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很多关于京都的游记作品中,安徒生的父亲是个贫穷的鞋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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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很多关于京都的游记作品中,安徒生的父亲是个贫穷的鞋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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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作家朱天心在《三十三年梦》中,以京都为主要场景,记录三十多年来一次又一次到京都漫游行走的旅程,朱天心说:“京都就好像一个化石城,或者是鬼影重重的地方,它是将文化、美术、建筑、历史遗迹等保留非常好的地方,那里永远是记忆的依凭之地。我每次走在京都,仿佛看得到自己的各个阶段,我甚至可以看得到还在人世的爸妈的盛年。”朱天心说。


晗:因为“陈探长”系列在二十余国的畅销,我发现在不同场合,你已经多次回答“为什么写起小说来”这个问题,因为在国内读者心目中,“师承卞之琳”、“《四个四重奏》《当你老了》的译者”等这些头衔将你和诗歌紧紧联系在一起。现代小说的发展是快速的,中国古代那种诗与小说的“阶层分化”已明显被淘汰,但还是有许多的人,对这种跨文本有巨大的讶异。你是怎么看待这两种文体的?

4月2日是丹麦作家安徒生的诞辰。214年前,一个嗷嗷啼哭的男婴降生在丹麦小镇欧登塞一间窄小破旧的房间里。他出生时的木床,不久前刚充当过一位病逝伯爵的灵床,床头连黑纱都尚未褪去。这个在如此窘迫环境中诞生的孩子,就是汉斯·克里斯汀·安徒生。没人能想到,他日后会成为享誉世界的作家、丹麦的象征。

自公元794年日本桓武天皇迁都平安京,到公元1868年迁都东京为止,京都一直都是日本的首都。名满世界的金阁寺、银阁寺、上贺茂神社、凤凰堂……京都拥有众多幽静的古刹与神社,古建的密度与年代之久让京都成为世界上最富文化气息的城市之一。

裘小龙:你的问题有意思,可以从不同的层面来回答。我1988年去美国,因种种原因,到了90年代中期才第一次回国,沧海桑田,很受震撼,想写,先写了首题为《唐吉诃德在中国》的长诗。只是,用诗来描述中国现代社会巨大而复杂的变迁,难免力有不逮,转而试着写一部小说。小说的主人公想做诗人,却阴错阳差地成了探长,同时却还试着在写诗。塑造这样一个人物的私心,多少是想在通俗的文类中夹带或“走私”诗歌,使其能有更多的受众。不过,在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里,诗确实也与小说共存。如《红楼梦》《西游记》等古典名著,或更早一些的如《会真记》等,作品的内容中都有相当一部分诗。这里不排除某些约定俗成的因素,但我也觉得,小说叙事中的特定场合需要诗的不同抒情强度。我在陈探长小说系列中混合着两种文体一起写,也算是以英文创作继承中国古典小说的一个传统吧。

绝不放弃,坚持写就爱与美的艺术人生

最近,新经典出版了林屋辰三郎所著的《京都》。林屋辰三郎为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在这本写作于1962年的作品中,他凭着对京都的熟稔,以史学家的目光发掘京都的历史与细节。在国内很多关于京都的游记作品中,因为文化的隔阂对于京都历史及建筑的理解多停留于表面的观感或穿凿附会。

自然,诗的作用不仅仅限于此。我小说的主人公是个圆形人物,他作为警官又是诗人的双重身份,让他在办案时获得了不同的观照角度:他不但要勘查谁杀了人,同时更要审视案件背后的社会和历史背景,以及人性的种种复杂因素。这样,诗也在推理小说中加入了另类的思考。

安徒生的父亲是个贫穷的鞋匠,母亲呢,作家在自传中写道:“有一颗充满爱的心灵,对生活的世界却一无所知”。11岁时,他的父亲去世,母亲改嫁。14岁,他就收拾行囊,怀揣十几块钱,独自去首都哥本哈根闯荡了。离家之前,安徒生几乎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虽上过慈善学校,但“几乎一个单词也拼不对”。他的人生,像极了他童话故事里那只丑小鸭,从卑微中出发,执着于自己的天赋之路,最终一跃成为天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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晗:你是在什么情况下开始写作的?可以介绍一下自己(跨文化)的写作历程吗?

安徒生的人生跌宕起伏。他热衷讲述自己,一生中写下的自传作品多达五部。在《安徒生自传:我的童话人生》里,他的童年穷困却不乏爱与尊重的滋养,虽然在一些研究者看来有些美化,但仍可作为理解其人生与文学的线索。他写到鞋匠父亲对文艺的热爱,每晚给他朗读拉·封丹、霍尔堡的作品,或《天方夜谭》里的故事,在休息日花一整天给他做精巧的玩具。

写作《京都》时,林屋辰三郎在日本史的框架下分析各个景点的起源与变迁。天满宫是怎么来的?稻荷神社又有怎样的渊源?护国寺代表了哪些政治特征?法胜寺和院政政权有什么关系?作者沿着时间轴将京东的各处名胜、风俗人情娓娓道来,从应仁文明之乱后的颓圮写到桃山宽永年间的复兴,再到乡土产业带领下的近代化。

裘小龙:如果你说的是中文写作,我在他处也提过,那是因为卞之琳先生给我布置的第一篇作业。他首先要我写几首诗,看看我究竟有没有诗的悟性和感性,可以跟他修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硕士课程。诗写了后,居然得到卞先生还不错的评价,也受到其他导师如朱虹、李文俊等人的鼓励,我于是还真把“作业”拿到《诗刊》上去发表了。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一家人用心将并不宽裕的生活过得温馨而精致。夏季的每个星期天,爸爸都会带他到树林里散步,令他热爱大自然。五月时节,妈妈会穿上唯一的连衣裙,参与父子俩的出游。“每当散步回家,她都要带回一大捧桦树枝放在擦亮的炉子后面,还总是把带叶的小树枝插在屋梁的缝隙里,用它们的生命来标记我们生命的生长。”妈妈把亚麻床单、窗帘浆洗得雪白,在厨房墙上挂满各种小画,如同一个小小的画廊。当别的孩子习惯于被老师责罚,安徒生的妈妈却主动找到老师说“请不要打我的孩子”。

《京都》中,作者从遥远的数万年前,京都尚是断层沉陷形成的湖盆开始谈起,到平安朝、镰仓幕府、室町文化、战国时代、江户时代、明治维新……日本史上的每一个阶段都在京都留下了痕迹。从诞生于不同时代的名胜古迹中理解那个时代的文化、思潮、生活……

至于英文写作,最早的一篇则是杨宪益先生安排我写的。1986年我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在洛杉矶参加了第三届中美作家会议。杨先生当时是英文版《中国文学》的主编,吩咐我写篇有关这次会议的报道。按规定,在《中国文学》上发文,要先由编辑部的中文编辑把关选稿,再由外文编辑翻译,可杨先生却嘱我用英文写,直接由他本人签发。好几年后,我之所以有信心开始用英文进行创作,应该说是与杨先生的期许分不开的。能这样在众多前辈的关照下一路走来,我很幸运了。

这些充满爱与美、自尊与自重的启蒙教育,令安徒生从小便热爱艺术,并相信自己具有艺术天赋。14岁时,他来到举目无亲的哥本哈根,竟敢于循着报纸上的地址,敲开一位位著名音乐家、舞蹈家、戏剧家的门,毛遂自荐。这是非凡的勇气。

定名背后的历史隐喻


晗:我注意到,在《外滩公园》中,你在表达情景时常常很娴熟地引用古代诗歌,尤其是唐诗;诗集《舞蹈与舞者》中收录的不少诗歌的意境也是古典的;而且,我还了解到你做了大量古诗词英译的工作。古诗词对你的写作产生过影响吗?对于这种难度较大的翻译,你有怎样的翻译理念?国外读者对翻译成英文的中国古诗的接受如何?

他尝试过唱歌、跳舞和演戏,却一一失败。但凭借在任何逆境下都要坚持下去的决心,即便被嘲弄、被辜负,安徒生还是不断寻找着机会,展示自己的才能。终于,皇家剧院的经理科林注意到了他,发现他虽有天赋,却欠缺系统教育。科林向国王申请资助,把安徒生送入斯拉厄尔瑟文法学校。这成为改变他命运的关键一步。也许正因此,在安徒生的自传里不断出现这句话:“你得去上学。”

林屋辰三郎1939年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后历任立命馆大学教授、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京都国立博物馆馆长,曾指导京都市史的编纂等。这些专业背景让他的写作能进入到京都形成的整个历史脉络中去探求某个景观在历史中的坐标。

裘小龙:小时候因为家庭成分的关系,我父亲不许我读“小红书”之外的任何“闲书”,唯恐因此遇到麻烦。惟一的例外,我记得是一本《唐诗一百首》。那个下午,红卫兵的歌声还在街头嘹亮,父亲发现我躲在阳台的角落里偷读唐诗,但他没有斥责或把那本书没收,只是把我叫进屋,默许我继续读;到了夜里,我醒来发现他在灯下悄悄抄这本书——他自己的书在“扫四旧”中全被抄走了。也许,童年时期经历的影响怎么估计都不过分。到了70年代末,我跟卞之琳先生读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硕士课程,那些日子正值“朦胧诗”流行,他要我去读李商隐的诗,说当代的“朦胧”与传统中的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22岁时,安徒生被哥本哈根大学录取。他获得国王的旅行基金资助,一生完成长途旅行29次,走遍欧洲,甚至抵达北非。一路上,他不断拜访当时的欧洲文化名人,从作家雨果、狄更斯和海涅,到音乐家门德尔松和李斯特……人们惊讶于这位年轻作家身上的勇敢与莽撞,即便名不见经传,也要想办法叩开这些名人的大门。这段经历也被安徒生记录下来,在自传中,他留下一幅19世纪欧洲文化领域细节饱满的长卷。历经岁月,这些历史的肖像终成文化的宝藏。

如第二章《古都以前——太秦》中,梳理了“渡来人”秦氏(自称秦始皇的后代的弓月君)带给今天的京都地区以农耕、筑坝、养蚕、织锦等技术,并得到当时天皇的犒赏和赐姓,指出“秦氏的到来一下子将这个盆地(即京都)推上了历史舞台”。

研究生毕业后,杨宪益先生作了很大努力,要把我留在外文出版社工作,还兴致勃勃地跟我谈过翻译中国古典诗词的计划。80年代初,在上海社科院王道乾先生的支持下,我的研究课题之一是关于中国古典诗歌对西方20世纪初意象派诗歌的影响,还翻译了一本《意象派诗选》。在人生长长的因果链中,这些都可以说是因吧。到了90年代中后期,我开始用英文创作陈探长系列小说。因为小说的主人公也喜欢诗,时不时引些艾略特的句子,我曾翻译过他的诗集《四个四重奏》,可我的引诗给我的美国编辑劳拉删掉了——“需付的版税太高”。只不过在小说的叙事中,我已安排了需有抒情强度的段落,删掉后读时总觉得少了什么。于是我想到中国古典诗词,我自己译,放在小说里也不用担心版税问题。关于译诗,我为自己定了两条简单的准则:一是译诗在英文中读起来必须也是诗,二是中国古典诗的译文必须让英语读者读时没有“隔”的感觉,不需要去一一加注释。当然,国外读者对这些译诗的接受度,客观的评价还是要由读者们来做的。劳拉最初也十分担心英美读者对译诗的接受度,毕竟中国古典诗词的外文译本在国内出了不少,可在欧美市场上几乎见不到,现在要把这些译诗放到犯罪小说的场景中,恐怕更难让人接受。在我的坚持下,劳拉答应先试一本;小说出版后,出乎意料,她收到了许多读者来信,说小说中的这些译诗给他们印象深刻,也帮助他们更多了解了中国文化背景。接着,其他的出版社也找上门来,要我把译诗结集出版,其中有一本还进入了美国富兰克林奖的短名单。

常怀希望,用儿童视角创作透视人性的童话故事

以京都最古老的寺院之一的广隆寺来看,它为人所知的由头为“圣德太子建立七大寺之一”,以收藏国宝弥勒菩萨半跏像而名声大噪。但林屋辰三郎着重强调了秦河胜这个名字。603年,当时太秦的首长秦河胜承圣德太子所愿建造了广隆寺,“这座寺院充分显示了秦氏后代所继承下来的繁荣和财力。这座寺院最初建在葛野的九条河原,定都平安时迁到太秦现在的地方。广隆寺虽然承载着太子发愿之名,但正如其别名秦公寺所示,实际上是秦氏建立的家庙,也可以说是强化氏族团结的核心之所。”

至于古典诗词对我自己写作的影响,你说的是对的,确实存在;放在小说中,有时甚至还提供了一种古今对照的效果。今年6月我会在意大利首发一本陈探长小说,其中一半篇幅就是以陈探长的名义写的一个中篇,有关唐代诗人鱼玄机的诗歌、爱情与谋杀,书末附有鱼玄机的一组诗,而这一切与陈探长自己在办的案子是平行展开的,又在相互评注。

终其一生,安徒生创作了大量童话、小说、戏剧、诗歌、游记,直到今天,这些作品仍被广泛阅读。但真正令他不朽的,还是童话。这160多篇或长或短,少量取材于民间传说、大部分由他原创的童话故事,在全世界译本众多、发行量巨大。

“今日的京都人即使不知道广隆寺,也会亲昵地说太秦的太子殿下。我觉得这种太子信仰的倾向曾是秦氏在为营造平安京出了大力而衰落之后,为了寺院再兴而采取的一种策略。秦氏为什么衰落了呢?我的看法是,为了建都,秦氏倾全氏族之力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因而导致衰亡。秦氏方面也并非没有期待,也许他们想通过结交新兴贵族藤原氏,并实际负责帝都的营造来达到在政治上出头的目的。实际上在平安京初期政界的实务担当者中秦氏人物的上升势头还是很猛的,但最后还是作了藤原氏繁荣的垫脚石。”林屋辰三郎说。


晗:诗人永远在选择他的词语。你用两种语言进行创作,是否是两种思维或两种世界观的碰撞?

很多人认为童话是写给儿童的读物,事实上,大部分安徒生童话都不是专为孩子而写。从出版第三本童话集开始,他就特意去掉了“讲给孩子听”。借用孩童的天真视角,作家透视人世的悲欢,人性的渊薮。在他的童话里,孩子们收获了瑰丽的想象、坚韧的意志和爱的抚慰,而成人领悟到的则更复杂,也更广阔。

由此,小小的寺庙常常隐藏了风起云涌的历史纠葛。

裘小龙:用两种语言创作,意味着两种语言思维方式及隐含的世界观的相互碰撞,但同时也可能起到互补、妥协或颠覆的作用。用后现代的理论说,因为一种语言中特定词汇的存在,该语言的使用者才会按照这些词语所指定的那样思想、行为、生活。举例来说,“孝”在英文中找不到真正对应的词,英文中的filial
piety
其实与“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意义和重要性很不一样,因此“四世同堂”在欧美的社会结构中也就难以想象。反过来,我80年代初作英译中时,英文中其实很常见的一个词privacy,也很难翻到中文中来,“隐私”那时是个充满负能量的词,意指那些见不得人的秘密或形迹可疑的事,因此,家中来个异性的朋友,居民委员会会闯上门来检查,戴红袖章的纠察队晚上会晃着手电突袭树荫下的情侣。这些具体的例子或能说明,用两种语言写作并不等同于翻译,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促进跨文化/语言的理解。

例如《海的女儿》,小时候看只觉得是个玫瑰色的、为爱献身的故事。长大后重读,才发现它的叙事里有着迥异于其他王子公主类童话的独立女性视角:小美人鱼始终在自己做选择,为了追求永恒灵魂和理想生活,她决意从海底到人间去,宁愿放弃长达300年的寿命,并用声音交换一双腿——这背后不仅仅是爱情。为坚持初心,小美人鱼放弃刺杀王子,宁愿化为泡沫消逝,最终来到精灵的世界,得到天使的祝福:只要她一直积攒善行,就会获得永恒的生命,亲手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不灭的灵魂。在爱情故事的外壳下,这是一个女孩追寻自我、不断选择,最后获得重生的故事啊。

京都与中国及朝鲜的密切关系在之后的历史中持续被证明,甚至到平安时代,整个平安京的选址与修建都是仿效当时的中国唐代的京师长安,是一座传统的市坊制都市。林屋辰三郎写道:“平安京追求政治性都市的理想,连市民交易场所也试图单纯地追求都市的齐整美,对市民的生活几乎没做任何考虑”,但是他认为,这种整齐的街道规矩也正是京都“古都”印象的由来。


晗:阅读《外滩公园》时,我对“虚构批评(Fictocriticism)”这个命名产生了很大兴趣。我认为命名者是机敏的,它似乎解决了我阅读某一类批评文本时对文体产生的困惑。在自序中你写到,史蒂芬·缪克曾在邮件往来中给虚构批评做出过一个简要定义:在讲一个故事的同时,展开一个论点。你写到阅读此类批评时的愉悦,对此我深有同感。朱光潜在一篇“编辑后记”里写道:“书评成为艺术时,就是没有读过所评的文章,还可以把评当做一篇好文章读”。在我理解,虚构批评也是具有独立阅读性的批评文本。然而这让我在阅读集子中的文章时,也产生了一些疑惑。从命名和释义来讲,虚构批评(Fictocriticism)的核心词在批评(criticism),在我的阅读体会中,更接近詹姆斯·伍德的批评、艾柯《悠游小说林》等文本,其对象是外部文本,目的是批评。坦率地讲,我很喜欢你的随笔,它们具有纵向与横向的开阔视野,诗意、抒情而有可读性。但是,它们又与我理解的“虚构批评”有一定的差异。在《外滩公园》中,作者性的主观表达仍占主导或说主要目的,它们更像是学者随笔。因为“虚构批评”在国内尚是一个崭新的词汇,还没有可供参考的文本,对文本属性存在歧义也许将是普遍的。

安徒生的感伤中常怀希望,他用令人心颤的诗意,为悲剧铺上一层如月光般温柔的底色。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卖火柴的小女孩》,天寒地冻中单衣赤脚的小姑娘,在火柴的微弱光芒里瞥见幸福生活的样子,伸手被幻影中慈爱的祖母揽入怀抱。《没有画的画册》里,32个独立的小故事,写遍藏在世界各个角落的无常和死亡。但因为故事是由每晚爬上阁楼与穷苦诗人约会的月亮讲出,起伏不定的命运中仿佛又多了一点安抚人心的“确定”——月亮总会升起,未来总会来临。这样的天真与悲悯,给了安徒生童话经典文学的质感,也令人读后灵魂久久震荡。

平安京南北长约5.3公里,东西长约4.57公里,天皇居住的大内里位于平安京的正北,以朱雀大路为中心,城市分为右京和左京两个对称的部分。在朱雀大路的南端建有罗城门,罗城门的左右两侧建有东寺与西寺。

裘小龙:我这几天刚收到史蒂芬·缪克教授发来的一份电子邮件,他又出了一本新的虚构批评专著,要寄给我。其实,我曾把他的虚构批评戏称为“重量级”的,而我的则属于“轻量级”。我们之间确实有不同的地方。他更着力于后现代理论“批评”,我则偏重“虚构”叙述,fiction在英文中不仅仅有凭空编造的意思,也可以指讲故事,或讲故事一样地讲真实的经历。其实,我在华盛顿大学读比较文学博士时,研究重点是西方现当代文学理论,博士论文也是用新历史主义与解构主义的方法来探讨、分析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传统中国文学的爱情作品中,几乎无例外地包孕着(或公开或隐含地)否定爱情的因子。那篇博士论文的主要观点,后来放进了陈探长在办案时所写的一篇文章里,其中关于中国集体无意识和原型的探讨恰恰又对他的破案起了一定作用,有兴趣的读者在小说《红旗袍》中可读到片段。因为忙于小说的创作,对文学理论的研究只能放下了,可当年在这方面所接受的训练,下意识中又不舍得就此全都扔下。

在安徒生笔下,现实与幻想水乳交融,他以天真又悲悯的情怀写就的童话故事,具有超越时代的经典与美,历经两个世纪而毫不褪色。

时间久远,西寺早已消亡,现在只剩下遗址。在其西町的唐桥有一座仅仅继承了西寺寺名的寺院,那里也只是保存了些古瓦。罗城门在朱雀大路的南端,只有一块石头柱标显示出它的遗迹。

2011年,我有一段时间在澳大利亚新西南威尔士大学任特聘教授,接待我的正是史蒂芬·缪克教授。他是虚构批评领域的领军人物,这一新的批评方式很快就让我产生了兴趣,毕竟,这可以让我在写小说的同时,多少重新拾起些理论批评。在此之前,新历史主义批评也往往先从一则历史轶事开始,再顺势转入理论批评。关于虚构批评,缪克则给了我一个更简明扼要的定义,“在讲一个故事的同时,展开一个论点”。于是我自己也写了一篇关于虚构批评的书评,更模仿着来了一段自己的虚构批评。《外滩公园》中有几篇文章就是在史蒂芬·缪克教授的影响下写成的。无需赘言,集子中并非每一篇文章都是刻意作为“虚构批评”来写的。史蒂芬·缪克本人也曾这样说过,“虚构批评自然是个很大的范畴……作家们面对的情形中所特有的问题,会出乎意料地使他们改变写作方法。”

罗城(生)门重建的构想

四川文艺出版社的编辑给这本集子取了个副标题,“裘小龙虚构批评随笔集”,“随笔”这个词是加得很贴切的。

因为芥川龙之介和黑泽明的演绎在文学和影史上有了深刻意蕴的罗城门(又作罗生门),曾经是平安京面南的都城正门。


晗:你是否关注中国当代文学?作为世界文坛的有机组成,你认为其潜力在哪里?

从平安京去西国征讨叛贼、海盜的将士们都是从这个门踏上征途,又从这条大道凯旋的。“嘉承三年(1108)正月,平正盛讨伐了在山阴叛乱的源义亲,并将其首级带回京城。那时,他是在京中男女塞满道路、人人如痴如醉的狂热欢迎下进入京城的。五名下人持着长枪走在前面,插在枪尖上的是包裹着红色披巾的源义亲首级,上面写着源义亲的名字。……罗城门就是王朝的凯旋门。”林屋辰三郎写道。

裘小龙:我关注中国当代文学,最近几年常有机会回来,与国内的同行也有不少的交流。前两年,我在《洛杉矶时报》上为当代中国诗人王小龙写过一篇英文评论。中国当代社会种种难以置信的变化、新的与旧的文化、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所有这些在今天的世界上都属罕见,也为中国作家们提供了丰富的创作资源,让他们进入世界文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全球化的年代里,我觉得中国作家还有个很大的潜力,即中文语言/文化的独特感性与表达方式。用中文写作,意味着一种对世界观照的不同框架和角度。如金宇澄的《繁花》,是用普通读者都能接受的上海方言写成的,但就在中文之内,他上海话的运用却令人印象深刻地拓展了语言的表达能力和方式。我自己这几年也尝试着双语写作,不仅仅讲中国的故事,也努力要把中国语言/文化的独特感性、风格融合到全球化的语言叙事中去。这或许是中国作家们值得去进一步尝试的事。

只是在之后的长年战乱中,许多无名死尸,被拖到城楼丢弃,待年久失修,颓败之后,继而显得荒凉阴森。年积月久,在人们心中产生了阴森恐怖、鬼魅聚居的印象,故而有了“罗生门”是通向地狱之门的说法。

林屋辰三郎还谈到在某报社召集的讨论会上,他曾与梅棹忠夫、多田道太郎、加藤秀俊三人热烈探讨重建罗城门的构想:“恰逢彼时,城成为了重建热潮中的一个主题。各地发挥往日筑城术精髓而建造的城池表现了与当地风土和谐的造型美,突显了各自独特的个性。在中央的整齐划一主义覆盖了政治、社会、文化等所有领域的当下,只有城才是与之抗衡的地方主义的伟大象征。正如大阪城、和歌山城、熊本城等几座城所体现的那样,重建城的设想,就是使这些城成为了解这些都市历史的博物馆。”

林屋辰三郎在几十年前的写作中时刻流露出对于古建筑湮没在时间中或者因为人的活动而导致的建筑被损毁的遗憾。

如写神泉苑的部分,他写由于庆长七年德川氏建造二条城,神泉苑北边的大半被削掉。林屋辰三郎痛切地说:“神泉苑是京都最古老的自然遗产,也是王朝以来风土地理的中心,京都人应该重视。”

王朝代谢、人事更迭

由于放在历史中考量,林屋辰三郎笔下的京都不是静态的,他在《京都》中,有许多从修建城邦到发展再到后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时移事迁的笔触。这让京都具有了历史的纵深感。

以神泉苑最为例,修建平安京时它曾是宫廷禁苑,但也并不封闭,钓台、泷殿风景秀美,不光是神泉苑,王朝时代在市内到处都可以看到贵族的宅邸,被叫作池亭、水阁什么的。在神泉苑的东侧,二条南边、西洞院西边的闲院就

是藤原冬嗣的邸馆。“据说在宽阔的苑池岸边,柳枝翠绿,松涛阵阵,酷热时几乎让人感到寒意。王朝时代的宅邸就是用它门宽阔的苑池来显示这些特征的。”
进入中世以后,神泉苑则逐渐荒废,不再是禁苑,甚至出现了贱民的棚屋。神泉苑到后世逐渐成为一种“御池”信仰被保留在文化中。

第五章《王朝历史漫步》的开篇,作者也写道:“除了通过物语、画卷等来了解之外,即便在历史名城京都也不容易看到王朝贵族的生活了。我们只能略微看到一点他们营造寺院与别业等建筑的遗迹,而且还不得不到郊外去寻访。”

评论家止庵说:“京都曾经是首都,到了明治维新以后就失去了首都的地位,它就变成了一个文化城市。在日本的历史上有很多都市,比如说奈良、镰仓,丧失了首都的地位之后就衰落,但是京都之后反而更纯粹了。它是一个文化象征,它保留着一个很长的时间段里的历史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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