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以色列作家是来自东欧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才是最受认可的莫迪亚诺

澳门新葡亰518 2

大多数以色列作家是来自东欧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才是最受认可的莫迪亚诺

| 0 comments

上海九久读书人出版公司的编辑约我和汪晓涛博士翻译亚伯拉罕 耶霍舒亚(A. B.
Yehoshua)的《诗人继续沉默》时,我对耶霍舒亚和他的小说,乃至整个以色列文学可以说是一无所知。这本书里一共收集了耶霍舒亚的十二篇中短篇小说,分别写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和七十年代。耶霍舒亚是一位用希伯来语写作的以色列作家,我们接手的却是这些故事的英语译本,而且是由四位译者在不同时期翻译的。这样的二手翻译能成功吗?我心怀疑惑和惶恐地开始翻译他的小说,很快我就忘掉了英语译本中不时出现的磕绊,被他深深地迷住。

澳门新葡亰518 1

澳门新葡亰518 2

亚伯拉罕
耶霍舒亚出生于一九三六年,父亲是一位研究耶路撒冷历史的东方学学者和作家,母亲来自于摩洛哥的一个富商家庭,妻子则是一位心理分析学家。父亲给了他历史视角,妻子给了他心理视角。他曾半开玩笑地说自己被妻子分析了半个世纪。他在以色列军队当过三年伞兵,在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攻读过哲学和文学,客居巴黎期间担任过世界犹太学生联盟的秘书长,后来一直在海法大学教授比较文学和希伯来文学。许多个人经历在他的小说中都有所反映。

《沉睡的记忆》[法]帕特里克·莫迪亚诺 著  吴雅凌 译 

西多妮·加布里埃尔·柯莱特(Colette)生于1873年,是法国杰出的女作家、女性主义者。她一生追求独立和自由,用作品发出了女性独立的先声。柯莱特在法国乃至欧美享誉很高,英国作家安吉拉·卡特指出柯莱特是西方少有的脱离丈夫姓氏、以自己的名字著称于世的女作家。我国对柯莱特的作品译介不多,其短篇小说集《面具后的女人》首次在国内翻译出版。

不过,耶霍舒亚本人认为,如果要给他写一份寥寥数语的自传,他的塞法迪犹太后裔和第五代耶路撒冷人的身份是必须保留的。大多数以色列作家是来自东欧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比如与他并称为以色列文学三位男高音的阿摩司
奥兹(Amos Oz)和大卫 格罗斯曼(David
Grossman)。从步入文坛的第一天起,耶霍舒亚就不想被贴上塞法迪作家的标签,成为一个跟他父亲那样专写民间传说的少数族裔作家,但他感到塞法迪犹太人身份给了他一个不同的视角。比如,对他来说,阿拉伯人不是敌人,而是类似堂兄妹一样的亲戚。他们和阿拉伯人的冲突不管多激烈,都还得在一个屋檐下讨生活。他一直致力于理解阿拉伯视角。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情人》出版于一九七七年,背景是一九七三年赎罪日战争后的海法,讲的是犹太少女达菲和阿拉伯少年纳伊姆之间的狂热爱情。在当时的以色列文学中,这是为数不多的以阿拉伯人为主要人物的作品。

很少有一位小说家像莫迪亚诺这样,具有如此鲜明的文体辨识度和个人自传色彩;但也恰恰只有这样,才是最受认可的莫迪亚诺,他那帮遍布全球各个角落的拥趸们,大概谁都没有期待也不希望他会有什么伤筋动骨的创作转型。

柯莱特生于法国南部勃艮第的一个乡村,她只上过高中,但从父母那里受到了良好的文学熏陶。20多岁时写成“克罗蒂娜”系列小说,书中的情感真挚自然,当时比左拉的书还受欢迎。由于当时女性出版的困难,作品以她丈夫的名义发表并被他占为己有,柯莱特后来离开丈夫做起了舞台演员、编剧和记者。她敢爱敢恨,挑战社会禁锢,和艺术家、贝尔伯夫侯爵夫人保持了多年的恋情,两人在一次演出中因表演亲昵行为后遭受巨大的压力。

耶霍舒亚与奥兹年龄相近,两人都在以色列建国初期度过了他们的青少年时代,在五十、六十年代登上以色列文坛。这一代人被称为“建国的一代”,以别于之前的“独立战争的一代”。这一代作家的身份是“作为完整犹太人的以色列人”,他们内化了从大以色列国土向以色列国家的转化,形成并强化了他们的以色列公民身份。这一转化的意义非同小可。作为在儒释道文明中生活的东方人,我们对有着共同源头和圣地的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这三大一神教文明很难理解。对他们来说,我们可以说是彻头彻尾的他者。对犹太人而言,以色列立国不但让他们获得了生存的空间,而且保障了他们思考的空间和对历史理解的连续性。半个世纪以来,耶霍舒亚和他的作家同志们在以色列的公共生活中扮演着无可替代的双重角色。政治上,他们被誉为以色列自由知识分子的良心,关心以色列的政治和社会,热情不懈地支持以色列和平反战运动,关注占领地、阿以冲突等敏感问题。在二〇一三年一次对美国犹太人的演讲中,他声称散居在美国和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只能说自己是部分犹太人,只有像他这样生活在以色列并被犹太文化包围的人才是完整的犹太人。这句话当然在世界范围的犹太人中间引起了轩然大波,直到今天还让美国的犹太人耿耿于怀。今年四月,已经八十二岁高龄的他还在以色列的《国土报》上撰文承认,他为之奋斗半个世纪之久的解决巴以冲突的两国方案,现在似乎已经不相干了。

既然如此,自然也就可以想象,新作《沉睡的记忆》中的故事仍然不会在多大程度上突破我们对莫迪亚诺的认知预设,相反却让我们更加笃定了莫迪亚诺仍然还是那个被熟悉着的记忆追溯者和时间旅行者。

虽然一度生活坎坷,柯莱特从未停止写作。她丰富的生活经历为创作提供了很多素材,一生写了50多部小说、话剧和散文,深得纪德、普鲁斯特等人的赏识。法国评论家安德烈·比利称她为当时法国最伟大的散文作家(这里的散文,是和韵文相对的广义文体)。她笔下的人物克罗蒂娜的衣着和言行甚至引起巴黎女性争相模仿,她的作品多次被改编成电影,根据《琪琪》改编的同名电影斩获了9项奥斯卡大奖。柯莱特在晚年担任龚古尔文学奖主席,去世后法国为她举行了国葬。

虽然深深卷入以色列的政治活动,耶霍舒亚的小说却全然不是其政治观点的简单传声筒。这又与他所属的“建国一代”有很大的关系。这一代作家不满足于上一代作家突出英雄和强调社会群体的批判写实主义手法,更注重用现代派的心理写实、象征和嘲讽的手法来表现个体的世界,或者说个体与团体的冲突。但这并不是说他们不关心政治。耶霍舒亚在很多小说中隐藏的政治含义只有深究才能看出。比如收在本书结尾的短篇小说《老人之死》,里面的老人总也不死,大概活了一千岁了。跟他同居的阿什特太太对他的长寿厌烦不已,决定在他熟睡的时候宣告他死亡。住在同一公寓楼里的“我”明知老头没死,却自愿充当阿什特太太的同谋,帮她请医生开死亡证明,请殡仪员。因为年老没有价值便被宣判死刑,自己走去参加自己的葬礼,甚至还在葬礼上发表悼念自己的演讲——这样荒诞不经的故事不由得让人想起卡夫卡。老头被活埋后,阿什特太太要求叙述者“我”也搬去跟她同住,“我”意识到发生在老头身上的命运也将在自己身上重演。“我”做了阿什特太太的帮凶,也给自己掘了一个坟墓。我在读这篇故事时,脑子里想的是美国作家约翰
契弗(John
Cheever)的著名短篇小说《伤心歌谣》(一译《恋歌》)。那篇故事里面的女主人公琼也跟阿什特太太一样,喜欢接近那些已过盛年的落魄男人,被她盯上的男人也都以死亡告终。曼哈顿街头游荡的死亡天使,摇身一变成了老年公寓的死亡女巫——我就是这么解读的。但从耶霍舒亚的一篇访谈中发现,原来在他这篇写于五十年代的成名作中,阿什特太太代表的是一个国家中积极、自然和自信的力量,千岁老头则象征着犹太人,他们毫无活力,缺乏目标,没有品位,只能接受被活埋的命运。犹太人在“二战”中的命运不正是如此吗?

在《沉睡的记忆》中,莫迪亚诺和以往一样,又一次把小说叙述者命名为自己的全名简写“让·D”。不谋而合的是,在同时代作家库切的“青春三部曲”中,作为J·M·库切姓名一部分的“约翰”,也同样被设置成了小说主人公的名字。这样看似简单甚至可以说是有些偷懒的处理,再配上类似于《沉睡的记忆》中欲言又止的暗示——比如主人公和作家同样1945年7月的出生日期,比如都是演员的母亲和从事黑市交易的父亲,又比如主人公踏足的上萨瓦、蒙马特这样真实存在的地名等等——或许并不是作者意欲向读者坦白小说故事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和本人经历无缝贴合,以便好事的读者对号入座或是按图索骥;而是故意钝化写作者和虚构人物之间的反差,用“部分真实”来制造“全部真实”的幻觉,引导读者不自禁地将“让·D”和莫迪亚诺、“约翰”和库切画上等号,进而形成一种有趣的互文,让虚构和现实建立起相互对话,也建立起相互印证和解释的关系。于是,在莫迪亚诺和让·D的“合谋”下,我们不难发现,小说中让·D相遇相交而又最终失联的一干人物,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女性,这种意在言外的情节设置,正是莫迪亚诺为了将少年时代“缺母”的成长环境、渴求母爱的情感“底牌”昭告天下;而莫迪亚诺以往小说中“出镜率”极高的“神秘学”元素,在《沉睡的记忆》中又一次借助神秘学著作《天使记》《神秘学通用词典》《同一的永恒轮回》和神秘学爱好者达拉姆、佩洛等虚构人物出现了。不仅如此,神秘学更是作为叙事主线贯穿全书,这当然也是潜藏着莫迪亚诺对神秘学的认可、珍视和推介:神秘学正是莫迪亚诺孤独现世的心灵栖息地,神秘学色彩也正是他的绝大多数小说所浸染的独一无二气质。

在法国,柯莱特被看作乔治·桑以来最伟大的女性作家之一。她始终关注女性的命运,呼吁女性的独立和自我意识的觉醒。她对女性境遇的呈现细腻真实,对人物的内心把握准确自然。她塑造了诸多鲜活的女性形象,她们追求身份的独立、情感的自由和肉体的快感。在一个男性主导的世界里,大胆突破社会成见,确立自身的存在。

如果说《老头之死》里面的政治隐喻还十分含蓄的话,《面对森林》就相当明显了。这篇饱受争议的短篇小说描写了一名浑浑噩噩、得过且过的研究生为了完成他关于十字军东征的毕业论文,自愿接受了一份森林护林员的工作,期待森林的孤寂能让他静下心来完成论文。这片人造森林是建在一座被以色列人夷为平地的阿拉伯村庄上,森林里除了他还有一对阿拉伯父女,父亲的舌头在战争中被割掉,成了哑巴。沉默的阿拉伯人跟埋在森林下面的阿拉伯村庄一样,虽然被封了口,无法诉说过去的刀光血影和惨痛经历,但它们仍然在那儿,随着阿拉伯人情绪的起伏隐约浮现。在守望森林的漫长孤独中,护林人不知出于何种心理,开始挑逗怂恿阿拉伯哑巴放火烧掉森林。在森林的灰烬中,阿拉伯村庄如鬼魅般赫然现身。小说的象征意味非常明显,以色列的历史就如同这座人造森林,林子里住着失音的阿拉伯人,林子下埋着被遗忘的阿拉伯村庄。作者似乎在借护林员这个人物煽动放火烧掉森林,揭露真相。但小说结尾阿拉伯哑巴作为纵火犯被抓,护林员也更加无望更加落魄地回到了熟悉的城市。

正如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赞誉的那样,莫迪亚诺用作品“唤醒了对最不可捉摸的人类命运的记忆”。对时间以及所涉事件的切割和重整,是莫迪亚诺操纵“不可捉摸”性最为熟稔的表现手段,也正是因为对“线性意识流”的颠覆,让莫迪亚诺成为继普鲁斯特之后,又一位具有意识流文体开创意义的小说作家。具体到《沉睡的记忆》里,小说首章不足三页纸的篇幅,就先后出现了“有一天”、“我可以从星期天晚上说起”、“或许我应该依循时间的先后从头说起”、“同是那一年的冬天”、“那年冬天的星期六下午”等看似杂乱拼接的时间和事件。而这一串所谓的“乱码”,既还原了思维流动的真实过程,也制造和酝酿了一种伤感离别的愁绪,就像莫迪亚诺在书中借主人公之口说的那样:“每份记忆就如同一块拼图,因为缺太多,大多数拼图都是孤立的。”

柯莱特没有简单地将女性置于男性之上,或是对男性进行报复。她看到爱情、婚姻的复杂与矛盾,熟谙人性的脆弱和两性关系的艰难。对于女性和婚姻,她表现出警醒和谨慎,作品里蕴含的矛盾和复杂性赋予作品丰富的阐释空间。

耶霍舒亚小说的故事情节都不曲折,有时平淡到让人讶异小说还可以这样写。他擅于书写日常生活,在家庭关系和日常生活中发现荒谬和疏离感。小说的主人公从事的职业不一,有江郎才尽的诗人,迟迟完不成毕业论文的大学生,洪峰中留守监狱的新看守,被误诊为绝症的水利工程师,终日面对森林的看林人,给士兵讲课的大学讲师,儿子被误传牺牲的高中教师,以睡眠为人生大事的水泥工……耶霍舒亚无意描画一幅当代以色列的浮世绘。他的主人公无论是令人尊敬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还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无一例外地深陷某种不符合常识的情境中,有着为常人不解的扭曲心理,而且在经过一番充满疼痛的挣扎和完成了某个荒谬或徒劳无益的使命之后,主人公在结尾却陷入了更无解的情势中。他们会显得更软弱无力,更琐碎渺小。一句话,没有成长,从荒谬的人生中什么也没学到。

《沉睡的记忆》中,莫迪亚诺总是将人物的相遇安插在咖啡店、餐厅、书店、“晚会”或是电话两头,又将居住的地点设置在旅馆,将重逢的时刻安排在街头。这些聚散离合的场所转眼可逝,人物的位移往往就在瞬间,旧地寻人成了一件根本无法企及的难事。也正因此,即便蒂奥帕的女儿在电话里声称:“我会跟你解释的”,却仍然音信全无,更不用说是像达拉姆那样,当年落脚的“旅馆已经被改造隔成公寓”。因为碎片化的记忆拼接,也因为莫迪亚诺的故意为之,在小说人物相遇和离别的前前后后,总是留有一堆“叙事空白”,特别是莫迪亚诺几乎省略了每一段失联缘由,然后又用各种形式的重逢和重提,来暗示过往经历的存在,让读者不得不自行进入故事,以“在场者”的身份替代原先的“让·D”,设身处地地揣度当时的疏离场景,并续接上或是苍凉、或是荒诞,又或是懊悔的自定义结局。小说中最为动人的镜头,应该算是让·D和达拉姆六年后的街头重遇,他们约定“今晚六点在书店见,然后你来家里吃晚饭”,面对这样一个看似特别温馨圆满的场景,莫迪亚诺又一次省略了后续,他没有交待约定的任何结果,而是再次把认知权交给了读者。不过,在讲述与贝尔森夫人的重逢时,莫迪亚诺写道:“这样的萍水相逢很快会遁入遗忘中。”这不免也会让作家笔下的其他重逢沾染上唏嘘色彩。作家汪曾祺曾经说过:“我认为一篇小说是作者和读者共同创作的。”《沉睡的记忆》里如此之多的空白和未知,自然也有着莫迪亚诺试图打破作者和读者二元对立的用心。

柯莱特自始至终带着女性的自觉,探索女性的身份和意识。她从现实主义的角度表现女性命运的乖舛和困境,也浪漫地营造了一个由女性构成的超逸性别的美好世界。评论家茱莉亚·克里斯蒂娃把柯莱特称为“私密的反叛”。柯莱特推动了法国现代女性主义思潮,激励了后来的女性主义者,比如波伏娃等人,为法国文学打下女性主义的传统。

在《与小雅利的三日》中,主人公允诺帮他在基布兹公社劳动时结识的恋人看三天小孩,想在孩子身上寻找他从未忘怀的前情人的芳影,结果他的心理陡转,对小孩百般折磨,差点把他一杀了之。据说这篇小说运用反讽手法影射巴勒斯坦难民营。如同《老头之死》一样,这层隐喻没有介绍不容易看出。《洪峰》中的监狱看守心理更加奇葩。洪峰即将来临,监狱长明明是为了自己逃命把留守监狱的危险差事甩给他,他却感恩戴德地差点跪下。他把狱规奉若圣书,每晚必须读上几页才能入睡。最后甚至开锁放犯人逃生,结果自由了的犯人把他和两条狱犬锁在同一个号子里。故事到此戛然而止,等待他的悲惨命运我们却是可以脑补出来的。

虽然莫迪亚诺永恒的记忆主题,有时也会受到一些普通读者的质疑和否定,但毋庸置疑的是,莫迪亚诺的故事绝对不是浮萍式的书写,他把个人命运和时代命运像死结一样扣得很紧。在追寻隐匿的个人记忆的同时,莫迪亚诺追寻的更是二战时期德国占领法国的沧桑历史,以及巴黎这座城市的风云变迁。

柯莱特以女性主义著称,这往往掩盖了她的文学成就。她小说的建构、人物的塑造和语言修辞能力都是非凡的,短篇小说尤其精湛。《面具后的女人》一书收录的27篇小说大部分只有寥寥数千字,通过摹写生活的典型场景,为我们打开现代生活不为人知的经验。

文学传承上,耶霍舒亚深受西方现代派作家卡夫卡、威廉
福克纳和希伯来语作家萨缪尔 约瑟夫 阿格农的影响。哈罗德
布鲁姆曾在《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中称他为“以色列的福克纳”。也许在他的长篇小说中可以看到更多的福克纳,在这部中短篇小说集中,我更多看到的是卡夫卡的影子。如同卡夫卡,父子关系是他小说中不断浮出水面的一个主题。卡夫卡多从儿子的角度写父亲,儿子在父亲面前就如同《变形记》中那只战战兢兢的大甲虫,时刻可能遭到碾踩;耶霍舒亚则常常从父亲的角度写,父亲对儿子的隔膜、疏离和失望(《诗人继续沉默》),潜意识里对儿子死亡的犯罪感(《一九七〇年的初夏》),甚至不时产生的谋杀儿子的念头(《与小雅利的三日》)。在《一九七〇年的初夏》这篇小说中,儿子阵亡的消息在父亲脑海里不断回放,好像那是他生命中某个值得反复回味的高潮,如同洞房花烛夜,如同金榜题名时。那一刻也确实是他生命的分水岭:在此之前,他是被社会抛弃的孤独老人,是校长和学生迫不及待要除掉的老教师,是他的拒绝退休、拒绝退出人生舞台才让他勉强留在了讲台上;在此之后,由于为祖国献出了唯一的儿子,他戴上了烈士父亲的光环,四处享受人们的同情和尊敬。他幻想自己以烈士父亲的身份做毕业典礼演讲,开始计划自己的未来,准备完成儿子未写完的手稿,潜意识里甚至在美国儿媳和孙儿面前扮演了儿子的角色。小说结尾,儿子的阵亡不过是误传,好像上帝在最后一刻改变了主意。父亲只能又回到了小说开头自己听到儿子死讯的那一刻,心中充满失落。

在小说《前妻》里,爱丽丝和大男子主义的丈夫在一起很少顾及自己的感受,直到她遇到丈夫的前妻,这个显得自在而优越的女人让爱丽丝产生了捉摸不透的心理感受;《手》讲述了一个匆匆步入婚姻的女子幸福地睡在丈夫的手臂上,偶然发现丈夫的小拇指有点畸形,这个细节让她感到恶心,感情随之面临破裂,而丈夫孔武有力的手则成为被囿于婚姻的她无法逃避的象征;同名的《面具后的女人》写一个妻子在丈夫面前保持矜持,却悄悄地去化装舞会消遣,不禁让读者思考为何女主人公需要一张面具?是因为生活本身给她施加了无形的面具吗?

如果说在卡夫卡的小说中,父亲以上帝般的形象让儿子敬畏,那么在耶霍舒亚小说中,父亲的形象则让人想起《旧约》中的亚伯拉罕,那个心甘情愿把儿子以撒作为祭品献给上帝的父亲。死去的是儿子,荣耀的是父亲。可以说《一九七〇年的初夏》是耶霍舒亚对亚伯拉罕故事的重新书写,对这个从心理深层上影响犹太民族的神话进行了毫不留情的解构。耶霍舒亚在一九九〇年一篇题为《曼宁先生和以撒受绑》的文章中说过,他想去掉这个神话中隐喻和典故的成分,剥掉它的伪装,在真实的现实处境和合理的心理情境中再现这个故事。他认为亚伯拉罕之所以同意牺牲自己的儿子,实在是因为他对儿子以撒能否坚守对上帝的信念缺乏信心。为了把儿子纳入他自己的价值系统,父亲不惜牺牲儿子的生命。

平台游戏网址大全官网,这些小说的叙事和结构巧妙,轻描淡写之间埋下伏笔;作品富含象征和隐喻,笔触明快而含蓄,充满讽刺与辛辣的同时显得理性而冷静。小说的语言凝练优美,虽然偶尔显得繁复,却具有某种直接性和感染力。柯莱特作品的主题和风格具有高度同一性,纪德称赞她“自始至终无一败笔,无一赘语,无一俗套”。

记得读研究生的时候跟一个犹太裔同学有过一次关于小说的争论。我认为对小说而言,语言是最重要的因素,他则认为是故事。他的论据是一篇好小说哪怕译成了别的语言,依然是好小说,比如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这些伟大作家的小说,不管是翻译成英语还是汉语,在逊色于原文(有时甚至是远逊色于原文)的译文中,它们的伟大并不受影响。这说明,语言不是小说中最重要的因素。记得当时我对他的观点颇为不服。但事隔二十多年后,面对耶霍舒亚这部翻译绝对算不上优秀的作品,他的伟大依然清晰可见。此书的英文译本中常常有不符合英文惯用法的奇怪字句,很不容易理解。比如,在《诗人继续沉默》这篇标题故事里,有一处提到一家semi-closed
institute。我查了不少地方,问了美国同行,还是不知所指。汪晓涛最后在网上找到一处解释,指介于公众机构与完全封闭机构(监狱)之间的半封闭机构,如精神病院、智障人士中心等。但除非精神病院或智障人士中心在希伯来语中是一个不常见的词,否则我想不通为什么要译成一个如此罕见的英文词。因此,最后我还是照字面的意思翻译成“处于半关门状态的机构”。在《最后的指挥官》中,有一个句子也是十分费解:“Sabbath.
Stones in our skulls instead of
eyes”。为了弄明白这句话,我动用了一切可以动用的资源,最后还是无法确定,只能绝望地以直译的方式处理:“安息日。眼中有石变成了脑中有石。”有些句子无论你怎么努力,都无法把握原文的准确含义。比如《面对森林》里的这句话:

柯莱特的小说不依赖于曲折的故事或奇观,大部分小说的情节非常简单。尽管部分作品也涉及犯罪或谋杀,但作者的志向似乎在于剖析日常生活的横切面,敏感地抓住人物心理的流动,向内挖掘人性的深邃、矛盾,乃至诡秘。她摹写游移不定的细微而险峻的感受,形成陌生化的效果,让读者和主人公一道获得一种“精神顿悟”。

“…that his desultory affairs with women will but draw zeal from the blue
skies.”

通过新颖而浑然天成的小说人物和场景刻画,柯莱特向我们展示的是永恒的人生际遇,这是剥除了偶然性的世界,一种经过提纯的真相。她的作品揭示出日常生活里的某种必然性,作为虚构的小说因而比现实更真实,正如帕慕克在《天真和感伤的小说家》里说的。

澳门新葡亰518,要命的是你不知是翻译的问题,还是原著的意思。如果我们面对的是原文,那就不会产生对文字的怀疑,只会想法去理解,找到合适的中文。这大概就是面对二手译文时带来的问题。由于没有前译可以参考对照,只能说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译文质量的好坏只能等读者鉴别。

柯莱特书写个体经验,发掘日常中被遮蔽的真相,为复杂的人性尤其是女性的经验开拓了深度和广度。评论家李敬泽认为,小说的现代使命是挖掘和扩展我们的内在性。在这个意义上,柯莱特的作品在今天仍然具有极强的现代性、可读性。

本书的前六篇由我翻译,后六篇由汪晓涛博士翻译。汪晓涛博士是学政治学出身,早在九十年代就翻译过亨廷顿的名作《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刚开始合作时我还有过顾虑,怕学者的文笔不一定适合译小说。但只看了一篇故事后我就放心了。他的译文既感性又精准,情绪非常饱满,字里行间流淌着的诗意和原文非常吻合。此外,我们约定由我统稿,他也给了我极大的自由度,虚心接受了我很多建议,但在有不同意见时也据理力争,在此表示特别感谢。此外,我还要衷心感谢九久读书人前编辑彭伦,是他给了我们近距离接触这位伟大作家的机会。感谢现任编辑何炜宏和郁梦非在时间上对我们的包容和毫无保留的合作。感谢好友陈红,她是达尔文《小猎犬号》的译者,也是生物学家,在繁忙工作之余拨冗阅读了我翻译的每一个故事,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先生林文理和我的英译合作者Jason
Sommer也常常受到我出其不意的打扰,帮我答疑解惑,在此一并感谢。

相关文章

发表评论

Required fields are marked *.


网站地图xml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