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成千上万的越南难民逃往了美国,或展示和剖析社会生活中各种值得关注的方面

有成千上万的越南难民逃往了美国,或展示和剖析社会生活中各种值得关注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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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部文学作品,都是作家带领读者进行的一次穿越之旅,穿越个体或者群体的历史。作家的视角与笔触,直接决定了读者穿越旅程的感受,无论穿越的是谁的历史,无论这段历史发生在什么年代、什么场所。在叙事文学作品中,女性作家作品的人物和视角往往带有独特的烙印,但她们中的很多人能够摆脱狭隘的家庭园囿,或展示和剖析社会生活中各种值得关注的方面,或深入人类生存与其内心世界的各种隐秘角落,进而传递出那里发出的微弱却清晰的声响。像其他西方国家一样,意大利女性文学的诞生与工业革命发展及其为人类生活提供的各种便利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它的蓬勃发展又与女性运动的发展几乎同步。在逐步摆脱各种家庭劳动的束缚以后,女性开始进入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就文学而言,尽管她们作品的视角与笔触各不相同,却始终如一地关注着意大利民族的命运与变迁、女性遭受的不平等待遇和她们的抗争、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以及从中折射出的人与人之间沟通与理解方面的障碍,甚至是不可能。

卢卡斯·卡索是一名专替藏家寻书的书探,博览群书,也以书赚取暴利。百万富豪巴罗·波尔哈花重金聘请卡索为其寻找一本神秘古籍《第九道门》。该书全世界仅存三本,诞生于十七世纪中期的威尼斯,是一本教人向恶魔乞灵的手册,据说内藏九幅由路西法亲手绘制的版画插图,依其指引操作,便可召唤恶魔。这三本书,除一本已归波尔哈所有外,另外两本分别存于葡萄牙的辛特拉和巴黎的温汉恩基金会,而卡索的任务便是替波尔哈寻回散落他处的两本并认真比对三本书的内容,以最终确定哪一本才是原版真迹。然而,在寻书的过程中,离奇命案接连发生,不过卡索也得以一窥书中内容,并发现其中暗藏的玄机。

1975年5月7日上午,在西贡市独立宫前的广场上,“西贡-嘉定”军事管制委员会主席、南部和第6区(B2前线)总司令陈文茶在数万军民参与的集会上,代表越共政治局和军管会发表了一篇讲话。这位时年五十八岁、党龄三十五年的上将,用近乎颤抖的声音宣讲道:“全国终于获得了完全的独立和真正的自由……只有美帝国主义是战败者,全体越南人民都是胜利者。任何具有越南血统的人,都有权为全民族的胜利而感到自豪!每一个忧国忧民的越南人不能不对祖国、故乡的广阔前景而感到欢欣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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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国人而言,持续十年的越南战争在一个礼拜以前,就已正式宣告结束。1975年4月30日早上七点五十八分,美国海军的“超级种马”直升机载着最后十一名负责殿后的海军陆战队士兵从美国驻南越大使馆的楼顶仓皇起飞,飞往停泊在西贡以东海面东第76特遣舰队。从29日上午开始,美军在一天之内共计出动各类直升机六百八十二架次,撤离了一千三百七十三名美国人和近六千名越南人。就在最后一批海军陆战队逃离西贡五个小时后,陈文茶麾下的坦克冲进了南越总统府。

从凭借书写几近原始的山风与羊群味道的撒丁岛风光而获得1926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格拉齐娅·黛莱达(Grazie
Deledda,1871-1926),到将叙事文学传统与多种文化元素相结合,将西西里、那不勒斯等意大利南方省份描摹得淋漓尽致的艾尔莎·莫兰特(Elsa
Morante,1912-1985),再到专注于那不勒斯生活的安娜·玛利亚·奥尔特塞(Anna
Maria Ortese, 1914-1998)、埃莱娜·费兰特(Elena
Ferrante,1943-)和婉达·马拉斯科(Wanda
Marasco,1953-)等等,当代意大利文坛有一些非常突出的女作家,她们的写作各有差异,却无一例外地将创作核心集中在具有浓郁乡土气息的意大利南方省份。前两位女作家处于意大利社会新旧交替的阶段,行文之间还能看到很多传统文学的痕迹;后面三位作家则集中对那不勒斯社会现象与人物的刻画与剖析,也更加接近当今社会所关注的主要命题。

那天,拉蓬特喝得醉茫茫,连进出酒吧的女孩子都忘了看,倒是口口声声对卡索发誓要友谊天长地久。事实上,拉蓬特在古书买卖这一行虽然极为玩世不恭、贪婪成性,不过他的个性里也有纯真的一面,他当时并未发觉,这个鼻梁上架着歪斜眼镜的新朋友,正在偷偷盘算着要从他那儿挖宝。卡索只瞄了一眼他那排堆满古书的书架,立刻相中了几本他想交易的书。不过,拉蓬特那把卷曲的金色络腮胡、宛如水手比利·巴德般的温柔眼神,还有他那无法完成的捕鲸大梦,这些的确都让卡索对他产生了好感。拉蓬特甚至能背出“披谷德号”上的所有人名:埃哈伯、斯德布、斯塔勃克、弗兰斯克、珀斯、袄教徒、季奎格、塔希特戈、达果……而且,他还能说出《白鲸》里出现过的所有船名:“信天翁号”“汤霍号”“耶罗波安号”“处女号”“玫瑰骨朵号”“单身汉号”“欢喜号”“拉谢号”等等。此外,他对龙涎香知之甚详。他对《白鲸》着迷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就这样,两人滔滔不绝地聊着书籍和白鲸。那天晚上,南塔克特捕鲸人协会成立了,拉蓬特是会长,卡索则担任会计,两人是仅有的成员,酒吧老板娘玛卡洛娃见证了这段情谊的产生,甚至还很大方地开了一瓶杜松子酒请他们俩喝个痛快。

与此同时,远在华盛顿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非常满意地对记者宣布:“撤离行动顺利结束。所有希望离开的美国人都已安全从西贡撤离了。”在此之后,美国似乎就可以彻底忘了这个远在东南亚的热带国家,把这个纠缠十余年之久的麻烦抛到九霄云外。尽管在越战结束后,有成千上万的越南难民逃往了美国。用美国中央情报局驻西贡情报官弗兰克·斯奈普(Frank
Snepp)的话来说就是:“大多数美国民众极力把这个国家从记忆中彻底抹去……那些政策制定者同样希望我们能够忘记战争结束的方式,或者至少忘掉那些与他们所述‘事实’不太一致的部分。”

艾尔莎·莫兰特在第一部长篇小说《谎言与迷信》(Menzogna e sortilegio,
1948)中描写了西西里两个家族几代人之间的爱恨情仇,勾勒出一幅跨越几十年的历史和几代女性命运的生存画卷。小说的主人公艾丽莎是文学作品中众多“无用之人”中间的一个。她孑然一身,将自己关在一个继母留下的、从通俗意义上来讲庸俗不堪的房子里,如同一个幽灵,靠着回忆和幻想父母甚至祖父母的生活来消磨时光。读者可以借助她的“目光”,审视几代人的生活轨迹,以及意大利南方的民风、宗教、迷信以及各种变迁。

“我要去巴黎一趟。”卡索说,眼睛却老盯着镜子里映出的一个胖女人,她每隔十五秒就把硬币往吃角子老虎机里塞,整个人像是被机器发出的音乐声和五彩缤纷的水果图案给吸住了似的,一动也不动地杵在那里,只有那只手不停地按着机器上的按钮,似乎打算就这样玩到地老天荒,“我是为了你那份《安茹葡萄酒》而去的”。

2016年,美籍越裔小说家阮清越的《同情者》荣获第一百届普利策小说奖。这部小说从一位潜伏在美国的越共间谍的独特视角出发,重新审视了美国社会的越战记忆,并尝试从越南人自己的角度来讲述这场漫长战争的不幸故事。巧合的是,在《同情者》之前,普利策奖也曾颁给过另一本相似题材的小说。1993年,罗伯特·奥伦·巴特勒凭借短篇小说集《奇山飘香》(A
Good Scent from A Strange Mountain)获奖。

莫兰特的作品从结构到描写手法,再到人物的塑造,都还遗留着“传统文学”的诸多烙印,从而营造出不同于当代社会的氛围,与现实形成明显的反差。小说像是一部装在19世纪旧瓶里的20世纪的新酒。小说中人物生活的那个世界与历史和现实之间的差异,使它看上去似乎“不可信”,而这种做法却是有意为之。这种差异与小说所使用的考究的语言一起,为作品增加了另一个维度和魅力。作品将现实苦难与想象中的神奇世界相结合,从童话、神话、戏剧、诗歌、音乐、浪漫派文学中汲取的财富,使几近灭绝的伟大文学重现光芒。崩溃的南方社会、戏剧性场面、平淡的日常生活以神奇迷人的方式表现出来,作者童话般具有魔力的笔触使文章充满色彩,呈现出一种自发的巴洛克式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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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以越战为背景的短篇小说集,主要讲述战后越南移民族群在美国的生活经历。与绝大部分美国国内的“越战文学”不同,巴特勒完全以越南人的视角来展开创作,书中主人公全都是越南人,并刻意采用一套东方式的叙述结构并借用了大量越南民间传说加以描写。巴特勒之所以会这样做,除了他自己对越南乃至东方文化品味的偏好外,也因为他有这样的能力。越战期间,他曾受征召加入美国陆军在越南当地的情报机关,专门负责反间谍、反渗透工作,因此能说一口流利的越南话,对越南的传统文化、风土人情都有极为深刻的认知。巴特勒的经历与《同情者》中越方情报人员的经历,似乎能够形成一种奇妙的“呼应”:一位伴随着大撤退而潜入美国的越共特工,勉为其难地充当一部越战电影的顾问。一位曾驻扎越南的前情报人员,在伊利诺伊州的老家创作了一部以越南人为主角并从越南人视角出发的“越战小说”。

假如说艾尔莎·莫兰特小说主要是对西西里的古老社会进行纵向展示,那么,格拉齐娅·黛莱达的代表作《风中的芦苇》(Canne
al vento,
1913),虽然也涉及了几代人的生活,但主要是从横向描绘了处在从农业社会到工业和科技社会变革中的撒丁岛,贫穷、迷信、宿命论、家庭荣誉等等传统问题仍在作品中占有很大分量。女作家选取“芦苇”作为代表性意象,正是因为人类如芦苇一样脆弱,被一种无法战胜的力量支配。然而,与这种宿命论相对的,是撒丁岛独一无二的风光、质朴的人民和那种阿卡迪亚式的田园牧歌生活。作品中流动着一种非同寻常的能量,在读者心里唤起一种对于自然和真实的渴望。

卡索瞥见身旁这位好友皱起鼻子,并以眼角余光瞄了他一眼。去一趟巴黎意味着额外的开销,且又费事,偏偏拉蓬特是个穷酸又吝啬的小书商。

作为一部以历史、政治为背景,又披上了“间谍小说”外衣的文学作品,《同情者》中的主人公也有其历史原型。作者阮清越便曾在访谈中指出:越共的著名间谍范春隐(国内又译为范春安)便是他故事的灵感来源,也是小说主人公的真实原型。

以上两部作品虽然聚焦两个岛屿的生活,实则反映了整个意大利社会向新世纪的过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意大利真正开始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型,并进入崭新的现代化社会。古老的传统和价值观将在一定时空内继续存在,但审视和剖析这些传统价值观的视角,将更多从新的社会形势出发。莫兰特的叙事文学作品在内容和思想上发生的变化,就清晰地说明了这一点。她在小说中主要着眼于平民的生活,并非仅仅为了对这个群体进行表现,而是因为女作家相信只有在卑微和被社会排斥的小民身上,在那些没有受到污染的平民生活中间,方能找到青春与美丽的力量,以及真实与自发的价值。然而,这种想法越来越受到现代社会各种新现象和因素的打破,莫兰特用比现实高一个层次的语言打造出来的“神话”世界,与黛莱达笔下没落但不乏淳朴气息的世界一样,对于永远逝去的传统社会都显得无能为力,也终将被反映新的社会问题的作品所取代。

“你也知道,这种开销我负担不起。”

范春隐出生于1927年,1953年正式加入越共,越共著名领导人黎德寿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年少时范春隐就积极投身要求独立的革命运动,接受组织安排从事地下工作。他最早在法国殖民当局新闻检查部门当差,之后加入了南越军方的政治作战部,长期混迹西贡的军政系统。在那儿,范春隐结识了美国军方驻越南的情报顾问、反游击战专家爱德华·兰斯代尔(Edward
Lansdale)。兰斯代尔非常欣赏这位越南青年人的能力与人品,甚至为他争取到了去美国留学的机会。1957年至1959年,他在旧金山生活了两年,见识了美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学成重返西贡后,他开始为西方新闻媒体工作,成了《时代》周刊在越南最重要的记者之一,为其工作长达十一年。他既与南越军政高官谈笑风生,又与美国记者、外交官乃至军方打成一片,私下还秘密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服务。然而每天深夜,他会悄悄地将各类南越内部动向与美军行动计划拍摄成胶卷,通过极为秘密的渠道送往北方。不久后,范春隐就成为越共在西贡最重要的情报人员,使越共政治局可以及时掌握南越当局的一举一动。

卡索缓缓喝光了杯里的酒。

显而易见,《同情者》中主人公的经历与范春隐的故事极为相:都作为“间谍”而数十年如一日地潜伏在敌营,都有在西方生活的经历,对欧美社会都有极为深刻的理解,而他们最重要的一个共同点则是,都拥有极好的“人缘”。对他们而言,这种长袖善舞的社交本领不仅是一种间谍的生存技巧,还是一种真情实感的流露。尽管是一名为越共效力的间谍,但范春隐对待南越与美国同事却极为热心,以至于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他们排忧解难。西贡解放前夕,他就曾通过自己在中央情报局的人脉网络,协助南越情报机构的首脑陈金宣成功逃往美国。越战结束数十年后,当年不少曾跟范春隐共事过的美国人在得知他的真实身份后,仍对他保持好感,甚至称他是一位“真心爱我们的间谍”。他在《时代》的前同事、普利策奖得主、著名调查记者大卫·哈伯斯塔姆(David
Halberstam)就讲过:“我始终喜欢他,没觉得他背叛了我们或背叛了新闻事业。”在阮清越的《同情者》里,主人公同样时常陷入这类矛盾之中,身为间谍的职责与作为人的真实情感之间该如何平衡。例如他如何看待“将军”、其他南越军队中的朋友抑或在中情局的“工作伙伴”?这正是《同情者》作为小说的有趣之处,而阮清越非常成功地描写出了这种纠结、彷徨的悲剧感,同时又做到了真实可信。

如前所述,在意大利叙事文学作品当中,城市或村镇与生活在那里的几代人命运之间的关系,始终是频繁出现的主题。那不勒斯这座具有深厚的历史与文化、戏剧传统,经历了长期外族占领、二战重创以及战后黑市交易的种种磨难的城市,无疑是很多作家偏爱的地方。即使到了最近几年,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作家们仍旧在描摹着当地人民生活中的各种苦难与窘境。

“你当然负担得起……”他掏出一把零钱,这次轮到他付酒钱,“不过,我还要办别的事情。”

1975年4月29日,《时代》周刊最后一篇从西贡发回的新闻报道正是出自范春隐的手笔。在此之前,他已经将自己的妻子、孩子送往了美国。起初,越共情报部门认为战争虽已结束,但美国人并不会放弃在越南的颠覆活动,同时也会进行持久的贸易封锁。有鉴于此,仍需可靠的耳目在美国搜集相关信息。毫无疑问,深受美国各方面信任、熟悉美国生活方式的范春隐是最合适的人选。然而,就在范春隐动身前一刻,组织又决定取消了派他潜伏美国的计划。在小说中,阮清越则安排他的主人公成功前往了美国。

在这些作品当中,包括近几年由长时间匿名状态而至声名鹊起的女作家兼翻译埃莱娜·费兰特的畅销小说“那不勒斯四部曲”:《我的天才女友》(L’amica
geniale, 2011)、《新名字的故事》(Storia del nuovo cognome,
2012)、《离开的,留下的》(Storia di chi fugge e di chi resta,
2013)和《失踪的孩子》(Storia della bambina perduta,
2014),以及2017年跻身意大利最重要的文学大奖斯特雷加奖前五名的女作家、诗人、剧作家婉达·马拉斯科(Wanda
Marasco)的小说《虚构的灵魂之伴》(la compagnia delle anime
finte,2017)。

“别的事情……”拉蓬特重复了他的话,盯着他的眼神中充满了好奇。

某种意义上,小说主人公在美国遭遇的各种文化冲突、记忆冲突可被视为阮清越一种基于历史的奇妙想象:如果范春隐又再次来了美国,究竟会发什么?他是否会尝试在美国主流文化中发出属于越南人自己的声音?正如小说中,主人公吃力不讨好地去为某部越战电影担任顾问一样,甚至希望在美国的越战记忆中,为越南人保留一块属于他们自己的位置。在《同情者》这部分章节里,美国大导演想要尽心力去拍摄所谓“越战片”,旨在编造一个属于美国人的东南亚神话,却与越南人几无关系,整个过程近乎一场滑稽的闹剧,因此等待主人公的结局,只可能是愤怒与失望。

“那不勒斯四部曲”以一对异姓姐妹之间的友谊为脉络,描写了生活在那不勒斯这座城市里两位女性之间的关系,以及她们彼此迥异的一生。同时,也借助这个故事表现了那不勒斯社会的变迁,从各种社会陋习与弊端,到战争带来的灾难,再到人物在特殊历史与地理环境中的生存轨迹,特别是佛朗提成长为作家的历程。不过,作品并没有沦为讲述女作家自身成长、对文学的热爱以及如何成为作家的自传体小说,也没有把笔触仅仅落在两位女主人公的关系上,而是将视野扩展到她们生长的平民街区甚至是当时的那不勒斯,是对普通人生活的揭示,也是从50年代至今意大利社会变迁的缩影。作家有意将两个女主人公的经历从某个年龄段分裂开来,构成了逐渐成长为知识分子的埃莱娜与成为“工人阶层”的莉拉这两条平行的线索,更有利于对后者生存状况的审视。主人公埃莱娜的创作倾向和内容以及她发表作品的载体《团结报》,也具有明显的左派倾向。这样的细节使两个主人公的形象更加接近人民的层面。她们的友谊、围绕在她们周围的同龄人或朋友以及交织在一起的爱情与怨恨,都服务于对社会历史与生活的诠释,而不应该被当作小说惟一重要的核心。

玛卡洛娃又在吧台上摆了两杯生啤。这个金发女子身材壮硕,大概四十来岁,顶着一头利落短发,只戴了单边耳环,是当年俄罗斯渔夫送她的纪念品。她穿着紧身长裤,衬衫袖子一直往上卷到了肩头,而她那异常发达的肱二头肌还不是她唯一的男性化特质。这个女人嘴角总是叼着烟,不吸不吐,就任由香烟慢慢燃尽。她就是一副北国大妞的调调,走路的样子大大咧咧的,简直就像列宁格勒装配工厂里的工头。

众所周知,无论是美国的“越战电影”,还是“越战文学”,几乎都只有美国人的具体形象,孜孜不倦地讲述美国人的“越南梦”。越南人,无论越共还是南越,总是被处理为模糊的东方符号又或是时代背景。他们要么等待被拯救,要么活该被杀戮;他们要么是穿着“奥黛”的窈窕少女,要么就是凶神恶煞的施虐狂。如阮清越所说的那样,“美国人认为,他们保护了越南人,拯救了越南人,越南人要做的就是对美国感恩戴德”。在美国绝大部分以“越战”为主题的文艺作品中,越南人却都是缺位的,甚至是非必须的。在《奇山飘香》出版前,也鲜有美国作家会将在美国越南族群纳入的自己的视野,更别提将自己带入越南人的视角了。

婉达·马拉斯科的《虚构的灵魂之伴》,同样潜入那不勒斯这座千年古城纵横交错的古巷,就如同“深入古墓内部”,探寻随处可见的财富与贫穷、暴力与脆弱……通过各色人物的不同命运,勾勒出二战前后种种真实或者离奇的故事。婉达·马拉斯科的叙事文学作品只有四部,但始终在关注她所生活的那不勒斯:从母女关系到儿时的经历,再到最近被认为是对前作的总结与深化的《虚构的灵魂之伴》。几部小说虽然构思与写作手法各异,但几乎都是从不同角度和距离审视同一幅景象。在《虚构的灵魂之伴》中,我们看到了一个面貌迥异的那不勒斯:可怕的故事,生活在低矮陋室中的人讲着那不勒斯方言,充满现实表现力,描绘出战后初期那不勒斯物质和精神上的贫困,是一个痛苦、腐朽、绝望的社会的缩影。虽然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在二战之后,但与当下的现实非常接近。书中,母女两代人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但社会中的很多场景仿佛一再上演,她们的命运最终也不会有所不同。

“我读了那本书了。”她对卡索说,拖长“读”这个字音。她叼着烟说话,烟灰就这样弹落在沾了汗水的衬衫上。“包法利夫人那个婊子,根本就是个愚蠢的可怜虫。”

在阮清越的故事里,对美国生活倍感失望的主人公最终主动选择结束潜伏回到了统一后的越南。不过,等待他的并不是英雄凯旋,而是一轮又一轮的审查与再教育。尽管作为一名优秀的间谍,一直能出色地完成自己的任务,但他的生活习惯、处事方式乃至价值观却已深受美国的影响。负责审查主人公的越共官员就曾这样严厉教训他:“你的再教育最后阶段将在那里进行。他将亲自负责整个过程,让你脱胎换骨,从美国人变回越南人……这进一步说明,须下更大力气证明你是同胞。”在现实世界中,范春隐尽管没有去美国,但也面临过同样的境遇。虽然被提拔为将军,又被授予“人民军英雄”的荣誉称号,但他也被送入过教育营。因为他曾不止一次表示自己并不讨厌美国人,一定程度上认可美国式价值观,也赞赏当时美国媒体在越南的报道大部分都能秉持客观公正的新闻原则。

风格介乎于以上两部作品之间的,还有记者兼作家安娜·玛利亚·奥尔特塞的文集
《那不勒斯不临海》(Il mare non bagna
Napoli,1953)。它没有费兰特作品中浓重的人情味,也稍稍减弱了马拉斯科笔下那种“地狱般”的恐怖,而是用记者的写实手法对那不勒斯的社会现状进行揭示。文集中包括两个短篇小说和三篇报告文学。两个短篇虽为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作品,但其中的白描手法,尤其是第二个故事《一副眼镜》中小姑娘欧洁尼雅的经历,真实而富于感染力。小姑娘视力不好,需要一副眼镜,但阿姨却对她说:“你看得清楚有什么用……
这个世界还是看不见的好”。这句话清晰地道出女作家心中的忧伤。在两篇报告文学中,读者跟随作家的目光深入到贫穷悲惨的社会底层,揭示下层人民生活的苦难,以及与此相对的上层社会生活的富裕和当局者的漠然。最后一篇报告文学名为《理智的沉默》,涉及意大利《南方》杂志旗下那些“进步主义”知识分子,从普遍意义上反映他们处于一个倒退的阶段,文中大多数人被直呼其名,因此引起了轩然大波,作者本人也因此不再回那不勒斯。

“恭喜你,你读出了这本书的精髓。”

2003年11月,美国“范德格里夫特”护卫舰造访越南。这是越战结束后,美国军舰第一次造访越南。当时已经经历多年政治风云变化的范春隐获准登上美舰参观。参观期间,一位越南军官认出了身穿便装的范春隐,一群美国军官正簇拥着他。这位越南军官上前致意后,半开玩笑地问道:“将军,你到底是为哪边效力啊?”
范春隐马上回答道:“两边都效力。”眼见越南军官面露尴尬的表情,只好又开口:“开个玩笑。”随后,他对一位身边的美国记者讲道:“你瞧,这就是我为什么统一后不能去美国的原因。他们始终不敢肯定我是哪边的人。”参观结束时,范春隐曾对美方官员说了这么一句话:“现在我已死而无憾了”。

三位女作家反映那不勒斯社会生活与变迁的作品当中,所谓的“那不勒斯性”,也就是这座城市独特的风貌与习俗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与莫兰特和黛莱达相比,三位女作家重在描述那不勒斯的现状,写作手法也更加现实主义。三位作家的小说也各具特点。费兰特更加温情与柔和,婉达·马拉斯科与安娜·玛利亚·奥尔特塞作品则对城市中由来已久而又无法根除的顽疾与毒瘤、平民的可怕处境以及政府机构对悲惨现状的无视进行无情揭示。特别是在《那不勒斯不临海》中,作者将古老的建筑及其代表的昔日辉煌,与今日社会底层人民生活的困苦相对比,甚至写到一座古代建筑被用来收容无家可归的人。其表现手法完全走出了传统文学中更多思古的做法,更加倾向于直面当下的社会问题。

玛卡洛娃拿着抹布擦拭吧台。站在吧台另一头的琪丝,一边把收银机开得哐啷哐啷响,一边监看着玛卡洛娃。她和玛卡洛娃是完全相反的类型:年轻得多、娇小,但是醋劲可不小。有时候,酒吧关门前,两个喝得烂醉的女人会在留到最后的几位熟客前争吵,大打出手。有一次,两人大吵大闹之后,一只眼睛被打得淤青的琪丝负气出走。玛卡洛娃的泪水哗哗地直往啤酒杯里掉,直哭到三天之后,琪丝回来。那天晚上,她们早早就打烊,两个女人手臂环住对方的腰在店门口热吻,简直就像初恋的小情侣。

三年后,范春隐在胡志明市因病去世。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范春隐的一生可被视为越南近代历史的一种绝妙隐喻,而不仅仅是一段夹在东西文化间“爱国者”与“革命者”的传奇故事。《同情者》让读者见识的也不仅仅是族群认同、国家认同、价值观认同的矛盾与冲突,而是透过身为间谍的主人公,将读者一道抛入了那一段不知终点的命运航程。

“他要去巴黎了,”拉蓬特往卡索的方向点了点头,“去搜集情报。”

巴特勒在写完《奇山飘香》接受采访时曾说过:“我第一天到越南时就能流利地讲越南话。我爱越南,爱那里的文化和人民。”与之相对,阮清越与他的家人却是因为巴特勒参与的这场血腥战争,从越南到了美国。正如无数流落而来的越南家庭一样,带来了各自的故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阮清越或许是第一个将这群人的故事讲述给美国主流社会的越南人,如他所言:“我们的越战永远不会结束。”

除了以上几位作家之外,我们还可以在名单中加上米凯拉·穆尔嘉(Michela
Murgia,1972-)这个名字。她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兼有以上几位作家的风格,同时更加突出对于社会问题的冷静剖析。在充满传统与乡土风情的小说《送魂婆》(Accabadora,
2009)当中,她将读者带回了上个世纪50年代的撒丁岛索莱尼村。在那里,村民仍然延续着古老的习惯,即存在这一个所谓“送魂婆”的角色,她是人们在临终前见到的最后一个人,被认为是“慈悲天使”。小说中,一场意外使玛利亚醒悟到养母波纳莉亚就是村里的送魂婆。因为不能接受养母亲手“杀死”了朋友的哥哥,玛利亚远走他乡。随后,生活令她理解了波纳莉亚的种种做法。在养母病入膏肓之时,玛利亚奔回家乡,同样要面对一个艰难的抉择:是否通过安乐死的方法免去垂死者最后的痛苦。作品用生动而细腻的笔触,勾勒出上个世纪50年代意大利乡村的生死画卷,读来令人潸然泪下。与此同时,这部小说并没有像传统作品那样,沉溺在“温情主义”或“悲情主义”当中,而是探讨了领养和安乐死这两个当今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也对村子里饱受战争之苦的女人们的生存状况做了客观揭示。

玛卡洛娃一边忙着收拾空酒杯,一边在袅袅烟雾后面瞅着卡索。

在13世纪,亚平宁半岛的文人习惯于将前人最杰出的作品集结成册,冠以“花”或者“花园”的名称,然后将它们如同美丽的花束一样献给大众,比如《优雅言谈之花》《哲学家以及很多智者之花》《安慰之园》等等。

“他这个人啊……”她那低沉的嗓音幽幽地说,“老是藏着一些事情不让人知道。”

当代意大利女作家中这些独特的代表,在作品中描摹着意大利这个我们其实并不真正了解的国度,和它在几千年漫长的文明史中形成的特有文化,特别是它经历过和正在经历的各种考验。这些女作家和她们的作品,正如同文学世界中奇异的花朵,散发着独特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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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她把两个空酒杯收到料理台,随即晃着那副宽阔结实的肩膀去招呼别的客人了。卡索是唯一还让她看得顺眼的男人,她经常在免费请他喝一杯时宣扬这一点。就连琪丝也对他另眼相看。有一回,玛卡洛娃在同性恋大游行中打伤了一个警察的脸,因此被捕,琪丝一整晚坐在警察局的长椅上等她。当时,卡索带了三明治和一瓶杜松子酒去陪她一起等,动用他的警方关系,总算把问题解决了。这些事情,拉蓬特全都看在眼里,莫名其妙地心生妒忌。

“为什么要去巴黎?”拉蓬特问道,其实,他的心思早就转移到别处去了,他的左手肘刚刚碰到了软嫩的玩意儿。当他发现身旁坐了一个胸部丰满的金发妙龄女郎时,不禁喜形于色。

卡索再啜了口啤酒。

“我还要去一趟葡萄牙的辛特拉。”他继续观望着那个沉迷于吃角子老虎机的胖女人。她把所有零钱都输光了,这会儿正拿着纸钞去跟琪丝换硬币。“我要去处理巴罗·波尔哈的事情。”

卡索听见身旁好友的齿间传出了口哨声。巴罗·波尔哈是全国数一数二的重要书商。他的书单里都是精挑细选的奇书,而且,他可以为了搜罗珍本而一掷千金,这可是出了名的。拉蓬特又点了一杯啤酒,兴致勃勃地追问更多细节。他这个人,只要听到跟书有关的事情,那股猎鹰般的职业警觉性就会自动浮现。

(《大仲马俱乐部》[西班牙]阿图罗·佩雷斯-雷维特/著,范湲/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9年2月版)

阿图罗·佩雷斯-雷维特(1951-),当代西班牙最负盛名的畅销书作家,被美国《芝加哥论坛报》誉为“高智商惊悚大师”。其作品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总销量超过2000万册,至今已有11部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2003年,因其对当代西班牙文学的巨大贡献,被授予西班牙皇家学院院士称号;2008年荣获法国国家功勋骑士勋章。

精彩点评

“货真价实的惊悚小说,扑朔迷离的精彩情节。”

——《纽约时报书评周刊》

“《大仲马俱乐部》犹如一幅神秘而风雅的埃舍尔画作,即便最精明的读者也难以预见其中令人兴奋的惊喜。”

——《纽约客》

“有一位西班牙作家,他就像最佳状态的斯蒂芬·斯皮尔伯格加上翁贝托·埃科。他就是阿图罗·佩雷斯-雷维特。”

——意大利《共和报》

“阿图罗·佩雷斯-雷维特是高智商悬疑大师之一。”

——法国《费加罗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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