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十八讲》是陈黎、张芬龄四十年译诗、评诗的积淀,而这位命运艰辛的祭司正是橡树神的人形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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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十八讲》是陈黎、张芬龄四十年译诗、评诗的积淀,而这位命运艰辛的祭司正是橡树神的人形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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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几何时,一句网络热语“这个世界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诗与远方”一夜间红遍大江南北,人们争相转发,口口相传,以至到后来全然变了味,沦为让人生厌的陈词滥调。尽管成为狗血般的标签,但它像一面镜子,折射出了深陷现实焦虑中的人们强烈的渴望,他们渴望改变,渴望摆脱历史与现实的重重负荷,寻觅到超越世俗生活的芬芳的诗意,而闪现在地平线上的远方则蒙上了玫瑰色的光晕。

《金枝》:从逃奴称王到神魂永续

【编者按】

然而,远方不仅有诗意,更有匪夷所思的凶险与不测。英国当红作家伊恩·麦克尤恩的早期作品《只爱陌生人》(标题直译应为“陌生人的慰藉”)提供了一个鲜明的例证。全书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它讲了一对英国情侣科林与玛丽到一个名闻遐迩的旅游城市(作者虽没有明示是哪个地方,但从书中展示的种种细节可以确定是威尼斯)度假,他们俩情意缱绻,徜徉在这座迷宫般的城市,根本没有留心到有异样的目光在长久地尾随跟踪。罗伯特、卡罗琳这对夫妇沉溺于变态性虐的狂热中,而潇洒漂亮、阴柔气十足的科林成了他们欲望追逐的对象。从见到科林的第一眼起,罗伯特便一直跟踪着他,偷拍下无数张照片。如果只是止于窥视,这部小说便不会具有那么强大的震撼力。罗伯特可谓色胆包天,他自报家门,不无鲁莽地与科林、玛丽相识,随后设下凶险的圈套,让对方心甘情愿地自投罗网。最后,这对夫妇当着玛丽的面,虐杀了科林:他们黑暗的欲望大功告成之际,也踏上了毁灭的不归路。

罗马附近的内米湖畔,阿里奇亚梦幻般的丛林中,曾经存在一项如此诡谲的传统:森林女神狄安娜的祭司历来由逃亡至此的奴隶担任,他还因此得到“森林之王”的称号。他上任后日夜惊恐,手持利刃严密看管神庙旁的一棵圣树,其他任何一名逃奴,只要能看准机会折取圣树上的一根“金枝”,就有资格与现任祭司决斗,如果取胜,就立即取而代之成为新一任祭司。

陈黎,著名诗人、翻译家。张芬龄,与陈黎合译书十余种。《诗歌十八讲》是陈黎、张芬龄四十年译诗、评诗的积淀,既有佳篇赏析,亦有会心导读,是一场“理解诗歌”的盛宴。本文摘编自书中的《肌肤,吻,梦的共和国——阅读聂鲁达三部情诗集》,聂鲁达分别在二十岁、四十八岁、五十五岁时出版了三部情诗集《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船长的诗》《一百首爱的十四行诗》,本文是解析其第二部情诗集《船长的诗》。由澎湃新闻经东方出版社授权发布。

不少读者会对作品结尾血淋淋的场面感到困惑,罗伯特、卡罗琳再怎么变态,为何要孤注一掷地痛下杀手呢?不在他们心目中的偶像科林腕上划出那致命的一刀,就不能欣赏美了?在日常生活经验中,欣赏美是一项值得赞许的高尚之举。然而,如果出于贪婪的占有欲,像罗伯特、卡罗琳夫妇将他们心目中的美的对象从观赏一步步推向占有,乃至摧残,超越了伦理中不许杀戮的底线,就不能不说是坠入了魔障。然而,细读全书,不难发现,这一骇人的悲剧之所以发生,科林、玛丽作为受害者也有难以推卸的责任。科林、玛丽相识多年,他们之间已不复有狂热的激情,但鬼使神差的是,当他们被哄骗到罗伯特的住所,受了那对陌生夫妇不正常的关系和癖好的熏染与刺激,过后他们单独相处时,一下子又找到了彼此的魅力。即便隐隐意识到那对陌生夫妇家中的怪异与潜在的凶险,他们俩还是主动找上门去,这次可谓是束手就擒。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科林、玛丽在这一虐杀案中扮演了隐性共谋的角色,他们也在陌生人身上寻觅飘忽虚渺的慰藉,尽管是受害者,却与罗伯特、卡罗琳形成了奇特的对位关系。

在经典人类学著作《金枝》中,弗雷泽,这位历史上极其重要的古典人类学家向读者层层剥解了上述风俗,在它那令人迷惑的表象之下,揭示出一连串更加令人惊奇和震撼的谜底:祭司拥有王的头衔,是对原始人群中巫师凭借巫术逐渐掌握公共权力的反映;森林之王,对应着古老文化中的橡树崇拜,而这位命运艰辛的祭司正是橡树神的人形化身,也是森林女神狄安娜的忠诚配偶,更是阿里奇亚当地的朱庇特;新任祭司必须杀死前任才能取而代之,其实是为了保全这位“人神”的神性和福祉,将其从旧的躯体中转移到新的强劲有力的躯壳中,经过如此反复,神的灵魂毫发无伤并得以永远存续。所谓“金枝”,就是寄生在橡树身上、悬挂在天地之间的槲寄生。新来者必须先折取一节“金枝”才有资格向现任祭司发起赌上性命的挑战,因为槲寄生正是橡树之神寄存在体外的灵魂,是保护现任祭司的万能护盾,甚至也是太阳和雷电的能量源泉。

1995年上演的电影《邮差》,使拉丁美洲家喻户晓的诗人聂鲁达,变得举世闻名。《邮差》讲述流亡国外的聂鲁达和意大利某小岛上一名邮差之间的动人情谊。这位名叫马里奥的年轻人,每天都要收发很多聂鲁达的信件,也因此有机会结识诗人,进而走入诗的世界;聂鲁达的诗作以及政治理念,像一根根透明的丝线,穿行于马里奥的生活和思想,从此他的人生有了重大的改变。这部影片不但获得了包括“最佳外语片”在内的多项奥斯卡金像奖提名,也唤起了世人对聂鲁达的怀念和兴趣,更掀起了重读聂鲁达的热潮。唱片公司出版的电影原声带里,还特别加进十四首聂鲁达的诗作,请到了斯汀、麦丹娜、朱丽亚·罗伯茨、安迪·加西亚等著名影星歌星来朗诵。这十四首诗中,多半是情诗,通过它们,我们重温了聂鲁达情诗中知性与感性的交融、爱之喜悦与现实阴影的角逐,以及美丽与哀愁的对话。

在近代欧洲文学中,触及远方与诗意的主题的作品不胜枚举。英国作家福斯特《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中的女主人公露茜本是个循规蹈矩的英国少女,屈从于维多利亚式严苛的性道德,她的佛罗伦萨之行出其不意地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和邂逅的乔治产生了恋情。回到英国后,她一度犹豫,与平庸乏味而又门当户对的年轻绅士塞西尔订婚。但她与乔治重逢后,远方的诗情使她痛下决心与塞西尔决裂,与乔治重回意大利,在那片诗意的土地上收获了爱情。

这场逃奴之间的决斗,这个看似怪异的古老习俗,本质是用灵魂容器弑杀神、以弑杀神保全神的神圣的死亡-复活仪式。而面对这一现象感到困惑不解、无比陌生的现代人,殊不知自己的祖先很可能就曾经谙熟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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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谓是一个圆满的结局,但德国作家托马斯·曼《死于威尼斯》则和《只爱陌生人》殊途同归,展示出远方另一番景象。德高望重的作家阿申巴赫到水城威尼斯度假,不经意间迷恋上了波兰美少年塔齐奥,于是流连忘返,一住就是数月。对塔齐奥的迷恋不仅打乱了他严谨自持的生活方式,而且暗暗地摧毁了其人格,他沉溺于情欲之中而不能自拔,以至当瘟疫蔓延时仍乐不思蜀,只想天天看见心爱的人,陶醉在他的美之中。最终他自己染上了霍乱,不治身亡。对此,我们只能借用莎士比亚笔下的奥菲利娅在得知心上人哈姆莱特王子发疯时的一句感叹:“一颗多么高贵的心就这样殒落了!”

《金叶》:民族志之前的风物志

《邮差》的背景应在1952年,陪着四十八岁流亡中的聂鲁达、悠游地中海岛上的那位女士,是后来成为他第三任妻子的玛蒂尔德·乌鲁蒂雅(Matilde
Urrutia, 1912—1985年)。当时聂鲁达和第二任妻子卡里尔(Delia de
Carril,1885—1989年)仍维持婚姻关系,只能和玛蒂尔德这位秘密情人偷偷幽会,饱受相思之苦。据说他几乎每天都写情诗给玛蒂尔德,这些诗作于1952年结集成册,于意大利那不勒斯匿名出版(只印了五十册),名为《船长的诗》。1953年,阿根廷的出版社将之重新出版,多次再版,成为畅销诗集。这本诗集以简单、直接、强有力的笔法,呈现他给玛蒂尔德的怨言和蜜语。电影原声带里麦当娜念的那首《如果你将我遗忘》,即出于这本情诗集。

阿申巴赫和麦克尤恩笔下的科林一样,仿佛受到了古希腊神话中塞壬的歌声的蛊惑,身不由己地坠入貌似诗意盎然、实则凶险的远方的陌生国度,成了自身欲望的牺牲品。

在马林诺夫斯基之前,不存在后来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志,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引人入胜、千姿百态的风物志。虽然有人曾质疑弗雷泽采择资料的方式,但只要一想到倘若《金枝》中的这些动人故事没有被记录保存下来,恐怕所有读过它的人都会觉得遗憾万分。幸运的是,这些有趣的故事、传说、习俗除了安然地保存在弗雷泽卷帙浩繁的12卷本《金枝》中外,还由其夫人丽莉·弗雷泽择其英华编成《金叶》一书,成为一簇美丽的“花环”,以飨热爱人类世界的青少年和读者朋友们。

聂鲁达一生总共结婚三次。第一次是1930年,担任驻巴达维亚领事时,对象是荷兰裔爪哇女子哈格纳尔(Maria
Antonieta
Hagenaar,1900—1965年)。二十六岁的聂鲁达写了一封家书告知他父亲:“我觉得她样样完美,我们事事快乐……从今起,你不必担心你的儿子在遥远他乡会觉得孤单,因为我已找到一位将与我白头偕老的伴侣……”这段婚姻只维持到1936年。

你看,塞尔维亚的圣诞柴风俗中,家中所有的小孩都跟在主母身后,主母边走边向地面撒下麦秸,口中模仿母鸡发出咯咯的声响,孩子们也可爱十足地摇摇摆摆,嘴中发出雏鸡般唧唧的鸣叫声;马来西亚朱格拉地区的村民,为了“威胁”榴莲树多产果实,先请术士在结果最少的树上砍几斧,然后再由另一人扮演这棵“不努力”的榴莲树,并且回答说:是,我一定结出果实来,请不要把我砍倒;在莱茵河中游乃至更广大的地区,流传着“夏冬之战”的习俗,两组人分别扮演夏神和冬神两大阵营,展开模拟搏斗,并最终以夏神的伟大胜利告终……阅读这些生动记载的同时,我们当然不难想起它们正对应着弗雷泽在《金枝》中阐述的交感巫术之一——模拟或顺势巫术。回过头想想,中国古代的祖先祭祀中,以小孩担任“尸”扮演去世的祖先神明,接受人们的祭奠并为子孙回馈福祐,不也是有几分模拟的意味在其中吗?如果我们再想想那句流传久远的成语“揠苗助长”,在讽刺性之外,其中是否也可能残存着早期人类通过人为“帮助”作物生长来模拟自然现象、求得丰产的巫术呢?

1934年,聂鲁达奉命驻西班牙,在马德里结识大他二十岁的卡里尔,彼此一见钟情。卡里尔的父亲是阿根廷富有的农场主,她曾嫁给一位纨绔子弟,过了一段荒唐糜烂的生活,遇见聂鲁达时已广识毕加索、阿拉贡等人。卡里尔政治嗅觉敏锐、机灵迷人、好客也好斗,很快成为聂鲁达的导师、母亲兼恋人。她主动搬进他的家,鸠占鹊巢,逼退原配。两人至1943年始于墨西哥举行了一场不为智利法律所承认的婚礼。

再看,加拿大汤普森河流域上生活的印第安人,通过食用向日葵的根来获取准时早起、登上山顶的精力,因为向日葵时刻迎向阳光高高生长的特点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吃下向日葵的根,人也就获得了与向日葵同样的能力;在法国的博斯和帕彻,当地人通过将一枚钉子与患者的牙齿接触、再将其钉入门楣中的方法来医治牙疼,看来在这一过程中,那致病的因素被从牙上转移到了钉子上,最终被囚禁在门楣中;新几内亚的卡伊人为了令甘薯的根部深深扎入地下,就取来藏在洞穴深处的兽骨,用它接触摩擦甘薯,希望将“深”的属性从兽骨传染到甘薯上,而种植芋头时他们也如法炮制,先把小苗放在一块巨石上,希望它又大又硬的性质能传递给将来结出的芋头果实;埃及神话中,伊西丝为了得到太阳神拉的真名,就将年老的拉滴在泥土中的口涎收集起来变作一条蛇,并最终咬伤了原本百毒不侵的拉,可见口涎作为拉身体的一部分,也具备了同等的神性……读到这些神奇的故事时,我们同样也不难想到弗雷泽在《金枝》中提及的另一种交感巫术——接触或触染巫术。其实,中国读者对这类现象也并不陌生,姜嫄履巨人足迹而诞下后稷,这足迹间的触染显而易见;站在屋顶上用死者的衣物招魂,一定也是看重人身、灵魂和衣服之间的关联的缘故。

聂鲁达与玛蒂尔德相识于1946年智利总统大选期间森林公园户外音乐会。聂鲁达几乎忘了这次邂逅,玛蒂尔德却对之难以忘怀。1949年2月聂鲁达开始流亡,经阿根廷至巴黎、莫斯科、波兰、匈牙利。8月至墨西哥,染静脉炎,养病墨西哥期间再遇玛蒂尔德。她原在圣地亚哥音乐院,后离开前往好几个拉丁美洲国家做巡回演唱,曾在秘鲁拍过一部电影,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墨西哥当电台歌手,最后定居在墨西哥,办了一所音乐学校。辗转重逢的诗人与歌手如是开始了秘密的恋情。为了与诗人在一起,玛蒂尔德必须躲在暗处,随聂鲁达、卡里尔夫妇作平行旅行。1952年的意大利之旅,让两人恣意度过了一段愉快时光。在卡普里岛,聂鲁达写作了《船长的诗》,如前所述,匿名出版于那不勒斯。这是对玛蒂尔德爱情的告白,但出于对结发多年的卡里尔的情感考虑,迟至1963年他才承认是此书作者。

《金叶》收录的故事远不止以上两类。《磨坊主的妻子和两只大灰猫》中,磨坊主和学徒打开装着猫爪的纸包时,原本应该出现的猫爪却变成了女人的手,原来夜里幻化成猫的竟是磨坊主那年轻的妻子。这不得不令人回忆起《夷坚志》《聊斋志异》中的那些咄咄怪事。那位名叫“真正的钢铁”的巫师,为了保护自己的灵魂,将它藏在一只小鸟体内,小鸟又藏在一只狐狸的心脏中,狐狸则生活在远方的高山深处,而且它还会变化成各种动物。无独有偶,一位掳走国王妻子的巨人,也将自己的灵魂藏在难以捉摸的地方:门槛下边有一块石板,石板下面有一只阉羊,阉羊肚子里有一只鸭子,鸭子肚子里有一枚鸭蛋,巨人的灵魂就在鸭蛋当中。如此看来,伏地魔将灵魂藏在各种匪夷所思的魂器中的做法,完全算不上新鲜。

在以聂鲁达之名重出的此诗集序言里,他写道:“有许多人讨论此书匿名出版的问题。我也进行过自我辩证,考虑是否应将之移出私密的源头:揭露来源形同让私密的恋情曝光。在我看来,这样的举动对狂烈的爱情与愤怒,对创作时忧伤却炽热的氛围,似乎有欠忠诚。我认为,就某些角度而言,所有的书都应该匿名出版。究竟该将我的名字抽离我的著作,还是让之回归到最神秘的著作,我在其间犹疑,最后,我屈服了,虽然不太乐意。为什么长久以来我对此事秘而不宣?毫无理由却也理由充分,为了这,为了那,为了不合宜的欢乐,为了异国的磨难。当巴勃罗·聂鲁达这位有见识的朋友于1952年于那不勒斯首次印行此书时,我们以为他极细心筹划的这几册书会在南方的沙地消失无踪。结果不是那样。现在众人要我揭开秘密,让它成为永恒之爱的存在标记。我如是呈现此书,不做任何进一步的解释,它仿佛是我的作品,也仿佛不是:它应该能够自行穿越这世界并且独自生长,这样就够了。既然我承认了它,我希望它愤怒的血液也会承认我。”

最令人心旷神怡的是有关古今世界自然风光的记述。站在古代拉丁姆丛林中的阿尔巴山顶,你将看到“紫色的亚平宁山脉是那么永恒地巍峨宁静”,“闪闪发光的地中海又总是那么波涛汹涌,奔腾不息”;来到壮阔的阿多尼斯峡谷向海上望去,“金色的阳光洒向幽邃的峡谷,展现出山上防御建筑所有奇形怪状的拱璧和精美的碉楼,又柔和地落在密布谷底的深碧浅绿的林木之上”;如果跟随希腊诗人忒奥克里托斯来到丰收节期间的科斯岛,你将看到“打谷场上金黄色的谷物堆边,亭亭地立着德墨忒尔的质朴的肖像,她手中握着谷秆和饰花,在向人们微笑”……《金叶》的编者丽莉·弗雷泽对昔日人类世界的热忱和喜爱,与她写下巨著《金枝》的丈夫相比,一点也不少。并且,她成功地用纯粹而清新的眼光带领读者越过复杂的理论和论证,直达弗雷泽笔下那些迷人世界的风貌本身。

《船长的诗》共有四十二首诗(包括收于前四辑“爱”、“欲”、“怒”、“生”里的三十九首较短的诗,以及压卷的三首较长的诗),虽是聂鲁达写给玛蒂尔德的情诗集,但其营造出的情感氛围和其述说的语气颇为繁复多样:时喜时怒,时刚时柔,时而甜蜜时而怨怼,时而恳切时而焦躁。在诗集《地上的居住》第三部“西班牙在我心中”和诗集《一般之歌》中,义愤填膺、以众生与“大我”为己任的聂鲁达,写出充满社会、政治关怀的“大爱”之诗,也写出诅咒佛朗哥独裁政权与恶势力的“大恨”之诗;在《船长的诗》中,我们读到以温柔深情和华美想象歌颂女性与性爱的“小爱”情诗(《大地在你里面》《王后》《陶工》《昆虫》《失窃的树枝》等都是佳例),也读到因嫉妒、误解或怀疑所引发之带有怒意、怨恨和憎恶的“小恨”情诗。譬如,在《偏离》一诗中,他以冷酷、恫吓的语气道出背离他的爱人可能沦落的凄凉下场:脚会被砍断,手会烂掉,虽生犹死;在《永远》一诗中,他语带挑衅地宣称:不管爱人曾经有过多少情爱经验,他都不嫉妒,他会将她过去的历史溺毙河里,抛诸大海,往后她只能永远专属于他,他们将“在大地上/开始生活”(像亚当和夏娃一样),建立全新的爱情生活。青春期因失恋而黯然神伤的少年聂鲁达,此刻是占有欲高涨、霸气十足的中年男子。

金枝无须裁,金叶直须摘

青春期的聂鲁达喜欢用大自然的意象歌赞蕴含无穷魅力、展现多样风情的女性,一如我们在《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中所读到的。写作《船长的诗》时聂鲁达依然以纯熟的技巧让女性与自然交融出动人的风情,但是此时他感受到的不再只是恋人的体肤,而是掺杂了“辽阔的祖国”的形象色泽,添进了“泥味”的爱情的滋味。他放大了情诗的格局,将视野自两个人的身体版图和爱情小宇宙,扩大成为纳入了“土地与人民”之疆域的大宇宙(《小美洲》)。在许多首诗里,他让爱情(个人的情欲经验)和革命(集体的国族意识)这两个主题产生微妙的链接。

对《金枝》无比熟悉的读者,或许会觉得这本书的问世仿佛并非那么久远的事,但仔细想来,百年时光已过,那株圣橡树上的槲寄生早已枝繁叶茂。人们对《金枝》的评价,伴随着人类学的发展历程而几经变化。反过来说,这意味着《金枝》的命运与人类学的命运休戚相关,它在学术史上的地位也就显而易见。《金枝》,曾是神龛上的真理,也曾降格为“镀金的小树枝”;有人想将它“冷冻”进而“遗忘”,也有人试图通过“裁剪”的方式令它恢复生机。不论是“魔杖”还是“阴影”(刘曼:《魔杖与阴影:〈金枝〉及其在西方的影响研究》,2017),《金枝》的的确确从文化进化论一路走到了解释人类学,并且在今天依旧未褪去其金黄色的光芒。

澳门新葡亰518,《船长的诗》里有不少诗明显是《一百首爱的十四行诗》某些诗作的前奏或序奏,我们也可以将《一百首爱的十四行诗》里的许多诗作视为《船长的诗》诗集中某些主题的变奏或发展、再现。

平台游戏网址大全官网,弗雷泽在《金枝》第三版第九卷中曾这样看待自己的鸿篇巨作:一切理论都是暂时的,唯有事实的总汇才具有永久的价值,当我的理论失效废止时,我的书作为一部古代习俗和信仰的集录,将依旧保持效用。从这个意义上说,“金枝”实在没有剪裁的必要,而那枝头的金叶,正是这居于天地之间的槲寄生上最可宝贵、最为长久的部分。作为相伴一生的爱侣,丽莉·弗雷泽编成这本《金叶》,可能正是领会了丈夫的心思吧。

“树枝发出闪烁的金辉,好像严冬森林里的槲寄生——这寄生在大树上的植物,绿叶扶疏,果实金黄,绕树累累。”两千年后,维吉尔的诗句依旧在耳边回响。年轻的朋友们,从“金枝”上摘下这些迷人的“金叶”吧,纵然它们无法赋予你超人的权柄,却能为你带去一些美妙的记忆和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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