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作者采用谱系一词来勾勒美国小说本土化进程的全貌,袁筱一与孙甘露、叶沙共谈二十世纪法国文学经典与私人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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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作者采用谱系一词来勾勒美国小说本土化进程的全貌,袁筱一与孙甘露、叶沙共谈二十世纪法国文学经典与私人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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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文学作品中,威尼斯通常以一个既浪漫又有些哀婉的形象出现。托马斯·曼字字珠玑的中篇小说《魂断威尼斯》,描写功成名就的作家在威尼斯偶遇一位绝美少年,激情和灵感在迟暮时被再度激发,却也因此踏上了一条追随美的归路;石黑一雄的短篇小说集《夜曲》中有一篇《抒情歌手》,讲述欲东山再起的过气歌手与妻子重游威尼斯,歌手在贡多拉上为妻子动情献上分手的情歌;华语作家阿城写了一本《威尼斯日记》,内容并不都关于威尼斯,但威尼斯特有的文艺和浪漫气质显然赋予作者不少灵感。《魂断威尼斯》、《夜曲》、《威尼斯日记》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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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波伏瓦、加缪、杜拉斯、罗兰·巴特、萨冈、罗布-格里耶、勒克莱齐奥,还有米兰·昆德拉,这一批出生于二十世纪的作家,开启了法国文学史乃至思想史的一个重要时代,所谓萨特的时代。正是在这个时代,文字显示出炫目的力量,它在延续一种以性感对抗死感的法兰西文学神话。他们,建立了属于现代的文字传奇。

中国学者写外国文学史,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但真正能从本国读者需要出发,体现我国学者本土意识的文学史著作,对作者的文化视野与学术素养来说绝对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新近出版的《美国小说:本土进程与多元谱系》(以下简称《多元谱系》)便是这样的一本著作,它不仅对我们深入了解美国文学、解读和理解美国小说的生成和嬗变的各种复杂元素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更对我们反观现当代中国文学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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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作为读者,我们该怎样走近这些像“魔法师”一样的文学家?怎样阅读如“迷宫”一般的法国现代经典文学?

纵着剖,横着切

《魂断威尼斯》、《夜曲》、《威尼斯日记》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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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这部756页的厚重著作,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长达九页的目录。但长长的目录丝毫不给人冗赘、繁复、芜杂之感,相反倒是层次清晰,条分缕析,思路井然,语句凝练。每一章标题下都配有副标题,既有宏观概括,又有微观阐释,提纲挈领,纲举目张。印第安谱系一章聚焦土著文明与外来文明的碰撞与交融,清教谱系着力探讨美国小说创作发生的深层动因,语言谱系探讨美国英语为美国小说的本土化打上的外部标签,黑人谱系、犹太谱系、新老华裔谱系、拉美裔谱系、印度裔谱系、日越韩菲阿等亚裔谱系给美国小说熔铸了独特的文化特色和美学表征,而后现代谱系、大众文化谱系、生态谱系和政治谱系则共同构成美国小说本土化的外部因素。各种谱系虽不是以均质的文学形态出现,但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推进和影响着美国小说的本土化进程。对于这样一部大部头的著作,读者却能够很容易地抓住作者的学理思路和主旨重点。论述中,这部著作把文本与文学现象、文本与文学史交织在一起,既有内在的逻辑和规范,又不拘泥于文学史写法的既有形式和套路,有血有肉,有理有据,有内有外,有详有略;既高度概括,一目了然,又锱铢必较,泾渭分明,信息量大又全无枯燥之感,线索繁多又无杂乱之感,不得不叹服作者的独运匠心。

这些作品是威尼斯作为一座现代文化旅游名城的注脚,加上闻名世界的两大活动——威尼斯电影节和威尼斯双年展——这座城市持续吸引着各国游客前去一睹风采。

7月20日,袁筱一与孙甘露、叶沙共谈二十世纪法国文学经典与私人传奇

一般来说,文学史的编写有几种约定俗成的模式,作者通常采用线性的叙述模式,按照时间顺序对文学发展的历程作纵向的梳理,以展现文学现象发展的连续性、延续性;又或者以百科全书的样式,分门别类地囊括各种文学思潮、各种文学题材、各种文学样式。国外的文学史著作也概莫如此,从斯皮勒的《美利坚合众国文学史》到艾略特的《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和伯科维奇的《剑桥美国文学史》,都能找出这样的痕迹。《多元谱系》却另辟蹊径,抛开分门别类的等级分配,先是大刀阔斧地横向在当今美国文学这颗大洋葱上拦腰切出一个剖面,将各种文学现象文学思潮、主流的非主流的、严肃的通俗的都推到前台,在横向解剖出现象的同时,每章又向纵深探析,以期透过表象,看到内在腠理和骨髓的深处,看出其内在的纹理关系。这种纵深开掘、横向比较的写法,展现出的不是关于文学史的一条条线性的线索,而是一种空间感、立体感和多维感,让读者不仅看到美国小说的源和流,也看到了其横向展开的谱系和脉络,展示出一个发展到今天的美国小说全景图。

曼妙风光的背后,有着震撼人心的历史,威尼斯远不只是旅游城市,而是一座发生过许多惊心动魄故事的世界性城市。不如沿着文学作品的河流,上溯到文艺复兴时期的莎士比亚戏剧,去看一看另一个威尼斯。

7月20日,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院长、翻译家、作家袁筱一携新书《文字传奇:十一堂法国现代经典文学课》来到作家书店,与作家孙甘露、主持人叶沙一起,为读者上了一堂生动的“法国文学课”,共谈二十世纪法国文学经典与私人传奇。

收得拢,放得开

作为文艺复兴的源头,意大利对莎士比亚的影响极大。尽管关于莎翁是否去过亚平宁半岛,至今依旧是个悬案,但他的戏剧有三分之一的故事发生在那里,包括《罗密欧与朱丽叶》(维罗纳)、《终成眷属》(佛罗伦萨)、《驯悍记》(帕多瓦)等等。其中,以威尼斯为背景的戏剧有两部:《威尼斯商人》和《奥瑟罗》,前者讲述不同族裔间的借贷法律纠纷,后者则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进攻威尼斯控制的塞浦路斯岛为背景。不只是巧合,这两部戏指向了威尼斯历史上最核心的两件事:海洋贸易与海洋战争。《威尼斯商人》书影,莎士比亚
著,方平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7月20日,袁筱一与孙甘露、叶沙共谈二十世纪法国文学经典与私人传奇。

虽然是个全景图,但《多元谱系》绝非包罗万象,鱼龙混杂,而是取精用弘,收放自如。作者虽纵横捭阖,旁征博引,但也深谙简约之道。《多元谱系》开篇就阐明其重点放在美国本土小说的发生及其演变过程之上,主要探讨多元文化语境下的美国小说的生成以及少数族裔小说的心理构成、美学特征及其对“主流”小说的影响乃至进入主流的过程。作者探讨美国小说的本土化进程,探讨美国小说如何摆脱英国气派,最终形成真正美国本土气派、有很强辨识度的美国小说。这其中的过程和因素是繁杂而众多的,要想讲得清、说得透谈何容易。但作者采用谱系一词来勾勒美国小说本土化进程的全貌,揭橥美国小说本土化的诸多侧面和各种要素,成就了《多元谱系》的又一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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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位作家呈现20世纪法国文学的一隅

正如杰姆逊所言:“谱系概念的提出主要是为了消除关于所谓线性历史、阶段论和目的论式的编纂史学的传统的理论顾忌。”《多元谱系》共分14个章节,各部分之间既浑然一体,又相对独立,既统筹兼顾,又重点突出。作者的思路是开放的、发散的,但下笔却是严谨的、内敛的。就时间来说,《多元谱系》囊括了从哥伦布发现北美新大陆之前就已存在的印第安口头文学到如今作为亚裔文学的一股新鲜力量正在悄然崛起的日、越、韩、菲、阿等在内的所有美国文学;就类别上来说包括了口头文学、严肃文学、通俗文学和族裔文学;就内容上来说,跳脱了从文学层面阐释文学样式发生发展过程的束缚,结合了美国学研究、语言学研究、历史研究、政治研究、生态研究等多个批评视角,综合考虑到历史、哲学、宗教、语言、族裔、政治、文化、生态等多种因素,真正实现作者所说的“在多元文化的语境下去研究由多元文化催生出的美国本土小说这个现代的宠儿”。在作者这种宏大的构思下,撰写美国文学史通常要考虑到的“美国文学史与美国历史的关系”“美国严肃文学与美国通俗文学的关系”,以及“美国文学与美国英语的关系”这些矛盾或障碍都巧妙地得到了化解。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多元谱系》这部著作是真正的跨学科、跨文化的跨界之作。

《威尼斯商人》书影,莎士比亚 著,方平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文字传奇:十一堂法国现代经典文学课》(下文简称《文字传奇》)初版于十年前。2005年,袁筱一在华师大开设法国现代文学的通选课,《文字传奇》初版中90%的内容源于当时上课的内容。

既在此山中,又在此山外

《威尼斯商人》:威尼斯的海洋贸易

“现在回想起来,上这门课时也可能是年轻,体力好,激情满满,很投入的一种上课状态。”每次上课前,袁筱一会准备讲稿提纲。比提纲更重要的是当时大量的阅读。她坦言,其实在上课之前,她更多的时间是花在阅读而不是写作上,那是她非常享受的两三年。

总的说来,《多元谱系》打破了以时间为经的传统文学史写法,以谱系为经,以专题为经,以历程为纬,以现象为纬,从文学发生学、美学、文化学、生态学、社会学、宗教学等多个批评视角出发,对美国小说的本土化进程进行交叉论证,跨界审视,纵剖横切,多面呈现,从而实现了立体多维的论证效果。

据相关学者考证,《威尼斯商人》的写作时间在1596年至1598年间。这个故事和莎翁其他许多戏剧一样,取材于多部先前出版的文学作品,其中最早的参考书是13世纪的拉丁文故事集《罗马人的事迹》和1378年的意大利故事集《呆子》。前者只贡献了彩匣择婿的情节,且并不发生在威尼斯,而后者则贡献了主要故事情节。

“除了热爱,就是热爱。到后来想到了出版,包括今天的再版,都是为了能和更多的人分享当时的这份激情。”

从《多元谱系》的精妙构思与凝练辨析辐射出去,我们看到的是作者独特的治学方法和思路,作者之所以能够做到深入浅出、驾轻就熟,与作者宽广的学术视野与深厚的文学文化修养密不可分。虞建华2004年在评论朱振武的《在心理美学的平面上——威廉·福克纳小说创作论》时说道:“作者学术视野广阔,理论功底深厚,不但见解独到,而且文采横溢,实在难能可贵。”著者朱振武既是外国文学研究专家,又是作家、翻译家和评论家,在外国文学研究、比较文学研究、翻译学研究等领域都令人称道,这就使得他能跳出一般文学研究学者的窠臼,以更宽广的关怀、多重的身份和多种的角度看到更多的侧面。

从最宽泛的角度,可以认为《威尼斯商人》的故事发生时间,上至公元前10世纪末威尼斯取得亚得里亚海制海权后,下至1598年。这段时间,威尼斯凭借海洋贸易,从小渔村发展成西欧第一经济强国。“威尼斯商人”是在世界贸易中举足轻重的一群人,是沟通东西方贸易的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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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多元谱系》的作者已经成功地构建了一个关于美国小说本土化进程的完整的知识谱系。在作者看来,没有比较,就不能有鉴别,就不可能看到美国文学的源与流;没有对世界文学、文化、历史和思想史的熟稔和观察,没有这种行走在多个学科间的跨界视野,是不可能看到美国小说从亦步亦趋到半推半就,从挣脱桎梏到实现独立,再到引领文坛的整个嬗变过程的,也不可能看到其来龙与去脉。所以作为学者,我们不能把自己局囿在狭隘的小圈子里或逼仄的单一知识体系中,庶几方能跳出学科藩篱,打破学术壁垒,冲决传统桎梏,摆脱思维定式,成为有文化自信、批评自觉和话语创新能力的真正的学者。这些都是我们在《多元谱系》中看到的,也是我们寄予厚望的外国文学学者乃至中国学者的国际形象。

在巴珊尼向夏洛克借钱的场景中,经由夏洛克的嘴,观者了解到安东尼是一个“有身价的”大贸易商,他有若干条商船,分别开去了黎波里、印度群岛、墨西哥、英格兰等地。这里,威尼斯商人从事贸易的“全球性”可见一斑。但有两个点是莎翁的艺术处理。其一,安东尼拥有若干条商船是不太可能的。威尼斯海洋贸易的一大特征是国家主导,1255年建立起了固定航线制度,虽然最初存在私人船队,但很快就国有化了。剧中属于安东尼的那种航程遥远的大型商船,是禁止私有的。

《文字传奇:十一堂法国现代经典文学课》于今年5月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这种“共同体”意识下的贸易模式,是威尼斯称霸地中海的制度基础,它避免了大商人独占商船,为中小商人参与海外贸易提供了公平的机会,从而防止了国家经济僵化,也是威尼斯长期维持“共和国”政治体制的保障。威尼斯的头号竞争对手热那亚,则拥有完全相反的民风。热那亚人偏好单打独斗,共同体意识较弱,贸易市场被巨贾独占,虽然他们在航海和造船技术上不亚于威尼斯人,但始终没能超越威尼斯的海上贸易地位。国家干预和自由经济的优劣对比在这个案例上似乎也说明了一些问题。

今年5月,《文字传奇》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再版。在修订时,袁筱一有意尽量保留了十多年前的认识、立场和心境。在她看来,当时在人生某个阶段与文学相遇产生的或欣喜,或悲伤的鲜活情绪,放到现在是不会有的,那是一种毛糙却又真实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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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再版序言中写下:“我还是无条件地信仰语词,语词的决定性,语词的力量。纵使十年间很多东西发生了改变,这一点点初心终究没变”。

15世纪威尼斯的固定航线,图片来源:《海都物语》,盐野七生 著,徐越
译,中信出版社

在《文字传奇》中,袁筱一选择了萨特、波伏瓦、加缪、杜拉斯、罗兰·巴特、萨冈、罗布-格里耶、勒克莱齐奥、米兰·昆德拉这9位作家。目前在世的只有勒克莱齐奥和米兰·昆德拉。

其二,印度群岛、墨西哥并不是威尼斯的贸易目的地。黎波里位于地中海沿岸,是传统的贸易目的地,而英格兰及附近地区则在14世纪才纳入威尼斯的贸易航线,其需要驶出直布罗陀海峡,沿大西洋东岸北上,是威尼斯国家船队最远的航线,也是唯一的大西洋航线。

袁筱一说:“他们不能代表20世纪的法国文学,只能呈现20世纪法国文学的一小部分。选择他们首先出于一条稍显
‘愚蠢’的标准:他们都出生于二十世纪。二十世纪上半叶被认为是萨特的时代。从萨特开始,其他人或多或少受到了萨特的影响或站在他的对立面。因此,这本书的选择集中于在二十世纪中叶达到高峰的一批作家。”

莎翁的生活年代是16世纪后半叶至17世纪初,这个时代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是“地理大发现”(15至17世纪),葡萄牙和西班牙政府支持的航海家率先进入了大西洋未经探索过的海域,法国、荷兰、英国紧跟其后,也加入了新航线的探索。在这种背景下,莎翁将新的贸易目的地写到剧本里面不足为奇。尽管在莎士比亚时代,西印度群岛(位于美洲)已经为欧洲人所知晓,但东印度群岛在当时已是非常重要的香料供应地,而且在达伽马发现通往印度的新航线后,可以直接经海路到达,所以剧中的印度群岛应该是指东印度群岛。墨西哥当时则处于被西班牙人殖民的过程中,从而也进入了全球贸易体系。威尼斯人从未将自己的航线开辟到东印度群岛和墨西哥,在“地理大发现”时代未能适应国际贸易新体系的挑战,正是其渐渐衰落的原因之一。

而经典之所以为经典,还在于历经时间的沉淀与考验。《文字传奇》中最年轻的作家就是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勒克莱齐奥。而诸如普鲁斯特、尤瑟纳尔这些作家没有入选是因为“太过重要”。袁筱一说:“正因为他们太重要了,我没有办法按照当时每周两小时的时间、每两周一位作家的频率去讲。”

《威尼斯商人》中,还提及了与发达的海洋贸易相配套的两个重要的制度和行业:法制和金融业。剧情主线是安东尼和夏洛克的一场借贷纠纷,安东尼无力偿债后所说的一段话可以代表威尼斯的法治精神:“大公不能拒绝受理他的诉讼;外邦人在咱们威尼斯,明文规定,自有应享的法权,一旦给否认了,那就动摇了国家立法的根本——影响了人家对这个城邦的信心。”大商人安东尼心里很清楚,威尼斯商业繁荣的基础在于对不同人群公平地执行法律,而这正是剧中这场诉讼得以展开的立足点——正义必须在法律之下实现。威尼斯的法律有一条就足以证明其当时领先于欧洲各国:神职者在共和国领土上的犯罪,由威尼斯法庭审判而不是教会法庭。最后安东尼“胜诉”的依据不是道德,也不是正义,而依然是法律。

可以肯定的是,选择这九位作家,不完全是站在学术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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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作家性别看虚构的不同使用

2004年电影版《威尼斯商人》中,阿尔·帕西诺饰演的夏洛克

叶沙评价,这本书充斥着袁筱一丰沛的个人经验和金句凝结,比如这一句:“男作家和女作家的不同之处在于,男作家总是在他的虚构中不留痕迹地推出自己,而女作家却是在关于自己的描述中不留痕迹地进行虚构。”

威尼斯的金融业在剧中的代表人物是犹太人夏洛克。相对郁郁寡欢的安东尼(一说是因为对巴珊尼的同性之爱所导致),夏洛克是一个精气神儿十足的主角,莎翁也曾写下本剧的另一个剧名:威尼斯的犹太人。所以,这部剧的第一男主角应该是夏洛克,而不是除了对朋友的无私奉献却无其他“看点”的安东尼。夏洛克作为一个犹太人,在威尼斯从事的是高利贷行业——金融业的一个组成部分。金融业的起源就是有息放贷,要是都像安东尼那样无偿借款,这个行业就不会存在。在剧中,犹太人是饱受歧视的种族,连前来借钱的安东尼都没什么好态度(所以他很不招人喜欢),对夏洛克百般侮辱。这背后不仅仅是对犹太人放高利贷的敌视,而是不同宗教信仰下对有息放贷的不同理解。

“法国文学是特别能谈到性别的文学。”孙甘露举例杜拉斯和萨特。杜拉斯是一位传奇女作家、导演,她的创作很大程度上是在人生经历的基础上进行虚构。“她一生的写作都含有早年的经历,包括后面写的《广场》、《卡车》,为电影创作的剧本都是如此。”

从古老的犹太教中衍生出来的基督教,其教义就是耶稣和门徒们对《旧约全书》内容的解释,其中对《申命记》借贷教规的解读为:只要不是敌人,就是兄弟,所以,几乎不可以对任何人做有息放贷,有息放贷等同于偷盗。从公元332年开始,教会正式禁止有息放贷,违者死后将被打入炼狱底层。而犹太教学者却在公元1世纪到5世纪(罗马统治时期),致力于对圣经进行生活化的解释,对《申命记》相同的这一条,区分了“兄弟”和“外方人”,只有犹太人是“兄弟”,其他人都是“外方人”——这样的解释,使得犹太人可以向“外方人”进行有息放贷。故而,安东尼作为一个基督徒借钱给别人是不可以收利息的,但犹太人夏洛克却可以问基督徒收利息。在商言商,安东尼对可以从事金融业牟利的犹太人的鄙视,就不知是真的鄙视还是出于嫉妒了。

至于男作家,孙甘露认为更严格的表述应当是“写作既是在虚构中推出自己,也是退出自己”,两者兼而有之。比如读者很难在萨特的小说中看到他个人经历的影子。“像《恶心》这部作品,即使他写的是个人经验,呈现的时候个人经验也并不会凸显在最重要的部分。”

也是因为上述教义,犹太人被欧洲各国排斥和驱逐,一部分人逃难到威尼斯。宗教色彩不那么浓厚的威尼斯共和国,对犹太人的态度是欢迎但限制,他们被准许成为威尼斯市民,进行商业和金融业活动,但必须聚居在特定区域内。作为金融业的一个组成部分,犹太人的有息借贷在贸易之都威尼斯,定是起到了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正如他们后来在世界金融中起到的独一无二的作用一样。而金融业和威尼斯的法治,一起构成了贸易强国的重要基础,千年海都威尼斯在地中海贸易时代保持着持续繁荣。

袁筱一回应道,虽然虚构是写作的基本要素之一,但不同的虚构方式还是暴露了作家们的性别差异。以波伏瓦的《名士风流》为例,这部作品详细描绘了二十世纪战后法国知识分子的群画像,这幅画像非常真实,真实到甚至可以代入现实生活中的人。也正是因为“代入问题”,这部作品受到加缪严厉的指责和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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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瑟罗》书影,莎士比亚 著,方平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袁筱一多年从事法语文学及翻译理论研究,主要译作有《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杜拉斯传》《生活在别处》《阿涅丝的最后一个下午》《法兰西组曲》等

《奥瑟罗》:威尼斯的海洋战争

袁筱一多年从事法语文学及翻译理论研究,主要译作有《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杜拉斯传》《生活在别处》《阿涅丝的最后一个下午》《法兰西组曲》等。

硬币不可能只有一个面,代表威尼斯的这枚硬币,正面是海洋贸易,反面是海洋战争。晚于《威尼斯商人》的剧作《奥瑟罗》,将背景从威尼斯本土拉到了临近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塞浦路斯岛,主角亦从商人变成了海军将领。《奥瑟罗》的背景相对《威尼斯商人》要明确得多,一般认为主要故事情节取材于意大利作家钦蒂奥于1565年出版的《故事百篇》中一篇名为《威尼斯的摩尔人》的短篇。莎翁的再创作将故事的背景细化,剧中第一幕说到,威尼斯得到土耳其人大举进犯塞浦路斯的情报。真实历史上,这个事件发生在1570年。

究其原因,就在于男性作家和女性作家对虚构这种写作方式的本质理解存在差异。在袁筱一看来,虚构的本质不在于作品和真实生活的相像程度,不是和现实生活的距离有多远或多近。

威尼斯乃一隅之地,处于当时东西方势力的夹缝地带,因抓住了贸易机会而发展成地中海强大的商业城邦。海洋贸易是国家的立国之本和发展之源,为保障和促进海洋贸易,在公元10世纪末皮耶罗·奥赛罗任元首时期,威尼斯就开始在地中海沿岸建设“海上高速公路”——布置军事性的城塞,控制制海权,保护商船的安全通行。军事行动也好,和平谈判也好,威尼斯的目的是争取和保障贸易的权利,而从来不是为了扩张领土或争霸世界,对于其控制的地区通常都让其自治。

“在男性的文学话语体系之下,人们似乎能看到更为宏阔的、本质性的、更具社会意义的问题,但从另一个角度上看,像萨特这样的男性哲学家、小说家,想做的唯一不变的事情就是,用自己的主张去说服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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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筱一说,作为那个时代“知识介入”的代表,萨特仍然相信知识分子或者说精神力量可以引领世界、改造世界。“而女性写作者则不同,个人经验只是她们的起点。从个人经验出发,她们的眼光仍是社会和世界的。人们对杜拉斯最大的误解就是她只是一位爱情故事的写作者,但她其实关注一切社会现象,她的作品关注战争、贫穷、贫富差距、殖民地问题等等,她是无所不包的。”

克里特、塞浦路斯位置图,底图来源:Google地图

换言之,女性作家从个人经验出发,抵达普遍。男性作家正相反,从普遍出发,抵达自我。袁筱一说:“两相比较之下,我说了那句话。所谓的推出自己,就是认为自己的主张是唯一对的、可行的,是可以引领这个世界的。这或许也是男人极端自恋的呈现。”

地中海东部有两座最大的岛屿:克里特岛和塞浦路斯岛。这两座岛屿对地中海贸易来说是战略要地,也是威尼斯维持其贸易地位必须控制的地点。威尼斯首先得到的是克里特岛,那是在13世纪初第四次十字军东征胜利后,威尼斯人获得了新建的拉丁帝国八分之三的领土,其中有包括克里特岛在内的地中海众多岛屿。共和国将这些岛屿分配给了名门望族,让其依照国家的基本方针管理。克里特岛作为东地中海最大的岛屿,在拉丁帝国分割领土时归属于孟菲拉特侯爵(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统帅),威尼斯用特撒利和1万马克的代价将克里特换到手中,一直到1669年被土耳其人夺走。

20世纪法国文学与19世纪有何不同

塞浦路斯岛未被威尼斯直接占有,在13世纪后半叶,亦属于威尼斯国家固定航线中的重要目的地和中转地,奴隶被商人们从黑海沿岸贩卖到该岛充当农奴;经由塞浦路斯,商人们将欧洲的纺织品、金属制品、玻璃制品等销售到叙利亚、巴勒斯坦等地,又从这些地区进口香料、丝绸、染料和农产品。

大多数读者更熟悉的是19世纪法国文学。“法国小说确实是在19世纪达到高峰,有雨果、巴尔扎克等等。而且中国20世纪作家其实更多受惠于法国19世纪的作家。”

同克里特岛不同,塞浦路斯岛属于法国殖民地,为香槟公爵家族所控制,所以威尼斯在该岛的经济利益不是独占的,而与其海上第一大对手热那亚共享并竞争。14世纪后半叶,热那亚舰队占领了塞浦路斯第一大港马古斯塔,胁迫塞浦路斯王改变亲威尼斯政策,威尼斯当时在处理匈牙利进犯达尔马提亚地区的事,无力顾及塞浦路斯,于是将该岛的经济权益拱手让给了热那亚。而在赢得对热亚那决定性胜利的基奥贾战役后,威尼斯却在1381年签署的“都灵和议”中认可了热那亚在塞浦路斯的政治特权。再度控制塞浦路斯,是到了1489年,嫁给塞浦路斯王的威尼斯贵族之女卡特丽娜·科尔纳罗在丈夫死后所掌握的政权(其幼子登基)被那不勒斯人支持下的尼科西亚大主教篡夺,威尼斯人助其夺回政权后,由于其幼子的死亡引发了更多动乱,威尼斯人遂让卡特丽娜退位并实际控制了塞浦路斯。

袁筱一说:“19世纪法国文学的主要任务是对已经发生的事情进行描述。而20世纪的法国文学从根本意义上颠覆了这个任务。20世纪的法国作家普遍认为,写作的任务已经不再只是在对已有的现实进行描述、总结、提升或者以此为基础建构一个更美好的理想社会。至少对于现实的描摹,不再是文学唯一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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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小说是非常清楚的,很讲究情节。比如《巴黎圣母院》不会无端出现一个细节,一定之前埋下过伏笔。19世纪小说也很讲究人物,无论现实主义还是浪漫主义,人物都极其具有代表性。以至于大家说到雨果笔下的小说人物,脑海中马上能出来。还有诸如
‘真善美’这样的主题,也是19世纪法国文学中的关键要素。”

费尔南多·贝尔特利关于勒班陀战役的画作,收藏于梵蒂冈地图廊,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20世纪文学相较于19世纪文学的第二个差别就在于,那些关键要素被废除了。袁筱一举例:“比如情节,如果指望在罗布-格里耶的小说中读到所谓有用的细节,你可能要失望。也许同一个细节,放在雨果那有用,但到罗布-格里耶那里完全没有下文。20世纪的法国文学废除了主题,废除了情节,甚至废除了时空顺序。唯一没有废除的,可能只有人物,只是那时的人物也起了很大变化,不再具有身份意义上的典型性了。”

回到《奥瑟罗》的威尼斯。这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1570年出兵塞浦路斯,距离其第一次和威尼斯交战已经有100年了。而土耳其人此次出兵的原因竟是嗜酒成性的苏丹塞利姆,想要将当时最好的葡萄酒产地塞浦路斯据为己有。塞浦路斯虽然在地理位置上靠近地中海东岸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但这座岛屿是十字军被伊斯兰人赶出东方世界后,依然属于基督教势力范围的唯一残存。苏丹一意孤行占领了全岛,并包围孤城法马古斯塔,震动了基督教世界。

第三个差别则是对作家位置的处理和个人代入问题。袁筱一称,读者在阅读19世纪小说时,通常能够清晰感觉到作者的存在、作者的立场、作者的主张和向往。而到了20世纪小说,到了罗布-格里耶,出现了所谓的“零度写作”,就是指作家在创作时不掺杂任何个人想法,完全隐匿掉作者的主观存在,使读者见不到作者本人清晰的立场和情感。

在教宗庇护五世的支持下,欧洲天主教国家组成了包括威尼斯、西班牙、热那亚、圣约翰骑士团、托斯卡、萨伏依、乌尔比诺、帕尔马等天主教国家神圣同盟,前来救援。双方在帕特拉斯湾(距离塞浦路斯还很遥远)进行了一场西方自古典时代以来规模最大的海战——勒班陀战役。虽然这场战役以奥斯曼帝国战败告终,但威尼斯再也没有夺回塞浦路斯岛。剧中,土耳其人进犯塞浦路斯,舰队未到达目的地,就在巨浪中全军覆没,这恐怕是莎士比亚时代西欧对东方伊斯兰教奥斯曼帝国普遍的仇视和恐惧之心理表现。

“但这并不意味着作者不存在,是有意客观化了这个存在,也不是缺乏情感,而是将澎湃饱满的情感降至冰点,使写作者得以客观、冷静、从容地抒写。”袁筱一还补充道,“当然,20世纪的写作是多元的写作,比如还有波伏瓦这样的写作,有非常具有现实意义上的写作,也有非常个人化的写作。”

自古以来,贸易和战争就是一对不可分割的冤家。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生意是做不起来的。贵为“地中海女王”的威尼斯,先是和同为意大利城邦国家的贸易劲敌热那亚交战,断断续续打了一百多年,后又遭遇异军突起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又打了两百多年,《奥瑟罗》中塞浦路斯岛之争是其中一个缩影。

如果非要用一个词总结20世纪法国文学,许多文学史家会用“困难”。袁筱一解释道:“
‘困难’就是不好读的文学,无论这个不好读是因为什么造成的,当然也和读者自身的文学趣味有关。我首先把自己也看成是个读者。我只是想说,这本书或许给大家提供一个不那么困难的走近他们的方式,大家完全有权利喜欢或者不喜欢。”(供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结语

莎翁戏剧的故事情节通常曲折离奇,人性描写亦是复杂而激烈,《威尼斯商人》和《奥瑟罗》也不例外。除开这些“戏剧性”的要素,在这两部关于威尼斯的剧作中,对故事背景稍加探究,就会发现莎翁对民族性格的把握也非常之精准。

在《威尼斯商人》中,通过一桩离奇的诉讼案件,莎翁笔下展示了威尼斯从个体到整个国家的一种“商业精神”。剧中人物都在商业逻辑和法律规范下行事,除了安东尼和夏洛克,巴珊尼也拥有一颗典型的商业头脑,他借钱的目的是装点门面,娶到富有的波希霞,其实是一种投资思路。这种“商业精神”或曰“商人思路”,是威尼斯人最本质的特点。这种特点根源于威尼斯的地理和资源环境,身处亚德里亚海深处的浅滩,威尼斯仅有的自然资源是盐和鱼。要生存,除了开展对外贸易,别无他法。谁知,这不得不从事的事业竟然在几百年时间里,将威尼斯塑造成为欧洲第一经济强国。在地中海贸易时代,恐怕没有一个国家的商人能和威尼斯商人相提并论。

不知莎翁在看到钦蒂奥《威尼斯的摩尔人》的故事时会不会这样想:我已经写过一个关于威尼斯商人的故事,这次应该写一个关于威尼斯海军军人的故事。《奥瑟罗》其实隐约也呈现了威尼斯海洋战争中的一种“被动”特征,一直以防御为主要策略。要知道,威尼斯曾经不仅是西欧第一大经济强国,也是第一大海军强国。令我感到惊奇的是,尽管一路都在为制海权和贸易自由而战斗,威尼斯人似乎从未想要大举侵略其他民族,或别国的土地。执念于做生意,而不像许多其他国家和民族那样权力欲膨胀,这可能还是商人本性使然。这样看来,商人就显得有点可爱了。

莎翁的时代也是威尼斯开始走向衰落的时期,东有奥斯曼土耳其的称霸野心,西有打开新航路欧洲新势力的崛起,《威尼斯商人》和《奥瑟罗》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一代海洋贸易强国、“地中海女王”威尼斯的挽歌。

(作者系半层书店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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