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如今的国内读者对当代中国的作家作品有多么的冷漠和厌倦,而不管是莫斯的夸富宴还是巴塔耶的花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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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如今的国内读者对当代中国的作家作品有多么的冷漠和厌倦,而不管是莫斯的夸富宴还是巴塔耶的花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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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的初夏,似乎比往年都热得早,电视里说欧洲的热浪都破了几十年的记录。背后是冷飕飕的空调风,我打开网页,想看看国内新书销售的小说类排行榜,结果是吓了一大跳,原来在前100名当中,80%都是国外的引进版!可见如今的国内读者对当代中国的作家作品有多么的冷漠和厌倦。

鲍德里亚早年考察现代社会时,曾经指出现在这个现代社会是一个“消费社会”(La
Société de
consommation),即以商品的消费带动生产的一个“物”的社会。而鲍德里亚解剖这个消费社会的手术刀或者方法,就是运用巴塔耶建立在莫斯的“礼物”(don)尤其是其“夸富宴”(potlatch)理论之上的“花费”(dépense)的概念。而不管是莫斯的夸富宴还是巴塔耶的花费,都来自于他们对于原始部落的生活模式的解读,从原始部落人们的生存和交往方式中总结出其内在的不变的“结构”并建构而成。

《羊之歌:我的回想》,[日]加藤周一著,翁家慧译,北京出版社2019年7月出版,400页,59.00元

其实,在中国文学进入21世纪的时候,学界已经感到了巨大的惊慌:到底应该如何评价一个泱泱大国的当代文学?如今的世界不可能再闭关锁国,中国的当代文学,就这样赤裸裸地暴露在全球人的眼皮底下。想要世界承认,又害怕人家看到短处,中国的文坛正在陷入极其尴尬的境地。

而鲍德里亚借助这些概念来审视现代社会的目的,是为了理解深藏在我们这个所谓的消费社会的皮肤下的骨骼和血脉。同样,也可以借助于巴塔耶其他理论概念,对当下的这个“后”消费社会进行审视,以从中发现其特质。而对于当下这个社会来说,最大的特点还不仅仅是消费的深度化,最重要的就是AI化,正是AI的普及及运用,使得这个社会变成了一个由数码的天罗地网所编织而成的新社会。

1968年8月和9月,日本著名知识分子、文学评论家和思想家加藤周一的自传体小说《羊之歌:我的回忆》(以下简称《羊之歌》)和《续·羊之歌》在岩波书店相继出版。这部作品从1966年10月至1967年12月在《朝日杂志》上连载,颇受欢迎。集结成书后也好评如潮,畅销不衰。在2018年岩波书店创业一百年之际举行的“读者优选佳书”调查中,该书荣登“岩波新书”系列第三名,仅次于斋藤茂吉的《万叶秀歌》(上下卷)和丸山真男的《日本的思想》。

然而,历史悠久的华语文学不会自我消减,反而会以另外的方式恣意生长。人们欣喜地看到:海外的华语作家正在世界各地播种开花,无论在历史现实的挖掘,还是在人性深处的探索,他们的努力,对当代华语文坛的提升都具有着突破性的意义。

本文试图运用巴塔耶的“动物性”概念来从四个方面来考察当下的社会及文化状况。首先是谈谈动物性与理性的冲突,其次谈谈个体的动物化,再次,谈谈集体的动物化,最后谈谈人工智能的动物化。从而概括出当下文化有向原始化回归的趋向。

在《日本文学史序说》(下卷)中,加藤对日本著名经济学家河上肇的自传《自叙传》评价甚高:“河上的《自叙传》之所以是优秀的文学作品,不单是因为他的文章明了,情景的描写生动,而且还因为主人公,也就是河上肇本人是复杂而多面的,同时又具备了自己的个性,即一贯坚强的人格的自我同一性。因此他的人格的形成史与思想发展史重叠在一起,这种重叠又敏锐地反映了时代本身。”这段评语用来形容《羊之歌》自也十分贴切。今年恰逢加藤诞辰一百周年。读他的回忆录,既是读个人成长,也是读时代变迁。

毫无疑问,当中国人在物质上越来越丰富的时候,灵魂的饥饿就会越来越显现出来,文学应该是人们渴望的对象,因为每个人都渴望在文字里寻找生命存在的意义,当然,这必须是真正的文学。就是在这样的苦苦寻找中,我们看见了华东师大出版社今年五月推出的《海外华语小说年展2019》。

动物性与理性的冲突:“原始力量”的“永恒回归”

《羊之歌》问世时,出生于1919年9月的加藤还不到五十岁,出版回忆录似乎为时尚早。当时,后来被誉为“知识巨匠”的加藤已出版《日本文化的杂交种性》《现代欧洲思想注释》等名作,但尚未开始撰写“确立其在思想界和文化界的权威地位”的代表作《日本文学史序说》(上下卷)(该书由筑摩书房出版于1980年),距离他牵头成立著名护宪团体“九条会”也尚有三十六年之久。“九条会”全称为“和平宪法第九条之会”,最初由俄亥俄大学教授查尔斯·奥弗比(Charles
M.
Overby)于1991年在美国创立。2004年6月1日,加藤周一、大江健三郎、鹤见俊辅等九名知名知识分子联名发表“九条会宣言”,九条会在日本正式成立。该团体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呼吁维护“和平宪法”的原貌。

这显然是一部奇异的书。首先的“奇异”是它的编选者并不是来自学术界,而是以一位小说家的眼光扫描同行。该书的策展人是跨界作家夏商,夏先生原名夏文煜,1969年出生于上海,九十年代初就开始发表小说,被誉为是中国后先锋小说的代表作家。见过夏商的人多认为他是中国文坛的异类,狂狷倔傲且不妥协,让人很怀疑孕育他的母土是不是中国。当年的评论界认为他的作品“不属于20世纪90年代而属于未来”,直至今日他的小说都被出版界所欢迎,但他却一直坚守在体制之外。说他是一个跨界作家,一是指他在发表小说的时候同时经商,二是指他近年来游走在海内海外,他不仅与海外作家广泛接触和交流,也将他独特的文学观和世界观传播开去。

巴塔耶认为,因为人来自动物,所以“动物性”或“兽性”(animalité)是人的本源性存在,而劳动使得人逐渐开始约束和摆脱自己身上的动物性,使得人逐渐产生出“人性”,但这个“人性”的枷锁并不能完全控制住人的动物性,人在有生之年总是要有意无意挣脱这个人性的牢笼,重新回归本源的动物性。而人的这种动物性的“永恒回归”是不可遏抑的,它具有一种强大的力量,与生俱来,坚不可摧,它是一种“原始力量”,在人的理性世界中不断“永恒回归”。这与巴塔耶对尼采的“永恒回归”的加持有关,但他用动物性的原始力量置换了尼采的“永恒回归”后的权力意志。

《羊之歌》仅叙述了加藤的前半生,而且因其自传体小说的体例,书中不乏虚构和隐匿实情的部分,但仍旧清晰地勾勒出作者的思想和情感轨迹。

此书的另一个“奇异”,是书中的内容与我们通常看到的选本有很大不同。因为是来自小说家的眼光,书中所选的作家当然都是目前活跃在海外相当有个性也是相当优秀的作家。但编选者的更大胆则是收获的这些作品不仅是发表在海内,也有相当的部分是发表在海外的著名报刊,所以读者会有极其新鲜的感受,正像策展人所期望的,是为了“呈现海外华语小说家的缤纷和独特”。

正是以此为据,巴塔耶把人的世界分为“动物世界”(le monde
animal),“世俗世界”(le monde profane)与“圣性世界”(le monde
sacré)三个维度。在人类社会成形之前,人与动物一样,是存在于动物世界之中的,此时的人与动物并无区别,人所具有的也并非是日后才具有的“人性”,而是“动物性”(animalité)。这种动物性就是一种“内在性和即时性”(l’immanence
et l’immédiateté)[ Georges Bataille,Théorie de la religion,Œuvres
complètes ,tome
7,Paris:Gallimard,1976,p.295.],它没有外在的时间性,只追求自身欲望的当下实现,并且其对死亡无动于衷。而随着劳动的引入和工具的制造,人逐渐进入主客体分明的世界,这个世界就是世俗世界,也被称为实践世界,它首先通过对人的动物性的否定,建立了一系列基于性欲,排泄与死亡禁忌之上的道德,促成了人性的形成,同时,为了尽可能延长生命,它工于算计,奉行生产原则,以保证生命未来的生存和繁殖,并因之否定了欲望实现的即时性并设法将其延迟。这就是世俗世界的法则。与此相关的就是圣性世界的出现,这个世界是对世俗世界的否定,因为世俗世界为了将来的生命劳动,却将当下的生命物化和手段化,这对作为具有神性的人来说,是不堪忍受的。为了获得自己的“至尊性”(souveraineté),他们通过对各种禁忌的越界而重新回返到曾经被世俗世界所否定的那种动物性的状态之中,然而,这个他们所欲回返的动物性的世界却并非动物世界,而是具有动物性的圣性世界。在其中,他们终于得以重温久已压抑的动物性,并体验和战胜对死亡的恐惧,进而获得瞬间的至尊性,放下了身上的重轭。

“‘局外人’概括了我跟社会的所有关系”

作为2018-2019年度的华语小说大展,想要阅读的冲击力自然是书中所展现的“豪华”阵容,可以说是海外实力派作家的一个浓缩亮相。其中包括了台湾背景的代表性经典作家,东南亚本土的著名华文作家,还有大陆背景的海外优秀新移民作家等,涵盖的作家之广甚至很有些几代同堂的气势。

而这一过程,其实就是人再度“动物化”,也即“原始化”的过程。

日本的法国文学研究者和评论家海老坂武认为,《羊之歌》的写作或许受到了萨特出版于1964年的自传《词语》的启发。两书的开篇的确如出一辙:“上个世纪末,佐贺县一个资本家的独子当上了明治新政府陆军骑兵将校”(第3页);“1850年左右,在阿尔萨斯这个地方,有一位小学教师为养活众多的子女而不得不做了食品杂货商。”两书在简洁介绍家庭构成后过渡到传主本人,对自己的生涯经历展开剖析。

迫不及待地追读,令人爱不释手。白先勇,被誉为是“当代汉语文坛的旷世奇才”,他的眼睛总是那样清澈,又是那样苍凉。他写出的故事,有历史的绝望,也有人性的温暖。张翎,总是那样冷静,总是从容不迫地拨丝抽茧,在碎心裂肺的“痛感”里心平气和地给我们看历史深处的惊心动魄。陈河,总是大开大合,纵越时空,在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里为我们揭开尘封历史的隐秘角落。陈谦,一把锋利的手术刀,直抵人物的心脏,她笔下塑造的女性,读者能看见密密麻麻交错的血管,在清晰地跳动。范迁,人们说他是文字的烹调师,淮扬的雅味中再加入麻辣,他的文字里有挥之不去的荷尔蒙气息,但终究还是寂寞与苍凉。夏商,下笔又狠又温柔,狠是不留情面,温柔是笔触的细腻多情。他的作品,有人说“是一种生猛的肌肉感很强的男性化的文字”,但他的创作似乎超越了时代,他写的故事,大多是一种诡秘的寓言。陈永和,这位旅日多年的女作家善良淡泊低调,但她的小说却阳刚气十足,犹如突耸的冰山,大量的岩矿淹在水下面,淹在岁月满溢的身心中。张惠雯,写作的奇妙是充满了异质的“心理现实主义”,她特别善于写人物在特殊情境下的心理反应,同时充满了“人性诗意”的独特发现。王芫,其小说之所以迷人,是因为她的风格圆润成熟,更有一些朴素的硬度,她写的故事力道准确,几乎让人怀疑人生。二湘,以胆大凌厉著称,她写的故事很前卫,很奇绝,可谓刀刀见血,只要遇见她的小说,就会记住她的名字。凌岚,很会讲故事的作家,尤其是异域风情的故事,苦涩的漂泊,生命的无奈,漂泊的日子似乎就只能这样走下去。柳营,小说总是很温和很阴郁,她写的故事很具象,让读者从很窄的门进去,不仅让人悲伤,还让人焦虑,但却是人最真实的存在方式,也是不得不存在的方式。黎紫书,被誉为“马华作家的得奖专业户”,驰骋华语文坛多年,被王德威先生概括为“温柔与暴烈”的作家,温柔来自深情,暴烈来自历史的创伤。她的作品比较冷,文字里弥漫着一种灾难感,让人无处可逃。黄锦树,近年来风靡在亚洲文坛的作家,无论马来西亚还是台湾岛,再到中国大陆,他的心灵自由又自信,文字奇幻又真诚,唯美主义加上诡秘感,总是让人回味无穷。李凤群,她最喜欢的一句话是“人间的悲喜剧,静静地上演,轻轻地摇摆,默默地反转。”她的小说离尘世很近,静静地提炼着岁月里默默发生的好与坏。李一楠,敏感又细腻,喜欢写复杂的人物,淡淡的故事里总有些不寻常的人物,那些说不清道不白的痛苦,就埋藏在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绪里。

个体的动物化:为什么人们变得越来越“不要脸”了

正、续《羊之歌》各由二十篇散文组成。《羊之歌》从童年写至求学,中间穿插作者的战时遭遇以及对日本参战的感悟,以题为《8月15日》的篇章作结。这篇文章传达出痛楚、愤慨与欣快交织的复杂心态:“被战火夷为平地的东京……有的就是那种巨大的徒劳感消失之后的无边空虚”、“当时的我,心中充满了希望。我再没有像当时那样对日本的未来充满了乐观的情绪”(181-182页)。“终战日”于国于人都是终途和起点的双重象征。到了《续·羊之歌》,作者主要将笔墨投注于战后的留学生活,夹杂对西方和日本文学文化的评论感悟,并以隐晦的笔触记录了几段恋爱经历。在本书的最后两个篇章《永别》和《审议未了》中,作者以虚实相间的手法回顾了自己在1960年安保斗争中积极发声的动机、经过以及对这一运动的思考。全书戛然而止于1960年,“我对自己的审议还没有完”(356页),经历斗争洗礼的加藤写道。他似乎还是十五年前那个站在东京的晴空之下、焦土之上的热血青年,再一次踏上崭新的征程。

欣赏海外作家的作品,深切地感受到海外作家与海内作家一个鲜明的区别就是心灵放任自由的程度不同。他们的写作显然与谋生无关,这种不需为稻粱谋的“非专业”写作环境和写作激情,使得他们有可能创作出更接近文学本质的作品。在“生命移植”的表达空间里,无论是时空翻转还是命运的斑斑屐痕,是情感魔方还是悠悠的思辨之树,各自表达的“母题”不同,但各路作家都有意识地坚守了自己独立人格的美学追求,都是在新的时空体系中对于人的“个体生存方式”的深入探求,呈现的都是自己金子般的文学之心。

在谈论个体的动物化之前,我想先谈一个现象,那就是现在的人似乎越来越喜欢把自己的脸遮挡起来,不仅明星喜欢戴墨镜,戴口罩,普通人也喜欢戴墨镜和口罩了,那么,“为什么人们变得越来越不要脸了”?

虽然正、续《羊之歌》的内容侧重有所不同,但作者为自己塑造的“旁观者”/“局外人”的形象却是极其鲜明且一以贯之的。加藤自幼便对周遭的人事淡漠疏离:“对我来说,不论做法事,还是办婚礼,这样的宴会跟我没有丝毫关系,我就坐在一边静静地观察。……我是一个局外人,也许会永远过着局外人的生活。”(21页)“突然地,没有任何动机,也没有任何理由,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一个不容否定、奇特又清晰的想法——这里的一切都毫无意义。屋里所有的人,他们兴奋的表情、他们说的话、他们的大声喧闹,都像潮水般迅速地退去,退向无垠的彼岸,变得跟我没有丝毫的关系。”(22页)随着年龄渐长,他似乎愈加安然于以“局外人”为自己的为人处事定调:“‘局外人’这个词好像概括了我跟社会的所有关系。”(171页)

华语小说的年展,虽然还不尽全面,但却是一个可以坚持的好方向。它显然在告诉读者,华语文学的未来,并不令人悲伤。

这个标题来自我对CNN的一篇文章的改写(Why protests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faceless,26th August
2019)。这篇文章谈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近年来西方各国的抗议活动出现了一个新的特点,那就是示威者越来越“不要脸”了,他们通过戴口罩,围巾蒙脸,或者用游泳眼镜和防毒面具把自己的脸遮得严严实实,以至于很难看清他们的脸。这篇文章分析,他们的“不要脸”的目的一是为了保护自己不被催泪瓦斯所熏倒,二是为了自己的身份不被遍布街头的各种探头和人脸识别系统识别出来,而且,后者是主要原因。

这一姿态在《续·羊之歌》中也延续下来。在战局正酣,日常生活朝不保夕之际,加藤形容自己“对所谓的家国天下之类的宏图大论,却总是保持冷眼旁观的姿态,安稳地过我自己的日子”(192页)。广岛遭受原子弹袭击后,加藤作为日方医师代表之一前往当地从事病理学方面的检验工作。面对满目疮痍,他仍然无法甩脱“局外人”的外壳:“在这次旅行中,我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感受。我觉得自己既不属于当地人,也不属于占领军,我只是一个旁观者,一个见证了当地人和占领军军医相遇这一幕的旁观者”(201页)。

(注:此文删节版首发《北京日报》副刊)

但是除了这两个原因外,我觉得这种“不要脸”(faceless)或者“去脸化”(deface)的目的还有一个,那就是为了通过“变脸”,进而躲避理性的数码化的透视和算计,从而呵护自己的动物性并同时释放自己的动物性。而这种“不要脸”或“去脸化”,这种通过对“脸”的遮盖和变形以掩盖自己的理性的面目以为所欲为的做法,在英国作家斯蒂文森(1850–1894)的《化身博士》(Dr.
Jekyll and Mr.
Hyde)里早有预言,在这部小说中,白天衣冠楚楚救死扶伤的医生杰克利(Jekyll)博士,晚上喝了自制的药水后就会变成容貌极端丑陋的海德(Hyde)先生,这让他可以匿名状态大肆释放自己的动物性并肆意作“恶”。可以说,史蒂文森的这篇小说的深刻性就在于此,即“不要脸”或者“去脸化”可以让人回归自己的动物性并得到“不可思议”的愉悦。

加藤出身知识分子家庭,家境富裕,自幼便有与同学格格不入之感。随着青春期的来临,这种感触愈发炽烈。在加藤于十七至二十二岁(1937-1942)记下的八册《青春日记》中反复出现“孤独”的字眼。他为“无法逃离这个喧嚣的世界”而孤独。《青春日记》中记载了他的多首诗作,其中一首题为《孤独》,诗中前四句写道:“世界喧嚣无比/我居住的世界喧嚣无比/无法忍受的我/逃往只有我一个人的所在。”他为难以理解日本国民对战争的狂热而孤独,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加藤在当天的日记中记下医学部教授鼓励学生在战时坚持上课和从事科研的细节,以示对战争的反抗。他在《羊之歌》中这样回忆当天的心情:“我怀着黯淡的心情注视着东京市民的狂喜,感觉自己跟他们之间的距离从来没有如此遥远过。”此外,也不乏加藤恋爱受挫后的孤独寂寥。这种深入骨髓的孤独感或许可以部分解释他常年置身事外、冷眼观望的人生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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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下这个后消费社会与鲍德里亚所强调的工业时代大量生产所造成的消费社会的不同的是,就是进入了AI时代,而以AI为标志的人工智能逐渐快速融入社会的方方面面,现代社会的理性或者计算特质现在已经随着互联网以及移动终端的普及登峰造极。尤其是建立在AI基础上的数码透视技术使得整个社会变得透明化了。而对人的捆绑也越来越严密,即所谓“光照恶人”,可“光也照善人”。但是人的动物性却是很难完全消除的,因为消除了动物性,也就消除了人性本身。而政治抗议运动中的“不要脸”只是人在AI时代的超级理性算计中的反抗,这是动物性释放的极端化表现。普通人的戴墨镜和口罩只是这种对于自身动物性的保护而已。

另一方面,加藤有意识地与外部环境保持距离,与其作为血液学专家的理性客观也有着密切的关联。他曾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毕业后在该校附属医院工作数年,直到1946年正式弃医从文。多年的学医和行医经历使得他自然而然地形成一种“只在准确的事实基础之上得出可能范围内的所有结论,对无法验证的所有判断都持怀疑态度”的“看待事物的思维方式”(165页)。终其一生,无论是创作还是投身于社会活动,加藤都践行着这套思维方式。韩裔日籍政治学者姜尚中在一篇题为《超越战争的世纪》的评论文章中指出,加藤对法国著名诗人保罗·瓦莱里的作品一见倾心,是被其“知性的明晰性和美感”所打动,并决意效仿。在一篇名为《读书的回忆》的散文中,加藤曾写道:“后来上大学预科,我在瓦莱里的作品中发现了采取分析方法来处理语言表现的可能性,以及这种方法的无与伦比的乐趣。”加藤的著作确实兼具“明晰的逻辑与优美的诗性表现”(立命馆大学图书馆“加藤周一文库”介绍语)。作家池泽夏树也注意到加藤身上并存着观察者和分析家的特质,“他从不混入私人情感,拥有凭借逻辑立身处世的强大决心”。在《羊之歌》中,将加藤此种特性展现得最为淋漓尽致的莫过于他对日本政府发动侵华和侵美战争的反感和批判。

陈瑞琳,1962年生于中国西安,1977年考入西北大学中文系,出国前任教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1992年赴美,致力于散文创作及文学评论,曾担任国际新移民华文作家笔会会长,现任北美中文作家协会副会长,并兼任国内多所大学特聘教授。出版有散文集《走天涯—我在美国的日子》《“蜜月”巴黎—走在地球经纬线上》《家住墨西哥湾》《他乡望月》《去意大利》等,曾编著北美新移民作家首部小说专辑《一代飞鸿》《当代海外作家精品选读》及《横看成岭侧成峰—北美新移民文学散论》《海外星星数不清—陈瑞琳海外文学评论集》等。作品多次荣获北美、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华文创作征文大奖,在文学评论方面,以其独特视角关注近30年来海外新移民文学的创作动态,被誉为新移民文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 

其实,正如医德高尚的杰克利博士和作恶多端的海德先生是同一个人的不同“时刻”或不同方面一样,人既需要生活在理性的阳光下,但也需要生活在动物性的暗夜之中。而好莱坞的电影里对此有个有趣的表现,那就是在那些“超级英雄”电影,如“蜘蛛侠”,“蝙蝠侠”等,那些代表正义的英雄们都戴着面具,遮住了自己真实的脸。而这也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的隐喻,不仅代表恶的人需要戴上面具或者扭曲自己的脸,让自己“去脸化”,就是代表正义的力量,也需要“不要脸”,如《蝙蝠侠/黑暗骑士》(The
Dark
Knight,2008)中,小丑和蝙蝠侠都“不要脸”,蝙蝠侠戴着面具,小丑是把自己的脸小丑化而不露真容。而且有意思的是,他们的脸可以合在一起而并不违和,因为就像化身博士一样,他们本质上是同一个人的不同方面,这说明在现在这个透明社会里,大家都处在压抑状态之下,都需要从中逃离,以释放自己的动物性。

“拒绝为集体献身是我将为之献身的事业”

集体的动物化:捍卫“夸富宴”的战斗

上世纪三十年代,经历了短暂繁荣稳定期的日本开始显现出向右转的不祥之兆。日本著名政治学者丸山真男在《福泽谕吉与日本现代化》一书中概括道:“九·一八事变那年……用经济术语来表达,是出现剪刀差的一年。亦即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的曲线渐渐下降,右翼的、或国家主义的路线急速上升的时期。”

莫斯在《礼物》(1925)中认为,北美印第安人的“礼物”的典型形式“夸富宴”的功能不仅有提高人的等级,尊严的作用,同时它可以起到建构和维持社会结构的功能。但巴塔耶更进一步,他认为夸富宴除了这些作用之外,还有着更重要的价值,那就是在人们通过夸富宴的形式对财富进行肆无忌惮的消耗时,其实也是一种毫不算计的动物性的爆发,正是这种不计利害得失的对财富的献祭或花费,使得人们可以沐浴在“圣性”(sacre)的光芒里,得以在瞬间分享至尊性的欣悦。

芥川龙之介的作品为加藤种下了质疑官方宣传的第一粒种子:“我很佩服芥川(龙之介)的那些短篇小说,但更让我惊讶的是《侏儒的话》。芥川写‘军人犹如小儿……’这句话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我读到它的时候,完全是把它当作三十年代中期,也就是同时代人所说的话来看的。不管是学校、家里,还是社会,一直以来所信奉的被神圣化的一切价值,竟不堪芥川龙之介的这一击,它们在我眼前瞬间坍塌。爱国心变成了利己主义,绝对服从变成了不负责任,美德变成了怯懦或无知。针对同一个社会现象,还有可能做出跟报纸、学校和整个社会所做的解释完全相反的另一种解释,我为这一可能性的存在而惊讶不已,兴奋得手舞足蹈。”(80页)“二·二六事件”发生后,无比敬畏天皇的父亲对“陆军在国内日趋增强的政治影响力”赞赏不已,尚就读于初中的加藤却能看破新闻宣传的谎言和欺骗,敏锐地意识到“通向荒凉未来的军部独裁之路”(94页)正在逐步铺就。

但是,巴塔耶指出,起源于原始社会壮大于封建社会的礼物的作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因为资本家不再以夸富宴的形式分发财富,而是习惯于斤斤计较并且设法把自己的财富隐藏起来。而身处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的尊严和威望也不是来自于对财富的非理性的炫耀性的花费,相反却是通过建基于理性之上的法律、契约、权力等支撑而成。也正因此,鲍德里亚也指出,资本主义的“消费社会”就是一个人的堕落的现实,那就是把没有目的浪费财富的“花费”降格成了生产性的“消费”。

进入旧制第一高等学校之后,加藤在“学生自治宿舍”过上了残留着民主主义之风的校园生活。他由衷欣赏这种生活方式,同时也并未忽视其中暗含的与外界有所区隔的特权主义。更重要的是,面对日本社会中日渐扩散弥漫的集体主义风潮,十八岁的加藤表达了明确的反感和拒斥,并誓言捍卫个体的自由独立:“驹场的生活让我第一次认识到,所有的集体生活可能都需要放弃、妥协和糊弄。在集体生活中我学会了如何自我保护,但我绝不学习如何为集体献身。拒绝为集体献身——把这个理念正当化才是我为之献身的事业。”(102页)

在当下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对金钱和实利的追逐,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它逐渐压倒了对昔日人们所珍视的高等级的价值如“荣誉”、“高贵”等的追求。巴塔耶曾说,资本主义的脸是如此丑陋,以至于哪怕从门缝里看它一眼就会“降格”。而时至今日,随着互联网的移动化和AI的大规模运用,使得全球资本主义逐渐加速变成了数码或AI资本主义,因此对金钱的算计和挖掘也变得更加清晰,这种算计使得地球表面已经变得“路无拾遗”,以至于每一分钱都被数码化了,日常生活中人们除了看到一连串的数字外,连资本的“肉身”金钱也难睹真容。而资本家的吝啬与自私也因此有增无减,而且更趋极端化。而这种极端化就表现在数码或AI资本主义对夸富宴的反对上。

作为一名大学生,加藤表达愤懑不满的方式不外乎翻起一对白眼,将疯狂的时局视作无物。《羊之歌》中有一则脍炙人口的片段。太平洋战争爆发当天,东京已开始灯火管制。但加藤若无其事一般依照原计划前往东京新桥演舞场观看大阪文乐剧团的演出。这场表演给他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这里早就没有了战争,没有了灯火管制,没有了内阁情报局,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个世界,一个任何事物都难以撼动的、固若金汤的世界。……唯有此刻,这个世界才无需通过密匝匝的观众,无遮无拦、毫无退让地展现出所有的自足性和自我目的性。它就这样色彩鲜明地、威风凛凛地存在着,宛如一出悲剧,与剧场外面的另一个世界——军国主义日本的概念和所有的一切现实——形成鲜明对比。”(140页)

人工智能的动物化: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因罹患肋膜炎,加藤被免除了兵役,但他的朋友们却没有这样的运气:“我的朋友一个接一个地离去,战争结束前,没有一个人回来。”(162页)才华横溢、从高中起便与加藤共同尝试文学创作的好友中西哲吉战死沙场,对他的打击尤为沉重:“当我得知中西的死讯时,大脑一片空白,良久才恢复意识,我感到了难以遏制的愤怒,而不是悲伤。就算原谅了太平洋战争的一切,我都不会原谅中西的死。那是罪,是无法挽回的罪,是罪,就必须抵偿……”;“我活了下来,中西死了——这件事情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163页)值得一提的是,上文虽曾提及加藤那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孤独感,但他并非孤立无援地行走于世,而是拥有相当一批志同道合的伙伴。他在《羊之歌》中以诙谐的笔调记叙了“小说之神”横光利一因鼓吹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而遭到包括自己在内的东大学生“围攻”的事件,可见当时保持清醒和锐气的青年人并不在少数。此外,二战结束后不久,加藤便与两位友人中村真一郎、福永武彦合著出版了《1946:文学的考察》,其后又邀请更多同伴一起创办杂志,为战后的文学界吹入新风。多年后,八十五岁高龄的加藤和八名友人联名发起“九条会”,令人仿佛窥见他当初与一众好友携手重塑文坛的风采。

AI,即人工智能虽然有灿烂的前景,但当下所能学习和掌握的还是人的一些最为基本的技能,初级的如工厂里机器人在工业自动化环境里的自动操作等,高级的如波士顿动力公司的机器人可以跑、跳、翻跟头等,当然,也有建立在快捷的数据处理之上的信息类的棋类游戏和人脸识别等。而人们发明人工技能的目的意在让机器代替人工作并且能够更好地工作。但是,当下对人工智能的讨论实际上多少有些“超前”,或者有种“原始化”的趋向,因为各种讨论无一例外都是基于已有的人类智能的基础上进行讨论的,并且大家在讨论人工智能可能产生的影响时,更多的是采取“设身处地”的方法,自觉把自己代入到人工智能之中并将自己对象化AI,从而在这一思考之中,把对人工智能的思考还原为对人本身的思考或者不同的自我意识之间的关系性思考。而这样的人工智能其实现在并不存在,真实的人工智能现在还处于原始阶段,从人的基本动作到人的基本的思考能力等也都并不具备和完善。

汉娜•阿伦特在《黑暗时代的人们》中写道:“即使在最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illumination),这种启明或许并不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更多地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这光亮源于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们的生命,它们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点燃着,并把光散射到他们在尘世所拥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要摆脱“黑暗时代”的影响和控制绝非易事。然而,恰恰是这些年轻勇敢、曾点亮黑夜的生命付出了最为无可挽回的代价。这种惨烈的牺牲使得加藤逐渐卸下了“旁观者”“局外人”的铠甲。

而人工智能的本质就是一种理性的算计能力,更重要的是,即使人工智能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有一天可以像人那样思想也不可怕。因为它缺乏“人工情能”,也即缺乏那种不经计算或者不予算计就肆意挥霍和运用自己能量的可能。而这种所谓的“人工情能”,可以说就是巴塔耶所言的人的原始的动物性,这才是人的本质。因为人只有具有动物性才能称为人,也才能成为人。在人工智能不管发展到何种程度,“人工情能”的脱位都会永远存在,因而人工智能始终只能成为人工智能,因为一旦人工智能拥有了人工情能,它将不再是人工的,而直接就是人。这也是很多好莱坞科幻电影所极力渲染的主题,那就是让机器人拥有人的情感,但实际上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正如波士顿动力放出的一段让人惊讶的通过挑衅机器人逼迫其捍卫自己的尊严的视频是虚拟的一样,真正让机器人像人那样通过人工情能让其拥有动物性,起而反抗人这个造物主,还是个遥远的梦想。

“我始终都会是一名旁观者吗?”

所以,综上所述,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社会越现代,即越理性,越人工智能,我们的社会同时也会变得越动物性,越人工情能,越原始。

1954年,加藤结束三年的留学生活,返回东京,在一家矿山公司总部的医务室工作。公司安排他参观九州的矿山,他很快发现自己在公司和工会的对立中左右为难,无法抉择哪方更为“正义”。这段特殊的经历使他在《羊之歌》中首次对“旁观者”的立场提出了质疑:“从旁观者角度做出判断——这样的判断很多时候都是做不到的。因此,有时候必须抛开旁观者的身份……”(323页)

欢迎大家一起进入原始社会!

不过,这并非加藤第一次摆脱旁观者的束缚,明确发表意见。早在1946年出版的《1946:文学的考察》中,加藤便对“星堇派”,即知识渊博、趣味高雅,却在战时对军国主义政府毫无批判甚至盲从的青年知识分子们进行了严厉批评。《1946:文学的考察》还指出,“从战争到战后,日本没有足以对抗外在现实的、完成内在力量充分成长的作品”,因此有必要反对超国家主义和极具破坏性的“革命精神”,从而培养日本人的“理性和人性”,重燃日本社会已濒临消亡的民主主义精神。尽管加藤自诩“跟羊的温驯性格有不少相通之处”(357页)——《羊之歌》也是因此得名,但在这批评论文章中却流露出言辞锋锐明快的性格特征。

1959年至1960年间,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安保斗争”在日本爆发。这场运动更加彻底地促成了加藤从旁观者到参与者的转向。“当我走到大学正门的时候,在门口突然碰到了一群扛着‘反对安保’标语牌出来游行的大学生。他们慢慢地排成一队,静静地走出正门,朝着三丁目方向走去。……看着他们的背影,我不由得回忆起战争末期‘学徒出阵’的情景。……可是我,既不能加入他们的队伍,也不能阻止他们的牺牲。这是何等无奈!又是何等悲哀!……我把自己培养成了一名旁观者,但就在那个时候,我黯淡的内心已经产生了一种怀疑:我始终都会是一名旁观者吗?”(346页)那一刻,战死的友人与蓬勃青年的身影交叠在一处,不难想象这幅景象给予加藤的震撼。他加入了运动的大潮,通过撰写评论文章和参加座谈会宣扬废除安保条约的主张。《羊之歌》中清晰地归纳了在安保斗争中与加藤互通声气的丸山真男的观点。即反对安保条约“主要是反对强行表决的程序”,民众要求政府在对法案进行充分审议,并认真听取民意的基础之上再做决定。而且,运动本身恰恰是“民主主义实质化转变的台阶”(352页),对建设成熟的市民社会而言,可谓难能可贵的实践经验。

民众的反对并未动摇岸信介内阁通过法案的决心,斗争以失败告终。加藤也坦诚此次运动在自己与好几位朋友和“一些人群”之间“造成了裂痕”(352页)。然而,这绝不是加藤最后一次出于“道义感”在社会运动中挺身而出。战后日本的前途走向始终令这位特立独行的“羊年生人”挂怀不已。

尾声

在《羊之歌》后记中,加藤说自己想为“平均状态的日本人”作传。这种表达与萨特在自传《词语》中所写的“一个完整的人,他由一切人所构成,又顶得上一切人,而且任何人都可以与他相提并论”似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见杰出的自传与其说是传主本人为回顾人生历程所撰,不如说是试图将时代精神浓缩于个人经历之中,为时代作传,亦为大众发声。从局外人到活动家,加藤走过漫长的岁月。他将这一切记录下来,为曾经或正挣扎于黑暗时代的人们提供智慧与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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