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柯施卡将画主的灵魂裸露出来,默多的父亲也是其中一位

科柯施卡将画主的灵魂裸露出来,默多的父亲也是其中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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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罗斯是美国当代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在大洋两岸,每次他有作品出版,都会是最受期待的文学大事,除他之外,几乎没有哪位作家能在满世界评论家的认可和大众青睐之间左右逢源。

为了逃避失去至亲的痛苦,少年默多和父亲离开了苏格兰前往美国。他们沉浸在悲伤中而愈发沉默与疏离。直到女孩萨拉如欢快的旋律一般闯进默多的世界,一切都变得灵动起来。音乐让默多第一次忘记了悲伤,也让他尝试敞开封闭的内心。然而平淡的生活、父亲的不解,使父子俩的关系持续恶化。孤独、彷徨,以及对音乐和未来的渴望,在少年心中交错冲撞。面对种种生活的困扰,父子俩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

诚如卡尔·休斯克在《世纪末的维也纳》一书,说:“新人(指科柯施卡与荀白克)所造成的震撼让社会产生反感:这种反感让他们更加疏离。而疏离又形成了他们新探索领域,在精神上和艺术上的基础。这两位反资产阶级,找到表达人类灵魂的形式,而人类的文化则阻碍非理性的个人经验在公众领域进行表达。身为评论家、先知,以及新艺术的创造者,表现主义者给了人类发声的机会。”

罗斯于 1933
年生于新泽西州纽瓦克市,是第一代犹太裔美国人、罗斯夫妇赫尔曼和贝西的长子。

1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维也纳,其环境很自然为这个城市制造出一种艺术创作气氛,它有点是因为时代背景使然,但“大胆”则是另一个原因。当时的科柯施卡、克里姆特和席勒等人,将晚期的新艺术转变为另一种和风靡德国的印象派很接近的风格,他们在性爱题材方面的自由表达,尤其让人印象深刻。而比那个时代之任何一个人更加完全、更加坚持的艺术家,便是科柯施卡在他的绘画里,体现了一种幻想和象征的人道主义。

他十六岁高中毕业,和索尔·贝娄一起去芝加哥大学深造。他的处女作《再见,哥伦布》(
1959 年出版)1960 年获得了国家图书奖。那是他荣膺一系列大奖的开始,但直到
1969
年那部口味很重又引人入胜的《波特诺伊的怨诉》现世,他才跻身畅销作家。罗斯当然长销不殆,但在九十年代,他的作品一度蓬勃,五年之内,他令人惊讶地把美国四个文学大奖统统收入囊中——还是凭四本不同的书。

父亲唤醒默多时,是凌晨五点半。默多赖在床上,思绪万千。但只是胡思乱想,因为他昨天已收拾完毕,并无太多顾虑。很快他便起床下楼吃早餐,这时父亲已用餐完毕,正在对电器开关、煤气阀门、窗户插销做最后的检查。短短几小时后,人们会和往常一样离家去往学校,而默多和他的父亲将离家去往美国。

从美学上来说,新艺术转变为装饰艺术,有机及液态的形式转变为玻璃及几何的形式,造成了形式主义及新样式的崇拜。1890年代的艺术家,在“分离派”的笼罩下,致力于新本能真理的动态探索,现在则放弃那些混乱的追寻,转而注意比较素朴而有获利可能的人物,如将精英的日常生活及家居环境予以美化。1904年科柯施卡进入维也纳美术工艺学校就读,他的老师都已经接上这种转变,将美术转向应用美术与设计。

他成功的秘诀之一是能够一边探讨最沉重的话题诸如信仰、婚姻、家庭,一边在商圈里当最黄的作家。自打《波特诺伊的怨诉》出版,罗斯的作品就对性一路大感兴趣,有的甚至在打色情书的擦边球。然而,他的小说仍然相当严肃地探讨在日益狰狞的世界中,人类微不足道的地位。与众多前辈一样,罗斯也将人视为堕落的生物。只不过他通常认为人堕落到床上去。

不一会儿,他们便启程了。他们沿着山路一直往下走,目的地是渡轮码头。父亲推着行李箱,默多背着帆布包跟在父亲身后。父亲原想让默多也带一个行李箱,但这似乎不太可能。

工艺美术学校只被导向装饰艺术。“只有叶、花和蟠龙般屈曲的枝干,画人像是犯忌的。”
科柯施卡学会了素描、版画、书法、书籍装订和其他技艺,但没学油画。在那种条件下,他只好另辟蹊径。1906年一次凡高画展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保存下来的最早作品《菠萝静物》(1907年)就是例证。但是远东艺术激发了他更大的兴趣,并且毫无疑问他必须得向老师克里姆特隐忍。科柯施卡十分尊敬克里姆特,在自己画里吸取他不加明暗变化的严谨的线性风格,但目的是表现出他在日本木刻上看到的更加强烈的运动感。

罗斯小说的另一特征是有种戏谑的自传色彩。他有句名言,说自己写东西总在“造假自传”。关注罗斯的人总能在他的书里找到作者的生平痕迹,无论是他对母亲的感情,两度沸沸扬扬的婚姻失败,还是他对名声的患得患失。为了扭转注意力,这位深居简出的作者创造出了他的代言人“内森·祖克曼”,一个好色的美籍犹太作家,凭着一部下作的小说名声鹊起。祖克曼堪称千里挑一的文学形象,一个诙谐风趣、艳遇不断的骗子,他让他的作者赢得了比自己更多的读者。

这是一个神清气爽、生机盎然的早晨。他们途中偶遇一位刚买报纸回来的老邻居和他的爱犬。邻居看见他们满满的行李,准备停下寒暄几句。这位邻居总是侃侃而谈,默多虽很喜欢,但此刻也不敢耽误太多时间。默多朝他挥手示意,父亲似乎并未留意到这位旧相识。他们继续前进,一直到了码头。

1909年,科柯施卡离开工艺美术学校和维也纳作坊。尽管所有朋友为他找工作付出种种努力,他还是感到生计难以维持。他到瑞士去画佛劳·洛斯和生物学家福雷尔教授的肖像,但是没有人买下这些画。在这些类似肖像画里,科柯施卡将画主的灵魂裸露出来,而且所揭示的东西是不美的。

关键词一

默多在渡轮码头遇见了同班同学的哥哥。清晨正是渡轮码头繁忙的时刻,哥哥忙得不可开交,无暇与默多过多地交流。这里的通勤者每天都乘坐渡轮到对岸上班,默多的父亲也是其中一位。可此时,默多的父亲却不和任何一位他可能认识的乘客点头示意,至少默多没看见。父亲一路上沉默不语。找到位子坐下以后,父亲拿出书开始阅读。而默多再次开始胡思乱想。若有人问他在想些什么,他自己也无法言明,只是任由各种思绪漫天飘荡。不一会儿,他起身向外走,自言自语道:“我只是出去一会儿而已。”

因为他自己就一直饱受神经痛之苦,所以在《谋杀者,女人的希望》的插图中,他把画中人物的神经质处理成仿佛展现在皮肤里面似的让人一目了然。主角有着坚硬的金属轮廓,他们四肢被塑成像钢丝一样的神经线条,就像他于同年为巴克(
Emma Backer
)设计的藏书票。他先以铅笔在纸上打草稿,然后用鹅毛笔在铅笔稿上色。画面上是一对情侣相拥而坐,配上野兽般的背景,表现出两人不安的情绪。虽然可以看出受到维也纳分离派的影响,但是他蓄意制造出粗犷的风格,科柯施卡这个世代开始要让艺术脱离文学语言。

菲利普·罗斯是男人

父亲点了点头,继续阅读。

1911年科柯施卡跟“卡西霍尔画廊”签约,同时他也跟阿尔玛坠入爱河,他俩在威尼斯度过美好的时光,他也把此经历创作成一幅“风中的新娘”,画中两人既浓情蜜意、又带着危机感的爱情,靠形象色彩诉说出来。这是一幅描写艺术家本人及其所爱的女子乘着扁舟,漂流于大海的情景,伊迪斯·霍夫曼说:“那个女子很安详地倚靠于男子的肩头,而他则是机警的,并带有那种虽然有所警觉,但又无能为力的表情。这两个人看来又若巴洛克时代绘画中的天使或圣人,被一种无可抗拒的力量飘荡于空中。在现代绘画的世界里,这种激情的描写,在一时之下是既具象又象征,它是新颖的:再也没有其他任何一幅现代的绘画,如此直接地企图再现人类的命运。”

罗斯的小说明目张胆地描绘了一个男权中心主义的世界,这对曾写过《我作为男人的一生》(
My Life as a Man,1974
年)的作者而言毫不奇怪。男性的性欲是他显要的主题。他也从中获利丰厚,第一部性色彩浓重的作品《波特诺伊的怨诉》,卖出了四十万册精装版,使他一举成名。之后,他的小说中充斥了肆无忌惮的色情描写。

2

这一幅画对于未来之重要意义,或许还在于色彩融合这一点,它使作品成为漩涡般的、凝聚的整体;而如科柯施卡之作品的演进所表现的,这个融合的过程甚或强化了色彩的生命,使之成为绘画中唯一理所当然地自存的因素。这一点或许已在他的自然实物中得到最佳的说明,例如甲鱼与乌龟,但是他在1919年所作的《蓝衣女人》更能说明这一点。

罗斯笔下的男人总是在踟蹰徘徊,好像他们都与《人性的污秽》( The Human
Stain,2000
年)里的考尔曼·希尔克一样,需要伟哥来给脚底加个发条。从亚历克斯·波特诺伊的自白:青春期即意味着“我一半醒着的时光耗费在上锁的浴室门后”,到《垂死的肉身》(
2001
年)中七十岁的大卫·凯普什细模细样地描述他年轻恋人的阴部,罗斯对性描写的直白程度,无一严肃同侪可与比肩。这理所当然引起正经人士的愤慨,罗斯像诺曼·梅勒一样成为女权主义者众矢之的。确实他的女性角色往往看起来人性不足,而他对此的回应一贯是自己“只写男人的生活”而已。

这趟渡轮默多虽乘坐了无数次,但依然每次都充满喜悦。他倚在栏杆上欣赏着坎布雷岛的美好景色。过不了多久,他们便会坐在飞机上穿越该岛,可该岛离起飞机场的距离过于接近,以至于无法俯瞰这等美景。在今天之前默多只坐过一次飞机,是去西班牙度假。不对,一来一回应该算两次。在他的印象中,坐飞机是件美好的事情。为何美好?他停止了脑海中飘过的念头。这或许根本不是什么念头,而是一张照片,一张妈妈和姐姐都还在的照片。

科柯施卡跟阿尔玛分手后,毅然从军,参加“奥地利天龙兵团”。1915年战役受伤,送进医院,在病床待久,画了不少“组画”。他的“组画”大都强调人类活动的规律,也就是生命律动,生生不息之力。从他于1920年又为巴克设计的另一款藏书票,三两成群的妇女正从麦田,将收割后不用的麦秆,不约而同地搬离,当作柴火使用,便可以看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生活的拮据。

关键词二

默多一想到“家庭”,脑海中便出现了这张全家福。当时,家里不仅有父亲和他,更有妈妈和姐姐。可怜的姐姐伊丽七年前死于不知能否被称为疾病的“癌症”,而妈妈也在今年春天末被同一种疾病夺去生命。默多对于癌症如此无情地残害人们的生命根本无法置信。前一天她们还生龙活虎,而第二天居然病入膏肓。整个过程如此迅速以至于在默多看来,这更像是中了一枪:你正在街上走着,而接下来,你便躺在了阴森的医院里,无能为力、孤立无援。默多母亲和姐姐所罹患的癌症是家族病,女性难以幸免。而男性却对此无能为力、束手无策。他们所能做的所有事情仅是陪伴左右、知疼着热。除此之外再也无计可施。

战争结束后,德雷斯登的政治情势和德国其他地方一样,非常不稳定,科柯施卡成立了一个左派而玩世不恭的小社团。在1919年新的自由气象下,他被官方指派担任德雷斯登的大学教授,这个职位为他带来了身份和地位。而在德雷斯登之外,他的名气也正在蹿红,作曲家辛德密特将他的《谋杀犯,女人的希望》谱成音乐,开始公开上演,其中一场是在德雷斯登的国家剧院演出。1922年科柯施卡被邀参加威尼斯双年展,这时他的健康状况也改善许多,生活变得忙碌而无法休息。

菲利普·罗斯是犹太裔

这种爱莫能助,只能寄希望于医生和现代医学的感觉实在怪异。默多感觉力不从心、难以忍受。想必父亲也有同感。可默多却并不知道。父子间对此话题始终保持沉默。

科柯施卡无意中参与了舞台艺术,而舞台艺术的影响,是造成二十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装饰艺术”产生的因素。它缘于二十世纪初期的舞蹈,特别是芭蕾舞出现与传统决裂的重大改革。改革的内容体现在俄国芭蕾舞团出国演出,包括音乐、舞蹈编导、舞台设计、服装设计等等各方面。俄国芭蕾舞团来到巴黎以后,受到西方现代艺术改革氛围的影响,加速变革,而这个变革又反映在舞台设计上,导致新的设计风格出现,带给科柯施卡新的养分。

尽管罗斯很反感被称为犹裔作家,但事实就是如此。他的作品常常流露出一个犹太人在现代世界中的意味。早期的小说很多方面以生花妙笔“抱怨”犹太文化和传统的茫昧感,以致激起同族的骂声一片,说罗斯自我憎恨,甚至说他是个反犹太主义者。(著名犹裔美国批评家欧文·豪,曾说过句有名的话“任何一个拿着《波特诺伊的怨诉》的人所能做的最残酷的事就是把它读上两遍。”)罗斯的后期作品对传统的反叛情绪有所减弱,特别是《反美阴谋》(
The Plot Against America,2004
年)中那个被亲纳粹美国政府骚扰的犹太社区,被写得招人喜欢,细腻入微。

默多倚着船栏,享受着蓝天、碧海和清新宜人的空气。风太大了,没有人和他一样站在这里。他们都在渡轮里或者在自己的车上。默多对船情有独钟,认为即使是小船也比飞机好多了。如果有钱的话,他定会买艘船,甚至在拥有汽车前他就想先拥有一条船。有了船,就可以自由地去往任何地方。他不在意是电动船还是帆船。默多认识的人都有船,可能是他们的父亲有,也可能是叔叔有。拥有一条船该有多棒!可默多的父亲却满不在乎。试想如果你每天上班都坐船来回,那你绝不会想在空余时间再以此为消遣。对他而言乘渡轮通勤和在海上扬帆搏浪是一样的感受。在默多看来,这是父亲讲过的最愚蠢的话,父亲说话总是冷冷淡淡、不理不睬的。

1924年后科柯施卡忽然改变生活方式,他开始四处走动,以“游学”的方式,从瑞士、意大利、巴黎、西班牙、荷兰、伦敦一直到柏林。1928年前往突尼西亚,对撒哈拉沙漠中寻找绿洲游牧式的生活方式,产生憧憬。随着1930年世界经济危机,他的卖画收入受到影响,没有闲钱可以逍遥,在这一年他为温勒(
Hans Maria Wingler )设计的藏书票,令人有一种踽踽独行,漂泊不定的感觉。

如果留心到罗斯是那些被共产主义和大屠杀所封杀的欧洲犹太作家(如,普里莫·莱维)的捍卫者,那种反犹的指责就更无稽了。总之,罗斯与他心爱的角色内森·祖克曼一样,像是“不生活在犹太人中、不信犹太教、不拥护犹太复国主义、没有犹太人身份、没有寺庙也没有军队,甚至连一把手枪都不配备的犹太人,这种犹太人显然也是无家可归的,只不过是一样物什罢了,就像是一个玻璃杯或是一个苹果。”但他还是犹太人。

3

在此之前,科柯施卡应邀为波西米亚前总统托马斯画像,两人因此结成好友。但由于他画了《援助巴斯克的孩子们》、《耶稣受难》,这两幅都是对西班牙内战控诉的宣传画,画风带来很大的震颤,却也为他带来很多危机。所幸1934年他到布拉格,关门写自传体小说《伤痕》,在那里认识奥尔达,两人后来成婚。

关键词三

默多同班同学的哥哥走了过来,他知道默多父子即将前往美国,却不知道他们去多久。

正是由于他的画具有人文主义的思想,内容所诉主题很多,看来满腔激愤。又加上色彩非常强烈,线条粗壮。既愤世嫉俗又悲天悯人,打动了奥尔达的心。所以1937年他终于得以喜结良缘,结束流浪汉的生活。来年离开布拉格前往英国避难,但英国却是欧洲唯一不认识科柯施卡的国家,他因此又穷困潦倒。

菲利普·罗斯是美国人

“大概两周吧,我想。”默多对他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科柯施卡的运气开始好转。1945年,战争受难的维也纳给他一笔象征性的献金;并举行了科柯施卡和席勒的联展。1947年在柏尼尔的艺术厅举行一场大型的科柯施卡回顾展。1952年的第26届威尼斯双年展,特别为他的作品开了一个专区。1953年他开始在萨尔斯堡的夏金大学艺术学院,创办视觉学系,重新回到崛起的奥地利艺术环境。就在这一年,他在日内瓦湖边的维也纳夫永久定居下来,直到1980年去世。科柯施卡在画坛虽然拥有崇高的地位,但是却被战后的艺术界排除在门外,他一直是艺术界的边缘人。

罗斯也许会透过犹太特质的多棱镜来观察他的祖国,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美国最锐利的观察家,尤其是在他近十年来写的一系列长篇小说中。

“只是你想?”哥哥笑他。

《美国牧歌》( American Pastoral,1997
年)详细描述了一位父亲如何在六十年代后的美国寻找激进的女儿,成功地解剖了繁荣与理想的尽头。而《背叛》(
I Married a Communist,1998
年)对五十年代麦卡锡猎巫运动的描写,令人印象深刻。在《人性的污秽》中,一位浅肤色的非洲裔美国作家假扮成白人,这出乎意料地拓宽了罗斯对种族和同化的视域。罗斯也在《我们这一帮》(
Our Gang,1971 年)里写过尼克松,在《美国杰作》( The Great American
Novel,1973 年)中写过棒球。

“也有可能是两周半吧!”默多也笑了。

也许除了一度当过他良师益友的索尔·贝娄,没有哪一位小说家如他这般为二十世纪后半叶美国知识分子的境遇描绘出如此淋漓尽致的画卷。

哥哥轻拍了一下他的肩膀,笑了笑,同时轻吹了一下船上滚动轴承上的灰。默多知道自己这话听起来很傻,可他确实不知道要离开多久,父亲似乎没告诉他。对吗?好像又告诉了他。可默多不记得了,他经常对父亲的话充耳不闻。他或许应该问个究竟,可他不喜欢追问。他一次只提一个问题。

关键词四

对于离开多久,默多其实并不在乎,甚至最好是永不回归。他也不在乎目的地是否为美国。美国似乎不错,但他也不以为然。对他而言,生活似乎已经停止了。而这一切不是父亲的错,错的只是生活。默多的姐姐去世时他才十二岁,母亲去世时他才十六岁。看到身旁的挚爱去世却无计可施,只能仰天长叹。人们说哀莫大于心死。此话不假。母亲去世后,默多无时无刻不惦念着她,从早上起来那一刻到晚上睡前那一刻,他都在想:母亲在睡觉还是已经起来了?她能看见什么?看到的还是和我们一样的吗?抑或眼前已经漆黑一团了?

菲利普·罗斯是内森·祖克曼

人们说如果发生了悲伤的事情,可以尝试离开伤心地。是的,这或许是默多和父亲能做出的最正确的选择了。

《波特诺伊的怨诉》一经发表,罗斯的声望如日中天,也惹争议无数,这使他觉得有必要创造出一个虚构的代言人来替他解围,那就是内森·祖克曼,也是个犹太裔作家,在写了一部小说《卡诺夫斯基》后名声狼藉(此书的情节疑似《波特诺伊氏症》)。

渡轮马上靠岸了。父亲在等着默多。看见默多时,他耸了耸肩。这是很特别的耸肩方式,默多知道,父亲认为他该提前几分钟在此候着,有备无患。在默多看来这多少有点儿傻,即使是错过开船也不可能错过下船。怎么可能错过下船呢?渡轮停靠在岸,除了下船根本别无选择。可父亲遇到事情时总是这样。可能他在想会不会错过火车。下了渡轮后紧接着便坐火车,怎么可能错过火车呢?即使真的错过,他们还可以临时改乘汽车。而父亲总是那样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祖克曼至今已出现在罗斯的十部作品中,或许可以被视为其创造者的某种减压阀门。批评家迈克尔·伍德认为祖克曼是罗斯的“另一个本我”。这个替身让罗斯得以抒写他自己的情感和智思生活,同时又避免耽溺于赤裸裸的自传。祖克曼还给了罗斯一个报复欧文·豪的机会,后者在《被释放的祖克曼》(
Zuckerman Bound,1985 年)里被改头换面成自命不凡的米尔顿·阿佩尔。

他们挤过其他乘客,匆匆而行。身旁有一些乘客小跑上火车以抢占最佳座位。

早些时候,祖克曼是相当活跃的角色,其性生活和教授生涯都错综复杂,以致难以想象竟只是出自某作者的想象。随后,在《反生活》(
The Counterlife,1987
年)中,祖克曼死于心脏病——但或许也未曾死。肯定的是,他后来又出现了,但已经不复是那个满心淫欲、周游世界、自我主义的色狼和文学工作者了,而是一位睿智冷峻的观察家,叙述了《美国牧歌》和《人性的污秽》。

他们上车了,父亲说道:“你带上所有行李了吗?”

关键词五

“带了。”默多耸耸肩,回答道。他觉得父亲此问多此一举。护照、签证和机票都在父亲身上,他只需要带上自己和寥寥无几的钱。

菲利普·罗斯玩世不恭

(《尘路清歌》[英]詹姆斯·凯尔曼/著,陈拔萃/译,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2019年3月版)

罗斯曾有句名言,“我的生活就是从我生活的真实情节里伪造自传,虚构历史,捏造一个亦真亦幻的存在。”还有一次,他将自己的文学使命形容为炮制“严肃的恶作剧”。

詹姆斯·凯尔曼

罗斯喜欢为难、愚弄读者。在《夏洛克在行动》( Operation Shylock,1993
年)中,他一本正经地写他怎么在希腊当以色列间谍,到了末尾却告诉读者“此番自白纯属虚构”,但他又在另一处暗示说这是以色列秘密情报局命他写在小说里的,使得这句话也模棱两可起来。在《反生活》中,罗斯的两个主人公都死了,接着又都活了过来。他的“小说家自传”《事实》(
The Facts,1988
年)结尾是祖克曼的大段辩驳,指责罗斯把自己写成“你笔下的主角中表现最糟的一个”。

作家、布克奖得主。1946年出生于苏格兰的格拉斯哥,主要成就有:《叛离》入围布克奖短名单,并获得詹姆斯·泰特·布莱克纪念奖虚构作品奖;《为时已晚》获布克奖;1998年获格兰菲迪苏格兰精神奖;《男孩,别哭》获圣安德鲁协会年度图书奖和苏格兰艺术委员会年度图书奖。

罗斯的恶趣味似乎在 1989
年遭到了报应,当时有个自称是罗斯的人出现在以色列,鼓吹犹太国家解体。这个老滑头在
1993
年的《纽约时报》上做出回应时似乎痛悔前非,“我冒犯过的人听说此事理当快意:我对他们为何想杀我的原因,以及他们有过何等无论对错的经历,都毫不知情。”

关键词六

菲利普·罗斯离过婚

罗斯离过两次婚,很难判断哪次破裂更糟糕,或者影响更大些。1963
年,他与原配妻子玛格丽特·马丁森离异。这次婚姻灾难给数部小说提供了素材。马丁森激发了《波特诺伊的怨诉》中的“猴子”(玛丽·简·瑞德)和《我作为男人的一生》中的莫琳·塔诺波的灵感。后者是个要命的丧门星,把他的作家丈夫骗进了婚姻(罗斯发誓说玛格丽特就对他干过这码事,她在怀孕测试之前从一个流浪女人那里买了尿样)。

1990
年,他娶了长期的伴侣、英国演员克莱尔·布鲁姆,但五年后又离婚了,还吵得一塌糊涂,以致布鲁姆觉得不得不给这段婚姻来一个刻薄的回顾:《离开玩偶之家》(
Leaving a Doll’s House,1996
年)。在书中,她把罗斯写成一个充满控制欲、厌恶女人的恶魔,因为不喜欢布鲁姆那个十八岁女儿的谈吐,就把她赶出家门。罗斯针锋相对,在《背叛》里创造了一个恃宠而骄的女演员夏娃·弗瑞恩,她是个野心家,写了部捅出一切的自传,毁了她丈夫。

关键词七

菲利普·罗斯是他母亲的儿子

家庭关系始终是罗斯小说的中心。波特诺伊把自己那霸道老妈索菲亚形容为“我生平所见最难忘的人物”,应该说罗斯对他自己的母亲贝西也有同样的感受,虽然她对他而言更像圣人而非恶魔:“我母亲是犹太移民中特别用心的女子,她把在美国干家务活提升成了一种伟大的艺术。(别跟我家里任何人讨论清洁工作了,我们可是曾经沧海。)”他父亲赫尔曼,一位保险推销员,在作家的想象中同样形象高大,并成就了《遗产》(
Patrimony,1991 年),此书深情款款地描述了老罗斯最后的日子。

关键词八

菲利普·罗斯多产

自从 1959
年的处女作《再见,哥伦布》,到七十五岁时已经发表了二十八部作品。罗斯丰盛的创造力最厉害的一点是,他愈老愈能写。

关键词九

罗斯是凡人

罗斯年事渐高,他的主人公们亦如此。死亡替代了——嗯,基本替代了——性,成为他们的主要心思。在《垂死的肉身》中,大卫·凯普什说道,上了年纪,“你意识到所有那些至今不显眼的人体器官(肾、肺、静脉、动脉、脑、肠、前列腺、心脏)都令人沮丧地开始显眼起来,而你生命中最显眼的器官却注定要变得微不足道。”

《凡人》( Everyman
)正是一份人到老年尊严失落的真实的采购单——叙述者开玩笑说,如果他来写自传,书名会是《一具男性身体的生与死》。而罗斯这本小说带着一个不祥然而却有其特色的游戏书名,借自于莎士比亚:《退场的鬼魂》。

关键词十

罗斯非凡人

二十年前,罗斯也许能跻身美国最优秀的前十名在世作家,但九十年代那惊人的创作力将他推上了这批人的顶峰。

菲利普·罗斯自评

《波特诺伊的怨诉》的接受度

很多人声称受不了其中的手淫。但那是愚蠢的。大家都知道手淫。他们真正受不了的是对一个犹太家庭描写的残酷程度。

作为一个犹裔美国人

我对身为犹太人的意味一清二楚,这一点都不有趣。我是美国人……首先是美国人……这是我的语言。身份标签跟一个人实际上如何生活毫无关系……我不认为自己写的是犹裔美国小说。我不买那些谈论黑人文学和女性主义文学的混账文字。这些标签无非为了加强某些政治题目罢了。

如何比较厄普代克和贝娄对世界的烛照

对当下世界的呈现 我挖个洞,把我的烛光打进洞里。

他的文学替身

我是罗斯还是祖克曼?都是我……谁都不是我。

他的广度

纯粹游戏和绝对严肃是我最好的朋友。

工作

通往地狱之路是由进展中的作品铺就的。

年老

激情依旧,但你变了——你老了。对女人的渴望变得更痛苦。性在哀怜中产生前所未有的力量。

恐惧死亡

害怕籍籍无名,害怕自己不是活着的,简单地说,害怕没能感受生活,没闻到生活。但今天跟我十二岁时的区别在于我想开了,不再觉得人要死真是大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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