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桑英国漫记》,北京燕山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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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桑英国漫记》,北京燕山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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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更斯的杰作《小杜丽》是在1855年至1857年间分期发表的,小说的起首,叙述者描写了烈日烤晒下的法国港口城市马赛陆地上的景色,接着读者的视线被引到海面上:“海港内污浊的水面和海港外美丽的大海,因为没有丝毫的风而微波不兴。黑与蓝两种颜色之间,清晰地标示出纯净的大海绝不逾越的界线;大海和港内令人厌恶的浊水一样,静静躺着,两者永不混合。”海港严重污染,才会出现这一泾渭分明的奇观。读者会问,伦敦泰晤士河的出海口是不是会有同样的景象?《小杜丽》连载完毕立即出版,第二年六月,伦敦几乎也像马赛一样炎热,最高温度达到甚至超过华氏九十度(摄氏三十二度),这在当地几乎是破纪录了。泰晤士河承载着无数包括人类排泄物在内的下水道污水,发出难闻的气味,在当年刚竣工的威斯敏斯特宫议事的议员也深受其害。罗斯玛丽·阿什顿这本著作以1858年夏天伦敦的大恶臭为背景,结合当年通过的《泰晤士河净化法案》《医疗法》和《离婚法》等多种法案的产生过程,讲述了达尔文、狄更斯和时任财政大臣的迪斯累里(也译成狄思累利)那一年丰富而曲折的经历。这是一本带有传记特色的社会史,很多史料是首次披露,极有可读性。

《佛罗伦萨的神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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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时期的著名诗人斯宾塞(1552—1599)写过一首《婚前曲》,全诗共十节,每一节的结句都是“可爱的泰晤士,轻轻地流,等我唱完了歌”。诗中两只洁白的天鹅顺流而下,岸边鲜花盛开,景色美丽,草地上还有一群仙女。托·斯·艾略特在《荒原》两次引了这句诗,还说“仙女们已经走了”(赵萝蕤译文),意在与二十世纪初期不甚雅观的泰晤士河岸形成对比。其实十六世纪的泰晤士河也目击了很多不幸,自杀者往往喜欢在这条河里终结生命。不过那时的伦敦基本上还局限在当今的威斯敏斯特市和伦敦老城一带,人口少,城市污水直接排放到河中,河水不很清澈(《婚前曲》也说到“waternotsofayer”)[彼得·阿克罗伊德为《伦敦传》(翁海贞等译,译林出版社,2016年)中关于泰晤士河的一章取名“黑暗的泰晤士河”],不过还不致酿成一次惊动英国王室和政府的严重事件。

[英]萨尔曼·鲁西迪著

《洪水淹及我的灵魂》拥有两种节奏。在最初的章节,它缓慢、凝滞,波澜不兴,仿若从松木划出的伤口上缓缓流下的树脂——它围绕着勇鱼一个人,围绕着他在避核工事中的隐居生活,甚至不断地渗入到勇鱼的内心中去,并让他的沉默发出单一的回响。它展示的不只是细胞而且会让我们不断注意到细胞的核。它,曾让我产生错觉,以为大江健三郎写下的将是另一部“追忆逝水年华”,他要以凝滞的笔调书写已经过去的时光并检索“自己”的心灵之史——然而不是,并不是。“自由航海团”成员的介入让节奏变快,而到第19章“避核工事保卫战”或称为“自由航海团的最后战斗”的那一章节,它的节奏变得迅捷、紧张而充满了急促的鼓声,并越来越快,越来越急,波澜迭起,直到收尾处它才又有了短暂的收缓。《洪水淹及我的灵魂》拥有两种节奏,前面的部分散文化倾向很重,而后来则完全是故事的;它由最初的缓慢不断地换档提速,至后半段,甚至会让我们听到汽车急驶中的那种轰鸣。

两百多年后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了。1852年11月,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富兰克林·皮尔斯赢得大选,第二年初春宣誓就任美国第十四任总统(1853-1857)后立即派他的大学同学、小说家霍桑出任美国驻英国利物浦的领事。霍桑1857年离任,几年后写了《我们的老家》(1863,中译本名为《霍桑英国漫记》),题献给已经下野的皮尔斯。请看霍桑笔下伦敦的母亲河:“横穿一座大城市的河流,往往会为展示这座城市宏伟庄严的建筑提供特殊优势,然而泰晤士河畔,所谓的‘桥下游’的景观,绝没有给人留下应有的深刻印象。事实上,它似乎剖开了伦敦的心脏,仅仅暴露了它已经腐烂破败到何种程度。林立于两岸的是你能想象到的最破旧、最黑暗、最丑陋的建筑。衰败的仓房,窗户已被堵死,码头也一片萧条。因此,若是对世上的大都市没多大了解,我定会以为这城市已经历了商业和金融预言家所预测的本世纪大萧条。泰晤士河水流浑浊,反射不出任何影像,只怀抱着无数肮脏的秘密,仿佛一个愧疚的良心,因源源不断注入的罪恶的溪流而肮脏不堪。因而,泰晤士河也不过是流经这座城市的一条阴暗河流罢了。”[《霍桑英国漫记》,于承琳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17年,第202页至203页]如果气温超过了摄氏三十度,泰晤士河又会给伦敦带来什么?这是霍桑没想到的——幸好他已离开了英国。但是他预感不祥。他说的“源源不断注入的罪恶的溪流”就是指直接排入泰晤士河的污水。

刘凯芳译

《洪水淹及我的灵魂》由内心走向故事,由日常生活的摹记走向寓言化的虚构。寓言化是大江健三郎小说《洪水淹及我的灵魂》最为显然而可贵的特征。为了坦现它的“寓言”特征,大江健三郎为勇鱼和他的儿子靖专门地建造了一个隔绝他者和社会的避核工事,专门地构建了“树魂”和“鲸鱼魂”,专门地构建了一个最后被坦诚是虚构之物的“鲸鱼树”,构建了性和多重的欲求;同时也构建了一群致力于脱离社会生活、对人类生活有着轻视和敌意的年轻人,由他们组成“自由航海团”——所谓的航海本质上也属于象征和寓言,当然他们自始至终未曾获得的航行也是象征和寓言。

恩格斯第一次坐船到英国,大约是在1842年初冬,他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的记载却很不一样:“从海面向伦敦桥溯流而上时看到的泰晤士河的景色,是再动人不过的了。在两边,特别是在乌里治以上的这许多房屋、造船厂,沿着两岸停泊的无数船只,这些船只愈来愈密集,最后只在河当中留下一条狭窄的空间,成百的轮船就在这条狭窄的空间不断地来来去去,——这一切是这样雄伟,这样壮丽,以至于使人沉醉在里面,使人还在踏上英国的土地以前就不能不对英国的伟大感到惊奇。”[《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58页]恩格斯在这本书的1892年版加了一条注:“这是差不多五十年前,在美丽如画的帆船时代写的。现在,这样的船如果还出现在伦敦的话,那就只是停在船坞里面了,而布满了泰晤士河的是熏得漆黑的丑陋的轮船。”恩格斯初次遭遇的伦敦,颇有点四十年前(1802年)年轻的华兹华斯站在西敏寺桥上看到的气象:万物“沐浴在无烟的清气中,灿烂辉煌”[《十四行诗:在西敏寺桥上》,屠岸译文]。正因为河上是“美丽如画的帆船”,空气中才“无烟”。那一年世上第一条蒸汽机船在苏格兰的一条运河试航,帆船退出历史舞台,还要几十年。四十年代初,英国海战主要还依赖三桅帆船。

北京燕山出版社

而这虚构,这象征和寓言中耸立的是大江健三郎“遮遮掩掩的真情”。它让我再次地想起大江健三郎曾反复引用过的《圣经》上的那句话:我是唯一跑出来给你报信的人。

十九世纪中叶,泰晤士河上的船更新换代,烧煤的蒸汽船淘汰了帆船,繁忙的泰晤士河道上也是浓烟滚滚。霍桑也曾坐新式轮船观赏伦敦景色,他写道:“无数的煤烟颗粒从烟囱中排出,漂浮在空中;逢上仲夏,烈日炎炎,露天甲板上浓浓的暑气袭来……”[《霍桑英国漫记》,第201页。]那时的泰晤士河下已经建成一条人类历史上还未曾有过的河底隧道,霍桑也去见识过一番。圆形入口处由玻璃覆盖,走下几段楼梯,只见一条拱廊“通往无尽的黑夜”,好在隧道每隔一段都用煤气灯照明,还有一些小商小贩在售卖一些小玩意儿。霍桑幽默地写道:“英国人在他们伟大河流的河床下开挖隧道,使两三千吨重的航船在他们头顶驶过,这一切仅为了给几个老妇人提供新场所来卖蛋糕和生姜啤酒!”[《霍桑英国漫记》,第204页。]这里的两个细节是不能忽略的:煤气灯和隧道都是里程碑式的新事物。

2017年1月出版

大江健三郎在《洪水淹及我的灵魂》中试图完成的,依然是那个报信人的角色。

1858年的泰晤士河大恶臭对伦敦乃至工业革命敲起警钟,环保意识正是通过类似的丑闻逐渐产生、加强。事发后,英国议会以最快的速度组建调查委员会,审批治污方案,于8月20日通过《泰晤士河净化法案》。伦敦市政工程委员会总工程师约瑟夫·巴泽尔杰特的设计方案胜出,他沿泰晤士河在地下拦截污水,又建造了专门通道把污水引到泰晤士河的入海口。这项工程的一切费用来自专项税金。这时的英国已经有一个非常庞大、高效的工程师队伍。

322页,4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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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师为现代生活提供无数便利,但是我国的读书界对他们的具体贡献所知太少。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开幕式表演第二场“绿色而愉悦的土地”给我极深印象,场上主角是穿着简陋的产业工人和一批头戴高顶礼帽、身穿黑色礼服的工程师,工程师中为首的是由莎剧演员肯尼斯·布拉纳扮演的伊桑巴德·金德姆·布鲁内尔(1806-1859),他的台词来自莎剧《暴风雨》:“不要怕,这岛上充满了各种声音。”这位布鲁内尔是史上最伟大的工程师之一,他设计建造了英国的大西铁路和一系列载入桥梁建筑史的大桥(期间发明空气压缩技术),第一艘横渡大西洋的木制明轮船“大西方”(1837)和1858年铺设横跨大西洋电缆的双层铁壳轮船“大东方”也都是他的杰作。前面提及的泰晤士河隧道是由他父亲马克·伊桑巴德·布鲁内尔(1769-1849)设计的,当今建筑工程中必不可少的隧道盾构也是由老布鲁内尔首创。布鲁内尔父子发明创造之多,实在是世所罕见。成功的发明家背后还有很多不那么成功的探究者,后者一次次的摸索铺就了成功之路。《小杜丽》里就有一位叫丹尼尔·多西工程师,他不计代价地在工作室忙碌,即使自己的发明未被政府部门接受,仍旧坦然自若。

2010年,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剑桥大学人类学教授杰克·古迪(Jack
Goody)爵士出版巨著《文艺复兴:一个还是多个?》(Renaissances:The One
or The
Many?,中译本由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1月出版,邓沛东译),其主旨在于揭示西方文化史上影响深远的文艺复兴运动并非局限于十四至十六世纪,亦非西欧所特有——早在公元八至九世纪便有加洛林王朝文艺复兴,其后有犹太教文明的繁盛,再后更有自公元十世纪绵延至十六世纪的伊斯兰教文艺复兴。似乎意犹未尽,古迪教授在本书的后半部分甚至另辟专章探讨“中国的文艺复兴”和“印度的文化延续性”——最后一点,极有可能受到此前一年出版并在西方世界引发争议的萨尔曼·鲁西迪历史小说《佛罗伦萨的神女》(The
Enchantress of Florence)的影响。

“自由航海团”——它是《洪水淹及我的灵魂》一书中最为核心也最为奇诡的想象。事实上所谓的“自由航海”始终是一个幻觉性质的蓝图,它没有锚定的根,与以往的乌托邦设立有着巨大的不同。“自由航海团”不属于左派也不属于右派,没有团体性的政治诉求,它更像是某种“失意者联盟”,以一种绝决的方式“离开”这个以人组成的、麻木而不堪的社会。他们身上所具有的某种“暴力趋向”并不具有多么强的主观性,甚至可以说匮乏主观性,所有的暴力行为其目的仅仅是“将阻挡者推开”……不止一次,大江健三郎借“自由航海团”成员乔木之口、“缩哥”之口、“BOY”之口、无线电工程师之口、无线电之口、信函之口甚至成员中最为暴力和强悍的多麻吉之口阐明:他们不是闹革命,他们只是想在大地震与核袭击的灭绝关头能够公平地逃到海上,放弃国籍实现自由航行。“自由航海团”甚至没有绝对权威,没有号令者,拢合他们在一起的只是一个在公海上自由航行、脱离旧有社会生活的幻想。它并不坚固。是的,它并不坚固,它没有确凿的实现依据,也不具有严密的纲领。我甚至猜度大江健三郎也没有完整地为“自由航海团”寻找到坚固的东西来支撑,不然他也不会在书的最后章节还在让“自由航海团”争执,并由“红脸”指出将他们组合在一起的梦想本质上属于“无稽之谈”。“正因为是无稽之谈,所以才有可能成功——‘红脸’是这么说过的吧?你说,他这话,是不是说着玩的?”“既然人都死了,那么,只要活着的人觉得是真的,那就是真的。”在多麻吉和勇鱼的这一对话中,它指向情绪而不指向理性,就像孩子们建立于沙砾上的建筑,充满着摇晃感。

我也想乘此机会提一提另一对有名的父子,约瑟夫·杰克逊·利斯特(1786-1869)和约瑟夫·利斯特(1827-1912)。老利斯特是业余物理学家,发明了显微镜里的组合透镜方法并确定哺乳动物血液中红血球的形状,其子为“外科消毒法之父”。医学卫生上的进步也惠及中国人。上海的仁济医院由英国外科医生雒魏林(音译当为洛克哈特,1811-1896)于1844年创办,一切资金都来自捐款。该院纯属慈善性质,专收中国病人(故而当初英文名ChineseHospital),推广牛痘接种,普及公共卫生知识。病人包括吸食鸦片成瘾者。仁济一度因接受英国人雷士德的捐赠更名雷士德医院。

小说《佛罗伦萨的神女》的风格是一如既往的魔幻现实主义,或更准确地说,是魔幻历史主义。鲁西迪从他的第一部小说起,梦境与现实,史实与想象,巫术与传说,便浑然交织在一起:虚虚实实,亦真亦幻,令读者眼花缭乱。而这一部小说的结构,用一句话说,就是“故事里的故事”。《佛罗伦萨的神女》据说是迄今为止鲁西迪写得最为痛苦的一部小说。单看书后长达八页之多的参考书目,就可以想象小说家用力之勤。当然考据只是一方面,像乔治·艾略特笔下的老夫子卡斯朋,整理出满满一屋子卡片,却未必能写成他梦寐以求的“神话研究大全”。而剑桥历史系出身的鲁西迪,除了渊博的学识,还有高超的叙事技巧——自布克奖小说《午夜之子》(1981)问世起,他就被誉为“讲故事的高手”。

充满着摇摇晃晃的感觉,大江健三郎不给“自由航海团”以坚固的纲领和目标,不给他们某种“利他”的诉求,同时,也不给予他们道德上的特殊优先权。对于勇鱼妻子直日和警察们所提到的“制造社会混乱、盗窃、对同伴施以酷刑、逼同伴自杀、杀害警官、绑架弱智儿童作人质”等等指控,尽管事实小有出入或有着程度上的差别,但“自由航海团”无法承认它们的存在。他们不是圣徒,不是勇士,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的身上不负载那些,他们只是一些愿意从旧有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秩序中脱离出去的人,脱离的本身也确实携带有破坏的欲望。

十九世纪的英国继承了十八世纪发明创造的传统,奠定了现代工业社会的基础。发现蒸汽的瓦特固然重要,而蒸汽机车的制造与不断完善却是一个工程师共同体数十年齐心协作的结果。这些成就来自一种发明创造的文化,来自对自然奥秘无穷无尽的好奇心和忘我的献身精神,来自一个发育健全、各个成员能够默契配合的科学共同体。与此相应的是英国皇家学会的指导作用以及当时一套鼓励科技和探险的机制。英国的林奈学会在1858年已拥有好几百位各有专长的成员,他们不论是组织会议还是编辑出版期刊都做得井井有条,相互之间诚挚交往,无所保留。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的思想已经酝酿多年,他与华莱士的愉快合作促使他在1858年下决心把自己的发现写出来公开发表。两人的交往处处显示出“君子坦荡荡”的绅士风度。

小说的情节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一个自称“莫卧儿情人”的佛罗伦萨青年莫格(他是马基雅维利的好友)来到莫卧儿王朝阿克巴大帝所在的皇城丝克瑞。莫格自称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特使,随身携带女王的国书,由此得以觐见皇帝。他此行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亲口对皇帝讲一个故事,来证明他本人也有皇室血统,论辈份比皇帝还要长一辈。第二部分是小说的女主人公、莫卧儿王朝的公主“黑眼美人”阔兹的身世。她是阿克巴大帝的姑奶奶。在王朝兴起之初对外征战的过程中,阔兹先是沦为乌兹别克部落首领的俘虏,后来又被波斯王俘获,最终成为佛罗伦萨青年将领阿卡利亚的情人。阿卡利亚死后,她又流亡到美洲新大陆,并在那里生下莫格。最后她又魂归故里,进入到阿克巴的梦中。小说的第三部分场景又回到阿克巴皇城。皇长子萨利姆发动的一场叛乱几乎耗尽帝国的元气,皇帝意识到权力并非万能,选择退位。莫格也准备逃亡。临行前,皇帝猛然发现真相:莫格并非公主的后裔,而是公主的“镜子”——一位女奴的后代。整个故事,不过是叙述者的一个幻梦而已。

不想融入于“社会”,从旧有的社会生活中脱离出去,年轻的“自由航海团”是一类,而勇鱼则是另一类。在最初,他是以一种无害的方式、自我流放的方式脱离于社会生活的,而且他的隐居还有另外的动因:为了照顾弱智的儿子。在与“自由航海团”的成员们遭遇之前,勇鱼是以一种“自我切割”的方式将自己划出旧有生活,他隐匿于荒弃的避核工事之中,日常的中心只有两项内容:照料儿子,以一种冥想的方式寻找、捕捉“树魂”与“鲸鱼魂”的细微招唤。之后两种“脱离”渐渐融合,这一过程依然充满着摇摇晃晃的感觉。勇鱼的融入并不那么彻底,大木勇鱼的“告白”并不具有那种无可辩驳的说服力,大江健三郎还让“自由航海团”的成员们一次次将告白打断。我要说的是《洪水淹及我的灵魂》是一栋摇晃中的建筑,勇鱼和未成年的“自由航海团”成员们不信任社会的坚固,也不信任所谓理想和信仰的坚固,道德的坚固——如果一旦拥有确信他们就不再是试图挣脱“社会”束缚的人了。大江健三郎将他的追光打在这群在摇晃中“不断离去”(有的是脱离,有的是死亡,有的是逃走,有的是投降)的人的身上,我以为他也处在摇晃之中。

华莱士也曾独立注意到进化现象。1848年,才二十三岁的华莱士和昆虫学家亨利·贝茨就到亚马孙河探险并收集昆虫、蝴蝶,为时四年,第二年他弟弟赫伯特也前往巴西,不幸死于黄热病,1854年,他又在皇家地理学会资助下赴马来群岛收集标本,一待就是八年,“他乘坐当地人的小船,在各岛奔波了一万四千英里,经常晕船,也遇到过食物严重不足的情况,还得过热病,一个人待在简陋的茅舍里,靠着跟新加坡等地的医生要来的奎宁,发汗熬过去。在马来群岛期间,他收集了十万多种动植物,还发现了马来群岛有一条无形的海洋分界线,该线两侧的动物物种差别很大。”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两条腿被虫子咬得体无完肤,疼痛发炎,已经在屋里憋了一个月,但足不出户又招上了热病,还在康复中。浪费这么多时间,严重影响了我采集昆虫的任务。”没有强健的体魄和勇敢的精神,无法完成如此艰巨的工作。华莱士还与英国同好者交流信息,与他们形成了一个科学研究共同体。皇家学会、皇家地理学会等组织也起到了提倡合作的枢纽作用。如果都是“惟吾德馨”之类的人物,相争相斗就是必然命运了。十九世纪初,到各地搜集植物标本在英国已经蔚然成风,大英博物馆设有自然历史部,植物学家罗伯特·布朗(1773-1858)多年担任植物标本库的负责人。1858年,英国植物学家已在殖民地锡兰(今斯里兰卡)开设植物园。没有这种全球性的科学考察,达尔文、华莱士共创的进化论是不可能问世的。正是这种植物学上的兴趣促使英国人欧内斯特·亨利·威尔逊在1899年至1911年间四次到中国西部采集植物标本和种子,1913年出版《一位博物学家在华西》。据我所知,这本极有价值的著作至今仅有部分译成中文,改名《威尔逊在阿坝》。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留学的时候去一位英国朋友家,花园里的杜鹃花正盛开着,主人告诉我杜鹃花的故乡在中国,我十分惊讶。这件小事也说明我们一般的所谓“读书人”在博物学领域知识非常欠缺,现在依然如此。中国传统士大夫以科举得官为人生目的,重书本知识,达尔文和华莱士漫游式的考察和冒险超出了他们的想象,《小杜丽》中多西这种彻底无我的人,他们也无法理解。现在的中国年轻人还须在“五四精神”的激励下摆脱功利主义和实惠哲学的羁绊,做出让世界刮目相看的事情来。

鲁西迪在小说面世后接受采访时曾说,他的创作动机有两个:一是为马基雅维利正名——他不是现代人心目中权欲熏心、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一是要揭示“西方民主”和“东方智慧”之类的词汇并不具有实质性的意义:西方“民主”政体未见得比东方君主专制更高明,正如东方人的“智慧”未必胜过西方。用小说中“黑眼美人”的话说,“根本不存在所谓东方智慧”。她来到传说中的文化名城佛罗伦萨,却发现这里的男人、女人跟她家乡的人们一样愚蠢——在这里鲁西迪似乎要向英国哲学家罗素致敬。罗素曾说,我本来相信人是理性的动物,可是当我走过三大洲四大洋,却发现无论走到哪里,人们都是一样的疯狂。

大江健三郎也不确信。他注意着“社会”这个词中的种种不堪,譬如虚伪,麻木,残酷,口蜜腹剑,权力的虚假和为所欲为,种种的肮脏和它可能的交易。它不应被相信,它的某些貌似合理规则其实暗含着丑陋和阴谋——然而“脱离”依然不是解决之道。他甚至无法说服自己塞给“自由航海团”一条可供在公海上自由航行的船,他也无法说服自己相信那些社会脱离者具有比其他人更为优秀的品质,无法忽略他们的行为中确实含有的“反人类”倾向。大江健三郎也处在摇晃之中,这摇晃让他写下“灵魂”这个词的时候倍感痛苦。洪水不断升高,洪水淹及“我”的灵魂,“灵魂”这个词已经浸泡于汹涌上升的洪水之中,只有“我”感受到了它的被淹没,“我”发不出更强的呐喊而即使呼喊了也不会有人真正地听到……

迪斯累里与达尔文和狄更斯不同,多年积极从政。他在1858年出任内阁中除首相之外最重要的财政大臣,早年是保守党“青年英格兰”运动的领袖[《共产党宣言》里批判“封建的社会主义”的文字主要是针对“青年英国”(即“青年英格兰”)的],后来两度出任首相。这位雄辩的政治家还是流行一时的小说家,曾独出心裁地用“两个民族”来概括英国的阶级对立。可惜我们的读书界对这位十九世纪世界史上的关键人物是忽视的,好在管南异的《进退之间:本杰明·狄思累利的“青年英格兰”三部曲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已经从文学研究方面填补了空白。多次出现在本书的布尔沃·利顿也是维多利亚时代有影响的政治家、作家,今天大学英文系的一般教师也不一定听说过他的名字。英国政治家不得不接受舆论监督,几乎没有隐私可言。但总体而言,报刊(本书作者引用的报刊杂志多达五十余种)督促政府解决难题,堪称社会改革的积极推进者。

美第奇家族治下的佛罗伦萨城奉行的是继承自古罗马的共和政体:外有强大的海军力量使城邦免遭侵略,内有民主选举的议会保障政令畅通,经济繁荣、文教发达。但就在这风光无限的表象背后,政客们的内讧纷争和王公贵族的穷奢极欲已经为城邦的败落投下阴影。小说的主人公马基雅维利一开始便已预感到他本人及城邦的不幸:他为城邦忠心耿耿服务十四年,做过驻外使节,包括教廷使节,也在军队中服过役。但由于政治斗争失利,美第奇家族的罗伦佐卷土重来。他的忠诚受到怀疑,严刑拷打之后又被流放到城邦近郊,最终惨死他乡。城邦也在战火中化为灰烬。

为了部分制止这栋建筑的摇晃,为了给“自由航海团”的行为和存在寻到更多的支撑,大江健三郎巧妙设计,找到了两本隐于故事背后的、但属于线索的书:一本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一本是《白鲸》。这两本书作为某种的“潜文本”,如同隐于地表之下的树根,向更深和更远处延展开去。小说最后,大江健三郎为带着靖离开的伊奈子翻捡到一本英日对照版的《圣经》——“勇鱼这才意识到,伊奈子身上,也有自己以前不曾知晓的内心世界”。这本《圣经》的出现意味悠长,它是否会让伊奈子在经历如此众多之后找见“信和爱”,还是经历到另一层的摧毁,还是……很明显大木勇鱼不是天主的信徒而大江健三郎同样不是,否则他不会让这本《圣经》在最后一节才在靖的床单之下被遮掩地提到。从这一有深意的细节处我们当然可以猜度,大江健三郎“也处在摇晃之中”。就像小说中那些“自由航海团”的牺牲者需要在祝祷词的感招之下获得力量一样,大江健三郎同样需要一些力量。

大恶臭事发后,伦敦报刊以极为犀利的语言施加压力。7月1日的《泰晤士报》敦促政府加快步伐:“负责这个问题的委员会一个接一个,一拨接一拨,采集的信息足够建造一百种下水道了……可他们还是什么都没做,不过就是往河里抛几船石灰,……要不就是在几个排污口摆摆样子。这么干,到明年这时候,也不会有什么变化。我们要找出问题的根本所在,一天都不要再浪费。”议会设立的调查污染问题的泰晤士河委员会也受到7月17日《笨拙周报》的嘲讽,诸位成员被取笑为化学坩埚先生、廉价燃气公司计量表先生、糨糊脑袋先生、呆头呆脑勋爵、吹管教授、万事通先生、污水坑先生。一个能够产生《笨拙周报》的社会是风趣、自信的社会,创办人之一亨利·梅修也像恩格斯那样着力反映十九世纪中期伦敦穷人生活和儿童问题。用众声喧哗四字来形容英国的报刊业、出版业是绝对不过分的,这一特殊的语言多元生态显然也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和读者判断力的提高。马克思也为报刊写过大量新闻报道和时事分析。本书提及的宪章派报纸《人民报》创刊于1852年,刊登或转载过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少文章,马克思还作为外国革命流亡人士的代表出席该报创刊四周年的纪念宴会并致辞。[详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共四册)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4页至776页]正是这样一种宽松的出版氛围,促成了很多重要的思想流派的产生。

年轻时代的马基雅维利曾亲眼目睹佛罗伦萨上流社会奢靡生活的场景,大为震撼——当时他和朋友埃戈(其兄长亚美利哥日后发现新大陆)一同去拜访当地名媛亚力桑德拉。女仆命令他们在卧房外等候,而映入眼帘的是艳妇横陈在卧榻之上,一名贵族吮吸她的左乳,右边则是她的宠物狗。美貌绝伦的亚力桑德拉将追逐她的达官显贵玩弄于股掌之中。眼看这些男人为她争风吃醋甚至拔刀相向,是她最大的乐趣。而这些贵族能够登堂入室的条件,小说家告诉我们,除了雄厚的资财,更必不可少的是但丁的情诗和彼特拉克的十四行诗——日后为世人传诵的名篇,当日不过是进入她闺房的敲门砖。

“勇鱼意识到,一种类似魂魄体的东西正在自己身体里挣扎。我的一生,就像一种无定型的物质——他默默对‘树魂’、‘鲸鱼魂’倾诉说,总是想归于定型却总是溃散垮塌,而现实世界,则是这个无定型的自己的无定型的镜片中折射出的世界。这个世界将随同自己的死无定型地爆炸,然后归于无……”(《洪水淹及我的灵魂·第
22章》)

严复翻译《天演论》以及达尔文的“进化”观念在中国读书人中间曾产生过警钟般的效果,但也会导往可疑的方向。进化论会不会鼓励人们用生物的模式来看待人类社会?1971年的中国,翻译出版的书籍极少,但是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却是例外。作者有感于维多利亚时代“狂热的个人主义”和“‘自行其是’的倾向”,不主张把生物界的“适者生存”应用到人类社会的伦理领域。“对伦理上最好的东西(即所谓善或美德)的实践包括一种行为的途径,这种行为的途径在各方面都是同宇宙生存斗争中导致成功的那种行径对立的。它要求‘自我约束’来代替无情的‘自行其是’;它要求每个人不仅要尊重而且还要帮助他的伙伴以此来代替、推开或践踏所有竞争对手;它的影响所向与其说是在于使适者生存,不如说是在于使尽可能多的人适于生存。它否定格斗的生存理论。”[《进化论与伦理学》,科学出版社,1971年,第57页至58页。]赫胥黎反对赤裸裸的竞争,同时也拒绝乌托邦的诱惑。他补充了一句话:“进化论并不鼓励对千年盛世的预测。”[《进化论与伦理学》,第59页。]《进化论与伦理学》在1893年问世,其实作者所担心的“狂热的个人主义”和“自行其是”的信条在诸多因素的牵制下并未被英国社会普遍接受,反而是社会主义的思想在赢得人心,在1892年的大选中甚至有工人入选议会。

马基雅维利的另一位朋友阿卡利亚骁勇善战,为城邦立下赫赫战功。当他携“黑眼美人”返回故里时,却无端受到猜忌。别有用心的人宣称他诱拐了强大的莫卧儿王朝的公主,仿佛神话中帕里斯诱拐海伦,必将引起一场大战,危及城邦安全。阔兹的到来给污浊混乱的城邦灌注一股清新之气。她的美貌摄人心魄,她的风度和智慧则令整个城邦为之倾倒:行为放荡之人变得贞洁,贫瘠的土地长出庄稼,连城中的河水也变得清澈透明——整个城邦焕发出勃勃生机。

“我”的一生,就像一种无定型的物质。无定型,则必然地产生某种摇晃感,“一切的坚固都在被摧毁之中”。

本书作者详细披露狄更斯的婚姻危机以及随之而起的狄更斯和萨克雷的失和,不过两人之间的不快完全没有恶化到“不共戴天”的地步。他们是克制的,从未互相诋毁,始终能客观评价对方的作品。人是成长变化的,情感亦然,故而1858年颁发的《离婚法》合乎新的人道观。中国传统文化重男轻女,有“三妻四妾”一说(民国时期“姨太太”还屡见不鲜),男方还可以休妻、出妻,从贫苦人家买来“童养媳”当牛马使唤。拐卖妇女的现象,即使在当今也时见于报端。我国《婚姻法》的制订是西风东渐的结果。狄更斯与埃伦·特南的关系带有悲剧成分,对此难作是非判断。问题的关键是狄更斯与夫人疏远后能否公道待她。利维斯在论及狄更斯的独特天才时特意指出他的天才全面覆盖了人性的兴趣,接着用括弧加上一句“狄更斯不是‘一个一本正经、坐怀不乱的人’”(“Dickens
was
not‘asolemnandunsexualman’”)[《小说家狄更斯》,利维斯夫妇合著,1970年,游隼版,1983年,第301页]。利维斯晚年推崇狄更斯,这句插语的分量就非同寻常。

觊觎阔兹美色的佛罗伦萨大公借机将阿卡利亚派往外地作战,但阔兹却没有屈服于他的淫威。在屡次逃脱其魔爪之后,恼羞成怒的大公诬陷她是施展巫术的“妖女”。城邦的民众对她的崇拜也很快消失。他们认为当初是受到她东方“魔法”的蛊惑,现在才如梦方醒:正是她给城邦带来灾难。为拯救城邦,首先要除掉妖女。幸亏阿卡利亚及时赶到,舍身相救,帮助阔兹逃离佛罗伦萨,去往遥远的新大陆。

3

《大恶臭》中这一部分牵涉俱乐部生活颇多。俱乐部是英国比较有身份的人的去处,所谓的“圈子”往往通过俱乐部形成。成员必须遵守规则,像耶茨那样因言语不当被俱乐部除名是很不体面的。一旦某位成员引起物议,其去留纯粹取决于全体成员的民主表决。俱乐部的自治全仗规章制度,就此而言很像英国古老大学里的学院,各院院长的产生有一个民主的过程,相关学院的正式成员参与院务,也不会因意见不合而反目。英国社会有各种各样的组织,它们使得整个社会的质地特别紧密,同时富有弹性,能不断进行自我调整与修复。

鲁西迪在小说中展现的十六世纪末的佛罗伦萨城邦,物质生活极大丰裕,文化艺术也高度发达,但人们的道德状况显然并不与此同步。上至王公大臣,下至黎民百姓,整个社会弥漫着淫佚之风,几乎所有人都耽于享乐、不思进取。似乎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作家一贯的观点:文学艺术与道德水准了无干涉。

“树魂”与“鲸鱼魂”——在《洪水淹及我的灵魂》中,它们多数并置、混合与交融,善于区分草木、鱼类和鸟鸣,把功课做得十足的大江健三郎却没有特别地将二者细心剖开,仿佛在勇鱼那里它们就是一类、一种,存在于陆地上的“树魂”和存在于海洋中的“鲸鱼魂”就像雾气一样难以分解。勇鱼认定,自己是“树魂”与“鲸鱼魂”的代言人,他显得那样笃定,然而自始至终无论是“树魂”还是“鲸鱼魂”都没有真正地召唤过他或下达怎样的行为指令,他只是在不断地言说和内心独白中一次次“让自己笃定”,相信“树魂”与“鲸鱼魂”能够和自己站在一边,理解并帮助自己。阅读中我们可以发现,“树魂”与“鲸鱼魂”对大木勇鱼来说一是求祈的对象,它们具有潜在而超拔的力量,是指引者;另一则是虚弱的,需要勇鱼完成代言,包括对人类的损害和杀戮的指责;还有一重,则是勇鱼越过代言人的位置而以“树魂”与“鲸鱼魂”的名义为自己辩解和化解,那些摇晃的、不那么能说服自己的理由则都交给“树魂”与“鲸鱼魂”承担,这里他暗暗地成为了指引者和“施令者”的角色,是他借“树魂”与“鲸鱼魂”的名义——大木勇鱼和“树魂”“鲸鱼魂”之间的关系性也可侧面证实大江健三郎的“摇晃”:他不能给予勇鱼一个信徒的身份,也不能让“树魂”“鲸鱼魂”以一种超现实的方式左右勇鱼的判断和思考,然而还要勇鱼有所信。“鲸鱼树”的概念是由乔木所建立起来的,同时也是乔木本人所摧毁掉的。他向勇鱼承认所谓“鲸鱼树”不过是他为了说服勇鱼加入自己而虚构的概念,不过对此“勇鱼一点儿都没有觉得诧异。”

1858年是咸丰八年,除了迫于生计出洋的劳工,中国士大夫还在吟诗作对,对外部世界毫无兴趣,但是现代化已经初露曙光,那时的上海公共租界已经有英国人比尔兄弟组建的消防队,现代城市的公共设施随后逐步在上海创设。出生于香山的容闳(1828-1912)先在澳门、香港入读教会办的马礼逊纪念学校,1847年赴美留学,1854年从耶鲁毕业回国,立志以个人微弱之力慢慢改造社会和人的观念。那一年7月,上海租界的工部局成立,中国历史上的很多“第一”随之而来。1852年初,上海的北华捷报馆就编辑了英文《上海年鉴》,收有当时最详细的上海地图,收有连续系统的气象记录以及大量其他珍贵史料。

民主政治被西方人宣称为具有普适价值的、可以放之四海的真理,但小说中反映的共和政体,却如同专制政权一样糟糕:权力是最好的春药。政客们相互倾轧,得势的一方将另一方罢免、流放、砍头;等到另一方再起,又是一场轮回。在此过程中,头脑简单且不明真相的民众则成为各派所争抢、利用的工具,由此整个城邦也长期陷于动荡暴乱之中。

大江健三郎在他的寓言之书中并不试图稳固,甚至也无材料稳固。他只要这种种的摇晃不至于导致塌陷就可以了。地震,核爆,战争,试图脱离社会的边缘人,“大地震时逃到海上”,“这是世界未日”,“世上一切都悬在半空,最终归于无……”《洪水淹及我的灵魂》的文字始终被“危机”所撬动。不只是勇鱼一个人相信危机的到来,几乎所有“自由航行团”的成员都如此相信。从某个意义上来说《洪水淹及我的灵魂》也是一部关于危机和未日感的书,那种强烈的危机意识几乎弥漫于小说的每个章节、每个段落,也弥漫于试图脱离“社会”的边缘人的行为中。

如何看待英国的殖民遗产?《大恶臭》中不少篇幅涉及英国在印度的统治,这方面我们的知识储备也是普遍不足的。以往人们经常把东印度公司与英国等同起来。印度1857年至1858年的起义被镇压,英国政府立即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决定直接接管印度。维多利亚女王也鼓励首相起草一份印度公告,要体现宽容与平等。当年议会通过《印度管理法案》,德比首相说了这段话:

和佛罗伦萨不同,阿克巴大帝治下的帝国及皇城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安定的状态。阿克巴继承祖父的基业,但和惯于打打杀杀的先辈不同,他更喜欢沉思。他时常思索的问题包括:梦境与现实的关系,宗教和信仰自由,以及权力的真谛。为鼓励学者们自由思想,他在皇城新建学宫:两派学者“饮水党”和“饮酒党”时常在那里辩论,凡是一方赞同的观点另一方必定加以反对。皇帝本人有时也亲自参与,并且总是最高裁判。为平息后宫纷争,他假想出一位贤惠而美貌的皇后——仿佛神话中的皮格马利翁——皇后不仅出现在他的梦里,更走进现实生活。“我们都活在别人的梦中”,皇后告诉他,梦也是生活的一部分,或许梦就是真正的生活。皇后对传教士所讲的西欧诸国不感兴趣,阿尔卑斯山跟喜马拉雅山相比不过是个小土包;那些西欧小国的君王在她眼里完全是野蛮人;他们甚至还把自己的神钉死在树上。皇后相信本朝的经济文化实力及文明的水平要远远高于传说中的西欧小国。

再重复一遍,大江健三郎在《洪水淹及我的灵魂》中试图完成的,依然是那个报信人的角色:他相信危机的存在并预感着危机的存在,即使它或多或少带有杞人忧天的性质。他试图指认,就像指认《圣经》中人类并于洪水的记忆那样。而勇鱼的避核工事不是方舟,水会淹没掉它和工事中的一切,包括那个属于“我”的灵魂。

我认为,印度所有的宗教信徒都应受到保护,绝不允许妨碍基督教传教士在印度活动;但另一方面,我也确信,政府应为所有教派和信仰提供一视同仁、不偏不倚的保护,除此之外,不应过度干涉。这不仅有益于英国的利益、和平和安康,也有利于英国行使治理印度的权力。

皇帝的目光显然更为长远。他将佛罗伦萨的年轻人莫格留在宫里,听他讲述海外奇闻。后者的话题不断引起他更新的哲学思考。有时皇帝觉得对他的喜爱胜过自己的儿子。王位继承问题一直令他纠结:皇长子萨利姆乖张凶悍,但相对于其他人的懦弱无能,可能更适合统治一个庞大的帝国。皇帝对诸皇子都不放心。他派出贴身侍卫,侦察诸位王子大臣的一举一动。帝国经过多年休养生息,国泰民安。作为一代圣君,他时常自诩其权力授之于天;而作为万民主宰,他又必须运用手中权力保护他的子民。这又使他时常深感责任重大。

4

但是随着印度知识界国家意识的增强,英国在印度的统治以及帝国体系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尤其是作家拒绝沉默,例如福斯特的《印度之行》和奥威尔的《缅甸岁月》(缅甸原由英属印度管辖)发出了与爱国歌曲《统治吧!不列颠尼亚》对抗的声音。印度的独立与印巴分治是震撼世界的大事,英国并未与独立的原殖民地反目成仇,反而与它们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很多新独立国家的领袖人物在英国接受教育。英联邦是历史的产物,二战后从大英帝国独立出来的国家绝大部分自愿选择加入英联邦,目前成员国还超过五十个,每四年举行一次运动会。多年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是英联邦名义上的元首,2018年该职改由查尔斯王子担任。

皇帝看上去悠哉游哉,其实他的心事却日益沉重。情报说萨利姆在他的王妃白小姐(一位类似于麦克白夫人的残忍角色)鼓动下,暗地招兵买马,准备叛乱。皇帝当然可以立刻将他诛杀,但帝国也可能由此陷入长期混战。萨利姆深谙君王之道,在掌权之初大肆滥杀无辜、强占民女,但随后又逐步示人以仁慈,让治下百姓感激涕零。在皇帝看来,这正是成为一个强大君主的条件。

伊奈子,几乎是《洪水淹及我的灵魂》唯一的女性,或是说,她是唯一凸显了性别角色的女性,而直日(大木勇鱼的妻子)身上的女性特征是被有意抹平的,她是政治的人而非“性的人”,女性的一切可能质地都在被消除之中。对待小说中出现的“唯一女性”,大江健三郎使用着他可能的呵护,每次“自由航海团”内部争执或使用些暴力的时候他都会将伊奈子“推到局外”,不让她参与。靖的存在唤起了伊奈子身上的母性,而一向敏感而脆弱的靖也对她产生了信赖;勇鱼则唤醒了她的身体,之前她只有给予从未让自己真正得到。英日文对照的《圣经》,它的存在竟然是伊奈子不曾示人的“隐秘之物”,它照见的是伊奈子内心里沉默着的幽暗区域。这个区域的大与小、深与浅我们都不得而知。无神时代,并不信任神、善于描述众神消隐的时代“人的生活”的大江健三郎竟然在摇晃的建筑中为伊奈子的床单下塞入一本《圣经》——它很值得思忖。

还有点未尽的话,想借此机会表达一下。英国很早就有了执业医生注册制度,这是值得骄傲的。恩格斯肯定了英国的医院,但是指出医院太少,而且收费贵,工人付不起费用,只好求助于江湖医生的假药。“在英国的一切城市里这种江湖医生都有好多,他们靠各式各样的广告、招贴及其他诡计在最穷的阶级中招揽顾客。此外,还有极多的包治百病的所谓特许专卖药出卖,……所有这些药剂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能医治世界上的一切疾病。……这些丸药有的人用来治大便不通,有的人用来泻肚子,有的人却用来治热病、虚弱以及各种各样的疾病。”[《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46页。]由此看来四十年代还没有严格实行执业医生注册制度。英国的医疗改革旷日持久,“二战”后实行的国民医疗保健系统(NHS)是福利社会最典型的成就。恩格斯揭示的那套虚假广告,在很多地方仍未绝迹。如果“祖传秘方”、“扶正祛邪”之类的语言畅行无阻,诸多像光环下的人参一般的神药不必通过临床试验来证明其无所不能的疗效,那么江湖医生乃至“大仙”[见《新京报》2019年3月11日报道《丈夫听信“大仙”鞭打妻子致死》。]还是有着施展手段的空间。

萨利姆设下埋伏,诛杀皇帝最为亲信的大臣,而后公然举兵杀向皇宫。皇帝决定退位。他将萨利姆召来训斥一番,而后者也不失时机地痛哭流涕,深表悔恨,于是双方心照不宣地完成政权交接——终其一生,皇帝都在思考如何运用权力使民众幸福。现在他忽然意识到,交出了权力,才能使人幸福。

我知道大木靖的身上生有“现实”的肋骨,是一种移植。他被塑造出来参与到故事中,多少与大江健三郎的经历经验有关。他的身上和《个人的体验》中那个弱智儿的身上都能看到“大江光”的影子——小说中,大木靖是一个敏感而有天分的弱者,他充当着一种牵扯的力量,牵扯着勇鱼,牵扯着伊奈子,牵扯着“自由航海团”的成员们,也牵扯着他的那个母亲,让勇鱼能够对她提出“要求”来……勇鱼对待靖的关爱是整个灰色调的小说最有温度和光亮感的部分,那样的描述中真的具有“神经末梢”的微颤。小说中,大江健三郎小有“挥霍感”地使用着大量篇幅让靖从听见的声音里分辨出不同的鸟声:是蓝矶鸫!是白眉!是画眉,是夜鹰,是猫头鹰,是秧鸡……大江健三郎耐心地建立着属于声音的博物志,这也是光的部分,像一团团隐现在黑暗中的萤火。

读完《大恶臭》的译稿,我深深感到修峰花费在翻译上的时间和精力不会白费。1858年伦敦的高温促使政府立法启动下水道改造,一百多年来,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提高,泰晤士河的综合治理未曾间断。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的苏州河也因生活和工业污水的肆意排放而以黑臭著称,经过二三十年的截污治污以及河道疏浚,苏州河水质改善,鱼类群落渐渐恢复,两岸已没有异味。但是全国总体水质下降的趋势是否得到根本扭转?卫生设备和下水管道是否已经遍及各地?城市排污系统的规模是否跟得上高楼建造的速度?我国的环境整治和生态修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也希望这本书能够广受关注。

书中鲁西迪向马基雅维利致敬之处在于对权力本质的认识。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主张:权力取自于民或取自于天,与个人道德并无太大关系。关键在于如何运用权力:君王的道德跟常人一样可能不无瑕疵,但在处理军国大事时,就不能以常人的道德标准来要求君王。阿克巴大帝最终选择“禅让”,因为他顾及的是帝国的安危。这是马基雅维利推崇的开明君主。道德或许只是为常人所设,而有作为的君王如果拘泥于此,无疑会妨碍他的大德:为黎民众生谋求福祉。与阿克巴相对的是小说中描写的一位部落首领:两军对垒时明知敌强我弱,却不肯采用偷袭战术,非要讲求Fair
Play的绅士风度,最后兵败被俘,身首异处,类似于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宋襄公,成为千古笑谈。

《洪水淹及我的灵魂》里面充满了滔滔不绝的人。大江健三郎不时让叙事略做停顿,给予他们陈词的权利,让他们尽可能地充分阐述——勇鱼先天地获得了这种权利,不只是让他不断说出。大江健三郎还在他的大脑外面安置了一个“外置话筒”,让他的思考、玄想、心理变化都得以有效呈现。“自由航海团”的成员们,“BOY”,“缩哥”,乔木,伊奈子,“红脸”和多麻吉,他们都获得了言说的权利,他们也不放过任何一个充分言说的机会……如同卡夫卡小说中的那些人物一样,《洪水淹及我的灵魂》里的人物同样富于雄辩或试图雄辩,“我相信,饶舌的卡夫卡知道让人物强辩或多或少会损害故事的流畅,这一越界包含着巨大的冒险——他知道,另外那些前仆后继的作家们也知道。明知故犯当然有它的道理所在。因为,在他们那里,小说有了更为重要和迫切的负载……”(李浩《变形记,和文学问题》)对于大江健三郎来说,《洪水淹及我的灵魂》当然有更为重要和迫切的负载,他不满足于讲述一个有吸引力、有波澜、符合一般规则和标准的故事,他要的是对人和人生的言说,对生活、社会和经验的言说。那些滔滔不绝的人分别领取了他们的任务,大江健三郎借他们之口说出,不断地说出。也只有这样,大江健三郎的“报信人”角色才得以确立。此下的“社会”如何,“我们”为什么要脱离这样的社会?何谓“自由航海”,为什么要自由航海,“自由航海团”又是一种怎样的、减灭了一般社会性的组织?“我们”的欲求是什么,“我们”是否能为自己的选择来承担,它最终的航向是否是一个确然的?“我们”又如何认识我们自己?

对东西方文明的关系,鲁西迪刻意选取两个代表:一是代表西方向东方传授政治思想的“莫卧儿情人”莫格,一是代表东方向西方传授生活智慧的“黑眼美人”阔兹。尽管后者不承认有什么东方智慧,但她的降临还是给处于暴乱混战中的佛罗伦萨城带来安宁祥和的气息,因为东方人的生活推崇大自然的模式:安宁、平缓、重复。而在这种平静之中自有其恒久的力量和对生命的执著追求。同样,莫格的到来也使得王宫上下对西欧人更多一层理解,比通过传教士的了解更为深入。佛罗伦萨城文学艺术的高雅则更令人引领遥望。借助小说中来回切换的空间视角,鲁西迪向读者展示了两座城内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全景生活。正如小说中人物所说,或许人们只是穿衣不同,语言不同,而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或天性,则并没有什么两样。无论何时,身处不同国度的人们的相似性都要远大于他们的差异性。因此异质文明必须得到尊重:相互包容、取长补短,才能达到和谐,共同发展——“人只有站在圈外才能看出这是一个圆”。

大江健三郎在小说中建筑,每个人滔滔不绝的言说也是他的建筑材料,而且是珍贵的建筑材料。他建筑的是“一个只属于小说的世界”。

鲁西迪在小说中念兹在兹、反复申说的是,“迷信和专制并不是神秘东方的特质,开化和人文精神也不是西方的代名词;每一种文化都蕴含着美和丑,残忍或仁慈”。在小说的结尾,从遥远国度飞回故国的阔兹进入皇帝梦中。通过与莫格以及阔兹的交流,皇帝的哲学思考也更为深入:“只有接受人必有一死的事实,我们才能理解活着的意义”;“是人创造了众神而不是众神创造人”;“人类所遭受的诅咒不在于我们之间如此不同,而在于如此相似”。

5

知识,在小说家鲁西迪看来,从来不是原创。它不过是人类经验的传承和积累。一代又一代人将他们的经验积累起来传承给下一代,就成为智慧。传统本身就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伊斯兰教、基督教或者道教、佛教,其中都寓涵着人生的大智慧。舍弃自己的传统去拥抱异域文化固然不太明智,而非要将自己的文化传统强加于人,则更是野蛮的行径。从这个意义上看,正如古迪教授在《文艺复兴:一个还是多个?》一书的结论部分所说:在超过一千年的时间里,东方的发展沿着一条与西方“几乎平行”的路径,很难作高下之分——这一事实暗示通往“现代化”的途径或许不止一条。正是与阿拉伯世界以及印度与中国的文化交流最终导致了意大利文艺复兴——“站在社会学的立场上来看,复兴运动有很多,且并不局限于‘资本主义’或者西方。欧洲的经历并不独特,它也不是一座文化的孤岛。” 

化身,寓意,由理念和认知中抽出,大江健三郎建筑的是一个虚构的、只有在小说中才能成立的寓言世界,然而它要表达的却是巴尔加斯·略萨反复强调的“遮遮掩掩的真情”。它是《洪水淹及我的灵魂》一书中最为凸显和坚固之物,是其中“真实”的保障。我极为看重这一现实表达。“从形而上到幻想到具体到滑稽,这一切通通都是现实主义。它们更多地向我展示了作为人类一份子意味着什么、活在世上意味着什么”——萨尔曼·鲁西迪说过。通过小说这一艺术形式,大江健三郎愿意更多地向我们展示作为人类一份子意味着什么,活在世上意味着什么,甚至,作为试图脱离“社会”、和人类分开的一份子意味了什么;他们将要的得,和必然的失。

(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自由航海团”作为全然的虚构理念,不得不承认大江健三郎对这一“团体”的“理解”不够,给予他们的支撑不够,尽管他反复让成员们在滔滔不绝中试图说服勇鱼和我们,但令人遗憾的是它的说服力还是弱的,部分成员为之赴死的“必然”感也就让人怀疑。勇鱼“抛弃”旧有生活对靖的照料,义不容辞地加入到“自由航海团”为他们的活动有所提供,其实也根基不稳。大江健三郎甚至难以自我说服——好在后面的故事部分地吸引了我们,让我们可以不那么“穷追不舍”。但这一吸引并不能使小说的合理性不被继续苛责,我以为。小说是虚构,但要在这个虚构中“建立一个真实和它的必然后果”。真实和必然,是不能偏废的关键词。

叙事的前后用力太过不同也是令人遗憾的,它其实可以有更好的统摄,有一个更为有力但又均衡的“旋律”会更佳。

小说中的故事多是片状的,一个故事讲完,它完成了自己的寓言性,使命往往就会终止。我以为大江健三郎未能将它们充分地用足,之间衔接的环也没有特别注意。《窥视与恐吓》中的“眼睛”图案,“鲸鱼树”的意象,“缩哥”身体萎缩的象征性……它们都可以在之后一次次地被拎出,在一次次被拎出的过程中加深寓意——但大江健三郎忽略了它们的“有用”。

没有一篇作品可以做到天衣无缝的完美,“相对于上帝来说莎士比亚有一千条错误”——我对《洪水淹及我的灵魂》的技术苛责并不影响我对它的基本判断,它对我们理解生活、社会和与我们不一样的人的所思所想,有着非常大的帮助。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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