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cole·Kidd曼在影片《时时刻刻》中饰演Woolf,书信聚焦绝超过四分之二的书信是海德格尔写给Allen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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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ole·Kidd曼在影片《时时刻刻》中饰演Woolf,书信聚焦绝超过四分之二的书信是海德格尔写给Allen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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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与阿伦特之间的隐秘关系,早已不再是哲学圈内的小众话题。因为当事双方在哲学中的重要地位,它如同萨特与波伏娃的故事一样,为坊间大众所津津乐道。在接连不断的传话游戏之中,故事渐渐走样与扭曲,真相化为流言蜚语与不足为外人道的窃窃私语。在这纷纷扰扰的是非之中,《海德格尔与阿伦特通信集》为我们提供了一把窥探故事原貌的钥匙。

七八年前读《达洛卫夫人》的时候,书中有段话被我反复抄写,这是伍尔夫对达洛卫夫人和青年人赛普蒂默斯的一段评论:“无论如何,生命有一个至关紧要的中心,而在她的生命中,它却被无聊的闲谈磨损了,湮没了,每天都在腐败、谎言与闲聊中虚度。那青年却保持了生命的中心,死亡乃是挑战。死亡企图传递信息,人们却觉得难以接近那神秘的中心,它不可捉摸;亲密变为疏远,狂欢会褪色,人是孤独的。”

保罗·奥斯特对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的追寻具有某种执念,这种创作冲动在其代表作品(《幻影书》《纽约三部曲》《孤独及其所创造的》)等中可窥见一斑,他着迷于时间的流淌、命运之手的倾斜和骰子滚动的玩笑。他让小说中的人物被扼住咽喉,却在下一秒又让他们险胜逃脱;他设置悬念,却常将悬念变成一只被剥皮的洋葱,散发辛辣、具迷惑性的香气,剥到最后,却发现其中空空如也。

全书收录了一百六十八篇书信,既包括1925年至1975年之间海德格尔与阿伦特的通信,亦包含数封海德格尔妻子与阿伦特的往还。本书编者根据书信的内容,将其编为“目光”“再-见”“秋天”和“尾声”四个部分,并添加了丰富的注释。

后来我又陆陆续续读了伍尔夫的其他几本,看了那部根据迈克尔·坎宁安的原著改编的电影《时时刻刻》,《达洛卫夫人》里的赛普蒂默斯在影片中成为了身患艾滋的艺术家理查德,后者自然也没有摆脱自杀的定数。影片的结局是伍尔夫在衣兜里揣满石头,走向了乌斯河。

这种对不可知论的迷恋和技巧上的“假摔”,不单单来自对智力游戏的上瘾,更多源于作者背后的创作基因所带来的巨大推力。奥斯特14岁时,就亲眼目睹同学的意外死亡,那时他们正参加夏令营,为躲避突如其来的暴雨而转移阵地,就在奔跑时,他看到一个男孩被闪电击中,瞬间倒地。这段经历曾被他写进《红色笔记本》《冬日笔记》里,成为他开始思考生命之无常和深不可测的契机。奥斯特反复讲述这段经历,使之成了自身创作中的一个母题、注脚、有关偶然性的隐喻。在最新长篇力作《4321》的写作中,奥斯特同样毫无悬念地将其编织进了小说情节中,被安插在第二个弗格森的生命历程里,成为他告别人世的死亡方式。

与通常的书信集相比,《海德格尔与阿伦特通信集》呈现出一种高度不平衡的状态。书信集中绝大部分的书信是海德格尔写给阿伦特的,阿伦特写给海德格尔的回信则几乎没有保存下来。期待中的双簧变成了海德格尔的独角戏。另一个特点则充分体现二战时期德意志知识分子的普遍命运。与施密特和恩斯特的书信集类似,海德格尔和阿伦特的书信来往被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打断,二人中断联络十数年之久,1950年才重新联系起来。正如编者乌尔苏拉·鲁兹所说,“本书的一个特点已经可以被指明了:马丁·海德格尔的声音占主导地位。另外的一个特点在于:存在着亲密交往的阶段和完全不来往的阶段以及一系列中间阶段”(5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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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4321》中,一共存在四个弗格森,他们一组同源,发轫于同样的家族和血缘,是同一个人,但在宇宙的平行空间里,却因同一时刻的不同抉择而走上不同的命运轨迹。这仿佛是一场有关“what
if”的实验,让读者看到命运在拐点处所亮出的指示牌,或者仅仅是一双看不见的手、一场飓风、一次赌博、一盏摇晃的天平,却足以让个体的人生发生彻底的改变。

半个世纪的故事

妮可·基德曼在电影《时时刻刻》中饰演伍尔夫

在表现形式上,小说采取“平行+递进”的螺旋式上升结构,讲述四个弗格森出生、童年、少年、青年等七个人生阶段的生命历程。在不同生命阶段的叙述中,又采取并列的写作结构,以“1.1、1.2、1.3、1.4……”直至“7.1、7.2、7.3、7.4”的形式展开叙事,既保证主人公人生轨迹的连续性,又通过平行对比,提示关于“命运在何处分道扬镳”的线索,使读者可在不断的切换中回到过去,审看和省视自我和外部环境之间的能量撞击。值得注意的是,第二个弗格森在小说第二章就已被雷电劈中意外死亡,但在接下来的章节布局中,却都为其留下一席之地,只不过这个位置所代表的人生图景已褪色为空白。这一页面的缺失从小说的第三章一直延续到结尾第七章,意图指向某种“确定性”的瓦解和人生的不可琢磨所带来的无能为力。

撰写书评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撰写关于书信集的书评更是如此。首先,它过于碎片化。生活的真实面目隐藏于只鳞片爪的细节之中,我们不免如同盲人摸象一般,难以勾勒出全貌。其次,它是私密的。读人书信与窥人隐私之间存在一种暧昧的相关性,书信是当事人之间的隐秘交流,它不但没有邀请读者的参与,甚至反对读者的介入。最后,它带有陈旧的疏离感。这不是漫长历史所产生的隔阂感,而是一种与现代世界的疏离。它业已蜕化为现代世界中的一种小众爱好,对人类数十个世纪书信交流的挽歌。

如果说死亡真的传递了某种信息,对于那时的我来说,自杀也是一种相对崇高的选择。生者习惯于把这看作是对生活丧失信念的结果,但作为对无意义的生活、对精神与肉体折磨的最终反抗,完成它恐怕需要远超于生存下去的信念。

“偶然性”是奥斯特试图在小说中反复阐述的命题,也是四个弗格森走上不同道路的助力:第一个弗格森成为记者,第二个弗格森13岁时意外死亡,第三个弗格森成了放浪形骸的双性恋,第四个弗格森则成了腼腆的作家。命运的变幻莫测、神迹的擦肩而过,都回应了博尔赫斯在其短篇小说《小径分岔的花园》中的论断:“时间永远分岔,通往无数的将来。”

《海德格尔与阿伦特通信集》亦是如此。它关乎哲学,关乎政治,关乎人类宏大的命运,但它始终是两个人的故事。它充斥着各种无趣的生活琐事。它跨越了阿伦特的青春与死亡,跨越了海德格尔的生机勃勃与垂垂老矣,跨越了他们共同经历的半个世纪,其中包含着年轻时代的爱恋、天命耳顺之年的和解与暮年的成熟。那些试图从他们的书信集而不是学术著作中寻找政治和哲学解释的读者,很快会失望地承认,他们所得甚少。

七八年的时间里,我已经从尚未涉世的学生变成在生活中越陷越深的青年人,我所亲历和观看到的世界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生存与死亡并非如商籁所说的,仅是“一扇向里/或向外敞开的门”。无论是它们各自本身,还是在疾病、痛苦等情况下二者之间的互相拉扯,都过于复杂。

“蓝多湖牌黄油盒子”是小说中的一个重要意象,出现在第一个弗格森的世界里:“蓝多湖牌黄油盒子上跪着的印第安女孩……手里捧着一盒跟弗格森眼前的盒子一模一样的蓝多湖黄油,外形完全相同,只是更小一些,而那个盒子上的照片也是印第安女孩捧着一个盒子……不断变小的印第安女孩捧着同样在不断变小的黄油盒子,永无止境地向后退去……”它点明了关于人生乃至整部小说结构的隐喻:“第一个世界包含着第二个世界,第二个世界又包含着第三个世界,第三个世界又包含着第四个世界……”

从通信集中透露出的点点滴滴显示,海德格尔与阿伦特之间的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如此来说,在今天读这本《弗吉尼亚·伍尔夫传》更像是让这样一个祛魅的过程变得名正言顺,也将我从对伍尔夫的狭隘印象中拉出来。她经受疾病带来的痛苦,这让她变得忧郁和疯癫,但作为一名普通人和一位作家,她享有在世俗生活与职业生涯中获得乐趣,甚至犯错的权利,重要的是,这些她都做到了。

这种视觉上的嵌套结构被称为德罗斯特效应,它就像层层包裹的俄罗斯套娃,得以无限循环。小说创作中的这种嵌套式技法,拉美作家巴尔加斯·略萨命名为“中国套盒”,它往往和“元小说”联系在一起,产生类似“庄周梦蝶”式的不知其踪的效果。在《4321》里,那个最大的盒子来自于第四个弗格森,在小说的层层揭示中,是最终成为作家的他,写下了四位弗格森的故事。原本有血有肉的弗格森,似乎成了白纸黑字上浮于文本的游戏,这一方面是对生命确定性和唯一性的消解,另一方面,也让四位弗格森成了相互叙事的讲述者,仿佛唯有成为他者,才能开口讲述自我,“言说”只有在互鉴的关系中才能发出声响。

第一个阶段始于两人之间的师生关系。无论称之为精神出轨,还是柏拉图式恋爱,总之,他们迅速成为某种灵魂上的伴侣。这一阶段随着阿伦特的订婚,以及在纳粹德国问题上两人的分道扬镳而结束。

这本伍尔夫传的作者是伍尔夫的外甥昆汀·贝尔,按照昆汀的说法,这是伍尔夫去世二十多年后,他的姑父伦纳德建议他撰写的。比起伍尔夫的其他传记作家,昆汀可以说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他从伦纳德那里拿到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其中包括夫妻二人的通信,伍尔夫的手稿。作为家族成员,他也可以相当方便地查阅伍尔夫与家族成员的资料。

小说结尾处,有关弗格森祖父名字的传说再次出现——它曾出现在小说开端,成为整个弗格森家族成长、演变的基石。但在第四个弗格森的世界里,这只是一个在民间流传已久的犹太人名字的笑话而非关乎家族的事实。弗格森无意中听到这个笑话,觉得有趣,便使之成为他笔下小说的开始。我们试图将其视为一种记忆的重组,它是关于记忆的回望、沉淀和筛选。

第二个阶段始于1950年两人的重逢。海德格尔妻子与阿伦特之间的迅速摊牌标志着和解的开始。海德格尔与阿伦特所构建的“我们”,开始向两个家庭之间的友谊靠拢。在这漫长的和解过程中,海德尔格的妻子也参与到通信对话之中。海德格尔与阿伦特,从曾经的情人成为终生的挚友。

八百余页的《弗吉尼亚·伍尔夫传》被分成上下两册,以1912年——弗吉尼亚与伦纳德·伍尔夫结婚这年为节点,上册是她作为弗吉尼亚·斯蒂芬的三十年经历,下册讲述了她从成为伍尔夫夫人到1941年投河自尽的二十九年。

朱利安·巴恩斯在其小说《终结的感觉》中探讨了记忆的不可靠性,在他看来,记忆是当事人无意识的筛选和复盘,“不可靠的记忆与不充分的材料相遇所产生的确定性就是历史……历史其实是那些幸存者的记忆,他们既称不上胜者,也算不得败寇。”如果我们承认第四个弗格森就是那位记忆的幸存者,其它三位弗格森都已在各自的世界溘然死去,唯剩下他残留在自己的世界里与另三个空白的平行世界遥遥相望,重组着那些烟消云散和尘埃落定。这是弗格森的幸运,也是弗格森的悲剧。

第三个阶段的开始并不是那么明确。本书编者倾向于从1966年阿伦特六十周岁开始,而笔者更倾向于从1969年海德格尔八十周岁开始。这是和解之后的成熟。随着年岁的增长,他们开始越来越多地回忆和总结,同时代的人不断老去,成为时代落幕的预演,友谊之花摆脱了世俗的纷扰,化为成熟的果实。

弗吉尼亚于1882年出生于海德公园门。这是一块充满传奇色彩的地方,从19世纪起,它是人们举行各种演讲、政治集会的活动的场所;在20世纪末,它又因举办大型免费摇滚音乐会而闻名。对于彼时刚刚出生的弗吉尼亚来说,它则代表了父辈们从农夫转变为爵士的奋斗历程,它是优渥家境和社会地位的象征。

秘密之爱

弗吉尼亚在海德公园门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青春期,也并没有逃脱所谓成长的阵痛、生活的残酷。十三岁的时候,弗吉尼亚的母亲朱莉娅去世;两年后,同父异母的姐姐、代替母亲照顾家人的特斯拉去世;1904年,父亲莱斯利去世,弗吉尼亚跟随家人搬到了布卢姆斯伯里的戈登广场,之后再也没有回到过海德公园门。

1925年,三十六岁的海德格尔已经成为马堡大学的教授,十九岁的阿伦特则刚刚成为马堡大学的一名新生。他们试图从纯粹的友谊开始他们的故事,正如海德格尔所言:“我们之间的一切都应当是质朴的、清晰的和纯洁的。只有这样,我们才值得被允许相见。您成了我的学生而我成了您的老师,这只是我们身上所发生的事情的起因。”(1925,信一)

昆汀把朱莉娅的死看作是:“在利他的工作中匆匆度过了一生,最终燃尽了自己的抵抗力。”这里的“他”既指这个十口之家,也指的是孤僻敏感的莱斯利,在失去妻子后,莱斯利开始将自己放任于悲恸之中:“那个可怕的夏天就这样一幕接一幕地度过,直到最后他彻底垮了,窘迫的孩子们坐在尴尬的寂静中,他呻吟着、哭泣着,希望自己死了。”

愿望是美好的,故事的走向却非如海德格尔所愿。也许是智识上的相互吸引,也许是两人间气质的匹配,爱在不经意间从中生长出来。乌尔苏拉·鲁兹写道:“在汉娜·阿伦特和马丁·海德格尔之间——除了学生-老师和思想上的关系之外——还有一种私密的关系。”(510页)两者很快保持了高频度的见面,他们谈论哲学、谈论神学、谈论爱。

母亲去世不久后,弗吉尼亚出现了第一次精神崩溃。同一时期发生在她身上的还有同父异母的哥哥对自己不间断的骚扰。昆汀对这件事的看法偏向于保守:“我对弗吉尼亚的精神疾病不够了解,没法说这种少年时代的创伤是否和它们有任何联系。”

很快,在1925年的5月份,海德格尔与阿伦特就建立起了一种新的关系。“世界已经不再是我的和你的——而是我们的——我们的所作所为和取得的成就,不是属于你和我的,而是属于我们的。”(1925,信十四)“我可以恳求你,亲爱的,不要害怕这样的‘疲倦的’时刻和日子,今后不要让什么东西只是你的而不是同时也属于我的。”(1925,信二十三)其余所有的人,包括海德格尔的妻子,都被排除在这场精神恋爱之外。它是如此私密,以至于拒斥所有人的进入。一场只属于两个人的秘密之爱开始了。

当然,就像前面所说的,弗吉尼亚享有获得乐趣的权利。从昆汀在书中多次引用的《海德公园门新闻》可以看到这点。这是弗吉尼亚在九岁的时候创办的一份周报,她用词语代替了玩具去完成属于自己的游戏,又在这种游戏中记录下周遭的经历。

这场秘密之爱渗透到他们书信集的每一个角落。海德格尔对自己的称谓从“你的”马丁变成了“附上一个爱意的吻”的马丁,变成了“总是与你在一起”的马丁,变成了“我吻你可爱的手——完全属于你的”马丁。阿伦特也变成了“而且如果有上帝,那么,死后我会更好地爱你”(1925,信四十二)的汉娜。

1892年的周报上记录了莱斯利一家人在圣埃夫斯度假的经历,这是全家人一年一度的盛事,远离伦敦,拖家带口去赶往夏日的海湾。弗吉尼亚在报上写道:“斯蒂芬一家去圣埃夫斯的日子比往年要早得多。在年轻人心目中,这是天堂般的前景,他们热爱圣埃夫斯,陶醉在它那众多的乐趣中……”

海德格尔试图将两人间隐秘的爱描绘成一种永恒的爱:“我不是在把我树立为一个典范——更不用说我什么时候曾试图接着来教育你或者做类似的事情了;而是整全的你——就如你现在只所是和带着你的过往依然会是的那样——我就是这样爱着你。只有这样,爱对于将来才也是强大的,而且不是一时的轻浮的快乐。”(1925,信二十)他们的爱的确是不同寻常的,却并不像他们所设想的那样纯粹。1927年阿伦特的订婚,成了这段隐秘之爱的转折点。

在昆汀看来,这片少年时代的伊甸园成为了弗吉尼亚日后创作《海浪》、《到灯塔去》等作品时取之不尽的回忆宝藏。

海德格尔是从雅斯贝尔斯而非阿伦特那里得知这一消息的。他在信中表示,“雅斯贝尔斯只是告诉了我他的‘猜想’,我根本没有进一步问‘与谁’‘多久’和类似的事情”(1927,信三十七),甚至大度地写道:“现在,留给我的是对如下事实感到的痛苦,你如此地感到害怕。”(1927,信三十七)

搬到戈登广场的时候,弗吉尼亚22岁。这是孩子们长大成人,面对新阶段的伊始,弗吉尼亚和姐姐瓦奈萨、哥哥索比、弟弟艾德里安成为家族里仅有的还凝聚在一起的成员,日后,这个集体逐渐扩展为布卢姆斯伯里集团。

海德格尔之后的行动却显示出对阿伦特的疏离。阿伦特不无悲伤地写道:“你现在不来了——我想我已经明白了。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忧虑,就如同我这几天总是一再突然地被一种莫名其妙的强烈忧虑所侵蚀一样。”(1928,信四十二)他们之间逐渐变得陌生。对阿伦特而言,有意与自己保持距离的海德格尔成了一个他人口中的名人,这让阿伦特感到难过:“然而,我已经站在你面前几秒钟之久了,你实际上已经看到我了——你却逃避着向上看。”(1929,信四十四)

但凡后世提到伍尔夫,似乎总是避免不了谈到布卢姆斯伯里集团。在当时,这个集体的拥护者涉及文学界、艺术界的众多代表,是当时伦敦最著名、最风光的团体。但根据昆汀披露出来的内容,团体的内部并不和谐,它的创办理念时常与上流社会的迂腐风气冲突,成员之间也充满了情感和观念上的矛盾,以至于弗吉尼亚不得已提出把成员划分为核心和外围:“核心是一个由对真理的探求者构成的缄默圈子。”

“纳粹分子”与犹太人两者间身份的对立,进一步加剧了海德格尔与阿伦特之间的紧张关系。这段始于1925年的“我们”的爱,分崩离析了。

对弗吉尼亚来说,在戈登广场的那段时期还未能开启她的真正创作。她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文学评论上,从1905年开始为《泰晤士报文学增刊》撰稿,这是一段差不多维系了一生的关系。

漫长的和解

这一年,弗吉尼亚的哥哥索比因伤寒去世,姐姐瓦奈萨在索比去世第二天宣布嫁人,莱斯利家的孩子再次面临分别。为了不让病重的友人得知这个噩耗,弗吉尼亚不得不维持哥哥仍然活着的假象。葬礼过后三天,她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索比恢复得很好。他很生护士的气,因为他们不肯给他羊排和啤酒,他还问为什么他不能和贝尔一起出去骑马和打野鸭。”

当海德格尔与阿伦特的故事再度交汇之时,历史早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德意志第三帝国已经随着希特勒一起灰飞烟灭。1950年,彼时的学生成为犹太文化重建的执行主任,彼时的教授则因与纳粹之间的关系受到严酷的学术审查。这一次,阿伦特主动地迈出第一步,走向了两者关系的和解。阿伦特伸出的橄榄枝,激起了海德格尔的感动,然而,这场和解的中心,不再是两个人,而是两个家庭。“隐瞒之罪进入了这晨光的明亮之中”(1950,信四十七),曾经隐秘的爱被暴露在阳光之下,这理所当然引起了海德格尔的妻子埃尔弗丽德的不适。

昆汀对这件事的看法是:“她还是觉得自己延续下来的生命仅仅是一次没有他参加的远足,而死亡将只不过是回到他身边。”索比和朱莉娅的死确实以另一种方式回到了弗吉尼亚身边,而等到那个时候,她已经不再是弗吉尼亚,而是伍尔夫夫人。

当埃尔弗丽德求助于雅斯贝尔斯,使后者成为这一隐秘之爱的仲裁人时,两个女人之间一场开诚布公的谈话,已然不可避免。阿伦特以坦诚的道歉作为开端,她写道:“有一种由沉默寡言带来的罪责,这种罪责与信任的缺乏几无关联。在这个意义上,对我来说情形似乎是,马丁和我彼此间相互犯下的罪与对您犯下的罪可能同样多。这不是道歉。您根本没有期待,我也不能提供。您打破了魔咒,我为此而真心诚意地感谢您。”(1950,信四十九)

嫁给伦纳德·伍尔夫这件事多少都有点让人吃惊,它的发生就像瓦奈萨因弟弟的死嫁人一样,来得猝不及防。但事实证明,嫁给伦纳德是伍尔夫这一生中最明智的决定,在投河前写给伦纳德的信里,伍尔夫写道:“我想说的就是,我生命中所有的幸福都归功于你。”而这句话并非是临终前某种带有宽慰性质的话语。

紧接着,当海德格尔还遮遮掩掩地表示他的妻子只是在意隐瞒而不是爱本身时,阿伦特却给予了坚决的回应:“我坚定地下了决定绝不再去爱一个男人,……当我认识我现在的丈夫的时候,这一切才发生了改变。”(1950,信四十九)阿伦特承认,“这种态度现在带来的结果是:一次对话几乎是不可能了,因为另一个人能够说的东西都已经先行就被定性和归类了”。(1950,信四十九)

莱斯利爵士与朱莉娅之间的关系似乎可以嫁接到伦纳德夫妇身上。伍尔夫像他的父亲一样,敏感脆弱,加上一直以来未曾痊愈的精神状况,从她三十三岁时发表了处女作《远航》起,每一部作品的问世都可能诱发伍尔夫精神崩溃,因为她害怕看到自己的作品受到批评。所幸的是,在当时她的作品几乎没有败笔。

阿伦特直截了当的回应,意味着隐秘之爱的终结和漫长和解的开始。一方面,海德格尔承认了自己曾经的错误:“在政治领域,我既无经验也无天赋。但是,在此期间,我学会了在思想中不放过任何东西,而且在将来我会学得更多。”(1950,信五十七)另一方面,埃尔弗丽德也参与到海德格尔与阿伦特的对话中来。海德尔格与阿伦特曾经的“我们”渐渐消退,剩下的只是日常使用的我们。

1917年,伍尔夫出版了《墙上的斑点》;1919年,出版《丘园》和《夜与昼》;1922年,出版《雅各布的房间》;1925年,出版《普通读者》与《达洛卫夫人》;1927年,出版《到灯塔去》;1928年,出版《奥兰多》;1929年,出版《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1931年,《海浪》问世;1937年,几经重写和修改的《岁月》问世。

时间再一次成为个人恩怨的缓释剂。海德格尔隐晦地写道:“和解是在自身中隐藏着一种财富的东西,我们必须等待这种财富直到这样的转折点,在那里世界克服了报复的精神。”(1950,信六十二)这场两个人的和解,变成了两个家庭的和解,变成了海德格尔与世界的和解。海德格尔在1952年写道,“雅斯贝尔斯最近给我写信了。但是,我猜不透这封信。也许最好是等待一个好机会进行一次交谈”(1952,信八十一)。

伍尔夫曾在年近三十的时候感叹自己的处境,没有结婚,没有孩子,连一部像样的作品都没有。在与伦纳德共度的二十九年里,这些担忧在很大程度上都烟消云散。而伦纳德也确实非常出色地扮演了像朱莉娅一样面面俱到的角色。

在接下来的漫长岁月里,逐渐年老的海德格尔获得了阿伦特源源不断的帮助。他们讨论哲学,讨论生活的琐事,讨论定期会面的喜悦。最终,埃尔弗丽德也心无芥蒂地参与到对话之中来,以至于她能坦然地向阿伦特求助。阿伦特也一如既往地为海德格尔一家提供有效的建议和帮助。隐秘之爱的消散没有影响海德格尔和阿伦特之间的关系。反而在时间的酝酿下,转化为愈发纯粹和可爱的友谊。

这如同是一个人在孤海漂泊多年后,重新回到了臂弯般柔软坚实的港口。在这里,过去的记忆也逐渐升腾,朱莉娅和莱斯利以拉姆齐夫妇的形象出现在《到灯塔去》,索比成为了《雅各布之屋》的主角原型,还以珀西瓦尔德的形象出现在《海浪》里。逝去的家人以这样的方式回到伍尔夫的身边。

在衰老中成熟

1941年,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伦纳德夫妇商量好,如果英国战败,就共同自杀。在写给伦纳德的信里,伍尔夫将选择自杀的原因归结为:“我肯定自己就要再次发疯了。我觉得我们没法再经历一次那些可怕的时期。”伦纳德可能未曾想到,伍尔夫在如此平常的一个上午走向了死亡,而伍尔夫也没有想到,四年后,这场战争以法西斯的战败而告终。

时光荏苒,1969年的海德格尔即将迈入耄耋之年,阿伦特亦于几年前度过了一甲子岁月。在暮年时,人们往往憎恶衰老所带来的肉体的衰败,恐惧命运终点的来临。令人欣慰的是,肉体的衰败潜藏着灵魂的升华,衰老则赋予人们时间所积淀的智慧。阿伦特总结道:“如果活得足够长,每一个思想家都必然会力求消解他所思考的东西的原来结果,而必然会只通过重新对它们进行思虑的方式而进行。”(1969,信一百十六)

“将手杖留在河堤,她把一块大石头硬塞进外套口袋,然后走向死亡,‘一种我将永远不会描述的经历’,就像她曾对维塔说过的那样。”

越来越多关于过去和现在的思索进入两人的谈话之中。漫长的岁月赋予他们足够的资格品尝过去,如同书信集作为旧有交流方式最后的挽歌一样,海德格尔与阿伦特都在感慨无可避免的衰败。

昆汀给姑姑写的传记到此结束了。他所呈现给读者的是身处家庭、社交与日常生活中的那个伍尔夫,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伍尔夫作为普通人的生活面貌,并未过多涉及她作为作家的创作历程。

海德格尔的态度无疑是悲观的,充满了旧时的感伤。他悲哀地写道:“个人再也不能做些什么来抵抗不易控制的‘大众传媒’和机制了。”(1974,信一百五十八)人类的命运将不可避免地陷入技术之中;哲学被划分为精细的分支,变成了一种无聊的东西。

昆汀曾在前言里将自己的著传态度定义为“客观”,但全书读下来难免让人有一种借题发挥的感觉,倒不是事实有所出入,可能不会有传记作者能比他更接近事实。只是根据事实进行大量文学性的发挥和自我观点的表达,让我这个伍尔夫迷略感尴尬。

阿伦特亦对今日的现状忧虑重重。她对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的进步主义嗤之以鼻,在信中抱怨:“在纽约,我不得不把时间浪费在荣誉博士学位上,其中的五个是我今年获得的——由已经变得疯狂了的妇女运动而导致的一种膨胀。我想,明年就会轮到同性恋。”(1972,信一百四十四)并感叹学术政治逐渐侵蚀学术的根基:“大学无疑在没落……长此下去也会走向毁灭。”(1972,信一百四十四)

最后,作为对文章的一点补充,我想写写伍尔夫曾参与的一桩趣事。1910年,伍尔夫女扮男装,和弟弟艾德里安等四人登上了当时英国皇家舰船“无畏战舰”。他们谎称自己是非洲某个国家的外交团,在舰船上受到了高规格的待遇。此事被媒体披露后,英国海军感觉颜面尽失。而凡是经历这事的人,无一不称赞伍尔夫绝佳的扮相和演技。

不过正如海德格尔所说,“老了和变老对我们提出了他们特有的要求。世界显示出了另外一张面孔,而且冷静是必需的”(1974,信一百五十九)。在世界和自身的衰败中,他们的思想日益成熟。暮年的智慧使得他们无需屈服于世俗的眼光,也无需去追逐时代的潮流。通过与现在保持距离,他们反思现在,反思过去。“哲学必然是‘不合时宜的’;而且,如果它迷恋于‘称颂’的话,那么它就是以一种顽固的误解为依据的。”(1972,信一百五十一)

那场试图从1925年开始的纯粹友情,在经历半个世纪之后,化为成熟的果实。这友情中,包容着智识上的密切交流与日常生活中的倾诉。它的参与者也不再仅仅是海德格尔与阿伦特两个人,而是两个密切交流相互支撑的家庭。这种支撑随着同时代人的陆续逝去,愈发珍贵。

乌尔苏拉·鲁兹这样描写道:“在马丁·海德格尔能够庆祝他的八十岁生日之前,卡尔·雅斯贝尔斯已经逝世了。在巴塞尔的葬礼事宜之后,汉娜·阿伦特立即动身前往弗莱堡。从此之后——尤其是她1970年10月也失去了亨利希·布吕歇尔之后——‘弗莱堡’这个地址对她变得越来越重要了。”(520页)

死后记

任何故事都有自己的终点。雅斯贝尔斯、布吕歇尔,现在轮到阿伦特了。1975年阿伦特溘然长逝,此后不到一年,海德格尔亦在1976年与世长辞。舞台的主角纷纷退场,结束的帷幕已经拉下。“现在它的半径在空转;除非——这是我们所有人都期盼的——通过离世的人的变样了的在场,它重新被充满。我唯一的愿望是,这能够在各种各样的程度上以一种刻不容缓的方式发生。”(1975,信一百六十八)

与许多二十世纪的知识分子一样,两人的通信集成为传统交流史最后的篇章。阿伦特敏锐地意识到,“写和读是看和说的一个可怜的替代物”(1969,信一百十九)。随着电话、互联网、视频会话的出现,书信的衰败是注定的结局。哪怕海德格尔一再哀叹技术宰制人类未来,也还是被迫卷入现代科技之中。无论惋惜还是不屑,想来以后整理二十一世纪思想家作品的时候,我们很难再看到书信这一体裁,余下的,只是一种小众爱好的交流方式。

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品尝这旧时代最后的陈酿。在这半个世纪关于过去的书信中,我们依旧可以找到一个关于爱、关于和解、关于成熟的故事。从隐秘之爱开始,经历了漫长的和解,他们友谊的果实最终在衰老中成熟——一个从潜在的纯粹友谊化为现实的纯粹友谊的过程。

“我愿故你在!”(Volo, ut sis)(1925,信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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