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席勒离不开咖啡一样,才一遍一遍地去听皇后乐队那张名叫《歌剧之夜》的唱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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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席勒离不开咖啡一样,才一遍一遍地去听皇后乐队那张名叫《歌剧之夜》的唱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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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日,歌德顺道拜访席勒而不遇。在等候席勒回来的间隙,歌德坐在席勒的书桌前记笔记,但被一股奇怪的恶臭味阻断了记录。最终,歌德循着气味找到了源头——就在他坐着的书桌抽屉里,装着一堆烂苹果,恶臭即来源于此。席勒的妻子夏洛特说,这是席勒有意把苹果放坏的,“没有它,他就没法生活或写作”。多年后,在《歌德谈话录》中,歌德忍不住说,那种气味,对席勒有益,对我则像毒药。

《狂想人生∶皇后乐队传》[英]马克·布莱克 著  席虎牙 译 

从《阿比瓦堡与无名之学》到《奇遇》,野心勃勃的阿甘本一直在寻找一个浑圆无碍的诗学术语,它就像古希腊学园的拜德雅、中国先秦的礼乐、福柯所言的人文科学、列维·斯特劳斯描述的“Mana”、阿比瓦堡呈上的“无名之学”,而“奇遇”正是阿甘本交出的答卷。

烂苹果是席勒写作的依赖之一,这是一种怪癖。这些都被美国作家西莉亚·布鲁·约翰逊记在了《怪作家》中。中国明朝的张岱就曾说过,人无癖不可与交。作家也是凡人,有各种各样的怪癖,毛姆、纳博科夫、乔伊斯、雨果、普鲁斯特等都不例外。而且癖好之怪,五花八门。于是,《怪作家》理所当然地有了一个副标题:从席勒的烂苹果到奥康纳的甜牙。

我得承认,是在看过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后,才一遍一遍地去听皇后乐队那张名叫《歌剧之夜》的唱片的。一首一首地听唱片里的歌,数遍以后,渐渐明白,一部替皇后乐队的主唱弗雷迪·莫库里立传的电影,为什么不用传唱度更高的《我们是冠军》,或者节奏强悍的《我们要震撼你》做片名?

书中,阿甘本回溯了“奇遇”作为词汇本身的语言历险,它被骑士定义为追寻的对象,却并非从骑士的冒险结束,它可以化身圣杯,却绝不止于圣杯的等价物,它的身世要从埃及信仰的四位神灵说起。“据说,每个人的出生都由四位神灵掌控,即代蒙、堤喀、厄洛斯、阿南刻(魔神、时运之神、爱神、定数之神)。”有趣的是,除了神职本身的多义性以外,这四位神灵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都有着截然不同的身份。

实际上,席勒的“怪癖”还不仅仅是烂苹果。他白天写作时,会将房间的窗帘紧闭,他“沉浸在昏暗的光线里,啜饮着含咖啡因的饮品,闻着烂苹果的气味写作”。更多的时候,席勒的写作都是在晚上,当咖啡都不能用于提神时,他为了保持清醒避免睡着,将双脚泡在冷水中。他的邻居经常可以听到席勒“一边大声说话,一边来回踱步”,这样的状态一般会持续到凌晨三五点。

因为,从歌词到曲调,《波西米亚狂想曲》莫衷一是的表达,就像是传主在未卜先知自己的生命旅程。

最典型的莫过于厄洛斯,这是希腊神话中的译名,中国读者大多只熟悉他的罗马名“丘比特”——一位手拿弓箭的小爱神,美神阿芙洛狄特与战神阿瑞斯之子。但在赫西俄德的《神谱》中,他是创世神之一,一切爱欲和情欲的象征,直到柏拉图之后,小爱神的名号才广为传颂。正如阿甘本所言:“结清同厄洛斯的债务,则是更为复杂的事。的确,关于这第三位神,歌德肯定无法忽视它已怎样衰退。”再以定数之神阿南刻为例,希腊神话中她是命运三女神摩伊赖的母亲(命运三女神掌管“宙斯雷霆也不能更易的命运石碑”),地位崇高。而在罗马神话中,阿南刻被称为涅刻西塔斯,沦落为一个无人问津的神灵。这很奇怪,为什么同样一位神灵在不同时期会有如此巨大的身份反差?是因为罗马人摆脱了命运石碑的桎梏吗?

巴尔扎克同样也习惯于夜间写作。他十点睡觉,凌晨两点钟起来,一直写到下午。“睡得太多会困扰人的心志,使其反应迟钝”。当别人在睡觉时,巴尔扎克的想象力如同星光闪烁,火花迸发。

1991年9月27日,皇后乐队主唱弗雷迪·莫库里死于艾滋病并发的肺炎。27年后的2018年,呈现他音乐人生的电影才拍摄完成。27年,风云变幻、风云激荡、风云际会,有太多风云人物充填进了今天依然健在的皇后乐队其他成员的记忆里,他们怎么就能确定莫库里说过那句话——“我喜欢歌剧”?弗雷迪·莫库里的伙伴说,此话是他加盟皇后乐队不久后说的。我想,电影敢于让弗雷迪·莫库里说自己喜欢歌剧,是因为让其一鸣惊人、一飞冲天的歌曲《波西米亚狂想曲》,有着强烈的歌剧趣味。

不妨以商周的信仰变化反观希腊与罗马神话的关系。诗云:“天降玄鸟,降而生商。”玄鸟是商人的祖先崇拜,据叶舒宪先生考证,商人的战神图腾猫头鹰即为玄鸟。商王武丁之妻、女将军妇好,其墓中曾出土一件国宝级文物,名为妇好鸮尊,鸮即猫头鹰。但自周人伊始,猫头鹰(鹏鸟)都被世人视为不祥之兆,直至今天依旧如此。信仰和图腾似乎不再局限于宗教的范畴,反倒成为了一个政治问题,在告别了绝天通地,那个王、巫、史三位一体的古老社会之后,这并非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

和席勒离不开咖啡一样,巴尔扎克也是咖啡的“重度患者”。16岁时,巴尔扎克在一所禁止咖啡的学校寄宿,但这并不能难倒他。他经常找想赚取外快的门房帮着将咖啡偷偷带进来。后来,巴尔扎克每天起码要喝50杯浓咖啡,有时甚至生嚼咖啡豆。《人间喜剧》等作品就是在一杯杯咖啡中泡出来的。除了咖啡外,巴尔扎克在写作时,对着装也有特殊的“癖好”:穿着僧袍,白色长袍以丝绸做衬里,再用相配的细绳束腰,头上还要戴着黑丝绸无檐帽。

显性的歌剧趣味,是在歌曲短暂的引子和第一部分民谣以后一分钟的讴歌。这一分钟,弗雷迪·莫库里演唱的主歌,听上去非常简单,简单到除了几个意大利语的单词外,都是似是而非的哼唧。而曲调呢,像是从经典歌剧里找来了几句唱腔后由曲作者无缝拼接起来的。我们撇开那些语焉不详的唱词去听乐队四个人的奋力高歌,那真是非常高级的和声啊。

同为希腊神话三大来源,赫西俄德《神谱》中的这位创世神厄洛斯并没有保住自己应有的地位,奥维德在《变形记》中以晚期罗马神话的形象重新描绘了这位古老的神灵。这样的冲突并不少见,甚至仅仅在奥维德笔下,就不乏一些自相矛盾之处,如身为凡人的库克努斯在卷二、卷七、卷十二分别死亡三次,巧妙地分布在史诗的开头、中间和结尾。纷繁而又不全然复沓的“神谱们”干扰了诗人的创作,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其中隐而不发的疑惑,神谱是怎样建构的?对于神灵统治下的古希腊和古罗马而言,这个问题至关重要。

作家们在写作时的癖好,各式各样。比如大仲马在写作时,对纸张就有特殊要求,写诗要用黄色的纸,而文章则写在粉红色纸上,写小说非蓝色的纸不可。一次在东欧考察,行至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时,他的蓝色大页纸用完了,找遍第比利斯也没有他所需的这种纸,最终只得以奶油色的纸来替代,纸张颜色的变化被大仲马认为对他的小说产生了消极影响。

1600年10月,随着意大利人佩里·卡契尼的《尤里迪西》被搬上舞台,西方音乐艺术品种里就又多了一种——歌剧。莫扎特的《魔笛》《费加罗的婚礼》《唐璜》《后宫诱逃》等,是喜欢歌剧的爱乐者绕不过去也丝毫不想绕过去的,弗雷迪·莫库里一定反复听过莫扎特的歌剧作品,所以,我们听这一分钟用美声的吟咏,分明有莫扎特歌剧的余韵,再密实的内心世界也能表达得异常通透。

自柏拉图伊始,西方先贤们不止一次地将目光投射至万物身后的阴影中,那里有神人共书的另一份族谱。1817年,歌德照搬第五段“俄耳甫斯”诗节的标题,创作《太古之言》。自此,阿甘本《奇遇》一书的潜在文本——俄耳甫斯及俄耳甫斯教跃出水面。与官方推广的荷马-赫西俄德《神谱》相反,俄耳甫斯教的《神谱》摒弃了传统的退化论观点。这个多文化混血而成的民间宗教,在它自身的时代并不被自视正统的知识分子所看好。“人是否能返回神?”当俄耳甫斯教派提出这个疑问的时候,就注定了它遭受排挤以及被边缘化的命运,但同时,我们也应当注意到,在那个口口相传的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黑铁时代里,一代代递减的神性不再是一去不复返的存在。赫西俄德《神谱》的政治优势一目了然,它将神与人断裂为阶级的两端,认为人最好的命运是不曾出生,既然人生来就要面临苦难,在谁的统治下就变得无足轻重。俄耳甫斯教的教义则背道而驰,他们认为通过苦行、秘仪可以摆脱轮回之苦,净化自身之后便可进入哈迪斯的冥府,与众神同在。正如阿甘本在《希望》一章里所言,“感官的满足是死亡的小秘仪。”

和席勒、巴尔扎克等人不同,大仲马不分时间地写作,似乎什么时候都可以写,办事、吃饭的间隙,他匆匆地在纸上写着;醒来后不久,他的手已经握住笔了。一有空闲,他就用于写作,一天甚至可以写16个小时;在截稿日期快到时,为了写作的不间断,饭菜都是送到书房的。“我的每分钟都像金子一样宝贵。我花在穿鞋上的时间,相当于500法郎。”

5分58秒的《波西米亚狂想曲》,仅用一分钟致敬歌剧,深爱歌剧的弗雷迪·莫库里也许觉得根本不够?所以,他索性用隐性的歌剧趣味来包装整首歌曲。

牛脸的狄奥尼索斯是否料想,他会拥有一个禁欲的坚定信徒?俄耳甫斯教起源于酒神崇拜,却又止步于肉体的狂欢,他们迈过了一个神性的门槛,就像当年,凡间的诗人俄耳甫斯迈过冥府的大门。酒神节上,寻找狄奥尼索斯的疯狂妇女把俄耳甫斯当作酒神撕成7块,一个不食荤腥、不见鲜血、不用牺牲的教派总算找到了酒神的完美替身,从此,精神的沉醉取代了肉身的酣痴。

海明威写作的房间墙上挂着羚羊头标本,标本下是一张字数统计表,用来填写每天写作的字数。海明威通常整个上午用来写作,如果写得顺手,一天需要消耗七支2号铅笔。和其他人灵感枯竭时停笔不同,海明威时常在写得很顺畅时便停笔,留待第二天继续。在向普林顿解释此举时,他说:你写到某个地方,觉得自己劲还没用完,并且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这时你停下来,直到第二天再埋头接着写。”第二天一早,海明威会修改之前新写的内容直至搁笔的地方,然后,接着流畅地写下去。

5分58秒的《波西米亚狂想曲》,被弗雷迪·莫库里用迥异的曲风“分割”成五个部分:49秒钟的引子部分,是无伴奏四声部合唱,听来犹如歌者在云中漫步;第二部分则马上面对现实,歌曲作者用民谣曲风,缓缓道出了心中的苦闷和惶惑:妈妈我刚刚杀了人/用枪抵着他的头……用民谣找不到解药,弗雷迪·莫库里尝试去求助深爱的歌剧,于是第三部分,一分钟听似混乱实质自有理路的歌剧宣叙调般的吟唱,是有罪少年最后的挣扎;过渡到第四部分,少年的不甘被弗雷迪·莫库里处理成硬摇滚——还有什么曲风比硬摇滚烈度更大?暴怒的硬摇滚后,全曲只剩下了最后的十秒钟,弗雷迪·莫库里笔锋一转,从愤怒的顶峰一下子进入到和缓的结尾段落:对我已经无关紧要了,无论风往哪里吹。头破血流以后,用《波西米亚狂想曲》讲述心声的弗雷迪·莫库里说,就这样吧。

根据传统的说法,魔神并非一个神,而是一个半神,半神就意味着,有神的潜能,有一切神的可能性而非其现实性。这与奇遇的本质不谋而合,潜藏在每个人身上的神灵都有附身的偶然,就这一点而言,我们都是俄耳甫斯的信徒。

《怪作家》中提及喜欢在床上写作的作家不在少数。伊迪丝·华顿即是其一,他喜欢坐在床上写作,每写完一页,就丢在地上。等当天晚些时候,仆人会进入房间捡起散落在地上的纸片,整个过程迅速而不产生动静,之后秘书安娜·巴尔曼将手稿打印出来,华顿再一遍遍修改。

曲终人不散,议论不间断,是《波西米亚狂想曲》的魅力。人们评价《波西米亚狂想曲》,喜欢用“诡异”一词,觉得歌曲又是民谣,又是歌剧,又是摇滚,弗雷迪·莫库里是怎么将几种风马牛不相及的曲风融合到一首歌里的?我以为,他是将近六分钟的歌曲当作歌剧来写了。

纳博科夫则将带横线的便条卡片放在枕头下面,以便记下梦中萌生的念头。同样的,纳博科夫习惯在床上写作,一边抽烟一边文思泉涌;后来,糖浆替代了香烟,于是纳博科夫开始胖了起来。晚年,纳博科夫将家安在瑞士蒙特勒宫酒店,写作的姿势也随之变成了站立着书写。不变的是便条卡片,他甚至用便条卡片写出了《洛丽塔》的草稿,三张便条卡片草稿可以打印成一张纸。在写《阿达》时,纳博科夫用去了2500张便条卡片。

像这样一首语义复杂的摇滚经典,电影或者唱片都不能让我们完全懂得弗雷迪·莫库里的神来之笔到底拜哪一片云彩所赐。那么,这本书就来得正是时候了。

年轻时,浴缸也是纳博科夫很重要的写作场所。在《怪作家》中提到在浴缸中写作的作家还有威廉·萨默塞特·毛姆、埃德蒙·罗斯丹、本杰明·富兰克林、阿加莎·克里斯蒂、黛安·阿克曼……从浴室寻找灵感的朱诺·迪亚斯则是坐在浴缸旁写作。

该书作者、英国人马克·布莱克在遍访了与皇后乐队关系密切的一干人等以及弗雷迪·莫库里的亲密朋友后,如此还原《波西米亚狂想曲》的“成长足迹”:此歌的雏形还在弗雷迪·莫库里的脑子里若隐若现时,它的名字叫《牛仔之歌》。现在,我们认定只有“波西米亚狂想曲”这一歌名才配得上这首风格一言难尽的歌曲,可当年为了保住《波西米亚狂想曲》这个歌名,皇后乐队不惜跟唱片公司的老板分道扬镳。土生土长的英国人大概很难理解来自非洲坦桑尼亚的弗雷迪·莫库里,所以“妈妈我刚刚杀了人/用枪抵着他的头……”这句歌词带给皇后乐队的歌迷很大疑惑:真是一首为杀人少年寻求救赎的歌吗?书中说,真是那样的话,乐队就没有必要改《牛仔之歌》为《波西米亚狂想曲》,更不必为了坚持歌名而付出有可能自毁歌唱前程的代价了。那么,曲风漂移的音乐再叠加上语意含混的歌词,弗雷迪·莫库里以及皇后乐队想要通过《波西米亚狂想曲》吐露什么样的心声?他们,特别是弗雷迪·莫库里所关心的,不是一个人的悲哀,而是一代人的不知所措。弗雷迪·莫库里用少年杀人这一极端事例指代的,其实是生于二战以后、成长在异常诡谲年代里的年轻人的迷惘。

作家们的灵感来源也千奇百怪。格特鲁德·斯泰因会因巴黎街头堵车而灵感多多,甚至只要离汽车近一点,都能激发她的想象力。她坐在车上等丈夫时会拿出铅笔和小纸片,匆匆写下三五行。她的理想写作之地是汽车的驾驶座。在成名前,汽车同样也是卡佛安静的写作之所。尤朵拉·韦尔蒂甚至可以一边握着方向盘一边写作……

假如这一解读在理,那我觉得,就表现1970年代年轻人的迷惘这一点上,图书《狂想人生:皇后乐队传》要比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更为透彻。原因简单:电影是一个人的传奇,书是四个人甚至被乐队裹挟进他们演艺生涯的人们的生平。通过书籍了解乐队其他成员以及乐队周边人员彼时的表现,则更接近那个年代的真实。尤其是乐队的吉他手布莱恩·梅,这是我在阅读此书时最让我怦然心动的人物。喜欢天文学的学霸、与爸爸一起制作后来用了多年的吉他、与弗雷迪·莫库里相知又相左、总是陷于对婚姻的迷茫中……布莱恩·梅才是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从事实到电影,损失的就是对更能代表时代特征的大多数的描述。

《怪作家》中说到的都是外国作家写作的怪癖,其实中国作家的怪癖也不少。余华曾在一个对话中说到他的写作习惯,也是一种怪癖:他喜欢在旧信封上做笔记,最初是怕忘了,便随手拿起旧信封记上,久而久之,就成了习惯。余华自言《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都写满了一堆旧信封”。后来,余华开始用新信封,而且“必须是国际航空的那一种,上面没有邮政编码的红框,显得更干净”。

与书相比,在我看来,电影还有一处疏漏,就是没有让世界顶级女高音歌唱家卡巴耶出场。正是因为酷爱歌剧,才帮助弗雷迪·莫库里创作出了《波西米亚狂想曲》,而马克·布莱克笔下皇后乐队的主唱对卡巴耶诚惶诚恐的态度,也是其很难盖棺论定的人生中的一点烛光。

看来,作家写作的“怪癖”是不分国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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