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手说想知道,哈代描写的是传统的英国乡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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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手说想知道,哈代描写的是传统的英国乡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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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安妮·法兰克十三岁时,她开始记日记。两年后她的日记戛然而止——写下最后一篇日记三天后,她和家人被党卫军从他们在阿姆斯特丹的藏身之处抓出来,并被送往一个位于荷兰的集中营,随后在1944年9月,他们被塞进了最后一班开往奥斯维辛的列车的拥挤的牲畜车厢。在饥饿、虚脱和斑疹伤寒肆虐下,1945年4月安妮和姐姐玛戈在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去世,几周后,英国军队解放了那个集中营。

有这么个水手,他正在街上走的时候遇见一位涂口红的女士。女士对他说:“你知道紫色激情的顶点是什么吗?”水手说:“不知道。”女士说:“你想知道吗?”水手说:“想。”于是女士让水手五点整上她家去。水手去了,他按响门铃,屋里的鸟儿从四面八方飞了出来。它们绕着屋子飞了三圈,然后门开了,它们又都飞了进去。涂口红的女士来了。她说:“你还想知道紫色激情的顶点是什么吗?”水手说想知道。于是女士让他去洗个澡,把身上弄得干干净净的。他去了,跑回来的时候踩在肥皂上滑了一跤,把脖子摔断了。这就是故事的结局。他到最后也没弄明白那个是什么。我的朋友爱丽丝跟我讲了这个故事,是她认识的一个人亲身经历的。

电影《德伯家的苔丝》剧照 资料图片

梅普·吉斯(Miep
Gies)曾帮助过法兰克一家,保存了安妮的日记,并在战后转交给她的父亲奥托。他是全家唯一的幸存者。这份日记在他修订后先是被荷兰的几家出版社拒绝,等到1947年才首度出版。在删除了一些有关德国人的不满言论后,于1950年出版了德文本。但要等到1952年双日出版社在美国发行这本书后,它才真正扬名世界。当时的编辑芭芭拉·齐默尔曼(Barbara
Zimmerman)是安妮·法兰克的同龄人,她婚后成为芭芭拉·爱泼斯坦(Barbara
Epstein),并与友人共同创立了《纽约书评》。如今这本日记已经被翻译成超过六十种语言,在日本甚至还有了漫画版。

——不错,这就是一个小故事,全文照搬自《安吉拉·卡特的精怪故事集》。

什么是真正的英国?一般的回答是,英国特有的、英国独一无二的东西的总和就是真正的英国。英国人自己打出的名片包括:红色双层公交车,红色皇家邮政的邮筒,红色电话亭,黑色甲壳虫出租车,泰晤士河上的塔桥,威斯敏斯特的大笨钟,福尔摩斯,莎士比亚,下午茶等等。这些从某种意义上讲,代表真正的英国的一部分,“真正的英国”应该说存在于典型的英国社会之中,存在于典型的英国生活之中。

是什么让这本日记能够在大屠杀的各种记录里独树一帜?是因为作者还只是一个年轻女孩,从而为这个故事加入了一层纯真被残暴碾碎的悲悯吗?还是因为当这本书问世的时候,针对犹太人的大规模谋杀仍然被包裹在有罪的沉默中,而她为那些无人哀悼的受害者提供了一张人性的面容?或者是否因为这本日记的某种语气与风格,将一个早熟少女的文字转化为一部文学作品?

先来说想象力与故事。人类的想象力从来对于未知的一切葆有好奇,并且趋利避害,从来在好奇之中怀有儿童般的侥幸心,那就是——我们愿意相信,所有未知的背面,都藏着属于我们的好运气。这没什么好说的,也无可指责,就好比当一位涂口红的女士劈面塞给你一则美妙的问题,谁都会蠢蠢欲动一番。涂口红的女士亮出来的,更像是个极具鼓动性的诱惑,它用“紫色”“激情”“顶点”连缀而成,递进着诱惑你,刺激着你的想象力,不免要惹得你心痒难忍。于是,我们上路了,准时叩响那扇神秘之门。我们看到了出来又进去的鸟儿,它们有“四面八方”那样的规模。不是吗,这已经有了点儿“紫色激情”的意思。但这能算的上是“顶点”了么?——好像,嗯,还差着点儿意思。想要“登顶”吗?那就得费点儿周折了,你得“把身上弄得干干净净的”。这也没什么好说的,想要知道“紫色激情的顶点”,可不就是得有些前提条件嘛!回去洗洗再来吧。我们是得有多急迫,遵嘱弄干净了自己,跑着又来了。这一跑不得了,最后就弄出了个故事的结局。

1.那么,什么是典型的英国社会和英国生活呢?托马斯·哈代是中国读者熟悉的英国作家,从哈代的作品中,我们也许可以看到一些端倪,得到一些启发。许多人都读过他的小说《苔丝》,或者看过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卡斯特桥市长》,然而,哈代在开始写作的时候是一个诗人,而且诗歌创作贯穿了他的文学生涯。在1896年出版《无名的裘德》之后,哈代放弃了小说创作,回归他文学创作的初衷,陆续出版了8部诗集,成为他那个时代的著名诗人之一。

这种基督教的意象并非巧合。犹太人没有圣徒。但犹太人纪念大屠杀的某些事例仍然被基督教化了。圣徒现象与烈士相连。一座位于洛杉矶的大屠杀纪念中心就名为烈士纪念馆和大屠杀博物馆。烈士并不仅仅是一名受害者。烈士为了某种理想而献身;像基督那样,他们为了某种理念、某种原则、或者某项事业而牺牲自己。宗教般的信念浸透在他们的鲜血中。烈士为我们提供了某种获救的机会。他们遭受的苦难应当使他们更加高贵,也使得那些敬拜他们的人与有荣焉。

再来说说想象力与故事如何驱动社会。当文学有了想象力与故事这两件宝物,我们便像那位故事里的女士——涂着口红登场了。我们以文学的名义,用想象力与故事驱动了社会,几千年下来,我们似乎一直还都得了手,让人类史变成了想象力的历史,让社会史变成了一部故事史,时至今日,人类处理一切事物,小到谈恋爱,大到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都要赖以一种讲故事的方式才能被理解,才能够凑效;当人类展望前景,首先怀有的,也只能是一份讲故事般的心情。

在英国现代派文学盛行的年代,哈代被视为(或者歧视为)旧时代的最后传承者,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是可以理解的。哈代描写的是传统的英国乡村生活,代表着传统的英国价值观。他的小说和诗歌往往使用传统的形式,在诗歌形式上注重音韵和节奏。在那个讲究“创新”、提倡“实验”的时代,在那个“意识流”和“自由诗”的时代,哈代显然像是一个不入流的老古董、一个前朝的遗老。哈代曾经说,自由诗在英格兰不会有什么结果,“我们所能够做的,就是用旧的风格,写旧的主题,但竭力比我们的前人做得更好一点”。这样的观点在现代派文学主导的年代属于古板而又陈旧的。

将安妮·法兰克视作烈士的提法并非完全由基督徒发明。奥托·法兰克毕生致力于将他女儿的日记作为一个充满希望和救赎的故事来推广,将这本书描述为“在犹太人的苦难中结出的果实”。当然,人们可以从任何神圣的文本中汲取经文,以证明有时相当矛盾的观点。正因如此,人们可以在安妮·法兰克的日记中找到词句,来证实犹太人所遭遇的“殉难”具有特殊意义的观点。在1944年4月11日,她写道:“在世界的眼中,我们在劫难逃,但如果经历了所有这些苦难之后,仍有犹太人存活,那么犹太人将被视为一个范例。谁知道呢,也许我们的宗教能够教诲全世界及世界上所有人关于良善,这就是我们必须受苦的原因,唯一的原因。”

回到那个小故事。读到它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有点儿变态了的小故事其实还蛮喜庆的。不是吗?蛊惑水手最终摔断了脖子的,是“紫色激情的顶点”这种玩意儿。这位仁兄由此变得挺招人喜爱,他不是为了“芝麻开门”,不是跟在阿里巴巴屁股后面觊觎金银财宝的四十大盗,他所迷恋的,是一种迷人的、情怀一般的旨趣。在我看来,这位仁兄可能入错了行,他表现出来的世界观,似乎更适合去做一名作家——替人类去做梦,替人类去澎湃地想象,替人类去攀登激情的顶点。在这个意义上,作家驱动着的对象,可能本来就是一群作家;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可能就是一个作家的族类,一个可爱的、想象力和故事的物种,我们依赖想象力和故事来驱动同类与自己,勇攀紫色激情的顶点。

但是,随着现代派进入历史,随着新的时代的到来,哈代也迎来了新的读者和新的评价。这个新时代应该说始于20世纪50年代,始于英国诗歌对现代派文学的反叛,后现代的英国诗人逐渐抛弃了现代派的自由诗和非个性化的诗歌理念。人们逐渐认为,现代派实际上是一个外国的流派,其代表人物庞德、艾略特都是美国人,他们能够得以在英国成功和立足,是因为那个年代的多数英国诗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死,给现代派留下了立足的空间。因此现代派实际上是美国诗人对英国诗歌的绑架。同时,人们也意识到英国诗歌的传承,所谓的英国传统,并没有断线。当人们回溯历史,发现了哈代、贝杰曼、格雷夫斯等等。现代派的霸权曾经将这些诗人压制了下去,而实际上他们才是英国诗歌在现代派时代的真正代表。

读到这里,我想起了已故的阿莫斯·奥兹在接受一家德国报纸采访时所谈到的,当时的话题是基督教通过苦难获得净化的理念。奥兹说,在很多人眼中,犹太人被大屠杀而“净化”,“就像毒气室里的淋浴喷头向受害者喷出了道德上的消毒剂”。这也许能够解释反犹太复国主义的一些极端观点:犹太人应当比其他人更好,更圣洁;因此犹太人的不当行为应该遭到特别的谴责。

故事里,那位水手一度看到了群鸟,紫色激情就在眼前,可以的话,我们还能说他“曾经那么接近幸福”。当然,这么说有些滑稽——但也庄严。我觉得他没什么问题。非要说有,那就是他的心急了点儿,在追寻幸福的道路上,跑起来了。这一跑不要紧,可能就坏了故事的规矩,于是一块具有想象力的肥皂都能将他故事性地撂倒。寓教于乐的故事,就借着想象力成为了寓言,告诉我们:别急,当我们距离那个“顶点”不远的时候,先得看看脚下有没有肥皂。

哈代在新时代的英国变得越来越重要的另一个原因是,随着后现代对种族、性别、阶级等话题的重视,民族特性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英国虽然是一个小国,但是在它的境内包含着几个不同的文化传统。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有自己独特的语言、历史和文化传统,大不列颠联合王国的米字旗所代表的就是几个不同的文化传统的交叉和融合。然而在后现代,北爱尔兰的归属问题一直没有解决,苏格兰和威尔士先后成立了自己的议会和政府,在联合王国内争取到最大的自治权利,在文化上几个地域都非常强调自己的独立性,即它们属于凯尔特文化传统,有别于英格兰的盎格鲁-萨克森文化传统。

将安妮·法兰克日记作为某种救赎的来源或者至少是安慰的概念,在1955年,经由两位好莱坞剧作家弗朗西斯·古德里奇和艾伯特·哈克特撰写的话剧获得了进一步的宣扬。该剧中著名的结束语摘自她1944年7月15日的日记:“尽管如此,我仍然相信人心本善。”由此,本应在安妮的悲惨死亡中结束的故事,被赋予了令人振奋的好莱坞式结局。

我觉得这个故事完美地呼应了“文学驱动社会”这一命题。我们或许都是些人类中格外想知道紫色激情的顶点是什么的人。我们“把身上弄得干干净净的”来了,我想,在今天这个“鸟儿从四面八方飞了出来”的时代里,兴致盎然之余,我们还要记得——如果我们已有幸接近紫色激情的顶点,别急着跑起来,得先看看脚下是不是藏着块要命的肥皂。

另一方面,英格兰也在思考自己的民族特性,寻找所谓的“英国性”。在这个寻觅的过程中,有几个作家浮出了水面,受到了特殊的关注。比如简·奥斯汀又重新受到了读者和电影导演的青睐。1813年出版的《傲慢与偏见》在多次被搬上银幕和电视银屏之后,又于2003、2004和2005年分别被美国好莱坞和印度的宝莱坞搬上银幕。究其原因,与奥斯汀作品所反映的英国特性有关。哈代是另一个在这场英国特性的大思考中受到青睐的英国作家。据说,英国2004年开始出现“哈代热”,并且持续升温。两年内有三部哈代的传记研究出版,有多篇评论文章发表,甚至著名评论家特里·伊格尔顿也参与其中。在英国作家中,哈代的作品是继奥斯汀的作品之后被搬上银幕最多的。

然而,这句话的语境并非积极向上。安妮写下这句话的时候,正在与绝望斗争。在那句引文的同一段,她写道:“我听到雷鸣步步进逼,那雷声有一天也会摧毁我们,我感受着数百万人所遭受的苦难。”但她也认识到“将我的生活构建在混乱、痛苦与死亡的基础之上”是不可能的。在这次抓住一线希望的尝试之前一个月,她也曾表露过对人性的某种更加暗淡的认识:

于是,想象力与故事将不仅仅是驱动着我们的发动机,也将是我们制动和刹车的把手。这或许才是故事整全的美意,也才是想象力完整的说明书。

哈代的诗歌和小说作品描写英格兰南部的乡村,即所谓的“威塞克斯”地区。在英国社会向工业化转型的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这里仍然保留着较为传统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工业化和城市化给英国的各个地区,甚至偏远地区,都带来了不少的冲击,从哈代的作品中我们也能够看到这一点。社会阶层的分裂、传统文化受到侵蚀、价值观的转变、婚姻制度的自由化、教育体制的革新、犯罪率的增加,都是这个历史转型的后果。哈代对英格兰乡村的建构显然反映了英格兰人的一种集体记忆,一种对于他们来说逐渐远去、又不可复得的历史。随着帝国的衰落,英国逐渐从走向世界转变为回归故土,重新回归大英帝国的核心,去寻找英格兰人自己的“英国性”。

我不相信这场战争仅仅是政客或者资本家造成的。不,每个人都同样有罪……人人都有一种破坏性的冲动,愤怒、谋杀和杀戮的冲动。直到所有的人类,无一例外地经历彻底转变之前,战争将继续爆发,所有被精心建造、培育和种植的东西都将被砍伐和摧毁,只为了从头再来!

(本文发表于《延河》杂志2018年10期“弋舟小辑”一栏)

2.所谓的“英国性”指英国民族的特性,很难对它做出非常准确的界定,但是当人们看到某些特征和某些倾向,人们会意识到这是英国人所特有的,那就是英国性。美国诗人艾略特1914年定居英国,1927年加入英国国籍,对传统的英国文化有一种特别的偏好。据他的传记记载,他喜欢传统的英国餐厅,饭前喝雪利酒,饭后喝葡萄酒。他支持历史上玫瑰战争中的约克家族,因此每年在玫瑰战争的关键战役博斯沃斯战役的纪念日,他总是佩戴白玫瑰,以纪念英格兰最后一位国王理查三世。他穿西装、戴礼帽,在需要时,会轻轻举起礼帽,向他尊敬的人致意,有一副英国绅士的派头。

这样的情绪并不能让安妮·法兰克成为全球敬拜的对象。也很难想象在1959年的电影中,由米莉·柏金斯饰演的安妮·法兰克,也会怀有这样的想法。这也不是奥托·法兰克想要强调的一面。过多地关注安妮·弗兰克和其他数百万人遭受的惨状,会让生活难以忍受。坚守她的圣洁形象,那个仍然在人类如此不堪的堕落行径中寻找希望的无辜年轻女孩的形象,能够更加抚慰人心。安妮·法兰克在世界各地(以及在本文所评论的这本书的封面上)被广泛复制的最常见的形象,是她甜美微笑的画面。

1940年,艾略特来到英国南部的小村庄东科克,这是他的先祖17世纪移民美国前居住的村庄,这也是他加入英国国籍后的一次寻根之旅。在《四个四重奏》中,他描写了这里的乡间小路、农舍、教堂和原野,想象人们在每年的五月节举行的篝火晚会。人们随着音乐的节奏,跳起乡间欢快的传统舞蹈,男女配对,脚起脚落,应和着音乐的节奏。他们一代一代地传承,生生不息,也应和着季节的节奏、时间的节奏。

这能够解释为什么一个年轻女孩的日记已经被数百万人阅读,但它并不能向我们展示这份文本更多的文学价值。我认为这本日记以及安妮写下的一些关于她的躲藏生活的草稿的力量,都在于她并非圣人这一事实。她也不是烈士。首先,她并不想牺牲自己;她想活下去。而且,她所遭受的苦难,以及那些与她同命运的人的苦难,并无特殊意义。大屠杀的受害者并非为某种事业而死;他们丧生是因为那个执行种族灭绝的政权决定他们无权活下去。

这个小村庄所代表的传统与哈代所描写的英格兰乡村类似,对于一心想成为英国人的艾略特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也许这就是他所追寻的“真正的英国”。1939年,在去东科克寻根之前,他在剑桥大学做过一次学术演讲,描述了他心中的理想社会,讲稿后来出版为《一个基督教社会的构想》。在演讲中,他描述了一个传统的、以基督教社区为基础和单位的社会,一个人们相互认识、在同一个教堂做礼拜、近距离接触大自然的社区,以及在宗教基础上形成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可以说,这是东科克在艾略特心中的缩影,他之所以向往这样的社会,是因为在他看来,英国社会正在朝着他不愿意看到的方向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正在改变英国社会的面貌和人口构成,英国正在失去它的“英国性”。

这本书能有这样非同一般的反响,必然与安妮作为一个少女的身份有关。谋杀一位脾气暴躁的老人,虽然同样令人发指,但就没有那么凄美。对于很多人来说,安妮·法兰克是一位圣人。法兰克一家和另外四个犹太难民躲藏的公寓位于阿姆斯特丹的王子运河河畔,如今已经成为圣地,数百万人来此拜访,他们在此落泪、留影、献花,凝视着由安妮收集的电影明星别针装饰的近乎神圣的墙壁。奥托·法兰克曾经收到过一封来自一位神父的信,信里提到这位神父曾经向安妮祈祷,就像她是一位真正的圣徒那样。在日本的西宫市有一座安妮的玫瑰教堂。盐湖城的摩门教徒们为安妮追授了一场洗礼,将她纳入他们之中。甚至有人宣称曾经目击安妮显圣。几年前,在他们躲藏之处后面的花园里的一棵七叶树患了病将被砍倒的时候,人们发起了一个运动来试图保留它。安妮曾经在后窗的窗帘缝隙中看着这棵树,它因此成为一个珍贵的遗迹,需要得以保留。这棵树终究没能活下来,但在它被风暴吹倒之后,有些访客们从树桩上剥取木片,像真十字架的残片那样珍视它。

在此之前的1933年,艾略特曾经在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做过一次演讲,取名为《追逐异教神》。在这个典型的美国南方州立大学,他甚至对内战前的南方社会表达了一种怀旧之情。内战前的美国南方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也是典型的英国贵族社会。它远离纽约这样的大都市,人口相对单一,信仰、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与传统的英国相同。“你们没有那么工业化,外国人的入侵也比较少,你们有更加富饶的土地,”他告诉弗吉尼亚大学的听众。如果你们要恢复那个消失的传统,艾略特断言,“可能性比别的地方更大。”

作为写作者的安妮的尖锐目光也揭穿了那个粉饰是非的神话:共同的痛苦使人们更加善良。与安妮同时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普里莫·莱维写道,最卑劣的人往往能幸存下来,“自私者、暴力者、麻木不仁者”,而“最好的人都死了”。安妮并未描述集中营内的生活。她的日记中的世界是另一种不同类型的监狱,在一些勇敢的人的帮助下,那里的囚犯仍然可以获得足够的食物,仍然可以洗漱、有干净的衣服穿、能够读书,能够坚持一定程度的文明尊严。

艾略特在这里所说的传统,与他后来在1939年所构想的“基督教社会”,以及他所描写的“东科克村”有很多相似之处。他说,传统不是指教条式的信仰,而是这种信仰基础上所形成的生活,“包括所有习惯性的行为、行动和习俗,从最重要的宗教仪式到最简单的打招呼的方式,但这些代表了‘居住在同一地方的同一民族’的血缘亲情。”在他看来,地方特色和地方传统应该得到尊重和珍视,如果地方特色消失,世界走向了同一,那么世界将会变得单调、乏味。

但那里仍然是一个监狱,里面的人生活在持续的恐怖之中,而且不知道他们的刑期会在何时或如何结束。安妮不得不与一个脾气暴躁的中年牙医共用她狭小的卧室,她以前从未见过此人,她称呼这个人叫杜塞尔(意为“傻人”)。在奥托·法兰克的果酱公司仓库和办公室的秘密“附楼”里的居民时常不得不完全沉默地生活几个小时,以免向任何旁人暴露他们的存在。这种被迫的紧密关系,即使在最具善意的人与人之间,也会迅速带来琐事和恶意:食物的分配、利用卫生间的时间、或者使用书桌的时间,都会引发冲突。轻微的调情也会引起嫉妒爆发;重复叙述过太多次的意见或故事也会引人烦恼。这一切都没有逃脱安妮的注意:“附楼中的关系一直在变得越来越糟。我们都不敢在吃饭时张嘴(除了张嘴吃东西),因为无论我们说什么,有人一定会怨恨它,或者以错误的方式来看待。”

3.哈代和艾略特所描写的“英国社会”在当今仍然存在,有人称之为“有机社会。”在兰卡斯特郊外的农村,在乡间公路旁,有一座用农舍改造的英式传统餐厅叫“羊毛客栈”,这里就可以看到这种社会的缩影。该农舍建于1905年,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餐厅在宣传册中对其悠久历史引以为豪。其中厚重的木板桌子和沙发保持着乡间的粗放风格,壁炉是烧木材的真火壁炉,据说冬天的感觉更好,远远超过电暖或水暖的感觉。餐厅里聚集的客人都是当地居民,他们看上去粗壮、豪放,面色红晕,职业也许都是农民或农场主。他们饮酒、吃饭,谈论着他们熟悉和关心的事情。相同的出身、相同的语言、相同的文化背景使这里的气氛其乐融融。

安妮在她的日记里描述的,就是萨特的名剧《禁闭》中的那种封闭空间,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巧合。这部剧作诞生于1944年,与安妮写下她的日记恰是同时。他用的语言是“他人即地狱”,而安妮日记的结束语,也不是她对希望的描述,而是:“……如果这个世界没有其他人的话。”

然而,这样的“有机社会”在日益多元文化的英国逐渐变得越来越稀有,哈代和艾略特定义的“英国性”逐渐在淡化。在伦敦、曼切斯特、格拉斯哥、爱丁堡,以及类似的大城市,人口的组成越来越多样化。这样的大城市越来越像美国的纽约、法国的巴黎、意大利的罗马和德国的柏林,生活越来越国际化,大街上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能听到世界各地的语言,整个城市就是一个大熔炉。不同信仰的人们居住在同一个社区,去不同的教堂做礼拜,这些现象日益普遍。全球化已是一个世界趋势,不同文化相互包容,多元文化社会在世界各地逐渐形成。

作为那一代荷兰人中最有名的小说作家,哈里·穆里施(Harry
Mulisch)比安妮·法兰克年长两岁(他于2010年去世)。他自己对战争的痴迷源自他复杂的背景:母亲是犹太人,父亲是奥地利纳粹党人。穆里施于1986年在柏林发表的演讲中讨论到安妮的日记是否可以被视为文学作品。他景仰这本日记,并被它所感动,但他的结论认为它不能被归类为文学,因为它是真实的。他认为,“真实总是意味着缺乏自由:事物就如同其本身那样。然而在文学中,事物并不是那样”。

在这样的大趋势下,固守“英国传统”是一个可以理解的选择,但是也是一个狭隘的、保守的思想倾向。哈代和艾略特过分强调的民族独特性,已经不符合时代需求。应该注意的是,“美国优先”“英国脱欧”等现象,都是这种回归本土思想的一种反映,也是保守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想的反映。经济、科技、贸易、交通的发展所形成的全球化,使得固守一方、坚守过去的做法一成不变越来越成为不可能。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才是时代的潮流。

如今这已经是一种过时的观点,我们不再相信文学必须是虚构的。安妮·法兰克想成为一名文学写作者。她曾经写道,她的“最大愿望”是“成为一名记者,随后成为一名著名作家”。当她听到伦敦的一个荷兰语电台的广播,呼吁人们记录德国占领下的生活时,安妮重写了她的日记,打算将其作为一本名为《秘室》的书出版。在写日记的同时,她还写了一些短篇小说、一些关于她学校生活的回忆,以及描绘她的家人和朋友的速写。这些文章将首次在《文集》中出版,它们展示了某种刚刚起步的天赋,但仅仅是练笔。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她的写作能够如何发展。但这本日记,无论穆里施怎么说,都是一项了不起的文学成就。

(作者:张剑,系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院长)

她选择的这种形式旨在表现出一种亲密感。安妮是“尤德修”丛书的忠实读者,这套书由茜茜·范·马克斯维尔特在1920年代为少女创作。范·马克斯维尔特笔下的故事常常通过日记和书信来叙述。在她书中的一个名叫基蒂的女孩的角色启发下,安妮把她的日记中的部分篇章写成了给基蒂的信,作为她想象中的朋友。这使她能够倾诉她的感受,其中包括了一些相当苦涩的内容,同时也记录了她在附楼中的“禁闭”生活。

这本日记带来的一个启示是安妮对外部世界状况的了解程度,主要的渠道是听BBC,当然在当时这是被禁止的。她在1942年10月9日的一篇日记中提到了犹太人正在被送进毒气室,这足以摧毁战后人们普遍宣称的“当时不可能知情”的观点。但这本日记的文学价值不仅仅在于历史方面。安妮的故事实际上是关于成长,包括理智、情感和性的方面,这一切发生在那个囚笼里,还必须与成群的相互争吵的成年人共处,这些成年人过于恐惧和自私,无法给予她所需的关注。

她精彩地描述了她的内心生活:“我想春天已经在我体内。我感受到春天的觉醒。我全身全心都有这种感觉。我必须强迫自己的行为保持正常。我处于一种完全混乱的状态……”她享受与彼得的第一次亲吻,那是一个比她年长的男孩,也躲藏在附楼里。但与她在身体里的变化同样自然的是她的预感:“我看到我们八个躲在附楼里的人,就像是被一片不祥的乌云包围的蓝天。我们脚下的圆形的一片地仍然是安全的,但是云层正在向我们涌来,在我们与逼近的危险之间的圆环形地带正在被逐步收紧。”

正是这种内心世界和外在世界之间的紧张关系,如此巧妙地交织在一起,使得这本日记能够带来不同凡响的、甚至有时令人难以忍受的冲击力。让安妮·法兰克成为一个圣人或某种集体认同的象征,就会错过她成就的本质。她死后的悲剧——也是她获得全球声望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恰恰是人们所做的。

荷兰人很早就将她视如己出(现在不那么强调了),因为安妮可以被塑造成一个象征荷兰在战争中无罪的象征,尽管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她是被某个荷兰人出卖了,而且百分之七十五的荷兰犹太人被带走然后被杀害,这个比例高于西欧其他任何地方。没有荷兰人通敌,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实上,自从安妮全家在1933年从德国移民来此之后,她的德国护照被收走,也从未持有荷兰护照,尽管她“在战争后的第一个愿望是成为荷兰公民。我爱荷兰人。我爱这个国家,我喜欢这种语言,我想在这里工作”。 

美国人以另一种方式对安妮声称主权,通过话剧和电影将她变成了一个活泼的美国少女。当话剧在百老汇上演时,一位被深深打动的美国女学生向制作人写信说这部戏“让我们所有人对我们生活在美国这个自由之地深感幸运”。她不知道的是,奥托·法兰克曾经绝望地尝试申请能够拯救生命的签证,想让他的家人逃到美国,但都被拒绝了。显然,即使是朝鲜人在不久前也找到了某种方法利用安妮·法兰克,他们将《安妮的日记》分发给学童,指导他们将乔治·W.布什总统视为希特勒,而将朝鲜视为他的种族灭绝受害者。

但是对安妮·弗兰克灵魂最激烈的争斗来自美国犹太人,从1950年代就开始了。那部话剧的作者,连同奥托·法兰克一起,被指刻意抹去了安妮故事中的犹太特性。最猛烈的抨击来自于小说家迈耶·莱文(Meyer
Levin),他撰写的改编剧本被拒绝,并且他认为安妮的故事不应该由一个非犹太人来讲述。与她本人相比,她被塑造得不那么犹太化,犹太人经历的独特性更被淡化了。

这样的抨击有一定的道理。奥托·法兰克希望他女儿的命运能够包含某种更普世的信息,而不仅仅是一个关于犹太人苦难的故事。但是这其中也有某种源自社会阶层的理由。法兰克一家是一个典型的归化德国犹太家庭,他们的生活中几乎没有宗教或犹太习俗。奥托甚至提议过送给安妮一本儿童版的《新约》作为光明节的礼物。而她的妹妹玛戈认为,更合适的场合可能是圣尼古拉斯日,这是一个非常荷兰的节日,而安妮对此更加重视。关键在于,法兰克家族所体现的那种受过教育的归化,在那些更加顽固地坚持犹太文化的犹太人弱势群体眼中,往往被视为一种势利和自我仇恨的形式。

并无证据表明,安妮·法兰克认为她能够代表除了她自己以外的任何人:一个陷入了恶毒和无意义的迫害之中的犹太血统的人,一个对生活充满渴求的成长中的女性。但普遍性通常源自特例之中。尽管各种人都想利用她,但即使对于跟她没有任何共同点的人,她个人的独特的话语也足以解释她的吸引力。因此她仍然在世界各地被阅读。而最重要的是,这使她成为一名天生的作家。

(英文发表于2019年8月13日《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作者授权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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