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有多少读者知道郝运为翻译此书耗费了多少心血呢,小说以二战时期盟军在意大利西西里登陆并解放意大利为背景

又有多少读者知道郝运为翻译此书耗费了多少心血呢,小说以二战时期盟军在意大利西西里登陆并解放意大利为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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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现代文学中,有京派与海派之说。近读管志华先生一部写翻译家郝运的书《郝运——深潜译海探骊珠》,我忽然想到,就翻译而论,上海的翻译家在中国,真的是可以独成一派的。

《皮》是意大利著名作家库尔齐奥·马拉巴特的代表作,曾被改编为同名电影,为作家赢得了国际性声誉。小说以二战时期盟军在意大利西西里登陆并解放意大利为背景,记述了主人公马拉巴特作为盟军联络官在那不勒斯的所见所闻和所思所想,刻画了一幅战争环境下意大利平民、美军军官、欧洲上流社会贵族的众生相。作家曾经亲历两次世界大战,因发表不同政见而两次遭受牢狱之灾。在这部小说中,他融入了自己对战争与和平、战争与人性、战争与文明之间关系的深邃思考,以亦真亦幻的文笔展现了战争的残酷,凸显了战争所导致的人性的幻灭、幽黯、堕落与重生。

中国文化走出去,必须培养一批具有多重文化知识素养积淀的学者和翻译家,作为中外文化交流传播的桥梁,这批翻译家和学者应当具有思想和创见,能够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坚守思想立场,挖掘本土学术思想和精神

《郝运——深潜译海探骊珠》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属于“海上谈艺录”丛书的一部。这套书已出40种,艺术界一个个大家的名字,赫然在目,戏曲界的如尚长荣、袁雪芬,电影界的如张瑞芳、秦怡、吴贻弓……在这套丛书的目录中,我诧异地发现,拥有千百万观众、深受群众喜爱的艺术大师前后,竟然还并列着多位翻译家的名字:草婴、任溶溶、吴钧陶、郝运等。

为什么这部小说的名字叫《皮》?这是我们拿起《皮》时也许会想到的一个问题。小说借助马拉巴特之口说了这样两段话:“人类的皮是一件丑陋的东西。您看,这是件令人厌恶的东西。想想世界上充满了准备为这样的东西牺牲自己生命的英雄。”“皮是唯一可以肯定、摸得着、无法否认的东西。是我们的东西。是世界上唯一会死的东西。唉!只有灵魂是不死的。可是,如今灵魂算什么?重要的只有皮。一切都是用人皮做的。即使军队的战旗也是人皮做的。战斗不再是为了荣誉,为了自由,为了公正。战斗是为了皮,为了这令人厌恶的皮。”这两段不无愤世嫉俗色彩的话,为我们理解《皮》的内涵提供了入口。

 

翻译家几乎一直是隐身的,读者读一部世界名著,很少有人会去在意译者是谁。喜欢司汤达《红与黑》的读者,有多少读者知道郝运,又有多少读者知道郝运为翻译此书耗费了多少心血呢?前几年,上海书展组织者请我去谈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翻译。我曾经说过,当今的社会,很多人热衷于追逐各种名牌,结交各种名人,可是文学翻译,本有好坏之分,却很少有读者去关心它的品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译品的好与坏,是当今的市场经济在按质论价环节唯一不计的一个因素,郝运翻译的《红与黑》是80元一千字,一个连抄带译、拼凑而成的《红与黑》译本也差不多是80元一千字。

当盟军1943年9月在西西里登陆,拉开驱逐纳粹德军、解放意大利的序幕时,那不勒斯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人们,便以“皮”的复杂心态来迎接以美军为主力的解放者们。显然,美军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侵略者,他们是消灭纳粹、解放欧洲大陆的解放者,或者说占领军。比起德军,他们更加文明和开放,也更加富有。然而,正是山姆大叔的出手阔绰,造成了他们所到之处的人们,包括那不勒斯人灵魂堕落的“瘟疫”。战争造成了物质的匮乏,为了摆脱贫困,男人可以向“解放者”出售自己的老婆和女儿,女人可以为了一包香烟去卖淫,甚至孩子也为了一盒糖果去卖身。小说用黑色幽默的笔法,揭示了那不勒斯几乎家家“购买”美军黑人士兵,导致黑人身价上涨的奥秘:那不勒斯的女人服务到位之后,这些黑人士兵便给他们弄来市场紧缺的糖、香烟、肉罐头、面包、鞋、军装、被子、大衣等物品,让这些家庭迅速“脱贫致富”。以至于主人公马拉巴特向他的好朋友、美军上校杰克开玩笑,提醒他们让执勤的哨兵看好自己的军舰,不然这些军舰都会被人偷走卖掉。有道是: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作为盟军的联络官,马拉巴特自然对同胞为了生存和“皮”而堕落的严酷现实洞若观火,因此,他冷冷地告诉美军指挥官科克将军:“美军士兵认为是在购买一个女人,事实上却是在购买她的饥饿。他们认为是在购买爱情,事实上是购买一块饥饿。”

我是做文学研究出身,其间开始做翻译工作,并且越做越多,从巴尔扎克开始,后又翻译《茶花女》《基督山恩仇记》等。退休以后我更以翻译为主,翻译了一系列文学经典如《悲惨世界》以及凡尔纳、莫泊桑等人的作品,甚至还译出一万行法国诗歌。近年来我对雨果小说产生特别兴趣,索性把雨果全部小说都译出来。

既然大多数读者不辨翻译的好与坏,市场也不管翻译品质的高与底,那么翻译的好不好,不仅在于翻译者的水平高不高,更在于翻译者有没有良心了。别的语种不论,单就法语翻译家而言,我觉得无论是43年前离开我们的傅雷,还是今年6月刚离开我们的94岁的郝运、85岁的马振骋、80岁的郑克鲁、77岁的周克希,一个个都是有良知、讲良心的翻译家。

马拉巴特对那不勒斯和古罗马的文明怀有强烈的自豪感,他认为那不勒斯是欧洲最神奇的城市,是唯一一座没有像伊利昂、尼尼微、巴比伦那样消亡的古代名城,那不勒斯是一座从来不曾被掩埋的庞贝,她不是一座城市,而是一个伟大的古代世界。在他的眼里,黄昏时分的意大利海岸呈现的是葡萄酒的色泽,它来自荷马史诗中大海的颜色。对意大利所代表的欧洲古代灿烂文明的热爱,对战争所导致的遍地废墟和人性的沉沦、人的尊严的丧失,造成了马拉巴特爱恨交加的复杂情感:“我是欧洲。我是欧洲的历史、欧洲的文明、欧洲的诗歌与艺术,是欧洲所有的荣誉和所有的灾难。我感到被压迫、摧毁、枪毙、侵略、解放,我感到自己既是懦夫又是英雄,既混蛋又可爱,既是朋友又是敌人,既是失败者又是胜利者。”马拉巴特这种深沉复杂的情感,在毕业于弗吉尼亚大学、同样酷爱欧洲文化的美军杰克上校那里得到了共鸣。当科克将军指挥美军第五军团从著名的阿皮亚大道开进罗马,月亮从拉齐奥山上升起,马拉巴特情不自禁用希腊语吟诵起《伊利亚特》中描写古希腊英雄阿喀琉斯的诗句,杰克“用弗吉尼亚大学歌唱的方式”又接着他吟诵下去。小说中有几段精彩的描写更是令人动容。美军开进罗马之后,马拉巴特向科克将军讲述古罗马的历史,科克高声问他意大利语Quo
vadis是什么意思?马拉巴特说:“你去哪里!”于是,科克将军大声回答:“当然是罗马!”在传说中圣彼得遇到耶稣的教堂前,科克将军又问:“罗马城里还能有谁?”当地的一个年轻人回答:“有罗马人!”这不禁让笔者想起意大利作曲家雷斯匹基的交响诗《罗马的节日》中,作曲家根据一句意大利语“让我们过去,我们是罗马人”谱写的那段著名的旋律。战争让一个民族不幸沉沦,然而,它所承载的灿烂的古代文明以及对人的尊严和力量的推崇,却可以令它凤凰涅槃,向死而生。

由于翻译数量较多,很多人以为我主要是个翻译家。其实我首先是文学研究者,然后才是翻译者。翻译建基于我对外国文学的研究。在翻译巴尔扎克之前,我写过《法国文学史》相关章节、写过《论巴尔扎克》。有了对巴尔扎克的充分研究,我才开始尝试翻译这位文学巨擘。在之后的学术生涯中,我的研究和翻译并肩而行:《法国文学史》《外国文学史》在学界影响颇广,翻译作品超过1700万字。两者相互促进,学术研究提升翻译的雅信,细读的功夫又促成研究的深入。回望我毕生的工作,其实是翻译和研究的相得益彰。

一个有良知的翻译家,往往是视翻译为生命的。傅雷,因为不能自由地翻译,宁愿离开这个世界。94岁的郝运,躺在病床上,心心念念的还是翻译。70年来,他一直在耕耘着,手中的笔没有停下。

小说用一种辛辣的幽默,对意大利在二战中扮演的尴尬角色进行了自嘲——“我们已经教会了欧洲人民,赢得战争的唯一方法就是英勇地将自己的武器和旗帜扔到淤泥里,扔到第一个到来的人的脚下。”“意大利政治的基本原则是,永远有别人为意大利人输掉战争。”同时,用犀利的思考,点出自由的本质——“自由应该诞生于解放带来的瘟疫所造成的新的可怕痛苦,自由价格昂贵。比奴役的价格更加昂贵。”小说让马拉巴特的好朋友杰克在战争即将结束时不幸牺牲,寓示了他们所向往的欧洲古代文明在现实世界的脆弱。然而,小说的结尾用相当的篇幅描写了人们祭祀维苏威火山的仪式,又包含了这样的喻意:只有经历了地狱般的苦难、堕落和毁灭,人类才能获得救赎和重生。

作为已到暮年的翻译者,我深切感到要给中国读者提供精美、丰盛的翻译作品。我之所以看重文学经典,因为经典历久不衰,具有不同凡响的质量。把这样的作品介绍给读者,需要一篇好的序言。序言不能敷衍塞责,译者须像对待翻译作品那样用心才好,在有限的篇幅中让读者知道作品好在哪里、价值是什么、为什么如此受欢迎等等。只有对作品进行过实在研究才能深中肯綮地把其中妙处说个明白——研究者的身份使我有能力胜任这份工作。

一个讲良心的翻译家,往往视翻译的品质为生命。傅雷追求翻译与原作的精神一致,以神似的翻译奉献给读者。郝运坚守一个翻译人的本色与本分,以再现原作的真与美为依归。如管志华在书中所指出的:“郝运在长期的翻译生涯中,非常强调的一点是,翻译就得翻出原作者的精神、面貌、风格才行。”

对我来说,写出一篇序言佳作,才能形成一部好的翻译作品。我把近年所写序言集中在一起,编成《法国经典文学研究论集》,每篇1万余字,共42万字。这些序言大多是在翻译基础上对作品进行详尽文本分析,探索作品思想内涵与艺术成就,说明作家创作特征及文学史地位。我很看重这部分工作,这是我对法国文学的研究成果,它与我的翻译成果连成一体。

一个讲良心的翻译家,一要对得起作者,二要对得起读者。傅雷翻译罗曼·罗兰,翻译巴尔扎克,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让他们的作品拥有了新的生命,让中国的读者从他们的作品中看到了光明,获得了前行的力量。郝运翻译司汤达,翻译莫泊桑,“用心血浇灌世界名著的奇葩,在译作中再现各色人物的命运,在译苑里点亮生命的霞光。”

比如,像《悲惨世界》这样一部小说,内容那么丰富,读者可能并不理解雨果为什么要写这个历史事件而不写另一个,为什么要写拿破仑在滑铁卢的失败?原来这么写能够提升作品立意。写作技巧也要讲一讲。雨果在《悲惨世界》里运用大量心理描写,实际上整部小说是由心理描写组织起来的。译者在序言中不说这些,读者未必全部了解,可能就不能真正懂得作品的价值。再如《基督山恩仇记》,一般读者都被小说曲折情节吸引,大仲马在小说中运用何种手法组织情节,读者却茫无头绪。如果译者能分析出大仲马的高超技术,就能让读者更深切地领会创作何以取得成功。我总结出大仲马的创作手法是:情节曲折、安排合理,结构完整、一气呵成,善写对话、戏剧性强,形象鲜明、个性突出,点明这部小说的杰出成就,说明它不愧为通俗小说的佼佼者。又如《追忆似水年华》,不同于法国评论家普遍认为普鲁斯特的手法是心理描写,我在序言中认为“意识流”更切合普鲁斯特的手法。我把普鲁斯特的“意识流”分为五六个方面去论述,就更为透彻。

读管志华的《郝运——深潜译海探骊珠》,我清晰地看到了一个本色的翻译家的优秀品质。郝运承继了傅雷的翻译精神,有着强烈的翻译使命感,他“译文如择友,一旦选定对象,必然待之以诚,译之以勤。郝运一书译毕,在另选一书时,又是小心翼翼全力以赴。这是一个始终不渝、严谨认真、敬业尽责的优秀翻译家的人品所在”。

我们研究、翻译西方文学,不能做西方文化搬运工,而要做拥有独立思想的创新者。中国文化走出去,必须培养一批具有多重文化知识素养积淀的学者和翻译家,作为中外文化交流传播的桥梁。同时,这批翻译家和学者应当具有思想和创见,能够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坚守思想立场,挖掘本土学术思想和精神,决不能在西方当代文化思潮之中失去自己的声音。

读这本书,我深深地感受到了一个本色翻译家的特有胸怀。郝运先生“温润如玉,淡泊一生,不是通过文字去猎取名利,而是通过文字呼吸,用自己的文学思想滋养读者的心灵,启迪后人的心智。他知道,知识分子要保持人的尊严、灵魂的纯洁,千万不要让人格、灵魂‘待价而沽’”。

 

读这本书,我知道了一个本色翻译家的幸福之所在:“中国不少读者读过《红与黑》《巴马修道院》(现改译为《帕尔马修道院》)、《黑郁金香》《三个火枪手》《企鹅岛》《磨坊书简》《羊脂球》《为了一夜的爱》等一批19至20世纪法国文学名著,知道司汤达、大仲马、都德、莫泊桑、左拉等法国著名作家,但鲜有人特别注意‘郝运译’这三个字。郝运对此只是淡淡地笑笑,他不介意,不在乎,不计较,他知道,读者的满意,才是自己的幸福。”

郑克鲁,1939年生,广东中山人。曾任武汉大学法语系主任兼法国问题研究所所长,现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博士生导师。编著有《外国文学史》《法国文学史》《法国诗歌史》《普鲁斯特研究》等,译作有《悲惨世界》《基督山恩仇记》《第二性》等30余种。

感谢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给了海派翻译家光荣的位置。感谢管志华,让人心浮躁、追逐名利的世界中,闪现出一个本色的翻译家伟大的精神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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