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ujar的一组黑白肖像,尼采文本把极大的解释空间腾让给了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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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jar的一组黑白肖像,尼采文本把极大的解释空间腾让给了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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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渺小一生》后,我去查了查简体版封面上那幅让人印象深刻的照片。它出自美国摄影师Peter
Hujar的一组黑白肖像,这组完成于1969年的肖像共有四幅,每一幅都是肩部往上的一张男人的脸,Peter
Hujar把这组肖像命名为:Orgasmic Man(高潮中的男人)。

公元400年初,罗马皇帝和他的执政官抵达了罗马。当时的人们已经不记得,上一次有皇帝居住在帝国的这个古老首都是什么时候的事了。一百多年来,帝国的统治者一直驻守在靠近北方边界的城镇里,罗马军团在那里守卫着罗马人眼中的文明与野蛮之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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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的荣耀

亨利希·迈尔《何为尼采的扎拉图斯特拉?》(C.H.Beck,2017)的封面使用了达芬奇的自画像。据考证,尼采曾以达芬奇自画像为原型来设想扎拉图斯特拉的面部特征。

《渺小一生》,[美]柳原汉雅 著,尤传莉 译

在这个时代,皇帝正式造访罗马已经成为一种举办盛大仪式的借口。因为,即使皇帝不在,罗马城和她的居民仍然是帝国最佳的象征。约有70万人居住在这里,他们享受着一座古典城市所能拥有的一切便利设施,并且,这些设施都是以帝国首都的规模建造的。一份4世纪的清单骄傲地显示,罗马城拥有28个图书馆、19座引水渠、2座竞技场、37个城门、423个居民区、46602座公寓楼、1790座豪华宅邸、290个谷仓、856个浴场、1352个贮水池、254家面包房、46家妓院,还有144座公共厕所。从任何角度来看,罗马都是一座非凡的城市。

有关哲学生活,阿多的论著已在汉语思想界赢得许多关注,可对于相近而又极为不同的迈尔,我们虽然多有译介,关注得却实在是太少了。究其原因,恐怕是因为他被贴上了“施特劳斯派”的标签。事实上,迈尔是施特劳斯派中的另类。对于任何一位思想家而言,标签化都是一种巨大的不幸,也是一种巨大的不公。

理想国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年6月

皇帝的到来启动了一系列精心策划的公共仪式,这些仪式是为了彰显罗马在帝国中的卓越地位,同时,也是为了彰显帝国在世界各国中的卓越地位。罗马的百姓自豪地守护着帝国传统,对这类庆典充满热情。因为他们乐于在仪典中再次感受到,罗马“超越了地球上被空气包围的任何一座城市,她的辉煌让人眼花缭乱,她的魅力让人意乱神迷”。

尼采之奇,至少有一方面在于,不同的解释者仿佛放在他跟前的一面面镜子,照出来的竟是全然不同的尼采!而且往往连带照出的还有解释者自己的底色。海德格尔的尼采是和亚里士多德、黑格尔一样严格的形而上学家,醉心于存在之思。施特劳斯的尼采则是和马基雅维里、卢梭比肩的柏拉图式政治哲学家,忧心现代欧洲教化的没落和哲人的立法,隐微书写的技艺同样炉火纯青。德勒兹的尼采又是一个反辩证法、反同一性的后现代主义者,满脑子想的是要肯定差异性和多样性。如此等等,孰是孰非?众说纷纭。于是,尼采解释就天然地成了现当代西方哲学的一座风向标,虽不敢说唯一,至少也是其中争议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之一了。

但唯有用作书封的这幅会让人感到困惑。那双紧闭的、像裂痕一般的双眼显得男人有些痛苦和沮丧,他把头轻轻靠在右手上,似乎是在尝试为自己寻找寄托,这些细节告诉你,这不像是一张高潮之中被快感所占据的脸。而恰恰是这种纯粹状态里观察和感受到的困惑,这个快感与痛苦并存的瞬间,让这幅照片比腰封上的简介和推荐语更能体现这部小说的本质,以及它呈现给我们的方式。

盛大的帝国游行队伍向着罗马广场蜿蜒行进。在这个广场上,加图(Cato)、格拉古(Gracchus)、西塞罗(Cicero)和恺撒(Caesar)创造了他们的政治财富。在这一天,人们聚集起来聆听对执政官斯提利科(Stilicho)的赞颂的时候,他们很乐意回忆起这里的历史遗迹。斯提利科是位杰出的人物,在权力顶峰时是帝国总司令(generalissimo)。

何以如此?盖与尼采的风格有关。尼采偏爱格言的力量,行文如一阵风。你不知道他怎地忽然就起来了,积力之深令文思丰沛如泉涌,可运思的方向往往也含混得令人猜不准它究竟要往哪里奔去。文起时常有秋风扫落叶之势,可忽地又戛然而止,时常令人摸不着头脑。于是解释者只有把自己织入文本,才能串起碎片,刻画出一个完整的尼采形象。这固然令人怀疑解释之客观、合理,可也让尼采的文本具有极强的诱惑力,让尼采解释成为后世哲人亮出自身底牌的一场场假面舞会。在哲学解释学的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不无夸张地说,其实没有单纯的尼采研究,有的只是海德格尔-尼采研究、德勒兹-尼采研究、施特劳斯派-尼采研究,等等。除非解释者自成一家,否则都无法绕开尼采解释诸家之言、直接与尼采打个照面呢!这不是要全盘否认力求客观的学院化尼采研究,当然也不是主张尼采研究中的相对主义、仿佛怎么说都可以,而是指出,尼采文本把极大的解释空间腾让给了读者,解释者无法简单地摘取尼采的各种说法、从中总结出一套尼采哲学,而是要在文本之间生成一种尼采哲学。这种“生成”是对解释技艺的考验,因为它要求解释者一方面倚靠文本,另一方面带入自身,要求解释者的“自身”和尼采的“文本”形成一种视域融合。

小说的开场是威廉和裘德租房子,第二页,马尔科姆和杰比进场,四个人在一家便宜的越乡餐馆里吃饭,讨论着关于租房的话题,故事由此开始:四个刚刚毕业的大学好友,被抛入人生的新阶段,开始在纽约——这座光鲜亮丽的城市中摸爬滚打。三十多年里,威廉从餐厅服务员变成了电影明星;杰比实现了自己天才艺术家的梦想;裘德当上了赫赫有名的辩护律师;作为四人之中出身和家境最为优渥的马尔科姆,在摆脱上班族的身份后,成立了自己的建筑工作室。他们之间的情感则是各自生活的扶持与见证。

他威严的驾临宣告着帝国又重新获得了和平与秩序。这种信心满满的表现让人心安。因为就在一代人之前,378年,罗马军团在阿德里安堡遭遇了他们引以为豪的历史中最惨痛的失败。从那时起,世界似乎就在它的轴心上摇摆不定。哥特人集体闯入帝国版图,对罗马人来说,他们是敌人和盟友的复杂混合体。395年,皇帝狄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I)之死开启了帝国东部和西部的分裂,就像大陆板块的分离一样无声无息且意义重大。由于内乱波及阿非利加行省,帝国的粮食供应受到威胁。但是,就当前而言,执政官已经平息了这些风浪,恢复了“世界的平衡”。

在尼采留下的这些谜语般的文本中,《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可谓谜中之谜(或译为《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苏鲁支语录》等,以下简称《如是说》)。《如是说》是西方哲学史上极为罕见的一部长篇诗体哲学。尼采自己在最后的著作《瞧这人》中曾以夸张的语调宣称:“凭着这部书,我给人类送来了一份他们迄今收到过的最伟大的礼物。”(《瞧这人》,前言第4节)

听起来像是职场新人闯荡社会的励志故事,毛头小子们变成金钱与地位双收的中产阶级,每个人都那么如愿,那么成功。作者柳原汉雅曾在采访中提到,自己试着将这部小说写成童话或者神话,这也是为什么小说中除了纽约市之外,没有固定的年代和社会背景。事实上,在这种被架空后,“过分美好的”童话情节向前推进的同时,柳原汉雅也逐渐将童话中“过分残酷”的一面施加在小说的核心角色——裘德的身上。

向执政官致辞的是一位叫克劳迪安(Claudian)的诗人,他出生于埃及,母语是希腊语。他是古典拉丁诗歌的最后一批巨匠之一。他的文字流露出一位造访者对于罗马发自内心的敬畏之情。罗马是这样一座城市,“从微小的起点,延伸至两极,从一个无名小城,拓展自己的权势直至与太阳的光辉同在”。她是“武器与法律之母”,“经历过千场战役”并延伸“她的统治到全世界”。只有罗马,“将战败的对手揽入她的胸怀,像一位母亲而不是女王,用一个共同的名字保护着人类,召唤那些战败者享受她的公民权利”。

可奇怪的是,以上所列三家,在《如是说》的地位上,都不认同尼采自己的说法。海德格尔援引尼采书信为证,主张《如是说》只是前厅,主楼则未能建成,于是真正成熟的想法隐含在被命名为“权力意志”的遗稿中。海德格尔之所以如此重视遗稿,是因为他要从中构造出一个形而上学体系,而这几无可能仅仅依据尼采已发表的著作。德勒兹则尤为看重《道德谱系略论》(或《论道德的谱系》),认为尼采的这部《略论》实际上是《纯粹理性批判》的重写。尼采反康德,一如马克思反黑格尔,但尼采更反对的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因为康德只是在革命途中当了投降派,而黑格尔则是地道的“反”革命,他扼杀康德的批判哲学于保守主义的合题当中。德勒兹给尼采总结的公式是:谱系学反辩证法,差异性反同一性。施特劳斯最看重的似乎又是《善恶的彼岸》,他虽然数次讲授尼采,可只有一篇公开发表的尼采解释:《注意“善恶的彼岸”的谋篇》。

在小说的第一部分,柳原汉雅先后交代了马尔科姆、杰比和威廉的过往经历,惟独没有交代裘德的,和其他角色一样,我们只知道裘德总是穿长袖、身上有割伤,是四人之中看起来最沉默和隐忍的那个。从第二部分到第四部分,经由自己的回忆和对他人的倾诉,裘德的过往经历在痛苦与羞耻中被一点点拼凑起来:没有父母,自幼被修道院和孤儿院收养,长期是被凌辱和性侵的对象。在独自逃离孤儿院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迫通过出卖自己的身体谋生……

这并不是诗意的幻想。在克劳迪安的时代,从叙利亚到西班牙,从上埃及的沙漠到不列颠北部寒冷的边界,到处都能见到自豪的罗马人。无论是地域的大小,还是整体凝聚力,罗马帝国在历史上几乎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人能像罗马人一样,把规模与统一性结合起来—至于帝国的寿命就更不用提了。也没有哪个帝国像罗马一样,能够回首多个世纪中从未间断的辉煌。而这些辉煌的印证,在罗马广场目之所及的地方,随处可见。

尽管如此,《如是说》仍是尼采解释中绕不过去的作品,没有哪一种尼采研究可以撇去《如是说》不谈。德勒兹在他的《尼采与哲学》中虽以《道德谱系略论》为核心文本搭建解释框架,可他事实上也在书中对《如是说》做了一种解释。海德格尔除了两卷本《尼采》中的论述之外,另有专文题为《谁是尼采的扎拉图斯特拉?》。施特劳斯则曾专题讲授过《如是说》。无论如何评价这部书在尼采著作中的位置,真要提供一个有说服力的尼采解释,都必定要对《如是说》做一番深入考察、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可这部书的诗体形式对解释技艺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于是,虽然尼采解释已有百年历史,尼采研究亦有诸家之言,可迄今仍然少有细密周详的《如是说》解释。即便上述三家,也都没有提出一个完整的解释。这是留待后学的工作。我们也因此关注这部德语世界的新著:《何为尼采的扎拉
图 斯 特 拉?》(C.H.Beck,2017;中译即将由华夏出版社发行)。

小说的第五部分写到这样一个细节,裘德有次在逃跑时被抓,被殴打到失去意识后,他被送去了医院,碰到了一名护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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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亨利希·迈尔(Heinrich Meier)是
德国政治哲学家,卡尔·弗里德里希·冯·西门子基金会主席,慕尼黑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教授,2005年莱布尼茨奖得主。代表作《隐匿的对话》《施米特的学说》等被译成八种文字(汉译将《施米特的学说》和《施特劳斯的思想运动》一起收在《古今之争中的核心问题》),其卢梭、施米特和施特劳斯解释具有世界范围的影响力,近十年尤其专注于尼采研究。对于汉语世界来说,迈尔并不是一位陌生的客人,他的著作几乎一出版就有汉译推出。迈尔思想的核心主题是哲学生活。他主张,哲学首先是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

“我不管你做了什么,”她有天晚上帮他换完了绷带后说,“没有人应该被打成这样。你听到没,小伙子。”

罗马帝国版图及公元4世纪时的主要城市

而非一套套贴着哲学家标签的学说、体系,乃至学院化教条。这初听起来与法国人皮埃尔·阿多(Pierre
Hadot)的主张极为相似。可这种相似只停留在第一个步骤中,因为迈尔紧接着将哲学生活放在极端严肃的争执中来理解,而非简单地提倡哲学生活,更没有预设哲学生活与人类其他生活方式的和谐。首先,哲学的兴起对政治共同体的维系来说实为一次根本的挑战。因为哲学所开启的“自然”或“本性”的视野使得习俗、传统或礼法降级了,普遍主义的视野冲破了政治共同体在自身内部的自足,人的第一位的自我理解不再是城邦公民,而是人之为人的维度,超越性的“至善”被提升为政治目标。这是迈尔所谓的“政治-哲学问题”。其次,启示宗教的兴起虽然既满足了个体在城邦瓦解之后的救赎需要,也满足了对超越性“至善”的政治追求,可又形成教权-王权之间的张力,这是现代政治哲学兴起之时所面临的“神学-政治问题”。迈尔补充并强调说,启示宗教是对哲学生活最极端的否定,而哲学生活也只有在与启示宗教的争执中才能完成自身的自我理解。所以,迈尔对哲学生活的阐发是以
“神学-政治问题”和“政治-哲学问题”的形式开展的,并且尤其强调“神学-政治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位政治哲学家要以哲学生活为主题,一生思索、阐发哲学生活的当代思想家要如此关注神学-政治问题了。哲学生活是当下哲学反思的一个重要主题,对于我们理解西方哲学的实质、反思当下过于学院化的哲学研究、并重新将哲学探讨引回生活本源,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有关哲学生活,阿多的论著已在汉语思想界赢得许多关注,可对于相近而又极为不同的迈尔,我们虽然多有译介,关注的却实在是太少了!

那就帮我,他想说。拜托帮帮我。但他没说,他太羞愧了。

罗马的衰落

究其原因,恐怕是因为迈尔被贴上了“施特劳斯派”的标签,而一提起施特劳斯派,大家仿佛就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事实上,迈尔是施特劳斯派中的另类。这种标签所造成的刻板印象严重遮蔽了迈尔的哲学生活论题及其所具有的当下意义。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循着迈尔的“哲学生活”论题重新阅读施特劳斯,也会有助于我们冲破时下围绕施特劳斯所形成的种种刻板印象。对于任何一位思想家而言,标签化都是一种巨大的不幸,也是一种巨大的不公。我们不妨从这本《如是说》解释出发,借着尼采映照解释者底色的功能,也尝试着重新认识迈尔及其有关哲学生活的思想。《何为尼采的扎拉图斯特拉?》对
《如是说》展开了极为细密的解释。限于篇幅,本文无法展开分析迈尔的解释,只着重从他的哲学生活论题出发略谈他为《如是说》构造的解释框架,并将他的解释框架与上述三家略作比较,以求给出一个迈尔-尼采研究的清晰定位。

她又在他旁边坐下,一手放在他额头上。“尽量乖一点,好吗?”

在将近一千年的时间里,罗马人一直使用执政官的名字来纪年:斯提利科的名字因此被“写进了天上的年表中”。为了表达对这份不朽荣誉的感激之情,执政官通常会用罗马传统的方式来款待民众,也就是说,举办昂贵而血腥的竞技会。

海德格尔在《谁是尼采的扎拉图斯特拉?》中提出了《如是说》研究中的一个决定性问题。他的看法是,永恒轮回是这部书的根本思想,而这个思想所针对的乃是所谓的“复仇精神”,尼采要解脱于西方传统根底处对时间和生命的怨恨。简言之,西方传统中对于永恒的理解是超时间的,这就使得时间之内的世界和生命失去了自在的意义,成了否定的对象。而尼采要在时间之内理解永恒。永恒不是不动,而是永动,不是静止不变的彼岸,而是生命永不枯竭的自我更新、永恒轮回。这种“永恒与变动”、“存在与时间”关系的转变,在尼采那里,就是从怨恨生命到肯定生命、从病态生命到健康生命的转变。这也正是《如是说》的戏剧所要演绎、主人公扎拉图斯特拉所要经历的转变。换言之,《如是说》这部诗体哲学同时是一部戏剧,而其戏剧处、紧要处就在于这一转变,于是,第三卷第十三章“正痊愈者”理所当然地成了全书的戏剧顶点。这样一来,《如是说》这个谜语似乎就轻松得解了。可海德格尔接着又问,永恒轮回真的解脱于复仇精神了吗?一切生成都要永恒轮回,这难道不正隐含着对生成的怨恨,因而仍然否定了单纯的生成吗?生成因此而仍旧未得无辜?这个质疑的背后,我们知道,是海德格尔的那个著名论断:尼采是最后一位形而上学家。

成年之后,裘德回想起这个温暖的细节,他好奇这个护士是不是自己想象出来的,“仁慈的幻影,好得简直像真人一样。”

根据克劳迪安的演讲我们得知,当时呈现在民众面前的,是一场充满异国情调的动物展览,足以配得上一个拥有全球抱负的帝国。有来自欧洲的野猪和熊、非洲的豹子和狮子,还有来自印度的象牙,尽管不是大象本身。克劳迪安想象着这些载满奇珍异兽的帆船漂洋过海时的情景。(他还写到一些意外却饶有趣味的细节:知道要与非洲狮子一起乘船,水手全都吓坏了。)当表演开始的时候,这些“森林之荣耀”“南国之珍奇”会在搏斗中被全部屠杀。让自然界中最凶猛的动物血溅大竞技场,是罗马主宰地球以及地球上一切生灵的一种尖锐象征。如此血淋淋的场面对罗马的居民来说,却有令人欣慰的亲切感,因为这场面能将他们与建造并维持这个帝国的无数先辈联系在一起。

“永恒轮回真的解脱于复仇精神了吗?”这是《如是说》解释中的大问题。海德格尔对之做了否定的回答。而德勒兹则针锋相对地做了肯定的回答。只不过,这种肯定并没有那么容易发生。他认同海德格尔的一点是,自以为是的肯定往往仍是否定,否定隐藏得比我们想象得要深得多,因为我们全部的世界理解和价值观念都渗透着这种否定和怨恨。于是德勒兹主张,第四卷才是《如是说》的精髓,因为这一卷的主题是“高等人”或“更高的人”:“更高的人就是反动的人在其中将自己表现为‘更高’的形象,并且,甚而将自己神化。”(Nietzsche
and Philosophy,Hugh Tomlinson英译本,p.164)

将真实的善意进行虚构,这大概是小说中最让人颤栗的情节之一,它甚至超越了裘德的悲惨遭遇。一个从痛苦中逃离出来的人,因为被痛苦侵蚀得太久、太深,已经不敢确信自己曾经被善待过。这也是为什么,即便这些经历过去那么久,即便裘德已经收获了亲密的友谊、成功的事业和一对完美的养父母,可他还是会不断地用刀割自己。他要提醒自己,过去不被善待的,现在、将来都不值得被善待,他要为自己接收这些善意自行付出代价,就像他儿时相信迈克修士会拯救自己,结果却只是相信了一个谎言。

克劳迪安的致辞让他的听众心满意足。元老院投票通过为他建立一尊雕像以示荣誉。然而,他讲演时信心满满的腔调,很快就被淹没了。罗马城先是被野蛮地围攻,跟着就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事。410年8月24日,一支哥特军队洗劫了罗马。

迈尔的回答与两者都不同,既非单纯的肯定,亦非单纯的否定。从哲学生活出发的哲人-先知问题是贯穿迈尔全部解释的红线。他认为,要解通这部书,首先得区分扎氏的哲人和先知面相;哲人求知、尝试或引诱,意在认识世界,起支配作用的是“求知的激情”或“智慧之爱”;先知则立法并要求信仰,意在改变世界,起支配作用的是“人类之爱”或统治欲。在迈尔看来,《如是说》的戏剧性就源于这种张力。换言之,尼采的扎拉图斯特拉并不是一个统一的人格,而是内在地包含了一种至深的人格分裂,正是这种人格分裂造成了全部的戏剧(因此,他问的不是海德格尔式的“是谁”,而是“何为”或“什么是”)。先知唤起救赎需要并通过救赎需要的满足来实现统治,而哲人则要解脱于救赎需要。于是,迈尔对《如是说》解释中的“海德格尔问题”的回答是双重的:对于先知来说,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先知的永恒轮回信仰必定隐含着复仇精神,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满足救赎需要;对于哲人来说,答案则是肯定的,永恒轮回不是任何形式的新信仰,而只是最高的肯定公式。于是,这本书就成了从政治-哲学问题和神学-政治问题出发来阐发哲学生活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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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百年来,这座永恒之城第一次遭受如此厄运,成为罗马帝国衰亡史上最戏剧性的一刻。“在一座城市里,地球自身消亡了”。

哲人-先知之二重性使得迈尔极为重视扎拉图斯特拉与门徒的关系,哲人要求亲身追问,而先知则要求信仰,扎氏的人格分裂也造成说话对象的分裂,即分裂为学生和门徒;扎氏得到的最终只是门徒。这是海德格尔和德勒兹的解释中都未能细察而又确实存在于文本中的一个戏剧要点。这意味着,哲人即便完成了自我认识,也不能简单地告别先知要素。迈尔于是重视第四卷,但理由和德勒兹不同。“正痊愈者”章被公认为戏剧的顶点,对此,他补充说,“论救赎”是真正的转折点和核心处,要结合“论救赎”章来理解“正痊愈者”章。更重要的是,他并不认为第三卷的结尾已然化解了悲剧,哲人-先知的二元性张力毋宁持续至全书最后,推动着所有的戏剧情节。只不过,第四卷表明,哲人不再被先知的渴望推动下山布道,悲剧如此才被转变成了喜剧和游戏。

柳原汉雅

这是如何发生的?回答这样的问题时,答案主要依赖于聚焦的尺度。从较小的尺度上来看,人的选择性失误赫然显现。在这场灾难发生的前几年中,罗马人的战略决策一直被事后纸上谈兵的将军们批判。当我们把视野放宽,就会发现帝国机器的一些结构性缺陷,例如消耗性的内战,或是承受重压的财政机构。如果进一步将目光放远,我们会认为罗马的兴衰是所有帝国不可避免的命运。伟大的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在他的字里行间给出了关于罗马帝国衰亡的最终结论。

如前所述,施特劳斯本人并没有对《如是说》做过整体解释,继续这方面工作的主要是郎佩特。郎佩特和迈尔一样,都不是施特劳斯的亲炙弟子,他们的施特劳斯解释对于狭义上的学派都有超出并形成对话的部分。因此,两人在解释方法上的亲缘性是显而易见的,他们都紧扣着文本细节,把戏剧情节纳入论辩。可这并不意味着两人的解释是一回事。在哲人-先知或哲人-立法者关系上,两人的看法毋宁是相反的。郎佩特在《尼采的教诲》中把尼采解释为我们时代的哲人立法者,而在迈尔看来,尼采的意图则是要展现哲学与立法之间的紧张关系,并服务于哲人对于哲学生活的自我认识。这个根本点上的争议,既决定着两人对权力意志和永恒轮回的不同解释,也蔓延到了他们对戏剧结构和文本细节的诸多考察。

一些读者指责柳原汉雅在裘德的遭遇上过分卖惨,以此来博人眼球,如果说柳原汉雅在这部小说里存在卖惨的嫌疑,那么她最大的残忍,便是在这个不设上限也不设下限的童话里,把最好的和最坏的同时施加在裘德身上,以此来试探究竟怎样的力量才可以救赎一个支离破碎的生命,又或者是这样的力量能否完成救赎。

引用他著名的文字:

通过以上梳理,我们大约可以看清迈尔在尼采解释中所处的位置。这是一部足以和海德格尔、德勒兹、施特劳斯或郎佩特的尼采解释相比肩的作品。他为我们描绘了另一个尼采吗?无论如何,他都为我们描绘了另一个扎拉图斯特拉,以及另一种对于哲学生活的理解。

小说进行到第五部分,马尔科姆和杰比逐渐退场,故事主要聚焦在威廉和裘德的身上,威廉和裘德结婚,开始在一起生活。

澳门新葡亰518,“罗马的衰落是其无节制的扩张(immoderate
greatness)带来的自然而无可避免的结果。繁荣滋养了腐朽;毁灭的缘由随着征服的范围而成倍增加;一旦时间或意外消除了人为的支撑,这座巨大的建筑就会被其自身重量所压垮。”

“永恒轮回真的解脱于复仇精神了吗?”这是《如是说》解释中的大问题。海德格尔对之做了否定的回答。而德勒兹则针锋相对地做了肯定的回答。迈尔的回答与两者都不同,既非单纯的肯定,亦非单纯的否定。从哲学生活出发的哲人-先知问题是贯穿迈尔全部解释的红线。

也有部分读者对这一安排感到不满,认为这是柳原汉雅在角色安排上的失衡。但从情节逻辑上来看,比起自幼家庭环境正常的马尔科姆和杰比,与父母疏远的威廉和没有父母的裘德走在一起自然更合理。况且对于威廉来说,裘德的身上多少都有他死去的哥哥亨明的影子,与裘德相处也是在挽回自己曾丢失的责任。同时,将友情转变为爱情,也是在以这种更亲密、更危险的关系考验裘德。在经历了迈克修士的谎言、成年后又被恋人凯莱布虐待,与威廉相处是在克服裘德内心对亲密关系的恐惧,以及亲密行为带给他的耻辱感。

人类创造物并不具备永恒性,罗马的灭亡就是一个例子。

(作者为同济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

当然,这并不是一个顺利的过程,但它已经是整部小说中最舒缓、最温柔的部分了。并行的自我痛苦和外部关爱开始试探着进行交合,在这段被威廉和裘德称为“快乐年代”的亲密关系中,柳原汉雅的童话第一次呈现出它纯粹的一面,就像她写威廉和裘德在林间漫步的那段——

世界的荣光就这样消散了(Sic transit
gloria mundi)。

他们来到一片宛如出自童话的林间空地,上方的天空充满墨绿色的冷杉树顶,脚下则是同样厚而柔软的落叶。他们在此停了下来,默默看着四周,最后威廉说:“我们应该把房子盖在这里。”

平台游戏网址大全官网,所有这些答案可以同时都是正确的。但是,本书想要论证的是,要想了解罗马帝国衰落的漫长历程,我们必须更加仔细地观察一个自欺欺人的非凡举动,它就发生在帝国狂欢仪式的中心:在血腥的动物猎杀表演中,罗马人表现出了对驯服自然野性力量的能力的过度自信。从罗马人自己难以理解也无法想象的尺度上来看—从微观到全球—帝国的衰落是自然战胜人类野心的胜利。罗马的命运是由皇帝和蛮族、元老和将军、士兵和奴隶共同构筑的。但是,细菌和病毒、火山和太阳周期也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直到近些年,我们才拥有了一些科学工具,让我们得以窥见(通常只是一瞥)环境变化上演的宏大戏剧,而罗马人在其中只是一个不知情的演员。

裘德最后得到救赎了吗?“快乐年代”结束的时候,威廉和马尔科姆因车祸去世,裘德在威廉去世两年后自杀。裘德的养父——曾经失去亲生儿子的哈罗德——以向死去的威廉倾诉的方式,记录了裘德的死,以及曾经陪伴过裘德的其他好友(安迪、理查德)的死。柳原汉雅和读者们借用哈罗德的身份,共同成为故事的见证者。

《埃涅阿斯纪》是一部讲述罗马起源的伟大民族史诗,书中的名言宣称这是一部关于“战争和人”的诗歌。罗马终结的故事同样也是关于人的。在一些紧要关头,人的行为决定了胜利与失败。还有一些更深层以及物质上的动力—农业生产和税收、民主斗争和社会演化—决定了罗马权力的范围和成就。但是,在《埃涅阿斯纪》的第一幕场景中,主人公被卷入狂暴的暴风雨中上下翻飞,被自然力量玩弄于股掌之间。我们近年来的研究成果,让裹挟着罗马帝国不断上下翻飞的自然力量得到空前的显现。罗马人在称为全新世的气候时期中一个特殊的时刻,建立了一个巨大的地中海帝国。这个特殊的时刻悬于自然气候产生重大变化的边缘。

在这部小说里,大多数读者都会收获到共情,小说里那些生活和友谊中的得到与失去,都是我们日常经历被放大后的影子。对我来说,第二遍读《渺小一生》是为了将自我从初读后那种难以拒绝的共情中解放出来,重新看待这个结局,目睹童话落地后成为现实的一部分。这个现实并不是时间和死亡会结束一切,而是裘德在依靠自我的努力和外在的帮助下,并没有完整地越过痛苦的边界。或许是苛刻于完美的救赎,但我更愿意相信——也相信柳原汉雅同样会认同——与痛苦相伴就是与生俱来的现实,它需要足够坚韧的自我才能抗衡。而友谊或许可以唱出史诗,却不是解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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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世纪的浮雕:船上关在笼子里的狮子(DEA PICTURE LIBRARY /Getty Images)

更重要的是,罗马人建立了一个相互连通、城市化的帝国,帝国与热带接壤,触须蔓延到已知世界的各个地方。罗马人在无意中与大自然合谋,创造了一种疾病生态,释放了病原体进化的潜在力量。罗马人很快就被我们今天所说的新兴传染病的巨大力量吞噬。

因此,在罗马帝国终结的故事里,人类和环境因素无法分割。或者更确切地说,在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中,罗马的终结只是其中一个章节,故事仍在继续。罗马的命运可以提醒我们,大自然是狡猾而且反复无常的。进化的强大力量可以在瞬间改变世界。惊奇和悖论就潜伏在进步的中心。

(本文摘自凯尔·哈珀著《罗马的命运:气候、疾病和帝国的终结》,李一帆译,后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年7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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