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日本新潮社对建社一百余年来售出的文学作品累计销量所做的统计,小说的内在主题其实是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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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日本新潮社对建社一百余年来售出的文学作品累计销量所做的统计,小说的内在主题其实是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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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来讲,这是打着经典文学的旗号,借用一些经典作家的名字,并结合他们的作品特性而开发的一款超现实的类游戏作品,但谁又能说,那些文坛名宿们不想以这种方式,继续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呢?

《世界文学》主编高兴谈诺奖两位得主:

天主教主义称人有原罪,所以要人赎罪。理性主义者认为这是一种宿命论,目的是利用封建主义时代的无知,让人接受被奴役的现状。为了免于奴役,人就要让自己变得有知识,学会使用理性去反抗这种宿命论。理性主义者宣称,理性是一个没有门槛的事,只要识字,每个人都可以掌握知识,有了知识,人就自然而然地会使用理性,所以他们主张用革命的方式推倒那个由天主教主义和封建主义把持的旧世界,然后再以自由与平等原则建立一个新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人都可以获得解放。但雨果认为这是个玩笑。人固然可以识字,但识字不代表有知识;人固然可以有知识,但有知识不代表会使用理性;人固然可以知道如何使用理性,但运用理性不代表可以做出正确的事。

——川端康成《花未眠》

在《最佳欧洲小说(2011)》中,如此的杰作不胜枚举,而且几乎篇篇都有独特的魅力,译文又十分精彩、到位,实在是让人爱不释手。读它们,我们会感受到欧洲小说的丰富性,多元性,艺术性,当代性,和独特性;我们会感受到生命气息和心灵力量;我们还会意识到,文学中,尤其是在诗歌和短篇小说中,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无论是角度还是语调,甚至包括标点符号,一切皆有意味,皆为艺术。同时,我想说,将它们并列在一起,我们兴许才能明白欧洲小说的完整含义,进而逐步理解欧洲的完整含义。文学是能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增添魅力的。它本身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魅力的一部分。文学也应该是最自由最民主的。在文学世界里,所有具有独特价值的作品,都会赢得欣赏的目光。

如果人可以成为上帝的奴隶,那人也可以成为文字、知识和理性的奴隶。理性主义者的傲慢体现在:他们以为一旦有了理性的加持,任何愚蠢的事都可以被掰正。虽然理性主义者用的话语和天主教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不一样,但行为策略上,格兰古瓦并不比克洛德和菲比斯高明,他们都是宿命论的产物。雨果并不认为理性主义能带来一个翻天覆地的新时代。从一些硬性指标看,比如物质积累、人口体量、人均寿命等,我们可以将历史分成不同的两个时段,但这种不同主要体现在多和少、大与小、长与短的比较上,要论新和旧,那就很难区分,更甭说好与坏,时间序列上后出现的事物不代表就是更好或更新。

美在于发现,在于邂逅,是机缘。凌晨四点钟,看到海棠花未眠,即使和幽灵同处地狱也能心安理得;随便什么时候都能拔腿而去。这就是我,一个天涯孤客心底所拥有的自由。

原载于“封面新闻”,感谢授权推送!

《巴黎圣母院》发表于1831年,当时正处欧洲浪漫主义运动的巅峰期。所谓浪漫主义,是一个相对于理性主义而提出的概念。思想史家用理性主义一词指称西欧十七十八世纪伴随启蒙运动而形成的主流思潮,用浪漫主义一词描述十八世纪末形成的后启蒙时代思潮,认为后者是对前者的回应。理性主义相信历史是确定的,认为世界的运作受到了一系列固定规则的支配,并主张人类有能力且有必要去掌握甚至利用这些规则。浪漫主义态度相反,其强调个人感受,崇尚私人情感,认为这个世界存在着各种意外,主张以审美化甚至神话化的眼光来面对过去和未来。贝多芬的交响曲、雪莱的诗歌、福楼拜的小说等作品,都可归并为浪漫主义传统。弗拉门戈是一种以身体为媒介的表达方式,其动作灵活且狂野,所以自带浪漫主义气质。雨果安排艾斯梅兰达以弗拉明戈舞者身份登场,呈现了十九世纪知识精英所普遍青睐的“至好”形象。

据日本新潮社对建社一百余年来售出的文学作品累计销量所做的统计,销量总榜前十名的作品中大半为日本近现代文学史上的名家名著,如川端康成的《雪国》、夏目漱石的《心》、太宰治的《人间失格》等

稍稍感到意外 但他们实至名归

来到人群中的艾斯梅兰达,犹如天外来客一般,不沾染半点尘世之气,象征完美与至好(perfection
and the highest
good),她的舞姿勾起了人们心中最原始的冲动以及最无限的遐想。主教克洛德·弗洛罗、流浪诗人皮埃尔·格兰古瓦、国王近卫队军官菲比斯·沙多培尔、敲钟人卡西莫多无一不被其倾倒。至好之物之所以被冠名为至好,是因为人人都能看到它,人人都有意将其独占,但只有极少数者才能亲近甚至得到它。到底谁才是那个最有资格获得至好之物的幸运儿呢?——十九世纪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借小说《巴黎圣母院》向读者抛出这一问题。

影视界的改编和文库本的出版,都推动了经典文学作品在日本的阅读普及

高兴:我的第一感受是,稍稍感到意外。但细想起来,他们的实力是完全够的,称得上实至名归。我感到稍稍意外是因为,波兰此前已经出过多届诺贝尔奖的得主了,没想到这次的得主仍然来自这个国家。

跨越百年的历史图景

新潮社于1914年创立的“新潮文库”至今已走过105年的岁月,是现存所有文库系列中历史最悠久的。其后,岩波书店、讲谈社、中央公论社、文艺春秋社等也先后创立了各自的文库本系列,目前日本的文库系列已达200多种,可谓繁荣兴盛。新潮文库发展至今,无论从设计风格、装帧排版、印刷用纸等方面都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例如书脊通常根据不同作家而各有一个统一的颜色:太宰治是黑色的,谷崎润一郎是白色的,川端康成是蓝色的……这种设计使读者能极其高效地在书架上发现搜寻目标。另外,为使人们在阅读时不易视觉疲劳,新潮文库的用纸采用偏黄色系而非纯白;出于环保考虑,新潮文库的封面绝不覆膜或施加任何复杂工艺。为鼓励读者多读书、读好书,新潮社在各方面都狠下工夫。例如,每本书都印有一个三角形的葡萄标志,集齐一定数量后可兑换小礼物(书套、环保袋、文豪手表等)。盛夏来临之际,新潮社照例会推出久负盛名的“新潮文库100册”季节性选书读书主题活动,给精选的百种图书套上统一的黄色腰封,陈列在书店最醒目的位置供读者选购。之所以每年都选在盛夏时节举办这样的活动,主要是考虑到暑假里学生会有比较充裕的时间读书。

北京时间10月10日晚七点,瑞典学院宣布2018年和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波兰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和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虽然这两个名字不是非常大众,但其实对于文学圈内的读者,这两个是欧洲文学的重磅大咖。《诗刊》主编、著名诗人李少君向封面新闻记者透露,彼德·汉德克还是一位优秀的诗人,早在1983年他和他的诗作就曾亮相《诗刊》。《世界文学》主编、著名文学翻译家、学者高兴老师则向封面新闻记者谈及这两位作家得奖消息传来,他的第一感受,“稍稍感到意外,但确实实至名归。”

人类有机会改变命运吗?巴黎圣母院从最初建起,再到后来扩建,接着又到十九世纪的翻新,前前后后几百年,经历了几十代人的努力,每一次的努力都是一次“登高”,就跟一个努力向上的人一样。“人类有没有机会改变命运”,这个问题太大,大到回答不了。我们能谈的仅仅是作为个体的人,而不是作为集合的人类。对于个体来说,人有机会超越边界,但这一机会只有极少数人能抓到。伏尔泰说,没有上帝,也要创造上帝。他的意思是,上帝给人希望。雨果在《悲惨世界》里给出了回应:即便有了上帝,也要有人的意愿。在小说的最后,他将卡西莫多和艾斯美拉达安排在了来世(afterlife),雨果让克洛德倒下了,但没有让大教堂倒下。

日本作家有一个共通点,他们都拥有极其细腻的感受力和笔力,甚至可以几乎完全由细节和情绪构成一部作品

作为一位掌握世界文学最新动态的专家,高兴先生曾经写过一篇书评《你分明在走进一座小说共和国——读《最佳欧洲小说(2011)》,专门谈到波兰女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的《世上最丑的女人》。高兴认为《世上最丑的女人》属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优秀小说。“一个马戏团经理娶了世上最丑的女人。人们兴许会怀疑他的动机。但他自己明白,这场婚姻确实是出于感情。只不过这是一份极为特别极为复杂的感情,伴随着好奇、厌恶和恐惧,却绝没有一丝恻隐之心。事实上,恰恰是她的不同吸引了他。‘要是他娶他为妻,那他就会与众不同——身份特殊。他就拥有了别人没有的东西。’这样的心理倒也合乎逻辑。但与最丑的女人具体生活却是可怕的,甚至残酷的。他不得不时常短暂逃离,却又无法彻底离开。他成了个分裂的人。”高兴在评论中还写道:“读完这篇小说,我的脑海里不断出现两个字:特别。一个特别的情感小说,一个特别的心理小说,一个特别的哲理小说,一个特别的寓言小说,或者说,一个特别的情感-心理-哲理-寓言小说,或者干脆说,一个特别的小说,那么的细腻,深刻,悲伤,肌理丰富,让人久久地回味。”

任何时代都有特定的话语,就个体而言,每个人都在特定的限制性条件下活动。教士、军官、诗人、吉普赛姑娘以及卡西莫多,概莫能外。因此,用理性话语取代上帝并不能带来什么新东西,所以指望改变话语来获得解放,那是不可能的。从存在论角度讲,我们既不能证明命运存在,也无法证明命运不存在,因为命运是超越经验的假设模型。模型无所谓对与错,只在于有效或无效。换句话说,命运是一个认识论问题而非存在论问题。这个词到底有没有意义,取决于我们对他的态度。如果一个人相信自己是受到命运摆布的,他就会趋于保守,如果一个人不相信命运,他就会变得开放,不断尝试冲击边界。人的活动离不开经验,但经验给予人的暗示是两种可能性并置,即对于个体而言,要么给未来的行动设定上限,要么给未来的行动设定下限。

无独有偶,日本TBS电视台也携手角川文库并邀请知名导演和演员,制作了总题为“BUNKO-日本文学电影”的六集电视单元剧,包括森鸥外的《高濑舟》、太宰治的《黄金风景》《Goodbye》、梶井基次郎的《柠檬》、芥川龙之介的《魔术》、谷崎润一郎的《富美子之足》,每集约25分钟,做成一个质感与话题兼具的微电视电影系列。

一个美国作家,一个英国作家,或一个法国作家,在写出一部作品时,就已自然而然地拥有了世界各地广大的读者,因而,不管自觉与否,他,或她,很容易获得一种语言和心理上的优越感和骄傲感。这种感觉东欧作家难以体会。有抱负的东欧作家往往会生出一种紧迫感和危机感。他们要用尽全力将弱势转化为优势。昆德拉就是一个典型。他对小国这一概念特别敏感。在他看来,身处小国,你“要么做一个可怜的、眼光狭窄的人”,要么成为一个广闻博识的“世界性的人”。别无选择,有时,恰恰是最好的选择。因此,东欧作家大多会自觉地“同其他诗人,其他世界,和其他传统相遇”(萨拉蒙语)。昆德拉、米沃什、齐奥朗、贡布罗维奇、马内亚、卡达莱、萨拉蒙等等东欧作家都最终成为“世界性的人”。有些作家甚至最后放弃母语,改用英语、法语等通用语言创作。只要细读作品,你会发现,《最佳欧洲小说(2011)》中的多数东欧小说家都具有某种国际视野。影响和交融在他们的作品中留下了明显的印记。黑山小说家奥格年•斯帕希奇索性将美国短篇小说大师雷蒙德•卡佛当做了自己小说的动机:《我们失去了雷蒙德——卡佛死了》(严蓓雯译)。小说在讲述什么?一种隐隐约约的不安?一种挥之不去的焦虑?一种莫名其妙的影响和感应?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危机或生活危机?也许是所有这一切的奇妙混合。“卡佛的故事充满不安。它们散发出一种特殊的焦虑。它们太像真实生活了。”男主人公如此想。小说故事也因此和卡佛作品产生了某种互文性。或者,更确切地说,它们互为注解。小说的最后部分实际上是对卡佛的微型小说《大众力学》的巧妙模拟。作者既有可能以此方式表达某种隐喻,也有可能以此方式向卡佛致敬。正如我们难以说清楚生活一样,我们常常也难以说清楚一部小说。出色的小说常常因其丰富、细腻和复杂而“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在大教堂前的广场上,一名美丽的吉普赛姑娘跳起弗拉明戈。她有着乌黑靓丽的眼睛,阳光在漆黑的发间来回移动,掀起缕缕金丝。她的脚飞快跳动,像是迅速旋转的轮辐,全然不见踪影,两条棕色胳膊环绕腰肢,盘旋而又伸展,轻拂着犹如两条丝带,灵巧的发辫盘绕于脑袋周围,缀满金属饰片,在阳光中闪闪烁烁。她那妙曼的身段,惊人艳丽,灿烂的形象,即使是在阳光底下,也能散放出闪耀的光芒。这个姑娘名叫艾斯梅兰达,一登场,就牢牢地扣住了众人的目光。

今天,在日本最大的实体书店纪伊国屋、八重洲图书中心、淳久堂、三省堂书店、茑屋书店及许多网上书店,都可以买到经典文学作品。除了影视改编的助推之外,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众多出版社竞相推出的文库本,在经典文学作品的传承方面扮演了“轻骑兵”的作用。可以说,没有文库本,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经典永流传”的局面。

波兰女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的《世上最丑的女人》(陈姝波译)也属于这类“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优秀小说。一个马戏团经理娶了世上最丑的女人。人们兴许会怀疑他的动机。但他自己明白,这场婚姻确实是出于感情。只不过这是一份极为特别极为复杂的感情,伴随着好奇、厌恶和恐惧,却绝没有一丝恻隐之心。事实上,恰恰是她的不同吸引了他。“要是他娶他为妻,那他就会与众不同——身份特殊。他就拥有了别人没有的东西。”这样的心理倒也合乎逻辑。但与最丑的女人具体生活却是可怕的,甚至残酷的。他不得不时常短暂逃离,却又无法彻底离开。他成了个分裂的人。他对她的感情其实也是份分裂的感情:既厌恶,又依赖;既开心,又绝望;既恐惧,又好奇。而最丑的女人某一天意识到,人们之所以喜欢观看她,就因为他们自己缺乏任何独特之处,他们是孤独的,他们是苍白的,他们是无聊和空虚的。读完这篇小说,我的脑海里不断出现两个字:特别。一个特别的情感小说,一个特别的心理小说,一个特别的哲理小说,一个特别的寓言小说,或者说,一个特别的情感-心理-哲理-寓言小说,或者干脆说,一个特别的小说,那么的细腻,深刻,悲伤,肌理丰富,让人久久地回味。

诗人和吉普赛姑娘都是流浪者,曾建立过有名无实的婚姻,两者间的关系犹如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往来:源相同,道不同,虽然齐头并进,但最终分道扬镳。教士、军官和诗人各有天赋,有着不一样的生存技能,他们都曾利用自己的优势短暂地俘获过艾斯梅兰达,教士凭借的是至高无上的权力,军官仰仗的是天生迷人的外表,至于诗人,靠的则是机灵和运气。但是,和艾斯梅兰达“最终在一起”的并非他们中的任何一位,而是敲钟人卡西莫多。卡西莫多象征苦难,走到哪里都令人避让,就像中世纪的麻风病人。他深爱艾斯梅兰达,不仅因为她的美丽,还因为她是唯一一个向他表达善意的人。

进入数码时代后,日本经典文学的普及推广也与时俱进,不再局限于纸质书籍,而是突破束缚,引入声、画、游等阅读元素,经典作品开始更多的与千禧一代喜闻乐见的动漫、游戏等携手,进行跨界的重新演绎,从而走出了一片新天地。

封面新闻:不少人还没有读过这位女作家的作品。在您看来,她的作品最大特色是什么?

相比于现代人那种潮气蓬勃、渴望成就的心态不一样,中世纪的人对于生活不会报太多希望。当时的人们普遍营养不足,妇女难产死亡率和儿童夭折率都很高,人均寿命只有三十多,人口增长非常缓慢。对于任何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个体缺乏抵抗力,只能寄希望于宗教带来的平和。在这样的环境下,唯有那些成为宗教精英和政治精英的人才能够过上相对体面的生活,因为他们有能力垄断希望与未来,但获得这一身份的主要机会来自于出身。至于那些出身底层的劳工和农奴,只能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为生存而挣扎,就像卡西莫多一样。希腊哲学家将这种情况称作命运的安排,基督教称这是神的意旨(divine
providence)。若干年前雨果参观圣母院,在两座钟楼之一的黑暗角落里发现墙上留有一处手刻的希腊字母串ANÁΓKH,意指命运。雨果在《巴黎圣母院》的序言中提到,他创作这部小说的目的就是要阐释“命运”。

川端康成名篇《雪国》的这段开头,至今仍令人读来回味无穷。凭借这部作品,他获得1968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这是日本人第一次荣得该奖。

斯洛文尼亚小说家德拉戈•扬察尔的《预言》(吴冰青译)就是这样的小说。与其说我在走向它,不如说它一直在等着我。注定会发生的邂逅。故事围绕着一段出现在厕所墙上的“反动诗句”展开。读着读着,我们很容易忘记那故事发生在铁托时期的塞尔维亚。它完全可能同样发生在“文革”时期的中国某地。记忆被唤醒,被照亮:它就发生在我的少年时期,发生在我的家乡。好几回,在夜晚,我们被召集到学校教室或政府礼堂,按照要求,写上一段话。灯光昏暗,气氛紧张而又诡异,我们稀里糊涂,不知出了什么大事。回到家后,大人才小声地提醒:这是在查反动标语。于是,“反动标语”就成了一颗定时炸弹,制造出一片恐慌气氛。恐慌中夹杂着一丝神秘。孩子的感觉同大人的又不一样,还有某种好奇和兴奋。单调的生活终于有了点插曲。然而,儿时,思想简单,阅历也有限,并没有能力深想那所谓的“反动标语”背后又潜藏着怎样的故事。因此,儿时的记忆常常就是残缺的未完成的记忆。而扬察尔恰恰为我们挖掘出了一段那背后的故事。一个被人讥讽为研究“腐朽语言”的教授偏偏要让自己掌握的“腐朽语言”爆发出令人惊骇的力量。“反动诗句”实际上源自圣经故事。倘若不熟悉圣经故事,你也就难以破解那“反动诗句”的真正含义。如此,一段看上去显得粗鄙的“反动诗句”顿时变得高级而有力。教授以此方式反击,抗议,和控诉,并将自己的反击、抗议和控诉提升到了预言的高度。作者兴许并没有想到,他的这篇小说竟然和一位遥远的中国读者发生了心灵互动,丰富进而又完成了他的童年记忆。没错,是互动,而不仅仅是共鸣。或者更准确地说,这是唯有优秀小说方能激发起的深度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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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新感觉文学,它是20世纪初日本文坛以小说创作为主的一股文学思潮,以其作为创作理念进行文学创新尝试的一些日本作家则被统称为“新感觉派”。上世纪20年代,日本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为其新文学的诞生提供了温床,而关东大地震又带给人们异常震撼的恐慌和刺激(地震造成约15万人丧生、200多万人流离失所),强化了人们业已产生的“新感觉”,这种思想上的深刻变化反映到文学创作上,一部分作家开始反抗传统的现实主义,并试图掀起一场文学革新运动。他们主张通过主观世界来反映客观世界,描写超现实的幻想和心理,追求“新的感觉”“新表现方法”和“文体革命”,强调艺术至上,认为艺术和美不存在于现实,而只存在于幻想世界,换句话说就是“美在感觉中”。1924年,横光利一、川端康成、中河与一、今东光、片冈铁兵等14位作家在文坛大佬菊池宽的支持下,以《文艺春秋》为后盾,创办了同人杂志《文艺时代》,开始了新感觉文学运动。

原载于2013年4月3日《中华读书报》

十五世纪中叶,古登堡印刷术问世,从此,识字不再成为少数人的特权。文字是知识的载体,福柯说,知识即权力,所以能够垄断文字的人也是能够垄断权力的人。中世纪时代,识字技术只有少数宗教精英和政治精英以及团结在他们外围的人才有机会掌握,但古登堡印刷术打破了这种垄断,尤其是当资本主义兴起后,技术加速扩散,越来越多的普通人有机会识字,并掌握知识。人一旦识字了,他就有生产知识的动力,继而让他产生获得更大权力的冲动。当拥有知识的普通人多到足够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时,他们就团结起来,开始制造新的话语,并借此挑战旧时代的统治阶级。理性主义就是这样一种话语,它挑战天主教主义和封建主义。

包括《雪国》《山之音》《千只鹤》《古都》在内,川端康成的写作既吸收了新感觉派及意识流的表现手法,又有所扬弃,同时又汲取了日本民族文学的传统因素——“物哀”,从而使作品自然地成了川端康成文学理念的最好诠释,这也是他的作品深受日本读者喜爱的根本原因,因为这种情趣不独属于日本文学,它早就根植在日本黎庶日常生活之中。

高兴:她是个完全靠作品说话的人。东欧的很多作家往往带有意识形态的色彩。但是托卡尔丘克完全靠作品说话。我觉得在目前的波兰作家中,她是最有实力的一个。最好的小说家就是她了。此外,波兰还有一位同样优秀的作家,是诗人扎加耶夫斯基。之所以没有颁给诗人。我想是因为诺贝尔文学奖有一个微妙的平衡问题。之前波兰作家获奖的都是诗人,先是米沃什,后来是辛波斯卡。现在要轮到颁给小说家,我认为是评委们做了一个平衡。

人们在日常情况下使用命运一词时,常带决定论色彩,指的是存在一种超越个体的力量,这种力量不依赖人的行为而改变,但它可以左右人的行为方式。现代逻辑学家将命运等同于必然性(necessity),指的是“当特定条件满足时,一类事态必定会显现”的情况。比如,张三走在雨中,他没有带伞,结果被淋湿了。在这句表述中,“走在雨中”和“没有带伞”是两个条件,当这两个条件满足时,“被淋湿”就成了必然显现的事态。在这里,“走在雨中”和“没有带伞”安排了张三“被淋湿的”命运。若要改变“被淋湿”的命运,就必须改变条件,即要么躲在家里,要么出门带伞,再不来就是让天空别下雨。艾斯梅兰达的登场犹如新兴力量对于旧社会的冲击,她撬动了人们的心态,给个体命运的改变创造了条件——或者说,希望。

有意思的是,《文豪野犬》已远远超出了原著改编的尺度,它将一众文豪及其笔下的人物形象糅成一体,形成一部风格奇异的全新作品,例如,太宰治是“武装侦探社”的一名成员,擅长侦破连警察都束手无策的怪异事件;国木田独步是个戴着眼镜、喜欢神经质地翻阅手帐的怪人……福泽谕吉、泉镜花、樋口一叶、森鸥外、宫泽贤治、与谢野晶子、芥川龙之介、谷崎润一郎、梶井基次郎、织田作之助、坂口安吾、中原中也、江户川乱步……众多日本文坛名宿被“请”上这个舞台。

封面新闻:对于她接下来在中国的读者,您有怎样的预测?

相比而言,现代社会的发展模式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物质财富的积累以扩大资本——即有扩大再生产功能的要素——为主要目标,俗称资本主义,能广泛控制生产要素的人是现代社会的统治者,即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式发展不仅带来显著的物质成就,还会加重社会的纵向分层,处在社会金字塔上端的资产阶级拥有了更为充足的空闲时间。为了填补时间上的空白,资产阶级开始升级“精神生活”,有的追问宏观的形而上问题,最后凝聚成了理性主义,有的关照微观的自我内心世界,逐渐催生了浪漫主义。在小说中,“富于理性精神,信奉开明哲学”的诗人格兰古瓦是理性主义代表,至于艾斯梅兰达,她善良、天真,虽然生活在流浪汉扎堆的贫民窟,但出淤泥而不染,是浪漫主义化身。

可以说,日本民众的阅读率之所以居高不下、经典作品之所以经久不衰,和日本出版人在普及推广方面所做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据几年前的有关数据,仅新潮文库系列,夏目漱石的《心》和太宰治的《人间失格》就累计售出673万册、657万册,堪称瑜亮并世交相辉映。加上岩波文库、集英文库、讲谈文库等的销量,几位在日本文学史上占重要地位的作家,其单种作品都突破了几千万册。反过来,在日本一部作品能否推出文库本,也已成为了检验该作品是否够得上经典的不二准则。

“还没离开,就已经开始想念了。”此刻,我忽然想起了在天山天池听到的一句诗,可能会让人觉得有点唐突。可我自己知道,潜意识中,我已经在期盼《最佳欧洲小说(2012)》了。

吉普赛人与犹太人类似,属于跨境民族,据历史学家考证,他们原居于古代印度,最早于十世纪前后开始外移,后来遍布整个欧洲大陆。对于那些土生土长的欧洲而言,吉普赛人是一批四处流浪的外来人。英国人称其为吉卜赛人,法国人称其为波希米亚人,西班牙人称其为弗拉明戈人,俄罗斯人称其为茨冈人,阿尔巴尼亚人称他们为埃弗吉特人,希腊人称他们为阿金加诺人,至于他们自己,则自称为罗姆人。由于流浪的生活习性,吉普赛人并没有建立什么持久稳定的产业,而是发明了诸如流动马戏团、占卜等易于迁移、无需依赖固定土地的谋生手段。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下,弗拉明戈——一种街舞——成为了吉普赛人的文化象征。

《雪国》的连载过程正值二战期间,战争导致连载时断时续,加上很多地点的转换、人物叙述的转换、现实世界与记忆世界的转换都没什么交代,非常突兀,要反复回味前述的情节,很多地方要通过读者的想象去补充,因此阅读《雪国》需要去“感觉”,细细品味作者对情节、人物、景物的设置及一些细微的描写等,才能悟出川端康成小说的精妙所在。

我曾在各种场合强调:对“大国文学”和“小国文学”这一概念,我们应保持警惕甚至怀疑的态度,因为这一概念本身极有可能包含着种种文学之外的因素。大国,并不一定就意味着文学的优越;而小国,也并不见得就意味着文学的贫乏。事实上,在读了太多的法国文学、美国文学、英国文学等等所谓的“大国文学”之后,不少读者一直十分期盼能读到一些小国的文学,比如东欧文学,比如非洲文学,比如北欧和南欧文学。在全球化背景下,这些文学中,或许还有一种清新的气息,一种质朴却又独特的气息,一种真正属于生命和心灵的气息。而全球化背景,恰恰极容易抹杀文学的个性、特色和生命力。

确实,爱情被当作婚姻的首要条件是十八世纪之后才被广泛接受的理念,它是浪漫主义运动制造下的产物。在此之前,婚姻的安全意义一直优先于审美意义。作为一种命运共同体,婚姻能增加单个人的抗风险能力,所以它是一种优化生存的策略。雨果给艾斯梅兰达安排了一场和诗人格兰古瓦的婚姻,也是故事中所讲述的唯一一场婚姻,但那场婚姻的意义正是为了保全诗人的性命,它出自艾斯梅兰达的善良意志而非他的私人情感。情感传递以双方互动为基础,而善良意志只需单向传递。艾斯梅兰达和格兰古瓦之间并不对等。虽然艾斯梅兰达救过格兰古瓦,但当艾斯梅兰达需要他伸出援手之时,格拉古瓦逃走了。理性主义者往往精于计算的得失,他害怕风险,可以通过自我说服的方式回避责任,所以他不配拥有艾斯梅兰达。

夏目漱石的
《虞美人草》于1935年由沟口健二改编拍摄成电影(夏川大二郎、月田一郎、大仓千代子主演),《心》先后被市川崑和新藤兼人于1955年和1973年改编拍摄成电影,《从那以后》由森田芳光于1985年拍成电影(松田优作主演)……战后与川端康成齐名的另一位重要作家太宰治,其《Goodbye》1949年由岛耕二改编拍成电影
(高峰秀子主演); 《维雍之妻》由根岸吉太郎执导拍成电影(松隆子主演);
《潘多拉之匣》2009年由富永昌进拍摄成电影(染谷将太、洼冢洋介主演);同年《斜阳》由秋原北胤拍摄成电影(佐藤江梨子主演);太宰治最著名的作品《人间失格》2010年由荒户源次郎改编成电影
(伊势谷友介、石原里美主演);《女生徒》2013年由福间雄三改编拍成电影(柴田美帆主演)。除了对原作进行改编,日本电影人还大胆尝试,将作家与其作品结合起来进行二次创作,对作家和作品同样具有极大的推广效果。在这方面最具轰动效应的是,蜷川实花以太宰治与三位女性之间真实的情感纠葛以及创作其代表作《人间失格》的过程为故事线索,拍摄成了同名电影
《人间失格》(小栗旬、宫泽理惠、泽尻英龙华、二阶堂富美主演),强大的偶像级卡司阵容想不吸引年轻人都难。作品极受编剧和导演青睐、被改编拍摄成电影较多的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也是一位。谷崎润一郎被称为日本唯美派文学的代表,作品以描写女性为多,这似乎正合电影导演的心意、给了他们充分的用武之地,他的《刺青》《疯癫老人日记》《痴人之爱》《春琴抄》《细雪》《白日梦》《钥匙》《花魁》《刈芦》等先后被搬上银幕。大江健三郎的自传体小说《平静的生活》以及《饲育》《我们的时代》,井上靖的《初秋》《风林火山》《敦煌》《记我的母亲》等也都曾被改编拍摄成电影。

然而,语言的障碍却明显存在着。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大语种文学和小语种文学这一现实。这一现实,更多地体现的,是文学在传播上的尴尬。这也就让小语种文学显得更加难能可贵。正因如此,每每读到小语种文学时,我都有欣喜的感觉。而当我捧读起译林出版社新近推出的《最佳欧洲小说(2011)》时,“欣喜”两字已难以形容我的心情。我甚至感到了某种惊讶和激动,面对这独特的文学景观,面对这贴心的文学氛围和布局:平等和独立,以及在平等和独立中展现的丰富和复杂。我一直关注的东欧作家,在这部选集中,竟多达十余位,几乎每个东欧国家都有了自己的文学代表。你分明在走进一座小说共和国。而走进这座小说共和国,你又绝对能逢到那命定的作品。瞬间,小说欣赏演变成一种心灵默契,超越时空,让你感动,甚至让你震撼。

艾斯梅兰达与她的爱慕者们

据日本新潮社对建社一百余年来售出的文学作品累计销量所做的统计,川端康成《雪国》位列销量总榜第七名。登上榜单前十名的还有夏目漱石的《心》《少爷》、太宰治的《人间失格》《斜阳》、岛崎藤村的《破戒》和武者小路实笃的《友情》,无一例外,全都是日本近现代文学史上的名家名著。这也说明了,在新锐作家和新潮作品层出不穷的日本当代社会,在早已进入了电子时代、数码时代的今天,日本的经典文学仍有生命力,其背后的原因着实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话题。

记者: 张杰 实习生:张谌
编辑:易文颖

卡西莫多原本是一名孤儿,但他幸运地得到了克洛德的收留,并被抚养长大,由于太过丑陋不宜示人,所以只能深藏于昏暗的大教堂内,默默地干着敲钟的活。但即便是这样简单的活,也让他不堪重负,因为厚重的钟声把他的耳朵几乎震聋。克洛德要求他去绑架艾斯梅兰达,他没有拒绝也不会拒绝,毕竟克洛德是他的恩人。但是当他第二次被要求在克洛德和艾斯梅兰达之间做选择时,他选择了后者,因为只有艾斯梅兰达把他当作一个人来看待。他记得,当他因绑架一事在广场上接受鞭刑时,艾斯梅兰达给他递上了一瓢水。如果说克洛德给了他生存的机会,那艾斯梅兰达给他的就是生活的希望。对于卡西莫多来说,希望比生存更可贵。生存是经验边界内的事,希望是经验边界外的事。

2009年,以太宰治诞辰100周年为契机,集英社与MadHouse联合制作了一套动漫版名家短篇名作改编系列《蓝色文学》(又译《青之文学》),包括夏目漱石的《心》、太宰治的《人间失格》《快跑,梅洛斯!》、芥川龙之介的《地狱变》《蛛蛛丝》、坂口安吾的《盛开的樱花树下》等,并于每周六深夜1点20分在电视台播放(2009年10月10日-12月26日),每次播出半小时。参与制作的漫画家均为在漫画周刊《少年Jump》上推出过连载作品的漫画家,例如小畑健等,本身极具人气,加上实力派演员堺雅人的配音,让名作名篇们以动画的形式来展现其魅力,很受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的欢迎。

最佳欧洲小说(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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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国》是川端康成的代表作品之一,也是以他及横光利一等为代表人物的日本新感觉文学的经典之作,更为川端康成赢得了1968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这是日本人第一次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他也是肖像被印在纸币上的仅有的两位日本作家之一(另一位是樋口一叶)。

诺奖就像一道强光一样,会照亮获奖者

雨果告诉我们,就可见的人类历史而言,男女结合的首要原则正是生存策略的优化,而非情感的安顿,绝大多数个体害怕风险,所以他们甘愿接受命运的安排,主动屈服于生存的压力。无论是克洛德,还是菲比斯,又或者是格兰古瓦,在新时代到来时,谁都没有意愿或能力去挑战命运,唯有卡西莫多这个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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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程度上,东欧曾经高度政治化的现实,以及多灾多难的痛苦经历,恰好为文学和文学家提供了特别的土壤。没有捷克经历,昆德拉不可能成为现在的昆德拉,不可能写出《可笑的爱》《玩笑》《不朽》和《难以承受的存在之轻》这样独特的杰作。没有波兰经历,米沃什也不可能成为我们所熟悉的将道德感同诗意紧密融合的诗歌大师。同样,没有经历过南斯拉夫内战,塞尔维亚小说家弗拉基米尔•阿森尼耶维奇决不可能写出《一分钟:蠢蛋之死》(吴冰青译)这样震撼人心的小说。小说的内在主题其实是战争。但作者却没有直接写战争,而是将目光对准了战争牺牲品,一个绰号蠢蛋的不幸者。小说采用倒计时方式,生命的最后一分钟,高度的凝练,又极端的丰富,战争的残酷,人性的扭曲,命运的悲惨,在这艺术化的一分钟里尽数呈现。个人的命运何尝不是民族的命运。战争的影子常常比战争本身更加恐怖,也更为震撼。小说仅仅数千字,形式和内容巧妙融合,现实和艺术完美统一,语言和细节精准有力,扩散出巨大的容量和无尽的内涵,完全有可能比一部同样主题的长篇更有力量,充分显现出短篇小说的精致、能量和魅力。巴尔干冲突和南斯拉夫内战一直是欧美史学家和文学家关注的焦点。相关作品层出不穷。但我肯定会牢牢记住《一分钟:蠢蛋之死》,因为它独一无二,难以替代。

雨果将故事背景设定在1482年,距离发表时间1831年大约三个半世纪。在这三百多年的时间里,西欧社会经历了物质财富的指数型增长,历史学家将这段时期称为现代,用以区别先前的中世纪。中世纪社会的发展模式以庄园领主制为基础,俗称封建主义。由于人们依旧停留在为填饱肚子而奋斗的阶段,物质财富的积累主要以扩大土地面积为目标。土地面积与食物产量成正比,拥有土地就拥有一切,所以那些拥有大片土地的宗教精英和政治精英也就成了统治阶级。在《巴黎圣母院》中,主教克洛德·弗洛罗拥有财富、知识、名望,是宗教精英的象征,国王近卫队队长菲比斯·沙多培尔来自上流阶层,是长着漂亮脸蛋的军官,在中世纪属于骑士阶层,象征政治精英。克洛德爱慕艾斯梅兰达,但艾斯梅兰达偏爱菲比斯,克洛德嫉恨菲比斯。这关系让我们联想到中世纪的政教合一:当宗教事务与政治事务重叠时,利益纠葛从来无法理清,斗争事态往往层层升级。

在日本,“文库本”指的是以普及为目的的、廉价小型单行纸本书。开本尺寸相同且固定(105×148cm,相当于A6规格)、装帧相同、风格统一,定价相近。这种书便于随身携带,价格低廉(一般定价在300-400日元,相当于半个汉堡),很受读者喜爱,平时在地铁车厢或咖啡馆、公园长椅上看到埋头读书的日本人,他们手上拿的基本都是文库本。相对于装帧精美、用纸考究的单行本,小、轻、廉的文库本吸引了最广泛的阅读人群,尤其是学生。

奥尔加·托卡尔丘克于1987年凭借诗集《镜子里的城市》在波兰文坛展露头角。之后接连出版长篇小说《书中人物旅行记》《太古和其他的时间》《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等作品。其中,她的代表作《太古和其他的时间》《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曾由北京外语大学教授、资深翻译家易丽君由波兰语译成中文,而这两部经典之作,由后浪出版公司策划,于2018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军官菲比斯从卡西莫多手上救走艾斯梅兰达,凭借迷人外表俘获了艾斯梅兰达的心。艾斯梅兰达想嫁给菲比斯,奈何菲比斯只是一名花花公子。女人这档子事,他拥有广阔的选择空间,而艾斯梅兰达,只不过是世上众多女人之一,何况还是一个街头卖艺的丫头。对于政治精英而言,婚姻需要门当户对,因为只有和贵族联姻才能够获赠大量土地,丰富家产,巩固甚至扩大自己的统治地位。菲比斯并不在乎艾斯梅兰达,所以当艾斯梅兰达身陷囹圄时,作为当事人的他,完全可以表现得像个若无其事的局外人。艾斯梅兰达渴望爱情,可爱情是一件奢侈品,尤其是在风雨飘摇的年代里,爱情只不过是景上添花之物。菲比斯不欣赏也不需要爱情。

日本作家有一个共通点,他们都拥有极其细腻的感受力和笔力,去将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平淡场景转换成奇妙无比的文字。它很少借助宏大叙事、史诗或批判现实主义,常常只通过细节和情绪,甚至可以几乎完全由细节和情绪构成一部作品,这也是日本文学的特殊魅力之一,新感觉文学尤其如此。比如《雪国》的开头部分,描写岛村透过窗玻璃投映的影像长时间观察叶子,由此引出揣度、回忆等,看似平淡无奇,实则是作者将玻璃作为反射体,用来观照现实世界,同时挡住现实的直接闯入,这与用长长的隧道隔开现实社会与想像中的世界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当时的日本正处于一场大战即将爆发的前夕,法西斯势力异常猖獗,国内外矛盾十分尖锐,而作者笔下的“雪国”却是一个平和、宁静的世外桃源。

高兴:托卡尔丘克在中国还是比较小众的作家。大家对她的作品相对陌生。她的文学魅力在于能够对人的内心进行非凡的刻画,把人们心中最微妙、最复杂、最细腻的东西呈现出来,这就是一个“文学高手”所需要的特质。她的中篇、短篇写得都非常精准。而且她深入人内心的能力太强了。

作为教士,克洛德本该隐忍与克制,秉持禁欲主义,但当他见到艾丝美兰达时,过去的信念几乎在顷刻之间崩塌。克洛德躲在教堂的暗处凝望广场上的艾斯梅兰达,那体态与舞姿犹如法术一般,将他从彼世拉入尘世。克洛德命卡西莫多绑架艾斯梅兰达,但被军官菲比斯解救,后又刺伤菲比斯,并设计陷害艾斯梅兰达,令其做替罪羔羊。他动用自己的权力去和艾斯梅兰达“做交易”,逼迫姑娘接受他的爱意,否则就要接受审判。但艾斯梅兰达拒绝了权力的邀请,因为她来自“新时代”,不再需要为土地而折腰。克洛德看到了新事物,却依旧活在旧时代。老人碰到新问题依旧习惯动用老办法,他是一个不合时宜之人。

而近期影响最大的当属《文豪野犬》系列了。《文豪野犬》原是朝雾卡夫卡创作、春河35负责插画的一部轻小说,2013年1月起在漫画月刊《YOUNG
ACE》上连载,后被改编成漫画、电视动画以及剧场版,其中电视动画由bones(骨头社)改编制作,共两季24集,2016年4月开始播放,由角川书店负责发行。该系列中国也有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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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果将五人安排在同一段故事之中,以他们之间的情感追逐为主线展开叙述。但《巴黎圣母院》并非一个纯粹的爱情故事,也非简单的道德说教,否则雨果没有必要将故事背景设置在1482年这样一个世纪之交的转折点上。仔细阅读就能发现,五个形象被赋予了不同的历史隐喻,他们拥有不一样的社会地位,秉持迥异的价值信念,分别象征了浮现于变奏时代的五类群体。雨果试图用一部小说的体量向我们呈现跨越百年的历史图景。

由川端康成经典作品《古都》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剧照

高兴:正因为有大量作品还没有被介绍过,引进她的作品还是有很大空间的。而且诺贝尔文学奖本来就本身就像一道强光一样,会照亮获奖者。相信之后很多国内的出版社会抢着出版她的作品。我主编的“蓝色东欧”译丛,她也一直是我们重点想引荐的重要作家。

成为例外

(作者为日本文学研究专家、翻译家)

封面新闻:听闻这两位作家获奖,您第一感受如何?

“穿过国境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夜空下一片白茫茫。火车在信号场前停了下来。在遥远的山巅上空,还淡淡地残留着晚霞的余晖。透过车窗玻璃看见的景物轮廓,退到远方,却没有消逝,但已经黯然失色了……”

封面新闻:对于国内不少读者来说,波兰女作家卡尔丘克的名字和作品,显得比较陌生。您是这方面的文学研究专家,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些她吧。

日本历来有文学作品与影视合流、相得益彰的好传统,文学作品常被改编成影视作品,这对文学作品的传播起到了助推作用。川端康成被改编拍摄成影视作品的作品将近二十部,除他之外,日本许多经典作家的作品也都享有这份荣耀。

附:

动漫、游戏的跨界演绎,让文学史上的大家持续存留在人们的记忆里

例如,一向专注于出版漫画图书的海王社也“不务正业”,推出了一套附朗读CD的漫画版文学名著文库系列,据笔者搜集的资料,目前已知出版的包括森鸥外的《高濑舟·山椒大夫》、夏目漱石的《我是猫》《少爷》、芥川龙之介的《罗生门》、太宰治的《女生徒·灯笼》《快跑,梅洛斯!》、宫泽贤治的《要求太多的餐馆》、谷崎润一郎的《痴人之爱》、江户川乱步的《孤岛之鬼》、中岛敦的《山月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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