然转化为直面现实的成熟作家,提出了尖锐的道德和社会问题。从作品略显哀伤的情调中,我们隐约可以看到前苏联这座大厦在70年后轰然倒塌的内在轨迹。

耶稣会会士方济各·沙勿略是其中的关键性人物。他在《沉默》中也借主人公之口被屡屡提及,1549年8月15日,他与其他几名传教士,通过搭船的方式抵达日本,将天主教带到这个国家。继沙勿略后,更多传教士陆续到达日本,受到了各怀目的的大名们的欢迎,传教事业得以顺利开展,传教士们在日本采用自上而下、因地制宜的策略,先说服大名领受洗礼,再借由大名的权威转化其治下的民众。传教事业之迅猛令人惊讶,信徒人数逐年增加,1570年时尚不足3万人,而到了1600年时,已高达30万人。

1870年至1933年是《道德经》德译的肇始阶段。期间,德语世界出现了第一次传播和研究《道德经》的热潮。这一阶段正是德国乃至整个欧洲饱受战乱折磨的动荡时期,知识分子们转而在东方思想中寻找精神的慰藉,探求解决社会问题的答案,东方文化研究成为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学术界的新热潮。然而,来自遥远国度的东方思想要在基督教思想占主流的西方社会土壤上生根发芽并不容易。正如远赴中国的“索隐派”传教士为了将基督教带入中国民众的生活中而将《圣经》和中国古代典籍进行类比,早期的《道德经》德译者们也同样希望找出老子学说与基督教之间的相似之处,以此为突破口,让德国读者更容易接受这部来自古老东方的哲学典籍。因此,该阶段的许多译者将《道德经》看作一部宗教思想作品,他们的翻译或渗入过多宗教因素,或因为语言不通而谬误百出,或仅是昙花一现之作,但这些水准参差不齐的译本却奠定了《道德经》和老子学说在德语世界传播的重要基础。

之后我们又看到艾特玛托夫的中篇小说《永别了,古利萨雷》《早来的鹤》《花狗崖》(据其改编的电影又名《海边奔跑的斑点狗》,他的很多作品都被改编成电影和舞台剧本),长篇小说《一日长于百年》(又名《布兰内车站》或《风雪小站》)《死刑台》等。这一时期艾特玛托夫的作品开始注重对人物心理的描写。作者以诗性手法、近乎神话和寓言的形式以及其细腻的笔触和诗意语言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揭示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的抗争,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道义感和人道主义精神。2006年,俄罗斯出版了他最后一部小说《群峰颠崩之时》。

到了丰臣秀吉时代,对天主教基本上采取了默认的态度。1587年驱逐西班牙传教士的《伴天连追放令》的颁布却是一个转折,为日后日本的禁教埋下了伏笔。丰臣秀吉死后,继任者德川家康终于完成了统一大业,开启了日本历史上的幕府时代。因担忧天主教的传播对幕府统治不利,德川幕府于1612年和1616年两次颁布禁教令,毁坏教堂,逮捕教徒。1633年起,幕府的五道锁国令加剧了对天主教的镇压,日本的天主教徒人数急剧下降。在幕府残酷的高压政策之下,1638年九州岛上爆发了岛原之乱。这场天主教徒的起义最终以失败告终,也象征了天主教在日本中世史上的悲壮落幕。

1888年在柏林出版的由弗里德里希·威廉·诺阿克翻译的《老子的道德经》便是早期质量欠佳的译本之一。译者将“道”翻译为“神”(Gott),“德”为“美德”(Tugend),并且将《道德经》视作一本关于宗教和美德的书。该阶段也有学院派译者,如东方学家鲁道夫·德弗雷克博士在1903年以《老子及其学说》为题出版了《道德经》译本。与其他译者根据原著顺序翻译不同的是,他尝试将《道德经》分为“道”本身、“道”作为“德”的表象、天/地的起源、思想与人类的起源、圣贤和社会伦理学以及统治者等不同主题,并分类翻译《道德经》的不同章节。此时,其他领域的学者也开始翻译《道德经》,如历史文化小说家亚历山大·乌拉在1903年也出版了译作《老子的轨道与正道》,这是译者将自己1902年在巴黎出版的法文译本再转译成德文。由于作者薄弱的中文知识,改译本与原文偏差较大,但是在《道德经》德译第一阶段,这部译作却获得较大的认同并影响了许多后继译者,在1900年至1944年期间共在不同出版社发行了6次。

1966年起,艾特马托夫任前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应当说,自此在他的文学生涯之外,又增添了政治生涯。1976年起,艾特马托夫担任前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书记。他还是吉尔吉斯斯坦共产党中央委员和吉尔吉斯斯坦科学院院士。1978年获得“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1990年,被任命为前苏联总统委员会委员。前苏联解体后,艾特马托夫被任命为俄罗斯驻卢森堡大使。1993年底,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又任命他为该国驻比利时大使兼驻欧洲共同体和北约代表。而他作为俄罗斯驻卢森堡大使的任期要到1994年春才届满,于是一时出现了一人身兼两国驻外大使的奇特现象。这也是历史的机缘与巧合。有许多读者认为他的晚年没写出更多作品,认为他上世纪80年代的作品过于靠近政治。但是,这恰恰印证了一个作家是不可能脱离时代的,1991年后的社会巨变,也是他作为一个作家所始料不及的。在剧烈的动荡和变化中,他只能近乎于无助、无奈地静观其变,也由此走向他人生的终点。

《沉默》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次事件的翌年。虽然是一部历史架空小说,但其人物都有历史原型,其中如澳门耶稣会神长范安礼神父、费雷拉神父都是真实存在的人物,而故事中耸人听闻的“穴吊”、云仙地狱滚烫的温泉水拷问,也都是实际使用过的酷刑。远藤通过合理的想象,书写了一曲日本天主教史上有关背叛和救赎的故事。

在肇始阶段虽然许多译本质量不尽如人意,但该时期也出现了最经典的《道德经》徳译本:1911年出版的由卫礼贤翻译的名为《老子·道德经·老子的“道”与“德”之书》。这部译本以严谨的考据、精准的翻译成为最具影响力和最畅销的德语译本之一,直到现在仍不断再版。卫礼贤的译本也成为众多后继译者的重要参考版本,并对《道德经》的读者影响深远。

不过,艾特玛托夫的早期作品,对改革开放初期的我国新时期文学产生过重要影响。许多当时的中青年作家熟读他的作品,受到熏陶。王蒙曾说过:“苏联作家里我最佩服的就是钦吉斯·艾特玛托夫。”
有学者认为王蒙的中篇小说《杂色》深受艾特玛托夫的中篇小说《永别了,古利萨雷》影响,并做过比较研究。也有学者认为,王蒙的系列小说《在伊犁》与艾特玛托夫的“中亚故事”有着相似之处。作家张承志说:“艾特玛托夫主要倚仗的是真正的抒情艺术,那些大段大段的描写、满掺着马经草经的描画、歌唱、联想,真是太美了。那享受无法忘怀,细读一遍像是一场美的沐浴。”“回忆起来,若是没有读过他,可能人生不至于因之残缺,但是那就太可惜了。没有那种在阅读中被美好感觉浸泡的经历的人,简直太不幸了!”在张承志的《黑骏马》等作品中,也可以看到艾特玛托夫作品影响的清晰痕迹。

在书的前半部分,远藤以书信的形式展现洛特里哥第一人称的视角,而在后半部分又转为了第三人的旁观叙述,借此展现了洛特里哥内心为日本信徒悲惨命运和上帝沉默的深深痛苦纠结。

接触到《道德经》的青年学者们极力推崇老子的“自然”和“无为”思想,诗人克拉彭德于1921年出版的《人,将变得本质!老子》便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克拉彭德将老子视为深醉于自我内在的神秘主义者,其学说的核心是:人不应该追求外在的生活,而应通向内在生活,同时由于他的著作是格言式的,因此老子又与柏拉图、尼采一样是诗人哲学家。

路遥在其《平凡的世界》中描述过孙少平初读《白轮船》时热泪盈眶的场景,迄今依然令读者动容。冯德英也曾说:“艾特玛托夫的作品是非常好读的。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像是蜜和酒,甘甜芬芳得让你陶醉其中……在读他的作品时,甚至能闻到成熟庄稼和甘草堆的气味。”这就是中国新时期文学领军作家们的一致评价。

在洛特里哥最终弃教之前,他一直以强者的心态自居,不时流露出信誓旦旦、坚定不移的信念,坚信自己无论如何也不会背叛信仰。在面对一藏、茂吉受水磔之刑,身体浸泡在冰冷的海水中,衰竭而亡时;在日本翻译对他软硬兼施的言语攻势之下;在井上筑后守以礼相待、运用糖衣炮弹攻击时;在眼见年轻的裘旺被斩杀在他面前,甚至在亲眼望见同僚卡尔倍消失在大海里时,洛特里哥的内心始终在说服自己不能也不会弃教,他甚至渴望像烈士那样受难殉教。殉教这一传统在天主教内古已有之,甚至被认为是一件光荣的事。这或许可以理解为什么洛特里哥一直不畏甚至有点期盼被捕,直至最后杀身成仁。

初步发展:发展与停滞

艾特玛托夫通过他的作品曾经提出过“全球性思维”理念。今天,在“一带一路”视域下,艾特玛托夫是我国睦邻友邦吉尔吉斯斯坦的文化象征,也是衔接吉尔吉斯斯坦与中国和世界各国的文学桥梁,对于“一带一路”五通中的民心相通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探讨艾特玛托夫的作品,将具有深远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将会发现艾特玛托夫作品的新价值。

但洛特里哥的信仰远非仅源于此。在他脑海中数次闪现的画面或许可以给我们提供另一种解读。小说中,耶稣的面容在洛特里哥的脑海里时而清晰,时而模糊。对耶稣面容的回忆,实际构成了一种连接。通过默想自己在日本遭受的苦难,在种种象征性的细节下,受难的洛特里哥将自己想象成受难的基督,他所饱受的一切仿佛是福音故事的再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有一些骄傲。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德语世界的《道德经》译介呈现繁荣景象。1920年左右,老子在德国年轻诗人和学者中的接受度达到了最高潮,德语世界对《道德经》的翻译和研究也引起了欧洲汉学界的广泛关注。然而,这一局面随着希特勒上台而逐渐被阻断,“1927年后几乎没有《道德经》译本出版”。许多译者迫于政治压力,或用私人出版社的方式少量发行,或选择将译本在国外出版。

但如果故事按照这一脉络发展下去,也就徒有殉道说教的意义了,显然这并非作者想要在小说中探讨的。于是我们看到的是洛特里哥的另一面,在恻隐之心的撩动下,他的内心生出了诘问。为什么上帝要将这一切迫害加在早已饱受磨难的日本百姓身上?为什么自己远在欧洲、果阿、澳门的教友同僚们得以享受温暖舒适的生活,而自己却深陷远东的泥沼之中?为什么在这一切都发生之后,上帝却没有像他曾经所学习、认识、了解的那样,展现他的大能,却对受苦的人沉默不语?在面对真正的酷刑和死亡的可能面前,洛特里哥的内心也不由自主地流露出软弱与恐惧。诚如小说中的描写,若非自己身为司祭的职责所在,恐怕也早已屈服。上帝的沉默甚至令他对自己的信仰生出怀疑,但他不敢继续深思,因为一旦上帝果真不存在,那么他千辛万苦远赴日本传教,还有日本教徒的殉难牺牲,就会演变成一场闹剧。这个原先伦理上的神义论难题,此时此刻,化作现实中的真实存在,成为他的切身之痛。

北京大学德语系洪涛生教授(Vincenz Hundhausen)为 该 阶
段《道德经》翻译乃至德国汉学研究作出巨大贡献。他于1924年在北京创办了自己的私人出版社——杨树岛印刷局,主要出版德文版的中德两国文史文献。弗朗茨·埃森的译作《老子·道德经》正是在1941年由杨树岛印刷局发行。译者认为《道德经》并不是老子的个人思想成果,而是老子将他生活时代流行的成语、生活格言、民间谚语、教育格言等整理创作而成。第二年,洪涛生也出版了自己的译作《老子:作为世界法则和模版的“一”》。他原计划将此书归入自己主编的丛书《思想》中,由柏林的亚特兰蒂斯出版社出版,但由于战争和政治原因未能正常发行,因而洪涛生在杨树岛印刷局出版了自己的译本。虽然该译本并未附上译者的阐释,但由于洪涛生在华任教,可直接深入接触中国文化,较之同时期的其他译本,该译本具有较强可读性,且他不屈服于政治迫害,坚持传播中国文化的努力更让人钦佩。

吉次郎是远藤在书中塑造的一个独特的重要人物。他曾是天主教徒,家人殉教之时,惟独他为活命践踏圣像,弃教逃到澳门。无意中,他帮助洛特里哥和卡尔倍偷渡到日本,重新享有光荣,即便两位神父对他白眼相待。东窗事发之时,他又像犹大那样,背叛出卖了洛特里哥。他多变、猥琐、怯懦、识时务,但在洛特里哥被捕之后,却又始终在其身边徘徊。

曾在华任教的另一位德国汉学家鲁雅文教授(Erwin
Rousselle)也是该阶段值得重点关注的译者。他在1942年出版的译本《老子,永恒的引导和力量:〈道德经〉》中将《道德经》视为中国历史传统的混合物,不同来源的异质文化能融合在《道德经》中,普通的观点与深刻的道理相辅相成。鲁雅文对“道”的独特理解也是该译本的创新之处,他认为老子来源于亚洲母系社会,并从《道德经》中看到这位伟大智者的母权意识,因此他将“道”翻译为“宇宙的女主宰”,“道”是“伟大的母神”而不是“父神”或者抽象的哲学概念。

吉次郎的功能远非推动故事情节发展那么简单。他和卡尔倍、一藏、茂吉、莫妮卡以及弃教前的洛特里哥等人强硬又坚定的形象形成了强烈反差。在他身上,我们看到的只有人性的软弱。远藤在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强者和弱者的命题。初见吉次郎时,洛特里哥就以强者的视角相信,他绝对不会是个信徒。如前所述,天主教历史上对殉教大加赞美,故而像吉次郎这样的人,毫无例外会受到神职人员洛特里哥的蔑视、厌恶。

逐渐多元:秉承与创新

吉次郎在出卖洛特里哥后,仍然不离弃左右,企图寻求宽恕,又多次被捕,践踏圣像弃教,如此反复,不断上演着信仰的皈依与背叛。但这一切并没有令吉次郎对信仰麻木不仁,他始终是被罪恶感驱使着的。这个出尔反尔的悲剧人物向洛特里哥发出的高声哀叹实在震动人心:“我天生就是个软弱的人啊,我无法像个殉教的烈士那样死去!”

二战后,德国汉学研究经历了战后重建、东西德的不同发展到两德统一之后的各高校汉学系和汉学研究所齐头并进、各有侧重的局面。在此阶段,《道德经》的翻译和研究逐渐成为德国汉学重要组成部分,呈现多元化、学术化和国际化的特征,最重要的表现是,不少译本是从其他语言转译为德语的。如1955年出版的名为《老子》的译本就是德国的日本文学研究者戈罗夫·戈登何文将林语堂于1948年在美国蓝登书屋出版的著作《老子的智慧》作了德文转译。译者扎实的语言功底和对林版的理解,为读者呈现了较完美的译本,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该译本同样也是德译者戈登何文的作品。

远藤在书中借洛特里哥之口发问:“谁又能断言弱者一定不比强者痛苦?”吉次郎就是这样一个缩影。他们被深埋在历史的尘土之下。换个角度来看,这些被掩盖的人,因自身的软弱而做出背叛的行为,内心其实也承受了巨大的煎熬。洛特里哥最终选择原谅吉次郎,因为他看到,“人,天生就有两种,即强者和弱者、圣人和凡人、英雄和懦夫,强者在这样的迫害时代,能忍受因信仰而被焚烧或沉入海底,可是,弱者就像吉次郎一样在山中流浪……要不是因为司祭的自尊和义务的观念,或许我也跟吉次郎一样践踏了圣像。”

随着德国汉学的重建,战后毕业的第一批汉学博士逐渐成为西德汉学界的领军人物,德博(Günther
Debon)便是其中的代表,他在1961年出版了译作《老子·道德经》。译者过硬的专业知识和语言功底让该译本成为20世纪中期最经典的《道德经》徳译本之一,汉学家顾彬称其为“语言最优美的译本”,德语文学翻译家杨武能也将该译本称为“最为人称道的一个译本”。德博提出在翻译时要尽量保持原文在表达上的朴素和思想上的纯洁,尽量避免由于对古文的误解、省略、错误记录而搅乱了翻译作品质量。

这也是远藤对强者与弱者这一问题的回答。在我们普通人的观念中,背叛就意味着耻辱,无论其背后的缘由为何,软弱不是获得他人原谅的借口。远藤选择用同情的眼光来看待弃教者,因为他意识到了软弱是人类的真实本性。

奥地利汉学家、翻译家恩斯特·施瓦茨在1970年出版的《老子·道德经》是20世纪中期的另一部经典译作。译者认为翻译时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对概念的把握,因为《道德经》中许多概念都是多义的,而原著中并未明确给出这些概念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具体相关信息,而译者则需要从传统的翻译观点中解脱,因此施瓦茨尝试缩小中文和德文之间的语言差别,譬如原著中单独汉字可以作为名词、动词或形容词等使用,为了在译文中保持汉语的这个特点,施瓦茨还在译文中大胆尝试模糊名词和动词。

面对内心一波接着一波的煎熬,而上帝依然默不作声时,洛特里哥陷入了近乎歇斯底里的状态之中。故事在这里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进入全书的高潮段落。洛特里哥面对着一个悖论的特殊情境——如果他选择坚持信仰,不去践踏圣像,那么,三名信徒就会因此失去生命;但如果他选择救下他们,那就意味着不得不背弃信仰。

全面发展:新研究与新译本的结合

这时,一向以强者自居的洛特里哥,内心生出了此前一直没有触及的东西——爱。为了坚持信仰而让三名信徒殉葬,恰恰是违背了爱。弃教不再是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而是为了拯救他人的性命,两者的性质截然不同。最终,他选择做出牺牲个人荣辱、换回无辜生命的举动,以自我的牺牲换来爱的成全。

两德合并之后,随着全球一体化发展,中国在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对当代中国的信息需求和分析已然成为学术界新的研究增长点。在此背景下,德语世界的汉学研究开始产生中国学转向,传统的汉学逐渐被与时代发展紧密结合的中国学代替。新机遇也为汉学研究者带去新挑战,他们的研究成果在该阶段需满足国际化需求,研究者们应具备国际化视野。受此影响,《道德经》在德语世界的翻译和研究也具有了新特征,其重要表现为德译者们将《道德经》的翻译与中国内的学术新成果相结合。

在远藤的笔下,洛特里哥最终做出弃教的行为是必然的结局,作者显然对这种“背叛”充满了同情和宽容,对这种“软弱”有着自己的见解。这是一种使徒保罗般的勇敢,“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若必须夸耀,我就要夸耀我软弱的事。”
远藤对人类情感和人性的注重,使得《沉默》一书具备了独特的人文关怀。

1995年,由费希尔出版社出版的《老子·道德经·马王堆帛书版》是在德语世界出版的第一部马王堆帛书《老子》的德译本。译者是当代汉学学者汉斯-格奥尓格·梅勒,他认为现有的《道德经》徳译本几乎都是以通行本王弼的《老子道德经注》为底本,而《道德经》注释者并不只有王弼一人,其他注本也同样具有很强的翻译价值。帛书《老子》是更客观、更忠实和更古老的版本,因此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学术价值。

汉学研究者安斯盖·盖斯特纳在2008年出版的《老子:多个译本的翻译和评论》是一部长达500多页的巨著。该书除了将王弼《老子道德经注》翻成德语之外,还在译本旁附上王弼版原文、马王堆帛书《老子》及楚墓竹简《老子》相关原文,且在每章对应的注解中解释各版本的异同。译者在翻译时并非以将《道德经》的语言转换成更接近德语的表达作为目标,而是力图接近原文,希望将译作以一种异国化的语言形式展示给德国读者。

2011年出版的汉学家顾彬教授翻译的《老子·原文》是这一阶段最重要的译本之一,这也是首部由德国学者翻译的简本《老子》。顾彬认为在早期的译介发展中,老子被人为地附以神秘色彩的光环,而当代的翻译需要将老子“去神化”,用客观的翻译和阐释将老子拉下神坛。

整体而言,德语世界的《道德经》译介历经100多年的发展,其译介方式从译者们尽力呈现《道德经》原文,发展到研究者们将中国最新的《道德经》研究情况介绍至德国。百年译介,百种版本,老子《道德经》在德语世界经历无数的变异与融合,最终走进了德国读者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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