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多尼斯前往广州、成都、南京、皖南等多地,在自己的非虚构调查《神秘事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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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多尼斯前往广州、成都、南京、皖南等多地,在自己的非虚构调查《神秘事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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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没多少人谈论诺贝尔文学奖,至少在瑞典,比之以往,少而又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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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著名阿拉伯诗人阿多尼斯的中国题材长诗《桂花》将率先以中文版面世,由译林出版社于近期推出,译者薛国庆。本文作者系译林出版社审读室主任、阿多尼斯系列作品责任编辑,他在文中透露了《桂花》出版幕后的故事。

甚至那座古老的斯德哥尔摩证券交易大楼、如今的瑞典学院大楼宣布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现场内,以往的兴奋和愉悦,被前所未有的静默、沉闷取代,紧跟在获奖者姓名后,听众那一声传统的欢呼“终于!”没有发出,尽管这一次,是报了两个名字的!
热爱文学的人们的欢聚变成了谨慎而紧张的媒体见面会。

1893年12月,柯南·道尔发表了福尔摩斯系列第四辑的终章《最后一案》,故事的结尾,诞生六年的福尔摩斯与死对头莫里亚蒂在莱辛巴赫瀑布旁展开较量,双双坠落悬崖同归于尽。写完《最后一案》后,柯南·道尔在日记里写道:“福尔摩斯已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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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张”其实也是瑞典很多历史悠久而人心欢喜的大型活动的新特点——怕恐怖袭击和其他犯罪。欢乐的聚会有时便多出和活动氛围极不协调的安检。就在诺贝尔文学奖公布当晚,排位更靠前、更占时间的电视新闻是丹麦重启在瑞典边境的护照检查,以对抗犯罪和不安定因素——这是一个新的更复杂的世界和时代。

在自己的非虚构调查《神秘事件》中,戴维·格兰向读者讲述了这则轶事。只是《神秘事件》的核心人物既不是福尔摩斯,也不是柯南·道尔,戴维·格兰从一宗关于柯南·道尔的文件失踪案入手,讲述了福尔摩斯专家理查德·兰斯林·格林为了完成柯南·道尔传记,二十年来持续追踪这批文件,却在文件公布于世的时候神秘死亡。格林的死成为了另一个柯南·道尔式的谜题,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他似乎是为了嫁祸妨碍自己得到文件的美国人,自杀伪装成他杀,但现实中并没有一个福尔摩斯能站出来,解开这个谜题。“我觉得真相是永远无法知道了。现实不是侦探小说,没有答案也没有办法。”在写了四十来页后,戴维·格兰引用死者妹妹的这句话为调查画上句号。

阿多尼斯

瑞典学院眼下的紧张不消说和去年的创伤有关。性丑闻仿佛导火线,掀起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震荡。从2018年5月到2019年2月,七名院士自愿或被迫退出,两名院士离开交椅又重返。新院士业已选出,可要到今年12
月才履职。因此,此番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实际投票院士人数并非通常的18人,而仅有14人。相反,历来由五名院士组成、负责拟定候选作家名单的“诺贝尔文学委员会”里仅有四名院士,反而多出一个由五位文化记者、文艺评论家、作家和翻译家组成的专家组。专家组成员有参与拟定名单权,但没有最后投票权。仿佛工作组进驻,是辅助也未必不是督查;是清流,也未必不是新生力量——此举显然是要更公正地行使候选人名单决定权。

作为这本非虚构合集《魔鬼与福尔摩斯》中首篇也是唯一一篇涉及福尔摩斯的,《神秘事件》为后续的十一篇题材不一的调查引入了某种共性:像格林一样身怀执念、头脑狂热的角色们;无限接近却始终触及不到核心的真相;它们无疑都带着都市传说的色彩,同时又确凿地发生在我们现实世界。既是参与者又是叙述者的戴维·格兰仿佛福尔摩斯身旁的华生,试图理清难解的人物和离奇的事件,而结局往往都像格林的死,留下来的只有无力和挫败感。在多次感受这种持续以及迟钝的挫败感后,你会发觉,褪去光怪陆离的外表,戴维·格兰的调查将我们引入了这本书的核心——一场漫长的、关于理性与道德信仰(意念)的纠葛。

一、中国题材长诗《桂花》的写作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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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格兰的第二篇调查名为《火焰审判》。1991年12月23日,得克萨斯州的一座木制平房起火,戴维·格兰在调查开头描述的画面是:一个只穿着牛仔裤、上身赤裸的男人站在房子外高声呼喊,被大火吞噬的房子里困着他的三个孩子,其中年龄最大的只有两岁。

2018年九、十月间,享誉当代世界诗坛的阿拉伯诗人阿多尼斯来华参加鲁迅文学院举行的国际作家写作计划活动。这是2009年他的第一部中文版诗集《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问世后他第七次访华。

诺贝尔文学委员会代表解释工作程序

两名火灾调查员很快介入,将这起事故定性为故意纵火案,最大的嫌疑人就是当时站在外面的男人威灵汉。在走访目击证人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目击者也给出了负面证词:他就跟演戏一样、他似乎更关心他那辆车、他没有表现出激动或担忧,即便起初将威灵汉描述为“被火灾击垮的人”的证人,也在后面更改了证词。

这次访华期间,阿多尼斯前往广州、成都、南京、皖南等多地,出席了多项文化活动。在南京,他出席了诗集《我的焦虑是一束火花》首发式,这部诗集由他本人指定薛庆国教授翻译,由译林出版社出版。金秋十月,正值我国南方桂花盛开的季节,阿多尼斯所到之处,都有桂花飘香,这给他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在广州,他领受了《诗歌与人》杂志颁发的诗歌奖,并和当地多位诗人一起,种下了一棵以“阿多尼斯”命名的桂花树。皖南的徽派民居,尤其是黄山挺拔秀美的自然景观,让阿多尼斯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并引发了他对中国文化和阿拉伯文化的深入思考。

仿佛就为了进一步自证清白,宣布2018年和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后,那扇历来只有常务秘书走出的门后,竟又走出一组人来发言,他们是诺贝尔文学委员会代表,来当众陈述工作程序。代表中院士组人员两名,专家组三名,其中两位是青年女性。评选细节据学院规则须严格保密,却非要有所陈述,这在拥护者看来是提高了古老机构的透明度;在保守者眼中,不如说看到了学院神秘性和权威感的削弱。如此,2019年10月的第二个周四,斯德哥尔摩证券交易大楼的午后场景,象征了学院与百年的独立和神秘的告别。五位专家组成员任期两年,当他们在2020年底离职时一方面行使了权力;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未来数年有力候选人的密码。然而,告别其实从2018年春已经开始。

威灵汉,1968年出生,自幼被母亲抛弃,十几岁染上毒品,高中辍学后多次因酒驾、盗窃被捕,婚后多次对妻子动手。这份“劣迹斑斑”的档案让当局更加确信威灵汉的作案嫌疑,在经历了初审、被捕后,1992年8月,威灵汉被判死刑。

阿多尼斯对中国一往情深。每次访华,都加深了他对中国这个国家的了解,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的热爱,对中国人民的友谊。1980年,他首次访华。到2009年再次访华时,他发现,相隔30年,北京、上海这两大中国大都市,已由百废待兴的一片灰蒙蒙,变成了现代化的五光十色。而从2009年起,细心的读者就会发现,在中国,凡是能见到阿多尼斯的地方,总能见到他的中文版译者,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薛庆国教授。而薛庆国教授忠实传神的译文,已让阿多尼斯成为当下中国最受读者欢迎的外国诗人。《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问世十年来已累计印刷十几万册,里面的许多诗句常被中国诗歌爱好者挂在嘴边,在各种场合被不断引用。“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这一书名,这一优美、耐人咀嚼又富有感染力的诗句,已成为南京先锋书店老钱工作室里的一款饮料名,也出现在了北京曼陀罗手工陶瓷饰品网红店的玻璃门上。青年歌手程璧则为其中的一首诗《意义丛林的向导》谱曲并自己演唱。《我的焦虑是一束火花》2018年10月出版后一个月便重印,足见其受欢迎的程度。

那时,一位瑞典当代著名的女权主义学者和她的瑞典学院院士前夫借媒体隔空对骂,民众无法接受一贯仰视的大知识分子之间的恶语相向。在瑞典,知识分子、中产阶级或上流社会以语言的含混著称,然而,在去年近似内乱和革命的癫狂中,泼妇骂街和莽汉拍桌的闹剧确在学院有关人员周围上演过。即便只是一瞬,学院神秘的面纱已被无情地撕下。这些冲突里,有权力之斗亦不乏理念之争。伤疤在愈合,已愈合到什么程度,又湮没在新的神秘薄雾下。

戴维·格兰在描述介入事故的火灾调查员时,形容其中一位“身上笼罩着一层福尔摩斯式的光环,仿佛不可战胜”。这句话里的讽刺意味要等到调查再往后才能凸显出来。2004年,名为杰拉德·赫斯特的火灾专家重新调查了威灵汉的案子,推翻了先前的调查结论,认定这不是一场纵火案。

2018年访华期间,阿多尼斯萌发了写一首中国题材长诗的想法。一路上,他多次表示,会为这次中国之行创作一首长诗,题目就叫“桂花”。我当即跟他约定,此长诗写好后,其中文版仍然在译林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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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赫斯特的特赦报告上交后,它的结果和威灵汉之前的上诉一样,都被当局拒绝了。“我是无辜的,我被判的罪是不存在的。”2014年2月17日,威灵汉说出遗言后接受了注射死刑。2009年,另一名火灾专家评价那名有“福尔摩斯式光环”的调查员:方法近乎神秘学或玄学。

二、阿多尼斯“献给薛庆国”的献词,留还是不留?

瑞典学院常务秘书马茨·马尔姆宣布2018、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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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多尼斯在创作长诗《桂花》的过程中,接受了江苏扬子江作家周组委会的邀请,决定来参加2019年度的扬子江作家周活动,还会在杭州举办画展。2019年3月,阿多尼斯告诉薛庆国诗作已经完成,会很快发给他。薛庆国便和我商定,我们各自在翻译和出版环节抓紧时间,争取在11月作家周活动开始前出版《桂花》中文版,以便趁阿多尼斯来华之际举行首发式等活动。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瑞典学院其实从来就是、如今越发是一个“尴尬”的存在。从学院的诞生、发展及运行模式来看,神秘性和权威感与生俱来,于是也不可缺失。1786年,瑞典国王创立瑞典学院,希望学院倡导纯净、有力又庄严的语言和文学。1901年开始评选、颁发诺贝尔文学奖。学院接到这一任务时十分犹豫,担心以“一己之力”衡量世界文学,实难胜任。当时的常务秘书说服了院士伙伴:若不接受这一使命,受到的批判会更大。因此,评选诺贝尔文学奖可以说是知难而上。118年来,学院选出过不尽如人意的文学奖得主,可总体而言,院士们凭借细致工作和真知灼见做到了提醒世人注意那些可传递后世的当代经典,也因此为一个源于北欧小国的文学奖赢得了世界第一文学奖的声誉。

在科马克·麦卡锡的末世小说《长路》里,人类互相蚕食,文明与理性危在旦夕,一对父子怀着对过往世界的意念,手持化为火炬的道德信仰,抵达南方海岸。在威灵汉案里,火灾知识的匮乏、现代司法制度的过度自信,当以科学和制度为代表的理性失策时,那些本来也许能为威灵汉挽回希望的案件参与者、目击者们,任由自己的意念和道德走向偏执,他们宁愿相信一个劣迹斑斑的人只会更坏,也不愿相信他会变好,又或者说他们从内心就已经抹杀了一个坏人变好的可能。在法庭上,检方甚至引用威灵汉身上的纹身来说明他符合反社会人格的要求。

接着,薛庆国曾多次催阿多尼斯尽快把诗作电子版发来。5月8日,阿多尼斯终于把诗稿发给了薛庆国,并表示:由于是中国题材长诗,此诗先以中文版面世。而薛庆国激动地向我表示:像阿多尼斯这样在世界文坛具有重大影响的作家以一首长诗书写当代中国,堪称中外文学交流史上的历史性作品。他会争取尽快翻译好。

到如今,一方面,学院一如既往地强调独立性和文学性;一方面也被捆住手脚,承受着来自各方的冲击。国王不能命令它,未必不可以表达意见;媒体无法指挥它,却可以主导舆论炮火。此外,人性弱点带来内部对立。就在今年8月,在瑞典出版了两位媒体人撰写、题为《瑞典学院——权力、女人、金钱》的书籍。未得好评,副题也引人反感。但在纷繁的新世界里,学院难以完全摆脱权力、金钱等因素的干扰也是事实。至高荣誉的决定者有的是血肉之躯,好像执权杖的神职人员被赋予凌驾于一些人事之上的特权——对世界文学的评选权。神秘可以让他们如有神力,而透明和民意未必能保证评出世人一致叫好的诺奖得主,因为没有谁能证明,自己可以公正而有能力地判断世界文学。今年出现的诺贝尔文学委员会专家成员就可以说是“民意”的象征,但有他们加入的此番评选也一样不能平息争议。

滥用的、失序的道德信仰成为谋杀的工具,成为将无罪之人送上刑场的砝码,现实中的威灵汉未能像小说里那样,得到麦卡锡赐予角色不灭的火炬,而是死在了理性和道德的合谋下。

在落实中文版版权时,版权代理特别向我们指出,阿多尼斯强调,中文版《桂花》务必明确写上“献给薛先生”(“dedicated
to Mr
Xue”)。译者自己可能不会提到这点——他可能太谦逊了,不会这么做——但阿多尼斯请我们确认这点。

诺贝尔文学奖在每次宣布后几乎都会引发全球七嘴八舌的质疑。近年对它的评论一直在摇摆和震荡,有呼吁回归文学传统的,有要求听从市场合理存在的,有信服精英审美的,有自信大众和流行口味的。问题的关键或许在于,学院提倡崇高文学的宗旨和提供世界文学冠军的世俗解读间的鸿沟。学院院士其实在不同场合曾多次表示,这绝不是评世界第一,只是投票给“我们”认为的最好的文学。所以,误读是世俗的一厢情愿,世俗第一关心的也许不是文学和灵魂,而更可能是冠军和著名。

戴维·格兰的调查《真实犯罪》讲述了另外一起案件。

作者阿多尼斯的要求自然要照做,不过,“献给薛先生”作为一本书的献词,表达得不够明确。所以,我请版权代理联系阿多尼斯提供献词的准确措辞。版权代理后来告诉我们:阿多尼斯建议献词为:“献给薛庆国”(
” To Xue Qingguo “。 法语是” A Xue Qingguo
“。)我觉得,这样的献词简洁明了,很好。本书的读者一看就知道:作者献给译者。

今年的评选结果博得“特别保守”的一致认识。两位获奖人都是欧洲传统风格的优秀作家。他们的写作提醒人们文学的黄金时代的特点:巨大、深厚、丰富。有人甚至认为,在鲍勃·迪伦和石黑一雄之后,今年的结果是个好选择,更是一杯冰凉的水,透露向文学传统的回归。尽管没有人否认两位作家顶尖的文学实力,但在传统或现代、文学或政治、男性或女性、欧洲或世界、大语种或小语种等外围问题上还是再次重复了前些年有过的议论。

2000年,波兰西南角的一条河里发现一具男尸,警探弗罗布莱斯基查到死者的手机曾被放在网上拍卖,拍卖者名叫克里斯蒂安·巴拉——出身哲学系的波兰知识分子,视维特根斯坦为导师;阅读色情与暴力读物,乔治·巴塔耶、威廉·巴勒斯和萨德侯爵;他还着迷于尼采的两个论断:“世上没有事实,只有诠释。”和“真理是让人们忘记它们是虚幻的虚幻。”

8月8日晨,我终于收到薛庆国发来的《桂花》译稿,便立即开始编辑工作。我发现,译稿里确实没有阿多尼斯强调要放在正文前的献词,便告诉薛庆国,阿多尼斯通过版权代理,要我们在《桂花》正文前写上:献给薛庆国。薛庆国回答我说:“献词我说服阿老了,情意领受,但我国不太习惯这个,就不用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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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调查巴拉的过程中,弗罗布莱斯基发现他最近出版了一本名为《杀人狂》的小说,主角克里斯同样是一名波兰知识分子,他迷恋哲学、酒精和女人,亵渎传统和教会,最后毫无缘由地杀害了自己的情人。

原来,5月8日,阿多尼斯的女儿爱尔瓦德通过电子邮件把《桂花》阿拉伯文原稿发给薛庆国时,还和他通了微信电话,就拖延了两个月才把诗稿发来作了说明:已经九十高龄的她父亲虽然身体矍铄,但近年来记忆力还是不如从前了。他在巴黎、贝鲁特都有寓所,平时除了在世界各地旅行,多半时间都在这两地度过。长诗在巴黎创作完之后,他曾带到贝鲁特作润色修改。接着,他自己也记不清手稿到底放在哪里,在巴黎没有找到,以为忘在了贝鲁特家中,但去了贝鲁特却也没有找到,有一段时间甚至陷入绝望。不久前,相关出版社的朋友告诉他,他请人把手稿输入电脑的工作已经完成。他这才突然想起,原来手稿刚完成,就交给一位熟悉他字体的打字员了!

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波兰女作家奥尔加·
托卡尔丘克,她的女权主义者、素食者、政治投入度高、市场读者缘极好等标签立刻映入人们的眼帘。尤其有文学实力,堪称天时地利人和。在必有一位女性的确信下,奥尔加·
托卡尔丘克的名字是被多家瑞典媒体猜中了的,这在至少近十年的诺奖评选中十分罕见。虽然无法证明专家组的文化人和媒体人推动了这一结果,但至少可以猜测,他们推动了学院对国际文学市场新形势的跟随。托卡尔丘克被瑞典文学评论界广泛赞赏,年长的瑞典文学界人物及普通瑞典读者对其作品却并不熟悉。反之,很多人对彼得·汉德克如数家珍。汉德克更被看作是文学也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瑞典学院辉煌时代的实力派,文学成就足以让他在十年、二十年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并非今天。汉德克后来因为在前南斯拉夫问题上的政治不正确,被文学评论界以为从此和诺贝尔文学奖无缘。

自然,弗罗布莱斯基把这本小说当作是自己破案的“圣经”,寻找其中的线索,在现实中谋求印证,即便缺少决定性的证据,他还是成功把巴拉送上了法庭。检方给出的判断是:巴拉和他的另一个自我克里斯一样,都是堕落的享乐主义者,不受任何道德戒条的约束,并在嫉妒的怒火中将人杀害。

爱尔瓦德讲完后,在她身旁的阿多尼斯接过电话,他要薛庆国注意诗稿首页的献词,说他这部作品是献给薛庆国的,以纪念两人的友谊。所以,在出版时务必保留献词。薛庆国听了大为惊讶,顿觉诚惶诚恐,并当即向阿多尼斯表示:对他的厚爱深为感动,但是,这么做似乎不合适,因为在薛庆国的记忆里,没听说哪位外国大作家把作品题赠给一位译者;因此,这是一份对他而言过高的荣誉、过重的礼物,他领受情意,但出版时不要放上献词了。而阿多尼斯则说:你不必谦虚,最好还是同意。

关于政治和文学,诺贝尔文学委员会主席、院士安德斯·
奥尔松10月10日下午在接受每日新闻采访时表示,诺贝尔文学奖是文学奖,彼得·汉德克是一位大作家。瑞典学院评价的是他的文学。他不属于任何政党,绝非政治作家。相反,奥尔加·
托卡尔丘克其实有更多政治立场。但对于瑞典学院而言,她本身是一位出色的作家,构筑了作品的独特结构,堪比建筑师。她的作品每一部都独特,比如《雅各布之书》等作品拥有巨大的艺术力量。

巴拉被判有罪,刑期二十五年。

6月初,艺术家歆菊女士从巴黎带回阿多尼斯参加杭州画展的画作,同时捎回长诗《桂花》的打印稿。此稿的扉页上也像电子版一样写着三行阿拉伯语文字:前两行是“献给薛庆国”,后面括弧里还写上薛庆国的阿拉伯语名字(BASSAM);第三行是“向他的友谊致敬”。

奥尔加·
托卡尔丘克在得知获奖后回答《瑞典日报》记者提问时表示,政治和文学关系很近。即便人们倾向于认为不是,文学却始终是政治的。文学显示出人与人的相似,它超越边境。

巴拉的许多朋友认为,巴拉想要在虚构里完成自己在现实中没做过的事:打破一切禁忌。他确实做到了。在《杀人狂》里,巴拉把带有哲学意喻的种种骇人行为全部施加在克里斯身上,用戴维·格兰的话形容:克里斯不受任何意义上的真理约束——道德、科学、历史、传记、法律——走上了恐怖的狂欢之路。

此后,薛庆国曾两次和阿多尼斯长时间通话,就翻译中碰到的一些理解和表达问题向他请教。他回答完这些问题后都半开玩笑地问:“我的献词翻译了没有?”薛庆国都应付着回答:“这个不重要,到时再说。”

在瑞典,即便在获奖名单宣布后,依然有人反对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发,认为彻底承认2018年是彻头彻尾的丑闻,不希望任何作家被贴上和这一年相关的标签。奥尔加·
托卡尔丘克本人不觉有何不妥,相反很高兴自己是危机后的第一位获奖者。她认为如今的学院正处于动荡时期后新的稳固起点。

但如果巴拉杀了人,该如何理解他将其写成小说的行为?在现实中打破禁忌的一次尝试吗?还是仅仅为了积累写作素材?戴维·格兰给出的看法是,如果巴拉是凶手,起因就不是意志和理性的失败,而是意志和理性的过剩,可格兰没有提到,巴拉的杀人时持有的理性恰好是建立在他狂热的哲学信仰之上。就像《最后一案》发表后,柯南·道尔迫于读者压力复活了福尔摩斯,重生的福尔摩斯依旧可以凭借他齿轮般精准的科学和逻辑破案,但塑造他的已经不是柯南·道尔,而是现实中追随者们对这一虚拟形象狂热、没有节制的信仰。在杀了人的巴拉和重生后的福尔摩斯身上,理性与信仰的纠葛已经延伸到了另一个层面:建立在信仰上的理性是否可以当作理性?

8月7日,爱尔瓦德在微信里对薛庆国说,她已通知阿多尼斯作品的版权代理,让他转告译林出版社,《桂花》中文版出版时应该写上“献给薛庆国”(”
To Xue Qingguo
“),并提醒薛庆国审定一下出版社的译文是否准确。薛庆国再次向她表示感谢,也请她转达对阿多尼斯的谢意。至于如何处理,他会跟出版社商量。爱尔瓦德表示,她父亲阿多尼斯希望薛庆国同意,但最终会尊重他的意见。

而难以估量的因素是专家组成员在候选名单拟定过程中到底起到了多大作用。2020年评选后,诺贝尔委员会是否重返以前的运转模式依然是未知。大环境冲击和小团体冲突的创伤绝非短短一年能解决好的。所幸,万事万物都在矛盾的发生和解决中螺旋式前进。

在重生的福尔摩斯身上,我们同样看到了人们对现实理性的不满,才催生出一个需要持续相信和依靠的19世纪侦探。如果巴拉没有杀人,这种状况是否也发生在弗罗布莱斯基身上?作为职责是“揭示不容辩驳的真相”的警探,他舍弃了证据和科学,选择相信一本虚构的小说,在推理巴拉杀人的过程中,他是否也像小说一样虚构了整个案情?比起案件扑朔迷离的真相,它所隐含的关于真实与虚构、理性与信仰间的反复碰撞更让人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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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错。今年,人们对诺贝尔文学奖的关注度不高。热烈关注过的人已经更添年岁,格外老迈。有好几年,大学文学退休教师尼森看完十月第二个周四下午的电视直播后不久,就在他的书架上挑挑选选,随后捧着一摞书踩过秋天的落叶,骄傲地来敲我家的门。偶尔有一年,他捧来的书只两、三本,他便面露愧色,一再解释。对他而言,文学是生活的必需品。诺贝尔文学奖让他关切、兴奋和自豪。

回到《神秘事件》中,戴维·格兰显然想要把福尔摩斯当作一种时代符号。他写福尔摩斯如何证明了理性必将战胜狂热,在时代向前的过程中,科学崇拜如何让位给纳粹主义为代表的信仰。就连柯南·道尔本人在一战后,似乎也放弃了理性,成为了超自然研究的圣徒。

《桂花》即将由译林出版社出版

如今,文学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并非必需品。诺奖作家书籍在作家得奖后的数月或一年内奇异热销,很快降价,又会频频出现于二手书店。至少在瑞典,哪怕国宝级诗人特朗斯特罗姆也不曾躲过这一待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从来都是少数人的事。只是文学如今也成了少数人的事,虽然文学所弘扬的精神本该为人类共同吸取。也许,人们应该关注的不是作家的名字因获奖熠熠生辉,而是那些躺在他们厚重书籍里那一行行不言不语的字符。只有在凝神屏息时,才有可能听到最重要的声音。与其询问瑞典学院和诺贝尔文学奖走向何方,不如说,要询问我们这个世界的文学将走向何方、文学和人的关系走向何方——而这是个难解之题。

戴维·格兰自然也明白,重生后的福尔摩斯不能为现实世界填补它缺失的理性,至少在他的这些调查中,我们看到了理性过渡为信仰后,世界由此变得狂热、失序和错乱。戴维·格兰在书名里将“魔鬼”放在“福尔摩斯”之前,这其中不仅有一个作者在努力理解世界时遭受的挫败,还多少有一些沮丧和恐惧。我们和戴维·格兰一样,在看到的同时也迷失在这场过渡中,不再能识别出理性和信仰的边界,也就无法观看到魔鬼的真正面貌。又或者就像巴拉所信奉的尼采:事实是诠释,真理是虚幻。到头来,理性和信仰也只是充当了彼此的表里。

三、力劝译者保留作者的献词

很多人平静地表示,理想主义已和当今时代脱节,不实用亦不摩登。然而,诺贝尔文学奖的根本是颂扬崇高精神,换言之是对理想主义的最好倡导。瑞典学院的目的不在经济和市场效益,它是少有的处于市场逻辑之外的机构,和当下世界的逻辑比较,有些过于古老,不合时宜,难以协调。也许它没那么完美,但它保存着关于理想的深厚记忆。因为它从根本上为理想而生,为理想而长。它所拥有的先天不足会在不同时期增强或减弱,矛盾会彰显或消隐,于是它需要不断调整以维护独立。唯独立,它才能有力,并和文学一起负重前行。

在编辑译稿过程中,我随时就译文向薛庆国提出我的想法、疑问或修改意见。由于我不懂阿拉伯语,自编辑《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开始,我从来不越雷池半步,即我从来不擅自修改译文。通过与薛庆国的直接交流,加上从阿拉伯语界同行的侧面了解,我早已认定,薛庆国是我国阿拉伯语界的一流学者和翻译家。我充分信任薛庆国在翻译中对阿拉伯语原作的理解和对原作的中文表达,与此同时,我对译文的所有想法、疑问或修改意见,都会及时告诉薛庆国,请他查对原文后决定如何处理我那些想法。薛庆国一直很虚心,接受了我对他的译文提出的大多数想法。对其中少数想法,他有不同意见,也直言相告。我当然也充分尊重他的意见。作为译者和编辑,我们一直相处得很愉快,而且很快就发展成为几乎无话不谈的朋友。

一位有着女权主义者标签的大作家获得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一个恰好的象征不言自明。2019年,作为新起点的这一年,从纯文学角度看,彼得·汉德克到底象征了什么,是否和新起点吻合,一言难尽。也许眼下的学院步履未稳,只求在文学的意义上无过。

在编辑《桂花》期间与薛庆国交流时,我还多次跟他商量献词一事,争取在中文版里保留献词。他说,老人这点像阿拉伯人,重感情,重友谊。但他仍然一再表示,这事没必要,而且阿多尼斯本人也同意了。

就在本文截稿的10月12日周六,传来学院第一位女性常务秘书,年初被迫离职的莎拉·丹纽尔病逝之噩耗。这一消息成为晚新闻头条。学院的纷争旧事无人提起又无人忘记。多人回顾丹纽尔的一生,称她为勇敢的女性。瑞典学院也有友善发言。在诺贝尔奖公布的这一周,丹纽尔的去世让人唏嘘,仿佛一个沉重的象征。许多人表达哀悼,又好像他们需要舔舐伤口,求得慰籍和力量。 

其间,版权代理明确告诉我们,阿多尼斯和薛先生经过进一步交谈后,同意不保留前述的献词。所以,我们不必考虑保留献词的要求了。

对于来自版权代理的最新消息,我感到有些遗憾,但我还不想就此放弃。

我对薛庆国说,是他把阿多尼斯引入中国并成就了当代诗坛的一个奇迹。阿多尼斯中国题材的长诗献给他,是对他感激之情和友谊的真心表达。而且,一首中国题材的长诗献给中国译者,这献词应该视为这首长诗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把自己的作品献给译者,到现在我还没听说过。一般的作者这么做,也没什么,不大会有人注意,但像阿多尼斯这样的世界级大诗人这么做,就值得关注了,就很有意义了!这很可能是世界文坛的第一次呢!很可能,我们是一起在书写历史啊!

其实,阿多尼斯是非常诚挚而坚定地要表达这种心情的,不然也不会在薛庆国明确表示不保留献词后,还特意通过版权代理跟我们说明情况并要求我们一定要写上献词。当然,如果薛庆国一而再再而三地坚持不保留献词,阿多尼斯也就不得不尊重他的意愿了。阿多尼斯尽管同意不保留献词了,但他心里肯定不会高兴的,因为毕竟他的一个心愿未了啊!如果能如愿保留献词,他肯定会很高兴的。

一个世界级大诗人把自己的新作献给其中文版译者,这也堪称中外文学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了。有必要尊重一位年届九旬的老人的心愿,并通过保留献词记录这段佳话。

薛庆国说,听了我这些话,他感到诚惶诚恐,同时,他也不好意思再坚持不保留阿多尼斯的献词了。

听罢,我如释重负,仿佛终于干成了一件大事。

四、《桂花》:一首熔叙述、沉思与想象于一炉的长诗

中国题材长诗《桂花》记述了诗人2018年九、十月间的中国之行,尤其是皖南和黄山之行的印象、感受和思考。整部长诗由50首相对独立的诗作构成,部分诗作包含若干短章,后面几首诗篇幅较长。他笔下的风光景物,更多的是想象、意念和思考的结晶。中国之行的所见所闻,都让他反观自我,审视阿拉伯世界的传统与现实。全诗字里行间随处流露出他对中国的自然景观和悠久的历史文化的热爱以及他对中国人民的情谊,其中也有不少篇什,一如既往地表达了他对阿拉伯传统与现实痼弊的反思,对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抨击,以及对世界和人类现状的失望。整部作品不拘一格,与众不同,叙述、沉思与想象熔于一炉,语言瑰丽而奇峻,意象丰满而密集,堪称兼具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佳作。尤其值得指出的是,阿多尼斯这位世界级大诗人,以整首长诗的篇幅和发自肺腑的激情,通过高度艺术化的形式书写中国,这在中外文学交流史上是罕见的案例。阿多尼斯强调,《桂花》的阿拉伯文版尚未出版,中文版是《桂花》在全球面世的第一个版本。

《桂花》中文版附上了阿多尼斯2009年来华后发表的散文诗《云翳泼下中国的墨汁:北京与上海之行》。书前配有几张长诗中写到的阿多尼斯2018年访华时种桂花树、登黄山、游皖南古村落的照片。

作为《桂花》中文版的接生人,我盼望,阿多尼斯满怀着对中国人民深情厚谊创作的这首长诗,能够得到众多中国诗歌爱好者的欢迎和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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