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对荷马作品的钟情,王轩捕捉到了中国千禧一代的心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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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对荷马作品的钟情,王轩捕捉到了中国千禧一代的心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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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全地球读书人耳熟能详的名字,一个创造了史诗经典的人物,一个对人类艺术史产生极大影响的作者:荷马,仅两部希腊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足以流芳千古。然而,因年代久远,史料缺失,又成为史上一桩公案:是实有其人,还是后人杜撰?虽争论有年,莫衷一是,却不能掩盖荷马史诗在世界文艺史上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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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理由,这位写过众多名篇的报告文学家,以学者的眼光、行旅家的勤勉,以对西方艺术史和古希腊文明的挚爱,以对荷马作品的钟情,历经数年,数度深入爱琴海沿岸,深入古希腊文明的腹地,完成了近28万言的《荷马之旅——读书与远行》,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自由的声音:大革命后的法国知识分子》,[法]米歇尔·维诺克著,吕一民、沈衡、顾杭译,文汇出版社2019年5月出版,776页,108.00元

王轩

这不是一本泛泛地谈说经典、学究似地诠释史诗的书,也不是行走文学风景与人文的杂糅,作者以历史与文学的融会,以现场调查和作品情节的对应,以自己对于荷马和希腊文学的痴迷,也以东西方文化的多元视角,剖析、辨识世界史诗与古希腊文明成因源流,解读荷马作品的人物故事,阐述了开创史诗艺术先河的荷马作品划时代意义,同时,也从西方史诗与故国诗学传统、人性的开掘与史诗追求等方面,在较阔大背景上,解读荷马两部作品的史诗价值和美学意义。

虽然早已入秋,但是南方仍然酷热难熬;时而刮起的暴雨过后,在地面更激起蒸腾的热浪。前几天听说有年轻人在纸片上潦草地抄了一句诗,竟然是古罗马抒情诗人贺拉斯的:“照亮你的每一天,都当作最后一天,/
赞美它带来的恩惠,与意外的时间。”据说是抄诗者出门前留下的,在珍惜和感恩之后,门外的夜与生命的无常都无法使他畏惧不前。此时此景,十六世纪的法国文豪蒙田早已说得很清楚:“谁学习了死亡,谁也学习了不被奴役。”说得很深刻,这就是诗歌与哲学对灾难宿命论的回答。这还令我想起最近看到一本书的书名,耶鲁大学教授马丁·黑格隆德(Martin
Hägglund)的《今生:为何死亡让我们自由》(This Life: Why Mortality Makes
Us Free),这似乎也是对蒙田的话和那位青年抄诗人的一种诠释。

王轩(Xuan Juliana
Wang)是一位近年开始在美国文坛崭露头角的新锐华裔作家。她1985年出生于黑龙江省省会哈尔滨,7岁时移居美国洛杉矶。2007年,王轩从南加州大学艺术与科学学院获得创意写作学士学位。本科毕业后,她回到了中国,在北京大学学习中国现代文学并在北京奥运会期间为《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等新闻媒体的记者担任翻译。尽管后来她还从事过许多其他的行业,变换过广告制片人、英语教师、纪录片导演等不同的职业身份,但她心心念念的依然是她所挚爱的写作。于是,她义无反顾地重新回到大学校园,在哥伦比亚大学荣获艺术硕士学位并凭借出众的创作才华获得斯坦福大学华莱士·斯特格纳创意写作奖学金。近年来,她创作的作品广泛刊登于《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犁铧》(Ploughshares)、《叙事》(Narrative)、《布鲁克林轨道》(Brooklyn
Rail)等文艺刊物上。目前,她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英语系教授创意写作。

荷马史诗成书约在公元前十世纪与公元前八世纪之间,千百年来被视为希腊文学的源头,也是“欧洲文化的万泉之源”,不啻为欧洲古典文学的滥觞。《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分别有一万六千多行和一万二千多行,前者叙述特洛伊之战,起因是希腊美女海伦被特洛伊王子劫持,惹得希腊的各路英雄不堪此辱,在迈锡尼国王阿伽门农的统率下,发舰千艟,横渡爱琴海,直抵小亚西亚的特洛伊城下。后者描绘战争归来的主角奥德修斯故乡之行,历经艰辛,风暴袭击,妖魔横行,怪兽阻拦……最后施巧计,归家团聚。战争、人性、英雄崇拜,忠诚与背叛,野蛮与文明,家园与故土……成为史诗再三吟唱的情节元素。

当面对一个城邦的生与死的时候,历史学家会思考更多的问题,那些问题也更令人动容。公元前500年,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米利都(Miletus)的居民无法忍受波斯人专制统治的奴役,为了自由而发动起义。公元前494年,起义被波斯人血腥镇压。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他的名著《历史》中说,米利都城失陷之后大部分男子被屠杀,妇女儿童被掠卖为奴隶,神殿与圣堂被劫掠、焚毁。这个曾经诞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哲学学派的城邦从此丧失了她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变成了一个普通的二等城邦。接着,希罗多德还谈了两件关于米利都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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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说他“钟情于老旧纸质图书的阅读”,他以一个东方文学家对希腊史诗的执念,以散文家的艺术感觉,从“特洛伊悬疑”开始了他的文学的“荷马之旅”。一开始,他从作品为世人存疑的作者真伪、战争的诱因、希腊文明生发的人文环境等,逐一在书中描绘的有关内容中寻找现实的对应。他梳理史上有关文物文献,寻找佐证,他踏访希腊、土耳其,走特洛伊、迈锡尼、伊萨卡等有关荷马活动和史诗描写的主要地方,从荷马史诗的文本中,综合相关典籍,饱览人文风华。“走近荷马”,既有田野考察的史诗征信,又用散文笔法描述出此时此地的观感,抒写心中的荷马。他认为,荷马“雅俗兼得,在捕获听从与读者的同时,他的诗歌大有深意,有伦理诉求,有哲学意涵,有对生命的思考力和对世界与社会犀利的剖析”。而对荷马史诗中的神话色彩及浪漫精神,他评说:“在人类尚不能解释大自然奥秘的早期,以荷马为代表的希腊先人凭借自身的想象力上下求索,穿透了神与人的、经验与超验的、实相与幻象的界面,为文学拓展了一个彩虹万丈穿梭自如的空间,也给后代戏剧、绘画、雕塑诸般艺术留下纵情发挥的精神遗产。”

一件事是,当叙巴里斯人被克罗同人掳杀时,全体米利都人不分老幼都剃光了他们的头以表示哀悼;但是在米利都悲剧发生后,叙巴里斯人却没有任何表示。希罗多德因此认为叙巴里斯人没有对米利都人给予公正的回报。所谓“公正的回报”,我理解不仅仅是指一种同情和哀悼,同时更是基于正义的立场对反抗邪恶的声援,这是人与人之间、也是城邦与城邦之间的立场与原则。在米利都城邦陷落的那个晚上,如果来点穿越,或许你会期待看到整个希腊世界都翻飞着“今夜我们都是米利都人”的群发微信。一个为自由而抗争的城邦陷落了,除了雅典人以外,没有任何声援与同情,希罗多德为此而痛心。

《家庭疗法》英文封面

理由关注的荷马不只是学术意义上的,不是对伟大诗人的身份认定,真伪求解,他从艺术的鲜活现场与史诗文本的观照生发中,从文明流变成因中,看取希腊文明之于世界文化的影响,重要的是荷马史诗的人本意义、英雄情怀、社会制度和历史演变的启蒙精神及当下意义。尽管特洛伊之战的因由有多解,而史诗中体现的人性确立、英雄崇拜、人心向背、自然法理、怜悯情怀,成为史诗艺术的内涵,也是荷马在这洋洋数万行的两大篇章中尽情挥洒,谱成一曲倾情天下的英雄交响,为世代读者青睐的原因。因此,理由称颂荷马的高明,“在于超然物外,以天悯人的目光俯瞰这场残酷战争中的芸芸众生”。

另外一件事是,两年后在雅典上演了诗人普律尼科司创作的悲剧《米利都的陷落》,全场观众无不失声痛哭。但意料不到的是,希罗多德接着说:“他们由于普律尼科司使他们想起了同胞的令人痛心的灾祸而课了他一千德拉克玛的罚金,并且禁止此后任何人再演出这出戏。”(希罗多德《历史》,下册,王以铸译,410页,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1997年第六次印刷)为什么?观众被深深打动以致全场痛哭,不正是说明创作和演出都极为成功吗?希罗多德的叙述似乎有点自相矛盾。普林斯顿大学研究古希腊悲剧的教授曼德尔松认为普律尼科司过早将历史改写成戏剧,米利都城陷落两年后雅典人还沉浸在对被屠杀同胞的哀思之中,尚无法以审美欣赏的心情去观看这幕悲剧,因此要罚款和禁演。其实,真正导致作者被罚的原因是过于煽情,古希腊人认为好的悲剧应该使人的心灵得到“净化”和“升华”,而不是简单的发泄悲情;真正好的戏剧应该使人思索人生与命运的问题,而不是使人哭个昏天黑地。据说在欧洲语言中,“戏剧”与“理论”这两个概念有着相同的词源,都有“全神贯注地观看”的意思,观看是为了思考。雅典人要告诉我们的是,城邦的理性与价值观才是最值得我们思考与认同的。

2019年5月14日,企鹅兰登书屋旗下的霍加斯出版社(Hogarth)出版了王轩的处女作——短篇小说集《家庭疗法》(Home
Remedies)。这部作品由12篇短篇小说组成,按照主题分为“家庭”、“爱”以及“时间与空间”三个部分,分别反映了王轩在20多岁的不同阶段所思考的重要问题。作为美国新生代华裔作家中的翘楚,王轩无论是在故事题材的选择上,还是在形式上的大胆实验,给人的印象都是耳目一新的。《家庭疗法》犹如一缕徐来的清风,给美国华裔文学注入了一股新鲜的活力。美国知名世界文学杂志《今日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
Today)对王轩的作品赞赏有加,指出:“王轩的声音既富创新,又有磁性,为移民、文学与想象的复杂性、爱与技术以及对中国新生代的超现实主义再现等问题提供了崭新的视角。这些视角和过去几代人的视角是迥然不同的,在当代文学中鲜有体现。”
可见,她不再拘泥于以往“那种传统地对移民生活的苦难或……创伤”的再现,而是转向了一种全新的叙事视角,打破了人们对美国华裔文学的固有想象。那么,这种全新的视角到底是什么?又是什么促使王轩生争取这种与众不同的创作视角呢?

书名“荷马之旅”,显示作者对史诗的敬畏,对荷马的钟情。其实,旅行寻找完成一个心愿。在理由看来,荷马既是伟大诗者,也是一个“共名”,史诗的化身,所以,他每每提及,“走近荷马”,用心感受史诗,是一种修为,因此,书的副题是“读书与远行”。一位热爱荷马史诗的读书人,走近了荷马,与经典遭逢,是一种必然。史诗超越了时空,一个中国作家执著探访,盘桓于爱琴海,书写了对古希腊经典的现代诠释,也是一种幸运。

还是要回到米利都人的起义和反抗镇压。希罗多德在书中记载了伊奥尼亚人的将领狄奥尼修斯说的一番话:“我们当前的事态,正是处于我们是要作自由人,还是要作奴隶,而且是逃亡的奴隶的千钧一发的决定关头了。因此如果你们同意忍受困苦,你们当前是会尝到苦头的,但是你们却能战胜你们的敌人而取得自由。”(同上,406页)古代米利都人为什么被称为“爱奥尼亚的精华”?除了哲学以外,还有在城邦抗争中的政治学与伦理学,“自由的城邦”是其中不可剥夺的原则。到了中世纪的欧洲,在城市中生活的居民是自由的,城市也是自治的,就像那句著名的德国谚语所说的:“城市的空气使人变得自由!”(Stadtluft
macht
frei)据说这句谚语来自当时的一项习惯法:只要农奴逃到城市里居住超过一百零一天,他就是自由的,即使他的主人也不能再抓他回去。马克思说,“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还说过“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都是曾经来自德国的声音,关于自由的声音。

谈到这两个问题,我们必须要从她的人生经历说起。如前文所言,从南加州大学毕业后,王轩只身来到北京生活和学习。在那两年时间里,她租住在一间小公寓中,除写作外,还经常外出参加聚会、音乐会,接触过包括艺术家、作家在内的形形色色的人。这段生活经历不仅使她对当代的中国,尤其是对当代中国的年轻人有了更加直观、深刻的了解,同时对她的创作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用她自己的话说,“在中国的那些年彻底改变了我……不仅改变了我看待世界的方式,也改变了我生活中的主题关注……我在中国看到的事、遇到的人都是我在英语文学中从未碰到过的……我的朋友,我身边的人,他们都非常酷、非常性感。我想把这些人和事都写出来,但又不想把他们弄得像刻板印象似的。”
因此,她把在中国的这两年视为“她人生中最重要的时期之一”。

全书结构精巧,步步深入,章节标题生动。从关于荷马的传说释疑开笔,一路行走,以鲜活的场景,杂以史诗内容的人文故事,连缀为现场、历史、原著的多维视角,在轻松不乏风趣的叙述中,以中西文化的对比,或世界重量级人文大家的重要论述(书中引述多达数十人次),间或在地中海“回望中原”,构成文本的逻辑体系、情感温度、文理法则的讲究。面对人们熟悉而陌生的荷马,理由并不专门考据,不事辩诬,是用心去感受史诗精髓。荷马之旅,是跟着史诗远行,是读与写的心得,故而,真诚、精细、博识而节制,文气上的独具雅致,可耐细微体味。

从古代城邦到中世纪城市,从十九世纪的马克思到十九世纪的法国知识界,关于自由的声音仍然值得我们聆听与思考。近日重读法国著名历史学家米歇尔·维诺克的《自由的声音:大革命后的法国知识分子》(原书名:
Les Voix de la Liberté: Les Écrivains Engages au XIXe
Siècle;吕一民、沈衡、
顾杭译,文汇出版社,2019年5月),对十九世纪法国知识分子、文人关于自由的思想有了更深的体会。该书中译本第一版的书名是《自由之声——19世纪法国公共知识界大观》(吕一民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多年以前读过。此译本对该书的简介写得非常好:“血雨腥风的历史平台上,知识分子如何捍卫自由之原则?桎梏横行的年代里,怎样推进人类文明的进程?《自由之声:19世纪法国公共知识界大观》以动荡不安的十九世纪的法国作为解读的背景,通过描述维克多·雨果、乔治·桑、马尔所克等活跃于各个时期的精英知识分子坚持不懈的斗争历程,彰显出法国专制体制下捍卫表达自由原则的艰难轨迹。风起云涌的斗争氛围、针锋相对的笔墨论战和悲欢离合的生活际遇交织成一幅既有生活质感又充满睿智思想内涵的历史画卷。”再看看书名近似的另一本关于美国的书——《自由的声音:影响美国的17个演讲(英汉对照)》(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年),该中译本的简介是:“收录了两百多年来美国人民不断追求自由的17篇以自由为主题的演讲,演讲者包括了帕特里克·亨利……在内的各界杰出人士。在演讲中,他们向美国民众乃至全世界人民陈述了自由的可贵和不断追求自由、维护自由的希望与决心。即使遇到再多的艰难险阻,自由的声音永远都会高高响起、永远悦耳嘹亮!”同样很简洁和通俗易懂。

《家庭疗法》中随处可见她对当代中国的悉心观察和她作为新生代作家所关注的不同面向。身为“85后”作家,她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了生活在当代中国的年轻人。有关这部短篇小说集对当代中国年轻人的刻画和再现,《书单》(Booklist)杂志指出,“在这些和其他一些故事中,王轩大胆地探索了中国千禧一代的意义何在并完美捕捉到了该新生代的诉求”;英国的《卫报》(The
Guardian)认为:“这部短篇小说集处女作刻画了生活在海内外的中国千禧一代,闪现着一种强有力的人类学魅力”;同时还有其他评论称:“王轩捕捉到了中国千禧一代的心跳”,“这些人物代表了中国的千禧一代。他们出生在一个努力摆脱贫穷的国家,却在长大后赶上了一个繁荣的时代”。从这些评论中,我们不难看出,它们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即“千禧一代”。所谓“千禧一代”,又称Y世代(Generation
Y),一般而言,指的是出生在1980年至2000年间的人,这一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历史学家威廉·斯特劳斯(William
Strauss)和尼尔·郝伊(Neil
Howe)在他们的《世代:1584年到2069年的美国未来历史》(Generations: The
History of America’s
Future,1584-2069)一书中提出来的。千禧一代是伴随着互联网长大的一代。他们的主要特征是缺乏安全感和高消费,但又并非纯粹的物质主义者。他们崇尚友情和家庭,却又对稳定的工作嗤之以鼻,不会去刻意追求稳定的工作和生活。政治上,他们“偏向社会自由主义,比较接受开放的性观念……支持同性婚姻、娱乐性用药除罪化等”。

千古荷马,史诗风流。作家理由取一瓢饮,却也精彩如斯,自得风流。

目前这个新版本的译文看起来基本上与旧版译本相同,只是有个别字词作了修订。关于这个新版本的书名尤其是副标题与旧版本的差异,有评论者提出的解释是:“其标题可直译为‘自由的声音:十九世纪介入(公共生活)的文人。’……中译的副标题为‘大革命后的法国知识分子’,应该说是相当恰切的:可以说,整个十九世纪有关自由的论辩,都是在大革命遗产的影响之下、在拿破仑对自由十五年的压抑之后展开的。”我同意此解释中的观点,更认为旧译中的“大观”实在不好,但是与原文相比较,去掉了“介入”这个对该书内容而言很重要的概念,却是一种并非轻微的损失。说到底,还是对书名的翻译空间与自由度的理解与把握问题。

在王轩小说里的千禧一代中,最具代表性和典型性的当属“北漂”和“富二代”。在《阿飞正传》和《富二代特写》这两篇故事中,她集中呈现了这两个群体的年轻人在全球化时代所面临的挣扎与苦闷。《阿飞正传》是一篇向香港电影导演王家卫的同名电影致敬的作品。这篇故事以2008年奥运会后的北京为背景,刻画了一群桀骜不驯、精神叛逆的“北漂”在这座城市中的迷惘与疏离,以极具现实主义的叙事风格真实再现了千禧一代的生活环境与内心世界。故事的主人公是五位漂泊在北京的文艺青年。“我”是重庆人,是从北京电影学院辍学的富二代,是这群年轻人当中最有钱的主儿,自称是电影制片人;JJ有一半尼日利亚血统,来自广州,是一支乐队的主唱;本吉是电影摄影师,他的女朋友萨拉自从来到中国访学后就常年和他混在北京;傲天是温州人,以给电子产品和模特摄影为业。他们五个人租住在798艺术区的一间从以前的铅笔厂职工女浴室改造的房子里,整日混迹在三里屯大大小小的酒吧中,玩摇滚、吃烤串、酗酒买醉,体验着醉生梦死、昼夜颠倒的生活。渐渐地,他们厌倦了这种一无所有、没有方向的生活。傲天是第一个决定离开的人。他卖掉了他所有的一切,相机、衣服还有手机,目的就是不给自己留下任何退路,决绝地离开这个伤心之地。为傲天送行时,他们一群人站在站台上,其实每个人都有很多很多关于孤独、爱和希望的话要倾诉,但当火车缓缓驶入站台的一刹那,他们被迫把这些话埋在了心底,把痛埋在了心底。最终,他们一个个都选择了离开。故事的结尾,“我”的耳边高音播放着铜驴乐队的摇滚乐,歌手疯狂地嘶吼着:“我们都有激情,但不知激情何来。我们为何奋斗?我们的方向何在?你是要做个独立的人还是沧海之一粟?”显然,这帮北漂青年的梦想破灭了,又或许他们根本不清楚所追逐的梦想在哪里,但他们却在用个人的生命体验证明了他们与众不同的存在,证明了他们正值青春,浑身都透着股不一样的酷劲儿。毫不夸张地说,《阿飞正传》就是一份震撼人心的“北漂宣言”,以振聋发聩的声音昭告着这一群体特殊的存在感:“我们是意识觉醒的一代,听摇滚、喝牛奶、吃麦当劳、看《老友记》。我们不同于父母那一代,过着无爱的婚姻、干着分配的工作……我们不擅长数学和存钱,但我们擅长年轻。我们是现代五四时期的超级巨星,只有我们用着苹果笔记本电脑。我们阅读翻译版的凯鲁亚克。我们干着边缘的工作,拿不出钱给父母尽孝道,但我们很酷。”

新版本的封底有一段话:“大革命之后,统治法国数百年的波旁王朝退出历史舞台,迎来的却是法国近现代最动荡不安的世纪。在君主制与共和制轮番登场之际,知识分子选择发声,在议院中成立党派,成为大臣甚至是政府首脑。这些人中有明哲保身的赌徒贡斯当、戴着镣铐跳舞的基佐、预见民主弊端的托克维尔、身着男装的女作家乔治·桑、一度反对共和的‘法兰西灵魂’雨果……许多人白天还在为政府效力,晚上就被迫流亡他乡。……尽管政治立场相去甚远,但他们均共享对自由的热爱,而正是这份对自由的坚持使19世纪末的法国毫无疑问地成了欧洲最平等的社会。”这也是对该书内容的精准而又有某种深度的简介。

《富二代特写》(Fuerdai to the
Max)是一篇以富二代为题材的短篇小说。在这篇故事中,“我”和肯尼是两个在加州留学的中国富二代。为给“我”喜欢的女生莉莉出气,他们伙同其他几个中国留学生对女孩薇实施了霸凌。东窗事发后,“我”和肯尼逃回北京,企图逃避法律的惩罚。但回到中国后,他们始终难以排解潜藏在内心的恐惧。就这样,他们在酒吧中尽情地放纵、堕落。但恐惧感依然萦绕在他们的心头。结局是出乎意料的,就在“我”从同样是富二代的朋友斯奎尔家里跑出来后,“我”却在一个拾荒者家徒四壁的破房子里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家庭温暖。有关这篇富二代的故事,王轩曾这样说道:“我以前从未读到过这些人物……但我知道他们并且爱他们。我感觉我仅仅是在用同理心接近每一个人物的。没有人可以对他们评头论足。”同时,她还在谈到小说集中的富二代角色时进一步指出:“人们在谈论他们时总觉得他们不是人,而是属于他们所不能理解的另类……我感觉,我在这些故事中努力在做的就是告诉人们:‘不,富二代是人。他们也是跟我们一样的人。我们可以理解他们’。”因此,带着同理心写作的王轩所再现的富二代和以往我们所了解到的富二代的刻板印象是截然不同的,被妖魔化的富二代在她的笔下获得了正名的机会。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富二代自身的确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王轩并没有对这些问题予以简单的平面化处理,而是对富二代的心理加以深度的剖析,使我们得以有机会洞察到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所在。在王轩看来,富二代问题的产生与家庭氛围有着休戚相关、密不可分的联系。在《富二代特写》中,叙事者“我”曾数度提及家庭,尤其是父母对他的影响。“我”的父亲唐纳德出身自贫寒家庭,在意大利求学时穷得靠价格低廉的猫粮罐头赖以为生。后来,他不知怎么就从一个食不果腹的穷小子摇身一变成了一个富甲一方的百万富翁。每次当“我”问他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时候,他总是缄口不语,仿佛在他眼里,“我”“只是一个他在容忍着的东西”,似乎他为“我”提供了最好的物质条件,“我”就不应该再对他有什么期望和奢求。他并不知道,其实和那些物质享受比起来,“我”最渴望的还是父子之间的亲情,“我”最怀念的还是他用心为“我”做的那碗用沙丁鱼罐头、酱油还有冰箱里的剩菜剩饭大杂烩熬出的咸粥。尽管这碗粥不是用山珍海味做出来的,但它却饱含了父亲对“我”的爱,所以,“我”至今都还记得那碗用爱心熬出来的粥是多么香甜。谈到“我”的母亲米妮,她年轻、漂亮,但令人遗憾的是,她并不是一个合格的母亲。记得“我”上小学时曾因辱骂老师被学校开除。得知这件事后,她并没有尽到一个母亲该尽的义务,对“我”实施说服教育。相反,她彻底对“我”撒手不管,把“我”一个人丢到外婆家,不闻不问。从那时起,“我就觉得,无论我怎么调皮捣蛋,都再不会有人在乎我。我可以为所欲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在教育问题上,父亲同样没有起到什么积极的作用。每次“我”惹了麻烦,他都只会用钱来解决问题,对“我”漠不关心,这让“我”深切地体会到,也许“我惹的麻烦越多,他帮我擦屁股时从中获得的成就感就越大”。很显然,王轩对富二代的观照所选择的是一种与众不同的、充满人情味的另类视角。她在用事实告诉我们,富二代也是人,也需要父母和社会的理解与关爱。我们不能因为他们有钱,就戴着有色眼镜歧视他们、误解他们。

正如该书作者在“导言”所讲,他要写的不是一部十九世纪法国文学史或思想史。“这本书选定的历史是由文人、作家与写作者……为了自由,与当局和其他为反动权威或乌托邦主义权威效劳的文人斗争的历史。这并不是一种文学史:本书的内容与政治相关,这亦说明某种选择始终会有争议。”(第7页)另一方面,该书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思想史:“我们希望能让这些男男女女活生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而不仅仅写一部他们的思想史。而且,结合他们的财产、生活方式、爱情、庸俗的抱负、虚荣、弱点,他们的思想也变得可以理解。”(第9页)这当然是偏向感性的和重视历史语境的一种理解思想史的方式,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方式也会产生某种阅读上的障碍:关于自由这个主题的政治思想的发展逻辑、对立阵营的观点交锋、思想与历史事件关系的深度分析等等都被溶入到个人的行为、心思及其与他人的复杂关系等微观叙事中去,读者仿佛是要在一部嘈杂、喧闹的多声部乐曲之中辨认“自由的声音”的主旋律。读者似乎容易迷失于其中,或者望而生畏而徘徊在思想江流的岸边。其实,即便是生活在1805年至1859年的法国政治学者和历史学家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也称当时的局势为迷宫,其中充满了微细的变故、幼稚的念头、不足称道的激情、各种个人观点和自相矛盾的方案,许多公众人物的一生都在其中耗尽(见其《回忆录》第一章,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似乎是为了消弭这种阅读困难,作者的“导言”提供了俯瞰全局的角度,也较为集中地表达了作者的价值立场与对本书主旨的说明。

“千禧一代”是我们熟悉却又陌生的一代人。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他们中的很多人每天与我们擦肩而过,抑或,我们每天都生活在这群人的周围。但谈起我们对他们了解多少,他们真正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我们似乎都会一下子语塞,一时间答不上来。在我们固化的想象中飘来飘去的也许仅仅是几个干巴巴的形容词和几段虚假的刻板印象。身为千禧一代的一员,王轩对他们以及他们的生活有着感同身受的观察和体验。褪去偏见的她,作品中涌动着一股少有的、触手可及的真实,她的故事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幅栩栩如生的生活画卷和集体群像,引领我们“走进了一个急速飞转的世界,就犹如一盏匀速、好奇的探照灯,始终在这个随时都可能失去引力的世界中寻找着一张张一闪而过、毫无防备且又真实的脸”。

1789年大革命未能使自由获得制度性的基础(后来的所有大革命有哪些不是如此?),拿破仑虽然从人民那里获得合法性,但他实际上是以对自由的践踏而践踏了大革命,在这里维诺克说了一句足以让人心惊的话:“即使是革命者所痛恨的旧制度,也从来没有像帝国那样专制。”(第1页)但是,在波拿巴主义压制下的法国,自由派仍然幸存。他们没有首领、没有组织、一般说来不是专职政治家,他们只是作家、政论家和记者。“他们比其他人更需要表达自由,亦比其他人更愿意为表达自由而斗争。”(同上)当然,也有某些文人选择颂扬服从权力、教条,维护传统秩序。复辟之后的波旁王朝开始的时候在宪政的约束下还允许人民有一定的自由,但是没有几年就变得向专制倒退。自由派文人与王朝斗争的焦点是捍卫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最终导致1830年的“七月革命”,推翻了波旁王朝。在艺术表现上有我们所熟悉的德拉克洛瓦创作的《自由引导人民》,还有被安放在巴士底广场的高达五十二米的七月革命青铜纪念柱顶端的“自由之神”雕像,一个展翅奔驰的自由神。在接下来的七月王朝时期,自由的呼声仍然存在,但增加了社会主义的呼吁,围绕着自由而发生的思想论争变得更为复杂和激烈。1848年的革命带来短暂的自由与平等的幻觉,新的帝国开始的时候曾试图以人民的名义埋葬自由,但是迫于民族运动的变化而转向自由化。然而1870年的普法战争和其后的巴黎公社使形势变得在自由与专制之间进退两难。直到1870年代末,重新建立的共和制才使自由得以相对稳定地确立。1885年6月1日雨果的葬礼是“自由的声音”最后压轴的一幕,也是本书的终点,象征着自由的实现。如果我们以法国年鉴学派的历史观察眼光看待法国大革命之后的社会政治趋势,可以从错综复杂的变化中发现一种围绕着法国大革命的成果而发生的反复对立,也就是贵族的复辟与自由原则顽强抗争,而所有动荡的核心都是离不开自由与专制的抉择。

在本书中最受关注的浪漫主义作家是维克多·雨果,分别有四章谈论他。第六章题为“维克多·雨果:向左转的浪漫主义”,细致地分梳了君主主义和基督教的浪漫主义与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浪漫主义的区别,细致地分析了雨果的浪漫主义从右向左转的过程。我们或许最感兴趣的是思考艺术自由是如何与新闻自由、表达自由和政治自由获得同步的,然后目睹着“维克多·雨果成为共和派”(第二十三章),感受着“《悲惨世界》的冲击”(第二十七章),最后全书的结尾同样还是“维克多·雨果:至高荣誉”。雨果的一生不仅因其文学创作而不朽,同时也因为他永远致力于自由的事业而不朽。今天当我在课堂上向学生推荐《悲惨世界》《九三年》的时候,我想着的首先是政治与自由,其次才是文学。作者在“导言”中说,“雨果似乎可以安息:这位年迈的斗士已被奉为‘共和国之父’”(第7页)。值得思考的是:雨果手中没有枪,只有笔;雨果毕生为自由而呐喊——我想维诺克要强调的是,只能从共和国与专制制度势不两立的意义上理解究竟何谓“共和国之父”。

“这些男人、女人、作家、哲学家、政论作者或讽刺歌谣作者曾三次直奔广场,参与事件并试图对事件施加影响。由此,划分情节的三大交叉口依次是‘百日’(1815年)、‘二月革命’(1848)和‘凶年’(1870-1971)。19世纪的这三大政治危机也是非同寻常的集体时刻。作家、文人、艺术家在这期间,在议会的讲坛或市政厅这些巴黎长久的革命圣殿的窗台上起了积极和中心作用。”(第9页)这是多么形象和多么激动人心的描述!作者在“导言”最后说,十九世纪的思想成果——他指的是关于自由的思想——是我们不可剥夺的遗产;而全书的结尾是:“我们如今更喜欢嘲笑崇高,将自由视为理所当然,有时甚至喜欢挖苦19世纪的文学和政治,认为那些浮夸的言辞同当今的审美观格格不入。……然而,我们这些忘恩负义的继承者尤其要感激它们留下的遗产——我们还需要自由原则来奠定未来,某种自由的激情也将继续引领我们。”(691页)我时常感到,无论文学还是政治思想,十九世纪这份遗产的价值和意义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会过分。今天,我们没有资格嘲笑崇高,更不会在如何实现自由的问题上将自由视为理所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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