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把狄更斯对当日英国的描写看成一种完整的历史,我依然清晰地记得那天下午从稍显幽暗的图书馆窗户照进来的阳光

能不能把狄更斯对当日英国的描写看成一种完整的历史,我依然清晰地记得那天下午从稍显幽暗的图书馆窗户照进来的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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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外国文学研究集刊》第1辑。原文约12,000字,此处编选的是第一、四、五和结束语部分。

艾丽斯·门罗有一篇小说《深洞》,写儿子和父母的关系。被父亲排斥的大儿子肯特,小时候在一次外出中摔到一个山洞里,是父亲把他背了出来,但从此失去了双腿。由于父亲的相救而能活在这世上,肯特一直表示感激,在学业上也很努力。他顺利地考上了大学,但一年后就退学去了别处,从此离开了父母的地盘,杳无音信。很多年后,他的妹妹偶然在电视上关于一次火灾事故的报道中发现了他,但肯特已完全属于另一个世界——在混乱不堪的贫民窟里,在四处游荡的乞丐们中间,在疾病与恶臭中,他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并以此为荣耀。

从一封信开始说起

对父母来说,孩子总有一天要离开,但像这样不告而别,是不是太过分了?而且,对于走得这么远的孩子,就算再次见面,又怎么能找回来呢?小说结尾母亲与儿子见了一面,却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了,也许距离更远了。

亲爱的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谢尔古年柯夫先生:

据说有这样的事情,我们派留学生出国,外国人发了些议论。一位英国记者说,他们欢迎中国留学生去英国,因为到了英国,中国人就可以知道狄更斯已经死了。妙语成趣,这句俏皮话当然把我们挖苦得很苦。不过,幽默嘛,也没有什么关系,何况除了玩笑以外,这句话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他的意思大概是讲,狄更斯是十九世纪的作家了,不要再用他看当日英国的眼光来看今天的英国了;情况改变了,不要再把奥列佛尔要求多给一点食物的英国看成现在的英国了。这些意思提出了应该怎样认识当代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但是,狄更斯是不是死了,可以请我们的留学生回来再谈。我们着重谈文学方面的问题。文学作品的认识意义当然是不能否定的,但是,能不能把文学和历史完全等同起来?一位卓越的作家,可以对现实做出非常深刻的反映,犹如狄更斯已经做到的那样,但是,能不能把狄更斯对当日英国的描写看成一种完整的历史?狄更斯诚然已经死了,但是在今天,那些成就上不能与狄更斯相比然而对现实同样采取批判和暴露态度的狄更斯仍然是活着的,能不能把他们的作品看作今日世界的完整的历史呢?这些问题恐怕也是需要考虑的。

艾丽丝·门罗还有一篇小说《沉寂》,我第一次读到这篇小说时,格外地被震撼:作为女儿的佩内洛普太过分了!她怎么能一言不发地就离开深爱她的妈妈,从此再也没有回家?看到朱丽叶一天一天等佩内洛普的电话,六年里不敢搬家,只是担心有一天女儿回来找她会找不到;看到心灰意冷的朱丽叶埋头研究着冷僻的学问,在大脑里编织着母亲与女儿重逢的戏剧;看到朱丽叶满心以为女儿是受了某种教义的蛊惑而在某处修行吃苦,结果从女儿朋友的口中得知,佩内洛普已经儿女成群在北方城市过着安稳的中产生活……在整个阅读的过程中,我的心里充满了对那个女儿的谴责——怎么能什么都不说就消失?太冷酷太无情了!

这是一封迟到了很多年的信,它在通向您的路上走了整整二十四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时期的捷克德语作家卡夫卡有一部著名的小说《变形记》,主要描写一个可怜的小职员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硕大的甲虫,不久忧郁和绝望地死去。故事的含义是颇有争论的,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这位小职员过去虽然维持着人的外表,但是他早已在困苦的压力下过着非人的生活,实质上是一只甲虫。抽象意义上的甲虫变成了肉体上的甲虫,人变成非人,这就是异化。现在,几乎很少有人不承认这个形象的揭露和控诉力量。但是,我们能不能根据这一个形象完全把资本主义社会看成一个非人的社会呢?一个低级的小职员,就他的社会存在所具有的历史内容说来,他可能比封建社会的农奴具有多得不可比拟的自由,他的收人和社会地位对于处境更加悲惨的人们说来也许要优越得多。那些更加贫困的人们会不会不把这种地位看成非人的地位,反而看成是向着人的生活前进了一步的步骤呢?一位资本主义社会的作家,他抱着人道主义的理想,期待使人的本质得到充分的展开和发展,认为周围的世界是非人的异化世界,这个异化世界和实际世界是不是有一些区别呢?

我被这个故事惊呆了——真的会有这样的事吗?有一天,孩子一声招呼也不打地就出走了,从此再也没有出现。明明好好地活在这世上,但从此不再跟你联系,与你不相干。一开始我觉得这是个离奇的故事,于是努力地寻找合理的解释:这可能是父母与孩子关系的一种隐喻。当孩子长大独立后,他们的精神就离父母越来越远了,形同陌路。终有一天我们要“失去”。

二○一四年十二月十九日上午,我坐在电脑前写下了这封信的开头。正如信中所说,在二十四年前,我已经给这位远在圣彼得堡的伟大作家写过一封无法投递的信。而这个故事,要从一九九○年十月我读到的一本《世界文学》讲起。

又比如危机。危机的观念,即意识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道德和精神等各个方面存在着深刻的危机的观念,是二十世纪以来的西方文学的一个中心内容,欧洲和北美的现代文学有大量作品描写了各种危机不断深化的情况,例如其中出现较早、影响比较深远的作品就是艾略特的长诗《荒原》。《荒原》的一个方面的内容是怀着思念的感情回顾文学中的古典世界,把古典世界纯洁高尚的爱情和现代生活的荒淫、堕落进行对比,把现代社会描写为没有生命的荒原,揭露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沉沦。《荒原》的中心思想,就是表现了社会面临着道德和文化危机的意识,它是后来被称为荒原观念的核心。如果我们看不见资本主义社会的溃烂,把它设想为二十世纪的净土,那么看一看这类作品还是很有意义的。但是也还有另一种值得注意的问题。如果把危机和沉沦的情况绝对化,对于在资本主义制度最终为历史淘汰之前危机和发展都还要继续存在的情况缺乏具体的分析,并且绝对地把西方社会都看成淫乱污秽的社会,看成是处于车要翻了、船要沉了的绝境,那么,也许就难以说明,当资产阶级文学于二十年代就表现了危机的意识,当这种危机在当代所谓福利国家和丰裕社会中还在继续深化的情况下,为什么西方社会在物质生产方面仍然有很大的发展?为什么大多数人民群众在道德方面不能够认为是堕落的?

不过,当我冷静地读第三遍的时候,发现门罗对于佩内洛普的出走是给予了理由的,或者说,是朱丽叶,终于慢慢地发现了佩内洛普出走的原因——因为父亲的死,女儿无法原谅自己的母亲,无法接受,尽管在20岁之前她在母亲面前表现得如此善解人意。但骨子里她感到伤害,不能原谅。

那年秋天,这本杂志静悄悄放在河南省文联小小的图书馆进门左排、向北数第三个书柜里。这么多年过去,我依然清晰地记得那天下午从稍显幽暗的图书馆窗户照进来的阳光。

问题是在于:愤怒出诗人。恩格斯曾经指出:“愤怒出诗人,愤怒在描写这些弊病或者在抨击那些替统治阶级否认或美化这些弊病的和谐派的时候,是完全恰当的”[1],但是,道德上的愤怒不能被当成社会历史的科学说明,“道义上的愤怒,无论多么入情入理,经济科学总不能把它看做证据,而只能看成象征。”同时,恩格斯还指出:“当一种生产方式处在自身发展的上升阶段的时候,甚至在和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分配方式里吃了亏的那些人也会热烈欢迎这种生产方式。大工业兴起时期的英国工人就是如此。”
[2]当然,这种欢迎正是我们在文学作品中较少看到的方面。根据恩格斯的说明,我们自然有理由认为,即使我们到今天还能从狄更斯的愤怒中学到许多重要的东西,我们还是不能把他的作品当成他对他那个时代的科学的说明;对于今天的狄更斯,情况也是一样。我们在分析文学作品的社会历史内容的时候,对文学和历史以及文学和社会学的差别是需要注意的,要在文学的意义上来了解文学的认识意义,否则,我们的错误也许会像堂吉诃德先生一样可笑。这位先生对世界的看法不是来自现实,是来自骑士文学,而且是过去的骑士文学。

为什么会突然想起门罗的这两篇小说?因为弑母的北大学生吴谢宇。自从他被抓捕后,大家最想知道他内心的“黑洞”是怎么形成的,一个如此完美的孩子为什么突然变成了恶魔?网上流传着各种各样的猜测,我注意到他父亲在2010年生病去世,那时吴谢宇16岁。在此之前他父亲曾出轨,这无疑导致夫妻关系的不和,自然也给十来岁的吴谢宇产生不小影响。这与门罗的《沉寂》里的故事有着惊人的相似:朱丽叶认为丈夫有外遇,不肯原谅他,然而丈夫出海捕鱼遇难,死了。从二人争吵到父亲的葬礼,朱丽叶都试图让女儿置身事外,女儿也一直表现得非常懂事,非常善解人意,从来是妈妈的好伴侣,直到有一天她出走了,一去不复返……

我要借的是《世界文学》一九八六年第四期。

女儿刚刚离开时,朱丽叶还以为是暂时的,是受邪教蛊惑。她心目中的佩内洛普可谓完美无缺,“几乎从未给过她可以埋怨的理由”。文中还有一段沾沾自喜的内心独白:

这一期杂志的封面是一张照片,背景是层林尽染的群山,山峰裸露着灰白色的岩石。在山脚下,也是照片聚焦的地方,是一座被劈开的岩石宛如双手向上举捧的巨大雕塑。有三个小小的人影正在雕塑下站着。这是南斯拉夫雕塑家米·日夫科维奇的作品《苏捷斯卡战役纪念碑》。

是不是有一种流行的看法,好像只有现实主义才是唯一可以肯定的东西?凡是好的东西都是现实主义,连神话也属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虽然也还可以,但总是差一点;至于西方现代文学中的现代派,那就只能够嗤之以鼻,拒之于千里之外了,有一则希腊神话说,一个名叫普罗克拉斯提斯的强盗有一张尺寸固定不变的床榻。过路人被他捉住,都要按到床上来加以比量,长了的就要锯掉,短了的就要拉长。不消说,没有什么人符合这个永恒的标准,那些不幸的人都被他用锯断或拉长的办法弄死了。

“她带给了我欢乐(朱丽叶是完全可以这么说的)。倒不是因为她是那种能歌善舞,给人带来阳光与喜悦,凡事都乐乐和和的女孩。我希望我培养的女儿比这样的人要更优秀。她气质优雅,有同情心,明智得像是在世界上已经有了80年的阅历。她天性就是深思熟虑的,不像我,一遇到事儿就找不着北了……”

这一期的《世界文学》是外国散文专辑。我记得第一篇是美国作家亨·路·门肯的《致威·杜兰特书》。但我要找的也不是他,而是一个几乎只有很少人知道的俄罗斯作家鲍·谢尔古年柯夫——这么说吧,在一九九五年之前,和我提到他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耿占春先生,另一个是后来不幸早逝的好友苇岸。在这一期《世界文学》的专辑中,有他一篇散文《五月》,译者是许贤绪先生。有意思的是,许贤绪先生在介绍作家的文字里写的是:“散文《五月》系作家的抒情体中篇小说《秋与春》的一节。”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我明白了在俄语中,散文和小说是一回事,它们和诗歌的不同仅仅在于无韵文和韵文,并不像我们在汉语中分得这么清晰。

在文艺问题上使用定一于尊的办法是行不通的。

也许,这才是最大的危机,孩子内心的黑洞正在形成,而父母还在沾沾自喜,毫无察觉,仅仅因为他们学业优秀或表现得很懂事,就以为问题根本不存在。直到有一天他们需要通过彻底逃离,甚至弑母,从毁灭中获得“重生”的感觉。

谢尔古年柯夫有着传奇般的经历——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八日出生于苏联远东地区的哈巴罗夫斯克。他的童年多随父母辗转在各地居住,青少年时期大部分时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生活。一九五〇年他考上了哈尔科夫大学新闻系,后又并转为基辅大学,一九五五年毕业后进入一家官方报纸做新闻记者,半年后因不能忍受那个时期苏联令人窒息的氛围而辞职。此后,谢尔古年柯夫做过放马的牧人、矿工、水手等。一九五七年,他去森林里当了一名守林员,一个人在森林中整整待了九年,写下了一部近二十万字的《秋与春》,记载的就是他在这九年时间里的生活。《世界文学》从中选取的一万多字的《五月》就是这部书中“春”那一部分。想想看,一个人在森林里待了九年!

我们勿需否定现实主义,它是否定不掉的;我们也勿需全盘肯定现代派,西方人自己也是争论不休的。但是,文艺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反映的办法是不是可以有一些差别呢?现实主义的魅力当然是不朽的,它在十九世纪达到了一个高峰,但是,现代派的某些手法在表现现代人复杂的意识、经验和感受方面是不是也有独到的创造和发展呢?现代派的某些作品是不是不但可以在思想上达到一定的深度,就是在艺术上也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呢?这些问题应该是可以研究的,不能够一律戴上反现实主义的帽子而加以否定。

2013年,80多岁的爱丽丝·门罗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一晃五年多了,在这五年里,多少个周末,多少个夜晚,我是捧着她的小说度过的,琢磨着她笔下的一个个故事,形形色色的人物。他们都是普通人:想要长大的女孩,想要寻找激情的男人女人,生病的母亲,一对不般配的夫妇,同一屋檐下的兄弟姐妹,一个老人,一个残疾的富家小姐,一个被恋人或丈夫抛弃的女人……都是平平常常的人,然而门罗总是能从他们身上挖掘出那个深洞,植根于日常生活中的悲剧和罪恶感,仿佛是突然降临,又仿佛早有预谋。透过门罗的小说,我重新发现了生活的戏剧性、生活的真相,还有生活的残酷性。

我的中学时光是在豫西的一个小县城度过。县城里有个文化馆,文化馆很穷,藏书也不多,但就是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了《世界文学》这本杂志。实话说,那个时候我能看懂的不多,而且我也没钱订阅。我真正开始几乎每期不落看这本杂志,是上了大学之后的事情。大学毕业后,我到了河南省文联工作,正是这期刊有谢尔古年柯夫作品的杂志,让我骑着自行车去了邮局,订阅了我自己的《世界文学》。这是因为——

不久前看到意大利影片《等待审判的人》,也可以作为我们讨论的一个例子。

他启蒙了我的自然观

一位意大利工程师工作在遥远的北欧边陲,对意大利由衷地一往情深,度假时,他带着妻子儿女回祖国游览。不料一过边境,就在哨卡被警察逮捕,不知道为了什么,立即被投入监狱。这位工程师愤怒地提出抗议和质问,但是没有人能说明他犯了什么罪行。所有的执法人员都照章办事,把他从甲地转移到乙地,从一个监狱押运到另一个监狱。工程师的妻子在哨卡外面等待到深夜,得不到丈夫的消息,最后才知道丈夫已经被逮捕。她来自异乡,人地生疏,语言又有隔阂。但是她是世界上唯一地关心着丈夫命运的亲人,一个人坚毅地到处设法打听他的消息和下落。工程师在狱中逐渐了解到,好像是有人认为他在一个模糊的时间和地点弄死过一个什么人,这是莫须有的罪名。然而他见不到处理此案的法官,没有地方提出自己的申诉。他被关押在一道一道铁门紧锁起来的监狱深处,每关上一道铁门就是把他从人的生活隔离了一步,几尺见方的牢笼把他严密地封闭起来。他在狱中受尽了污辱和虐待,逐渐从一个企图维护自己尊严的人变成了一个忍气吞声地不敢稍示反抗的囚徒,噙着眼泪说自己的情况很好。后来被关到盗匪和杀人犯的牢房,受到狠毒的殴打,虽然幸免于打死,但是已濒临精神失常的边缘。最后他忽然得到暗示,只要肯承认有一椿虽然与他无关,但是却真正发生过的死人事件,他就可以得到释放。他没有承认,然而还是得到了释放。出狱以后,他目光呆滞、神情萎靡,妻子无言地照料着他,眼睛里充满了痛苦和哀怜。又到了边境的哨卡,他紧张万分,产生了自己再次被捕,在逃跑时遭到枪杀的幻觉,然而警察只是微笑着对他说,欢迎你明年再来意大利游览。

一本书如果仅仅是一本书,一本杂志仅仅是一本杂志,就没什么意义。

卡夫卡写过著名的《审判》(1922),其中的主人公也是遭到莫名其妙的逮捕,然而他永远找不到高不可及的法官在哪里,最后像狗一样地被人处决。《等待审判的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审判》脱胎而来的作品。

一本好书或好杂志,一定不会让你阅读后放回书架然后落满尘土。细想起,《世界文学》是我今生订阅最久的杂志了,它们整整占去我两个大书柜。这里面有我自己订阅的,也有从旧书网和旧书店买来的很久以前出版的。河南省文联的图书馆在九十年代初期关闭时,大量的图书分流到各个编辑部,我在书堆里心跳着找到了我曾借阅过的那一期《世界文学》,它和第五期合订在一起,枣红色的硬皮封面,我如获至宝把它带在身边,一直到今天。

从一定的角度看,这部电影可以解释成为从政治上暴露意大利司法黑暗的作品,作者当然也未必完全没有这样的用意。但是,如果意大利法院认为自己受到了攻击,那么这也可能是不大容易想象的事情。事实上,这部电影提出的问题并不是政治性的,而是哲学性的。从他受到的待遇看,这位工程师并不是一种阶级压迫、政治迫害或阴谋诡计的牺牲品。就个人说来,并没有哪个机构或个人对他抱着特别的恶意,那些和他打交道的人员与他素来并没有瓜葛或冤仇。问题在于有一种体制。在这种体制之内,不知道什么高不可及的地方做出了一种决定,庞大的机器就运转起来。所有的人不过是等因奉此地照章办事,没有哪个人触犯了律法,或者道义上代表着邪恶,但是一切都丧失了人性的因素,具有一种难以动摇的极其冷酷的性质。就工程师个人来说,他的社会历史内容也是比较抽象的,既不代表邪恶和罪行,又不代表正义和善良,他不过是作为非英雄的“现代人”无能为力地受到了迫害。具有讽刺意味的情节是,他抱着无限的深情,然而这个体制却无动于衷;一旦要受到惩罚,则抗议或乞怜都不能动摇这种惩罚于丝毫。对这个体制说来,一个人的冤枉算不了什么事情,它伤害了,又怎么样?然而,它对一个人的命运就具有非常可怕的含义。这一种超道德的体制和被迫害的非英雄的人的形象具有怎样的含义呢?它的含义基本上是抽象和象征性的。非英雄的个人在作者的意图中代表一般的“现代人”;作者选择法院作为一种象征,也许是因为法院所具有的强制性力量可以恰当地体现这种体制的残酷性质,使一些抽象的观念借助于法院的形象而得到了依附。这种抽象的观念是荒谬和异化。在存在主义哲学看来,世界并没有可以认识的本质,就好像电影中法院迫害工程师并没有可以认识的理由一样,它的存在是荒谬的,对人说来是异己的,是一个与人的本质相对立的异化的世界;而人在世界上的处境是孤独的、无能为力的,他总是被抛进荒谬的存在中,不能实现人的本质而异化为非人,就像工程师一样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我们在这里不能够讨论荒谬和异化的长短,那样会扯得太远,单就这部电影的情节和表现方法看来,这种荒诞和非现实主义的表现是不是也有可以肯定的东西呢?事实上,在荒诞的情节中的确有一种真实的东西,一种深人到现象深处去的东西。在日常的实际世界,一个人受到迫害也许常常是事出有因,可以举出政治、法律或其它各种方面的理由和借口,但是,既然是非正义的迫害,任何娓娓动听的理由实质上都一样地荒谬。文艺作品抽象掉那些被合理化的理由,而径情直遂地表现出荒谬的核心,这难道不是也很深刻地反映了一种真实吗?传统的文学,特别是现实主义文学,都具有符合一般理性和逻辑的思维结构,它们在真实性方面当然达到过伟大的深度;现代派文艺诉诸非理性无逻辑的荒诞手法,对表现现代世界和现代人的复杂与混乱是不是也有独到的地方呢?实际上,荒谬也可能是生活中确实存在的东西,存在主义抽象掉荒谬的社会历史内容,把荒谬看成人类绝对的生存条件,这些问题我们不深入地细谈,但是既然荒谬的概括也体现了一种洞察,它是不是也应该有一种最能够表现自己的形式呢?文学作品往往有这样的情况,某些对事物的描写很像它在实际中可能发生的那种样子,然而这样的描写在艺术上可能是不真实的;某些对事物的描写在实际中不可能照那种样子发生,它因为受到曲扭和抽象而显得荒谬,但是仔细想一想又可能是真实的。荒谬而又有真实性,现代派非现实主义的抽象手法是不是也以自己的方式反映了现实生活的一些特征呢?

一个印度人曾说:“一个五十岁的人应该走进森林寻求真理。”森林是无顶教堂,是生机勃勃又宁静寂寥的天然寺院,是隐士们修行、圣哲们悟道之地。它远离人世却并不拒绝人的走进;它容纳各种植物和动物,呼唤阳光和雨露。它是自然绿色的肺叶,是培养人类童年灵魂的圣洁场所。谢尔古年柯夫在二十七岁时就走进了森林,他说:“花儿在大自然中出现是为了向你表白它们对你的爱……我想,你应该向它们表白爱情——因此它们才会来到世上,像人一样寻找爱的对象。倘若没有它们——你该向谁表白你的爱?我认识一个小伙子,他向树桩表白过爱情。”

当年,这些文字让我这个在村庄的田野上长大的人,作出了不可思议的冒失决定:我给他写了一封信,表达我的崇敬之情。我到河南农科院找到了一位俄语很好的农业专家,请他把这封信翻译成俄语。我通过《世界文学》的高兴先生打听到了译者许贤绪就职的单位在上海外国语学院,我托朋友和许先生家人联系,希望得到谢尔古年柯夫的联系方式,但得到的回音是许先生不幸刚刚去世了。

一九七二年,美国女作家尤朵拉·维尔蒂发表的中篇小说《乐观者的女儿》受到比较广泛的赞扬。维尔蒂是美国南方作家,她的作品和“南方文艺复兴”其他作家一样,时常流露出怀旧的感情。《乐观者的女儿》描写一位成年的女儿从远方赶来看望病重的父亲,她的母亲早已去世,现在和继母相遇,感到关系很不协调。这位继母实际上是他们生活中的局外人,她既不了解也不同情原来的一对夫妇和女儿之间的甜蜜而和谐的天伦感情,她的粗鲁和冷漠处处触动了女儿敏感的心,引起她对往昔幸福时光的回忆。父亲去世以后,继母即将占有全部留下的产业,这位女儿低回留连在她们过去的老宅。她再也不能重新踏进这一所房屋,房屋将属于与她疏远而没有感情的人,她心中充满了惜别的感情。

线索断了。我没有放弃,在其后的二十多年里,继续四处打听。做俄罗斯文学研究的顾宏哲女士告诉我,有关谢尔古年柯夫的评论少得可怜,一些读过他作品的人只知道他是童话作家。我从许贤绪先生的翻译注释中知道,有批评家把谢尔古年柯夫誉为“擅长描写人的心灵、对自然景致具有罕见洞察力的作家”。而二〇一一年谢尔古年柯夫八十岁生日时,前来祝贺的也几乎都是“没什么名气”的作家。“谢尔古年柯夫显得有些孤独,因为他是个特立独行的作家。”顾宏哲女士这样告诉我。也就是说,谢尔古年柯夫在他的祖国俄罗斯也是不被人注意的。但这无妨他在我心中的伟大——这是一位尚未被更多人认出的大师和思想者。

对于《乐观者的女儿》这样的作品应该作怎样的评价呢?小说的怀旧情绪是不是具有政治的含义呢?

在这个过程中,我一直注意着每期《世界文学》和其他外国文学杂志,希望还能遇到谢尔古年柯夫的文字,就这样,我收到了朋友们赠送给我的礼物:谢尔古年柯夫的两本童话《狗的日记》《战士与小树》。知道了他在俄罗斯并不出名,这让我对名声这个东西有了更清晰的看法。几次三番,和顾宏哲女士交流沟通,我不断提及谢尔古年柯夫的文学创作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意义,希望《世界文学》上的《五月》有一天能够变成一本完整的中文译作。我甚至想,如果有一个高于我的存在知道我是如此期待它来到中文里,那么它一定会到来。

《乐观者的女儿》的内容,就其实际的情况看来,主要是属于家庭生活和个人感情的范围。它所表现的是一位来自北方的粗鲁冷漠的妇女和温情脉脉的南方家庭柔情之间的冲突,对于这位女儿说来,老家的亲人和环境是她的生存的一种依托。她失掉了这种依托,就要消失到茫茫的人海中去,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怅惘,这是美国南方文学一个典型的主题。维尔蒂对这种经验所引起的感受是描写得细腻动人的,因此有人认为她可能会因为这一部作品而进人二十世纪美国主要作家的行列。

一部翻译作品的诞生

我们外国文学评论中的某些看法是不是太政治化了,很容易把这种描写家庭生活和个人内心感情的作品,解释为表现了帝国主义的崩溃和垄断资产阶级留恋过去的反动心理的小说。这种看法作为一种观点超出了我们要加以讨论的范围,我们只讨论其中的一个方面,就是,这种评论方法体现了一种理论,好像一切文学艺术都是表现一种政治观念的工具,这显然是不妥当的。政治是一种观念形态的东西,也是对现实的一种反映。如果文艺只能够反映政治,岂不是变成了反映的反映和现实隔着两层?我们不能把文艺反映现实了解为反映政治,虽然政治对现实有很大的影响。文艺作品的社会历史内容不应该完全和一个具体的政治观念等同起来,因为现实比政治更丰富,更复杂。在西方文化中,对于文学是应该表现社会非个人的公众生活还是个人生活;是表现客观世界的社会活动还是主观世界的内心活动,文学界向来有不同的看法,特别在现代更是如此,何况对于什么是现象世界,什么是真实世界,哪一种描写才反映最高的真实,不同的意见就更多了。虽然这些看法和一定的政治倾向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我们也可以具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但是,如果我们要弄清事实,那么这些对文学和生活的不同的观点是需要加以注意和区别的。一般地讲,现代西方作家也并不都具有我们所设想的政治意识,他们的政治化不一定达到了我们所设想的程度。我们不必把自己熟悉而别人不了解的东西加到别人身上,也不必把我们所了解而别人并没有的观念说成是别人的想法。黑格尔说过:“我们太容易倾向拿我们的思想方式去改铸古代哲学家”
[3],这种情况到现在还是经常发生的。要肯定的东西,就把它说成和自己的政治意识所肯定的东西完全一样;要否定的东西也是采取相应的办法:仿佛别人和自己有一样的思想方式。在和其它的文化发生接触时,我们当然需要有自己的看法,但是采取这种简单的态度会不会歪曲其它文化本来的面目呢?

《世界文学》留下的一颗种子,在慢慢长成一片茂密的森林。这本杂志所介绍的世界各地的诗人和作家的作品,在近三十年的时光里一直影响着我,它让我了解到其他的人们在思索什么,关注什么,它也让我明白汉语诗歌创作在世界文学中的位置和意义。而且,它也给了我一个向它表达感谢的机会。

结束语

诗人、翻译家高兴先生向我约稿,《世界文学》有一个“中国作家谈外国文学”栏目,我写了一篇关于谢尔古年柯夫的随笔《从一棵蒲公英说起》,发表在二〇〇三年第六期的《世界文学》上,这也是我唯一在《世界文学》发表过的文字。这篇文章凝聚了我对谢尔古年柯夫深深的敬意,也表达了我对这本陪伴我成长的杂志由衷的感激。

狄更斯死于1870年,这是很容易知道的事实,勿需到英国去。但是,对于用狄更斯的作品来解释过去和现在的思想方法进行讨论,情况就很复杂了。

但是,故事还没有结束。

人需要对知识的对象有一种恰当的了解,而不是用虚假的观念强加于它。然而,按本来的面目认识事物何尝是易如反掌的遐举:即使是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也只能近似而断然不能得到恰如原状的认识,何况没有这样的态度!至于说束缚于一种偏狭的概念,倾向于一种安全的公式,情况就更加令人沮丧了。习惯了一种概念,不能再发现概念和事实的矛盾,无论事实是什么样子,都安然搬出用滥了的公式;即使发现了矛盾,认识能力受到了摧残,也已无从知道如何是好。理论脱离了实际,不能够说明实际的情况;实际不能上升到理论,得不到理论的说明:除掉不真实的概念以外,手里有什么理论?所以,说起来是一种讽刺,“四人帮”当道的时候,他们也喊过“实事求是”的口号,然而实际上怎么样呢?实际上“实事求是”是一种绝对不准实行的装饰品。不准实行倒也罢了,他们还要高唱,把闭着眼睛瞎说也叫做实事求是,并且变出许多花样,大言不惭地立论说,没落阶级都不敢面对现实,都宣传唯心主义,惟有新兴阶级才敢面对现实,讲唯物主义。亏他们讲得出来,他们是什么阶级呢?这些年来,我们外国文学工作在左倾机会主义的猖獗下曾经遭遇到一种危机,这是一场伤痕累累的浩劫。到了现在,我们还须作更大的努力,才能真的摆脱那种使思想窒息和僵化的路子,发扬生动活泼的马克思主义精神。教训是难以忘记的:我们必须使概念符合事实,而不是歪曲事实以迎合概念;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有实事求是的态度。

二〇一四年,辽宁大学的顾宏哲女士翻译的谢尔古年柯夫的《秋与春》出版。当顾宏哲女士告诉我这本书的中文译本印数只有两千册,我第一个反应就是立即在网上多订购了十几本。这是我第一次全文读到谢尔古年柯夫的这部作品。那几天,就像一个不舍得一下子吃完好东西的孩子,我每天只看十几页,再翻回去重复着阅读。实话说,我不确定会有多少人喜欢这部书,甚至我担心或许有人根本不能把它读完。在等待这本书出版的二十四年间,我读我喜爱的加缪、本雅明、卡尔维诺,我读许许多多诗人的诗集,但我一直等着这本书,而现在,它真的就出现在我的手中。

注释:

即便如此,我对它在读者中的接受状况依然不是那么乐观。并不是说这本书“难懂”——不,相对于“晦涩”的作品,这本书简直太容易被忽略了:从头到尾,就是作者在翻来覆去写森林里的事物——松树、蒲公英、露水、甲虫、乌鸦、马林果、雪、秋天和春天的风,“絮絮叨叨”,不厌其烦。但若说这本书真的就像文本里显示的那样“通俗易懂”,却是大谬。我的一位朋友这样评价谢尔古年柯夫的文字:“白描的白描”,这简单吗?——不。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63页。

《秋与春》描写了作者在阴冷潮湿的秋天和万物萌芽的春天对森林中一切事物最惊心动魄的观察,他像一个陷入了癫狂状态的恋人,时而羞涩忐忑、时而平静欢乐、时而纠结不安、时而欣喜迷醉地爱着、打量着大自然和它的神秘。整部书就像一封长长的情书,也像一部刚来到世间的祈祷书和赞美书,作者不遗余力地描写他眼睛中的森林,他听力所捕获的大自然悉索的响动,他的嗅觉所崇拜的事物——那些花香、树叶和沼泽的气味。他坚定地认为,大自然是人类永恒的安慰,是心灵的导师,因为它始终不离不弃地“和你在一起”。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62-163页。

他对人们常常无意识地信任大自然赞美有加:“你自己根本意识不到你知道。意识到了——就失去了准确性,意识不到——你就什么也不会知道。”自然之大之美,超出人类的意识,这样一来却常被人忽视,似乎它所有对人类的意义都不存在,而这是最可怕的。作者自言自语,提出无数的问题,又自问自答,他认为这一切都是大自然给他的回答,是抚慰,是触摸,是亲吻和拥抱。那是一种从不求回报的爱——即便是万木凋敝的秋天,风雪迷漫的严冬,作者依然能够深情地接受它们,因为春天不远,一切生命都会回来——“我有时觉得,对于人来说美是第二性的东西,而第一性的永远和到处都是——你存在着。你存在的欢乐大大强过看到某种美的东西,哪怕是世上最美妙的奇迹而得到的欢乐。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最完美的美——就是你存在着:你,白天、小河、太阳、海洋、草、蚂蚁、土地、人。”

[3]黑格尔:《哲学史演讲录》,商务印书馆,第1卷,第46页。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说:美能拯救世界。而罗马尼亚作家马内阿则说:“我从来不敢相信美能拯救世界。但我们可以希望,它能在慰藉和补偿我们的孤独时,发挥一己之力。我们还可以希望,它所具有的美的愿景,对真相的诘问,对善的重新定义,以及它不可预知的有趣,终将难以抛弃,即使在无常与危险的时代。”在谢尔古年柯夫看来,大自然固然是美的,但这样的美并不比它们的存在更美,因为存在本身就是奇迹,是对尊重的呼唤,是对万物之间建立联系的赞美,是共享同一个世界。在此情形下,那些普通的、正在凋敝的事物,也获得了尊重和平等的对待——换言之,美若能拯救世界,那么它一定首先是活生生的存在,是“最完美的美”。即使如有着“创造者”之称的诗人或者英雄,也同时是存在着的人,而非“天才狂人”或“九头怪物”——加缪称之为“什么也不像”的绝对孤独之物。

故事还没有结束

就在《秋与春》刚出版不久,希腊的一个朋友通过俄罗斯驻希腊大使馆,找到了谢尔古年柯夫。消息传来,我简直不敢相信。八十四岁的老人家身体健康,住在圣彼得堡的皇村,写童话,写随笔。他的夫人是个画家,为他的作品画插图。希腊的朋友发来了他的照片,一个须发皆白的宁静老人,背着柴捆,在自家的木屋前。他的院子里,有很多苹果树,丰收的苹果铺满了地板。一切都如我想象的那样。

于是,我就给他写了本文开头的那封电子邮件。

我写道:

……我偶尔在中国最好的外国文学杂志《世界文学》上读到了许贤绪先生翻译的您的作品,他从您的《秋与春》中选取了一万字,以《五月》为题目发表。这些文字深深地打动了我——我确认我遇到了一位伟大的作家,一位在当代极其罕见的杰出的作家。毫不夸张地说,从那个时刻起,您的作品就和所有养育我灵魂的那些人类伟大的思想家的作品一样,深深影响着我,也在帮助我生活……今年,我终于看到您的《秋与春》在中国出版了。我对这部书的喜爱,都写进了我为您写的书评《永恒的安慰——孤独是不存在的》这篇文章,它发表在每天发行量约九十万份的《新京报》,我希望有更多的读者了解您和您的作品。读完这部书,我更加确认我早年对您的评价——您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一位罕见的思想家,您恢复了人在大自然中最初的宗教感,您创立了一种自由而纯朴的冥想文体,您的文字将会帮助那些在人类社会感到无助和绝望的人们,使他们重建对世界的爱和信任。

……我的这封信,和二十四年前的那封信一样,只是想让您知道,在中国,有人是如此喜爱您的作品,珍视您为人类留下的这份珍贵无比的精神珍宝……

第二天,就收到了他的回信:

亲爱的蓝蓝女士:

二十四年的时间,对于李白、陶渊明、老子、孔夫子以及众多伟大的中国人来说,不算什么。他们如同其他民族的天才一样,在过去的数千年中,来到我们共同生活的这个世界上。他们是我每日的良师益友,我们应该对他们心怀感激。无论他们何时到来,他们终将到来。

您给我的充满诚挚善意的信,(对于我短暂的生命而言)它也许在永恒的时间中早已抵达我。感谢您的盛赞,我不能配得上您的赞誉。

关于我自己,我说几句,我已年迈,今年八十四岁,出生在远东的哈巴罗夫斯克,和一个艺术家成婚,育有一子,有一孙子,一孙女。我冬天居住在圣彼得堡,夏天在村中居住,我在那里有一个带花园的房子,园中有八株苹果树,一株两百年龄的老橡树。

中国福建省的一家出版社在一九八二年曾出版了我的故事书《战士和小树》。

诚挚祝愿您有美好的新的一年!

您诚挚的鲍里斯·谢尔古年柯夫

两天后,正值二〇一五年元旦新年,我给他回了一封信,祝福他新年快乐——

亲爱的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谢尔古年柯夫先生:

问候您的八棵苹果树——比白雪公主的七个小矮人还多出一个。问候您的老橡树爷爷,在您的童话里,我能认出它巨大的身影。我的朋友翻译并转来了您的回信,我感到无限欢乐,这是二〇一五年最好的新年礼物,我也在北京祝愿您新的一年健康、快乐。

我拜读过您的《战士与小树》,我马上就有一本给孩子们写的诗集出版,它的名字是《诗人与小树》——这是向您致敬的一本书。

我写诗,我也写童话和散文,以及少量戏剧作品。我在农村长大,童年在中国东北部的渤海边度过,少年在中国中部的山区度过——一座名叫伏牛山的山区。那里是中国古代哲学家墨子的故乡,山里有很多森林和溪水——和您笔下的森林一样美丽。

我会给您寄去您的中文版新书。我想委托您的译者把我写给您的文章翻译成俄语寄给您。我有一本和俄罗斯诗人合出的俄语诗集电子版,随信发给您,愿您能喜欢。

如果您很忙,请不要急于回信——一切都很好,森林还在,大海还在,星辰在远处和近处闪亮。

祝福您和您的家人新年快乐。

蓝蓝以童诗集致谢谢尔古年科夫

信发出以后,我又专门请热心的顾宏哲女士把我为《秋与春》写的书评翻译成俄语给他发去。

二〇一五年初春,帮我找到谢尔古年柯夫的希腊朋友去俄罗斯旅行,他专程从莫斯科转道圣彼得堡,去看望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他为谢尔古年柯夫带去了中文版的《秋与春》。因为知道这本书出版时没有版权费,好心的希腊朋友自掏腰包给老人留下了两千元。他为谢尔古年柯夫夫妇拍了很多照片转发给我,并在不久后为我捎回了老人送给我的礼物——一本他写的、由他妻子画插图的童话书,几张有他签名的他和他妻子的照片。其中的一张,现在正挂在我家中的墙壁上。

歌德曾说:“我痛恨一切只是教训我却不能丰富或直接加快我行动的事物。”多么幸运,《世界文学》这本杂志像一扇扇洞开的窗口,让我们看见更广袤的世界,看见了他人的生活,最终让我们前去与我们亲近的灵魂相认,让我们能以自己的创造为世界增添它的光荣。

谢尔古年柯夫说自己只是个讲故事的人,是的,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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