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20世纪末开始动笔写作《20世纪思想史,俳句专指日本传统诗歌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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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世纪末开始动笔写作《20世纪思想史,俳句专指日本传统诗歌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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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及今,一国之文学都不是孤立封闭的存在,中国文学自汉代两晋进入自觉创作的成熟阶段时,就同步接受了来自天竺和西域的佛教文化的渗透影响,继而彼此激荡融汇,产生了进一步的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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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这部从人类直立行走和取火直到20世纪初、写尽了人类智力全貌的煌煌巨著去年在中国出版之后,英国思想史学者彼得·沃森(Peter
Watson)的另一部巨作《20世纪思想史:从弗洛伊德到互联网》于今年10月由译林出版社引进,终于与中国读者见面。

就地缘历史来说,日本文学也遵循了这个原理。空海撰集《文镜秘府论》、紫式部《源氏物语》中大量征引白居易诗歌,就是文学上的显明之例,可以说,唐诗、中土佛教、老庄的道家观念都深刻形塑了古代日本人的心灵。进入江户初,日本开始受到来自欧洲的兰学及其背后附着的天主教文化的影响,推进至明治维新及其后的大正、昭和时期,又受到了欧美文化的强烈冲击,虽则如此,近现代日本文化界尤其是部分作家文人(夏目漱石、正冈子规等)仍将汉学的熏习、汉诗的写作认定为知识人的必备教养和写作程式。可以说,日本文学在孕生发展的一千多年中,受到中国文学的持续的影响,一如希腊罗马之余绪也流播于后世的欧陆与英国。在相当长的时段内,日本是汉字文化圈内一个与中国交互关联又相对独立的存在。

裘帕·拉希莉

在《20世纪思想史:从弗洛伊德到互联网》的序言中,沃森引用了英国思想家以赛亚·伯林在20世纪末的一段发言:“在过去的这个世纪里,世界毫无理由地承受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为严酷的非人道暴行和野蛮毁灭……但我还活着,没有被它们涤荡……在我看来这很令人惊讶。”然而20世纪并非只有黑暗和毁灭,它也同时见证了无数杰出思想文化的闪耀和绽放。彼得·沃森为这一反差而深深着迷,于20世纪末开始动笔写作《20世纪思想史:从弗洛伊德到互联网》,在政治和战争的黑暗叙事之外,构建起一条与之并行的、由种种天才思想串连起来的耀眼故事线。

那么,今人口中所称的俳句,这一代表了日本文学精粹之一的诗体形式,它的原貌究竟如何?它是独立封闭的存在?还是影响交互的产物?

近日,由浙江文艺出版社“KEY-可以文化”主办的“漂泊与困境:裘帕·拉希莉笔下的异乡人
——普利策奖得主裘帕·拉希莉新书《同名人》《低地》分享会”在北京三联韬奋书店三里屯分店举行。

近日,彼得·沃森带着这部刚刚在华出版的新作来到上海,并接受了澎湃新闻的专访。他认为,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是科学,而这也是西方思想引领世界的最后一个世纪。阐述《20世纪思想史》写作中的种种考量之外,他也对21世纪做出了一些评价和预测。

俳句其实是后世的定义,为其命名者,乃晚近的明治时代诗人与作家正冈子规。俳句专指日本传统诗歌形式“连歌”的发句。我们谈俳句,就必须先谈到连歌。

2000年,年仅33岁的印裔美国作家裘帕·拉希莉凭借《解说疾病的人》摘下了在美国极具分量的普利策文学奖,并成为该奖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这位年轻却在写作上“成熟的不可思议”的作家从此开始被世界文坛所认识。裘帕·拉希莉于1967年出生于英国伦敦的一个移民家庭,幼时随父母移居美国罗得岛。父亲是罗得岛大学图书馆的职员,母亲是教师。拉希莉先后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的伯纳德学院和波士顿大学的文学创作班。与两度荣获美国国家图书奖的华裔作家哈金是同班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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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歌是日本传统诗体和歌的一种,日本传统和歌,其体制格式本就包括了长歌、短歌、片歌、连歌等。《万叶集》是日本现存最早的和歌专集,其地位类似我国的《诗经》。

《解说疾病的人》获奖后,拉希莉几乎成为了英美各项文学大奖榜单上的常客,她还摘得欧·亨利短篇小说奖、美国笔会/海明威文学奖,并多次入围布克奖短名单,以及《纽约时报》好书榜。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甚至把她列为自己夏日书单上的作家。2007年,根据《同名人》改编的电影上映,收获了观众和评论界的一致好评。《低地》甫一出版便入围2013年布克奖短名单、美国国家图书奖决选名单、百利女性小说奖短名单作品;并成为《纽约时报》《时代周刊》《芝加哥论坛报》《旧金山纪事报》《今日美国报》、Goodreads、科克斯书评、美国国家公共电台等年度最佳图书。

彼得·沃森 译林出版社供图

短歌这个定型诗有五句三十一个音节,为五七五七七的句式。即使是长歌,末尾也以五七五七七结尾。连歌始于平安时代末,是由两人对咏一首和歌的吟咏游戏,作为和歌之余兴盛行于宫廷,其后流行于一般庶民阶层,成为大众化的文娱活动。到后来,连韵变得极长,出现了50韵、100韵的长连句,即所谓“百韵连歌”。须说明的是,连歌并未脱离歌道吟咏的本质,所表现的仍是歌道素来注重的技巧规范。连歌的集大成者是二条良基和宗祗。前者编撰有《菟玖波集》,后者则编撰有《新撰菟玖波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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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和歌连句这个诗体形式,与中国古代的联句诗就很类似,施蛰存先生《唐诗百话》第97则就介绍了联句诗。相传汉武帝时即有连句体的柏梁诗,此后的齐梁时代,谢眺有七篇联句诗,是与江革、王融、王僧孺、谢昊、刘绘、沈约的七人联句;梁元帝萧绎、梁武帝萧衍、梁简文帝萧纲都有与群臣的联句吟咏,何逊也作有联句诗十六首。入唐后,因为太宗李世民的倡导,联句诗又再度兴盛,格式亦变得多样。《全唐诗》第二十九卷所收全部是联句诗,有二人联句或数人联句;有每人作两句或四句;有五言、七言,也有三言。但总体都是数人合作一诗,共赋一事一物。李白、刘禹锡、白居易、孟郊、皮日休、陆龟蒙等诗人都曾作有联句诗。

2006年拉希莉的作品《疾病解说者》和《同名人》首次在中国出版,然而十多年过去了,对许多中国读者来说,裘帕·拉希莉依然是一个相对陌生的名字。这也许与拉希莉笔下人物的身份和她作品的主题有关。然而抛却“移民文学”的理论框架,拉希莉以优雅从容的笔触勾勒的,是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与命运息息相关的日常,是在时光加速流逝的今天,当代人越来越频繁遭逢的漂泊与迷茫。

在20世纪,西方思想走向终结

连歌吟咏形式的发生,是否受了唐代联句诗兴盛的影响?考虑到唐代两国之间频密的交流互动(日方十多次派出遣唐使,唐王朝也曾派出官方使节赴日宣慰),其可能性是很大的,故而此风首先发生于平安朝的宫廷贵族阶层。究其成因,乃是希望突破贵族文学的俗套,加入活泼的游戏趣味。如中国的联句诗一样,它的第一个特征就是集体创作,而强调即兴的创作就是它的第二个特征,因为每一首歌句都要与别人的上一首歌句相衔接,其起承转合有偶然性,作歌者需要具备随机应变的急智。

《同名人》是拉希莉的首部长篇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印度家庭来到美国建立新生活的历史,也是他们在异域走过的心灵历程。小说主人公果戈理的父亲艾修克年轻时遭遇一场火车脱轨事故,因为一本《果戈理小说集》而幸免于难。因感念果戈理给了自己第二次生命,他给儿子起名“果戈理”。然而这却成了果戈理许多年都想要逃脱的一个枷锁。通过姓名这个线索,《同名人》讲述了在细流无声的日子里,两代人的爱与孤独,也是每个人都在经历的寻找与错失。

澎湃新闻:在《20世纪思想史:从弗洛伊德到互联网》之前,你的《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首先引进了中国。后者覆盖了20世纪以前的整部人类历史,前者只写了一个世纪,但两部著作的篇幅是差不多的。为何你用如此大的篇幅来写作20世纪?你是否认为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世纪?

连歌由多人联席吟成,启首的歌句称为“发句”(第一句),一般由十七个音构成,称为五七五句式。至室町时代中叶,“俳谐发句”又从连歌中分出,确立为新的诗体格式。当时较著名的诗人有山崎宗鉴(1465-1553)和荒木田守武(1472-1549)。他们提倡使用口语俗语,强调讽刺揶揄的功用,有意识地对和歌、连歌进行戏仿,句风滑稽率直,时或流于卑俗,以表现庶民生活的趣味,另外,发句中须有表明季节的季语。这些主张为世人接受,成为延续的写作传统。发句保留了连歌启首句的五七五格式,也是十七个音。这里须注意的是,十七音并不能直截对应理解为汉语里的十七字,因此,进入汉语语境后,它必然是一种极为精约简练的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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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沃森:不,我不认为20世纪是最重要的。我开始写作《20世纪思想史》的时候是1997年,当时21世纪即将到来,于是我就产生了写一部20世纪历史的想法。我们有很多关于20世纪政治的历史著作,但没有一部思想史,这就是我写作此书的初衷。

“俳谐”这个词语源自中国,意指滑稽,即诙谐或戏谑的言辞。语出《北史·文苑传·侯白》:“通侻不持威仪,好为俳谐杂说。”唐代李商隐即写有一首以《俳谐》为题的五言律诗。在日本,此语的最初使用见于《古今集》。

《低地》是裘帕·拉希莉继《同名人》之后创作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小说围绕一对印度兄弟乌达安与苏巴什家族上下四代人的人生展开,时间背景集中于1960年代至现在,地域横跨印度和美国。弟弟乌达安和年纪相仿的哥哥苏巴什成长于加尔各答的一片低地旁。每到雨季,低地蓄满雨水,就会覆盖一层密密匝匝的水葫芦。哥哥苏巴什性格谨慎而安静,乌达安则大胆、热情、叛逆。大学毕业后,哥哥苏巴什前往美国读书深造,弟弟乌达安怀抱一腔热情投入了纳萨尔巴里运动,并与心爱的女人高丽结婚。

我没有特意考虑此书的篇幅,我的工作方式是和各个领域的历史学家交流,询问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里,20世纪最重要的三种思想是什么。与他们的讨论是我写作《20世纪思想史》的基础。其实《20世纪思想史》的写作早于《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只是后者与中国读者更早见面。这两部的写作方式并不一样,所以不能仅仅用篇幅去断定谁更重要。

俳谐继续发展,在江户初又进入了贞门派和谈林派交替的时代。贞门派的代表诗人松永贞德提倡俳谐的娱乐性和教养性,其流派号称“贞门派”,比较倾向于古典范式。另一方面又有后起的诗人西山宗因,宗因主张俳谐的滑稽性,更强调自由表达,被称为“谈林派”。谈林派著名的诗人还有当时的名小说家井原西鹤(1642-1693)。

因在运动中秘密杀害一名警察,藏身于低地旁的乌达安被逮捕并遭枪决。得知弟弟死讯的苏巴什匆匆回国,为了帮助不被家人接纳的高丽及其腹中的孩子,苏巴什以结婚的形式带高丽离开了印度,前往美国。高丽在美国顺利地生下女儿贝拉,然而她和苏巴什的婚姻始终处于一种两难的尴尬境地。死去的乌达安始终是他们之间挥之不去的幽灵,她无法爱上苏巴什,也无法面对这种错位婚姻中的自我。

说实话,很难说哪个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世纪。比方说,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基督诞生的时候就是最重要的;中世纪的鼎盛时期也很重要;还有17世纪,那时发生的科学革命都很重要。但我觉得20世纪最有趣的地方在于,当我刚刚动笔开始写这本书时,1997年,我看到了以赛亚·柏林在BBC电视台接受的一个专访。他出生于1904年,逝世于1999年,所以他的一生覆盖了几乎整个20世纪。有人问他,在他漫长的一生中最有趣的事是什么?他的回答是:“我目睹了20世纪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恐怖,那是一个可怕的世纪。从政治上来说,20世纪经历了让数百万人丧生的灾难。但同时,我又度过了幸福的一生。”在20世纪,人类虽然在政治上经受了可怕的灾难,但同时在科学、医学、文学等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我看来,这就是20世纪屹立不倒的原因之一。

如此这般,俳谐渐渐深入日本民间,成为庶民社会、尤其是迅速上升的町人阶层(商人阶层)热衷从事的文艺活动,因此,它天然地带有民间游戏文学的意味,这个特质与当时上层社会正统的和歌和汉诗创作有所不同。

最终,高丽遵从内心,抛下女儿和苏巴什,孤身一人前往加州开始了新的生活。她的选择给女儿贝拉和苏巴什的一生都投下了无法逃脱的阴影……而远在大洋另一端的加尔各答,失去了两个儿子的比卓利每天都会来到低地,捡拾积水的低地里散布的垃圾,她固执地不许任何人玷污关于儿子的记忆。在小说结尾处,我们才得知,高丽一直隐藏着一个关于乌达安的秘密,正是这个秘密让她一直处于对乌达安和苏巴什的复杂情绪之中,终其一生,她也没能与自己、与所有人达成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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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意义上的俳谐发句(即俳句)的确立是在十七世纪中叶,代表人物就是被后人称为“俳圣”的松尾芭蕉。不过,芭蕉在当时也是以俳谐连歌诗人的身份活跃在社会中,在他的时代,“俳句”的定义还没有正式确立。

从《同名人》到《低地》,也许和印裔美国作家的身份有关,拉希莉关注的主题始终是移民者身处两种文化夹缝中艰难又孤独的自处,他们携带着东方文化的记忆,在美国培育着自己的生活;他们在漂泊中寻找灵魂的归宿,又在寻找中一次次与答案擦身而过。然而,拉希莉要表达的并不局限于移民问题的框架。一如《同名人》中一直固执地拒绝着自己姓名的男孩“果戈理”,在《低地》中,无论是高丽,还是高丽的女儿贝拉,她们错愕于人生所遭逢的一连串误差与偶然,但却在经年的逃离之后,发现自己身处的依然是一片不适之地。

《20世纪思想史:从弗洛伊德到互联网》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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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地》英文版的出版,距离拉希莉摘下普利策文学奖已经过去了13年,从时间上来看,拉希莉的确算不上一个高产的作家,然而她的文笔愈发简洁而克制,在人物的勾勒上愈发成熟和游刃有余。这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契诃夫、曼斯菲尔德、威廉·特雷弗。拉希莉从不以上帝视角去注视和评判她笔下的人物,而是通过不同的角度,给每个人物以自我表达的出口。

澎湃新闻:你说你在写作《20世纪思想史》之前,问过很多历史学家,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是什么。那么你自己对于这一问题的答案是什么?

松尾芭蕉画像 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图书馆所蔵

彼得·沃森:我认为很显然是科学。科学包含了很多方面,所以这是一个答案,也可以是多个答案。在20世纪,人类在遗传学、物理学、医学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以及,还有一个说法是,20世纪是心理学的世纪。在20世纪,我们获得了一种新的认识和了解自己的方式。弗洛伊德所提出的无意识塑造了艺术、文学和医学。我们意识到生活中很大的一部分是未知的,我们只能模模糊糊意识到生活的动机是什么。

松尾芭蕉,本名宗房,通称忠右卫门,1644年(正是中国明清鼎革之年)出生于伊贺国上野赤坂的山乡(在今日三重县)。别号桃青、坐兴庵、栩栩斋、花桃园、泊船堂、芭蕉庵、风罗坊等。芭蕉是其最终确定的俳号。最初侍从伊贺藤堂藩藩主之子藤堂良忠(俳号为蝉吟)学习俳谐,后赴京都师从于贞门派的北村季吟。1666年良忠去世后,离藩主家,1672年立志成为俳谐师前往江户。1674年,北村季吟传授了俳谐论书《埋木》。1675年又转入宗因门下,成为谈林派的新锐而渐为人知。1678年,获得“宗匠立机”资格(“宗匠”是以俳谐为职事的专业诗人,可以招收门徒,并收取指导金以维持生活)。1680年在门人友人资助下,于深川营建芭蕉庵。1682年,在刊行的句集中初次使用“芭蕉”这一俳号,此号取自其隐居的“芭蕉庵”。1684年开始“甲子吟行”(即《野曝紀行》)之旅,确立了自己的俳风,《俳谐七部集》的第一部句集《冬日》编成。其后又展开名为“笈之小文”和“更科紀行”的旅行,创作渐渐趋于成熟。至1689年“奥州小道”之旅,旅行中的体验、思索在俳文和句作中得以充分展开,其成果于句集《猿蓑》中得以完整呈现。1693年刊行的《炭俵》正式确立了芭蕉独特的风调,入其门下学习的各地门人众多,其中最有名的十人日后被称为“蕉门十哲”。1694年,芭蕉在旅行途中客死于大坂,葬于大津义仲寺。除《幻住庵记》,芭蕉的俳文、纪行文、日记都在他去世后得以刊行。发句约1000首,另还余留了约160卷的连句(芭蕉参与歌仙时的句作)。

另外,我认为20世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是,这是西方思想终结的开始。在“二战”之前,西方一直统治着整个世界;“二战”后,世界的运作方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世界的其他地方——非洲、南美洲、中国、印度等等——开始变得更加重要。印度的重要性在此之前就已经凸显了,不过“二战”之后,它在政治上开始变得愈加重要。当然了,冷战也在发挥着影响。

芭蕉的忌日在阴历10月12日,这一天又被称为芭蕉忌、时雨忌、翁忌、桃青忌。

澎湃新闻:你在前面提到,尽管20世纪在政治上有很多黑暗的时刻,但它同时也见证了思想的繁荣。你认为这两件事之间有关联吗?

蕉风之后,俳谐发句继续发展,出现了与谢芜村(1760-1783)和小林一茶(1767-1827)这样的著名诗人。他们的创作取材范围愈加广泛,形式也愈加自由,诗作内容充满了敏锐活泼的生活气息。经过后世俳人的接续与新创,俳谐终于成为描绘活泼泼生活与自然风貌的成熟的短诗体例。

彼得·沃森:我认为这正是20世纪的迷人之处。我并不知道政治灾难和思想繁荣为何会在20世纪并存,我也不知道如何要解答这个问题该从何开始。我是说,为何这会成为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非要把政治灾难和思想繁荣当作两件截然不同的事?对我来说,这种反差本身就很迷人。

确立“俳句”这一诗体定义的是明治时期的俳人和散文家正冈子规(1867~1902)。1892年开始,子规在报章上陆续刊载了《獭祭屋俳话》,提出了俳句改革的主张,他认为俳谐连歌缺少文学价值,其发句应该成为一个独立的诗体,并定名为“俳句”。

澎湃新闻:《20世纪思想史》在英国出版时,你使用了“Terrible
Beauty”(惊骇之美)这个书名,在美国出版时则改成了“The Modern
Mind”(现代思想),中文版则沿用了美国版的书名。为不同版本起不同书名的考量是怎样的?

若按正冈子规的定义反推至芭蕉的时代,则俳句作为独立文学形式(诗体)出现,至今不过三百余年。

彼得·沃森:当我刚开始写作此书的时候,我想要一个诗意的书名。起初,我想到了20世纪最伟大的诗人T·S·艾略特,他的诗作《圣灰星期三》里有一句:“我不再希冀求知/实证时刻的孱弱荣耀。”艾略特不喜欢科学,而20世纪是科学的胜利,他的这个说法或许能引起人们的共情。但我后来又否认了这个书名,因为这个说法太片面了,20世纪有的不仅仅是科学的辉煌。然后我又想到了W.
H.
奥登,我很喜欢他的诗歌,但也没有在他的作品中找到一个合适的表达。最终我选用了W.
B.
叶芝的“惊骇之美”,它来自《1916年复活节》这首诗:“一切都变了,那样彻底/一种惊骇之美已经诞生。”所谓“惊骇之美”就是我们刚刚所讨论的,20世纪见证了政治上的灾难和思想上的成功。这是一个非常恰当的书名,也非常适合英国。但我觉得美国读者不会体会到这种感觉,他们也不会赞同让W.
B.
叶芝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所以美国的出版社希望我能改一个书名,于是我就想到“现代思想”。它没有“惊骇之美”那么诗意,但是比较符合美国人更显明的实用主义态度和更朴实的文字审美。

进入昭和时代后,俳句革新层出不穷,如无季语俳句、自由律俳句、社会评议俳句和前卫实验俳句等,迎来了异样纷呈的新局。俳句的创作,今日已成为参与者众多的普遍的文艺活动。

这本书出版中文版的时候,我与编辑决定沿用“现代思想”这个书名,因为20世纪发生的一切以及它所孕育的现代思想,能够帮助读者理解中国近几十年来的变革。不过,遗憾的是,“The
Modern Mind”的头韵很好听,但在中文里这行不通(记者注:“The Modern
Mind”在这里押了头韵,押头韵是西方诗歌里常用的一种押韵形式)。

单就芭蕉创作本身来说,大致来说,可以江户深川芭蕉庵建立为分野,分为诗艺学习、和蕉风独立两个阶段。这两个时段之间的天和年间,芭蕉对中国古典诗人(尤其是唐代诗人)和老庄哲学有较密集的追摹与学习。

所以说,这本书的不同版本的内容其实是一样的,更改标题只是为了帮助读者更容易地理解它。

在芭蕉的青年时代,盛行了谈林风的俳谐。

澎湃新闻:那么你希望读者能从《20世纪思想史》里获得什么?

其时正值幕府初期,政治开始步入稳定期,城市生活得到发展,町人(市民)文化勃兴,这个阶层期图摆脱陈规束缚,追求新的诗体形式。松永贞德的贞门派俳谐由于句法烦冗、技巧单一,此时渐渐失去了吸引力。因此,在贞门自成一派后约五十年,西山宗因等人开始倡导谈林派徘谐,与贞门展开了激烈论争。谈林派的俳谐风格清新活泼,颇合町人口味,蔚然而成新风,谈林派的宗因也取代贞德,成了当时俳坛的盟主。“谈林”又作“檀林”,系佛教语“旋檀林”之略语,原指寺院僧侣修学之地,被借用来作为了俳谐新流派的名称。

彼得·沃森:我想,我们现在所生活的世界包含了非常庞杂的信息,而这本书能够提供一个帮助人们理解20世纪的框架,提供一种历史前行发展的叙事。因此,我觉得人们可以从中了解到,20世纪都发生了什么?这些事彼此之间都有怎样的联系?我们都经历了什么,才走到今天的所在之地?读完这本书,人们能了解到20世纪的大事件不仅仅与政治有关,还有非常丰富的思想。

宗因于延宝三年(1676)与田代松意等共同刊行了《谈林十百韵》,此俳谐集标志了谈林派的正式登场,堪称谈林派最重要的作品集。宗因等人的创作抱负,从开卷首章的连歌中即可看出。宗因所吟的首句颇为奇警:

“在20世纪的思想家中,我最想跟弗洛伊德谈谈”

此处谈林树,梅花与众异。

澎湃新闻:书中提到,你在写作时舍弃了一些材料,因为你觉得它们属于文化而不是思想的范畴。文化和思想都是比较抽象的概念,你是如何区分它们,又是如何定义符合这本书定位的思想的呢?

谈林派不屑玩弄近于文字游戏的空洞技巧,注重艺术表现。若与贞门派比较,大致有几点不同:

彼得·沃森:在我看来,思想在历史上是逐一产生的,而文化则是思想产生的一种环境和氛围。比方说,你可以说20世纪是科学的世纪,科学是一种文化,在这种氛围里产生的物理学、遗传学、考古学发现,则属于思想,而这些思想也营造了科学这种实证、创新和想象的文化;再比如说,不同的画家有着不同的艺术思想,他们共同创造了一种艺术的文化。我无意在文化和思想之间划定一条严格的界线,而是想强调一个事实:我们的历史不仅仅是由重大的政治事件构成的,也充满了纷繁多彩的思想。

一、谈林派努力破除羁绊,摆脱不必要的规则禁忌,有时甚至无视作为定式的五七五句式,创作了许多破格句;

澎湃新闻:你说你认为科学是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那么你是否认为科学是一种特别乃至优越的思想?

二、谈林派在语言使用上更为自由,大量使用俗语和艺能谣曲的题材;

彼得·沃森:科学是一种特别的思想,但我并不认为它优越。我认为,科学之所以特别,是因为在科学的领域,有一种专门的基础设施来检查人们的行为,而且非常有组织性,无论是个人还是团体都能得出科学发现,也可以被其他人所验证,在得到更多的证实之前,科学发现不会被承认为事实。

三、句作内容方面,扬弃贞门派的陈腐作风,强调滑稽诙谐的同时,侧重于奇警的联想和巧喻,这是谈林派最重要的特色之一。就此点来说,谈林派对于俳谐的演化有重大的推进。

但不需要过度抬高科学的地位,不需要认定它就是优越的。或许科学比意见观点更可信,但如今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是互相联系、错综复杂的。举例来说,在物理学的领域,你可以承认科学发现是事实,因为每个人都可以通过验证得到同样的结果;但如今科学的范畴越来越广阔,分类也愈加精细,特别是在社会科学的领域,哪怕面对同样的数据,不同的人也可以做出不同的解读,因此这些思想不至于非常坚固而不容质疑。而且,即便在自然科学领域,有些思想也会遭到质疑。比如在气候科学里,人们对于一些事实的解读也不尽相同。全球变暖是否真的存在?还是我们只是处于一个气候变化的时期?这种气候变化到底是不是人类活动引起的?这一切都难说。有很多人都对全球变暖表示怀疑。我想,科学被人们看作一种更高级的知识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因为现在的很多科学结论都是基于数据得到的,而人们对数据的解读方式并不一致。

西山宗因的弟子中较著名的有井原西鹤,其人与芭蕉、近松门左卫门并称元禄三文豪,但他的文学成就主要是在小说方面,代表作有《好色一代男》《好色一代女》《日本永代藏》等,井原西鹤的俳谐创作亦甚多,据说曾经有一昼夜吟咏二万三千五百句的“壮举”,被戏称为“二万翁”,但总体来说格调不高。

澎湃新闻:在《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中,你花了更多的篇幅来讨论东方的思想。然而在《20世纪思想史》中,你的叙述主要集中在西方。为何会这样安排?

谈林派后期过于追求诙谐效果,渐渐流于卑俗,其创始人西山宗因后来也退回到传统连歌中,创作乏力。直到芭蕉登上俳坛,才将萎靡气氛一扫而空,将俳谐推进到真正成熟的纯粹的诗体形式。

彼得·沃森:写《20世纪思想史》时,我并非特意想要把焦点放在西方。实际上我特意考虑过中国。在《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中我有写到,中国的思想直到宋朝一直是领先于世界的,而后西方才取代了中国的位置。不知你是否读过彼得·弗兰科潘的《丝绸之路》(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这本书非常有趣,讲述了中亚的历史,这一部分的历史通常是被西方的历史书所忽略的。然而,即便是这本书,也没有谈到思想的部分。很显然,我在写作时应该收集更多关于中国和印度文学艺术的史料,不过这些在20世纪都没有掀起像西方抽象艺术那样的风暴。在当今这个时代,东方思想的影响力正在不断上升;然而在20世纪,恐怕西方思想的影响力还是远胜于其他地区的。

芭蕉最初所拜的俳谐老师北村季吟是贞门派俳人,他在学习诗艺的第一阶段,并不局限于一门或一人,努力学习追摹前代歌人、诗人,将松永贞德的古典技巧和西山宗因的自由表达熔于一炉并加以发展。这个时期芭蕉的创作,句风诙谐、追求趣味是很鲜明的特点,从诗作修辞来说,已熟练掌握了谈林派善于使用同音双关的技巧。我们在他前期作品中可以清楚明白地看到这一点。

澎湃新闻:《20世纪思想史》首次出版于2000年,现在你回头看这本书,是否有想要补充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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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沃森:我不确定,也许我会更多地关注流行文化,比如流行音乐,后来我做了一些反文化运动的研究时,我发现流行音乐很有趣,它对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或许也会有来自非洲、中东等区域的思想。我对中医一无所知,我应该了解一下,中医可能也算是一种思想,这是中国传统的一部分,我想我会探索一下。还有海洋学,海洋学的研究在20世纪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以及考古学。

松尾芭蕉像

澎湃新闻:如果你有机会和《20世纪思想史》里提到的一位思想家谈话,你希望是谁?

然而,如何在贞门派和谈林派的夹峙中拓出俳谐的新路?这里,就须稍微提及江户初期的时代气氛。

彼得·沃森:我想和弗洛伊德谈谈。我想知道他是如何看待这个世纪的,如何看待我们对他的塑造。因为他的思想对20世纪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20世纪可以说是一个心理学的世纪。由于弗洛伊德的思想,我们更加了解自身,并采用了不一样的方式来谈论我们自身,对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们的动机也有了不一样的理解。所以我非常想知道他本人的想法。我还想问他更多问题,比如:你怎么看待美国?你怎么看待中国?你觉得东方人和西方人的动机是一样的吗?

在中国由明入清后,日本开始出现了明显了“文化脱中”倾向,从美学观念来说,江户初即开始了观念自立的时期,本居宣长即其中的代表人物。本居宣长与荷田春满、贺茂真渊、平田笃胤并称江户时期国学四大学者,是日本复古国学的集大成者,早年去京都学习儒学,广泛研究《万叶集》《古今集》《源氏物语》等古典名著,并撰写《古事记传》(44卷),以所谓实证的方法,钩沉古典记载的原貌,以图去除儒家和佛家的解释和影响。本居宣长门下学者辈出,弟子遍布日本各地,形成国学派新势力,与稍早出现的汉学大师荻生徂徕形成了双峰对峙的局面。

澎湃新闻:所以你认为弗洛伊德是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吗?

17~19世纪日本学界的“古道学”思潮,是日本“本土意识”强化的人为结果,其构造是期图重建近代民族精神。复古的同时,又加入新的意识思想。本居宣长的老师贺茂真渊,就以通过考据“完全摆脱中国思想”为终生的治学目标,其治学的侧重点在于治平,将武士道的尚武精神进行了理想化,以排斥儒道思想的渗透。本居则在文学艺术领域用力甚勤,他明确地将文学与伦理学剥离,以“物哀”作为评判文学好坏的标准,他在《古事记》的文献学研究中探索日本古代质朴生活的风貌,揣摩其文化精神,将其理想化为“古道”,从中提炼出“物哀”(“幽情”)的观念加以渲染倡导,定为日本文学(文化)独一无二的特质,最终归结于民族论色彩的自然主义艺术理念,为日本国学的发展和神道复兴确立了理论方法之圭皋。由此演绎,本居在神道神学方面亦有建树,初步确立了民族意识形态建构的理论内层基础。

彼得·沃森:他显然是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但其他一些思想家也很重要,比如毕加索、爱因斯坦、尼尔斯·玻尔。我之所以想跟弗洛伊德谈话,是因为我觉得对于我的那些问题,弗洛伊德会给出更有趣的答案,我更想知道他当时的感受。

种种举措,意图都是要割裂与中国文化事实上已维系千年的存续关系。若打个比喻,我们可以说,本居宣长是“美化了日本文化(文学)的皮肤”。

澎湃新闻:《20世纪思想史》这部书对你自己的写作生涯有什么意义?

然而,在江户初,本居宣长只是少数者,无论贵族或庶民阶层,大部分人仍沉浸在和汉一体的精神文化世界中。对那个时代的创作者来说,他们所投入的是俳谐文学,对大陆中国的文学也仍然保持了一种同体感。

彼得·沃森:意义重大。不过《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的意义更重大,因为那本书更宏大。这两部书出版后,我从读者那里收到了更多的邮件。不过写这种历史书的有趣之处在于,它是一种给予。我给予了20世纪一个基本的框架结构,当新的信息进入时,你可以将它放置在既有的框架内,因此可以更好地记忆它们,提升你对历史的记忆力,继而激起你更多的思考。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人们应该读这种通史书籍。你所得到的不仅仅是书中的内容,还有更多。

差不多与本居宣长同时代,日本文学尤其是诗歌创作也迎来了开启新风气的时机,松尾芭蕉可谓是这一潮流中的标志性人物。但与本居宣长这样的民粹国学家不同,纵览芭蕉一生的创作,影响他的观念演化和创作成长的,除了日本民族固有的古典文学遗产,也涵括了来自中国的哲学文化和古典诗歌。

21世纪也许也会是一个科学的世纪

芭蕉隐居深川后,在围绕其身边的门人朋友中,山口素堂就是一个典型的沉浸在汉学世界中的日本知识人和汉诗作者,因为与素堂以及其他汉学修养较好的友人的密切交往,芭蕉对中国古典诗歌和老庄思想展开了深入的研习,为即将进入的成熟期完成了心智上的准备。尤其在天和年间,芭蕉从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贾岛、寒山等中国古代诗人那里做了大量的借鉴学习,或化用,或转义,或摹拟,所谓的“汉诗文调”经常出现在这一时期的句作中,并且一直持续到晚期的创作中,

澎湃新闻:你是否考虑过书写21世纪的历史?你认为在这个世纪哪些思想比较重要?

譬如下面这首:

彼得·沃森:还没有。我认为在21世纪,基因科学很重要,数字世界也很重要。不过最有趣的一点还是,空间究竟是连续的还是数字的。没人知道确切的答案。但如果空间是数字化的,那么一切都是数字化的,未来掌握在数学家手中。因为从哲学到我们所有的科学,都将被数字化。正如我们从互联网的数字革命中所看到的,这对我们的生活方式有着巨大的影响。

夜寒被衾重,吴天见雪无?

澎湃新闻:到目前为止,这个世纪似乎尚未出现能与上个世纪相媲美的伟大思想家,你是否会对此担忧?

这是芭蕉天和2年的句作。即将年届不惑的芭蕉,在创作心理上已趋近成熟,常会从汉诗中汲取创作的资材。芥川龙之介曾写有专门评述芭蕉创作的札记《芭蕉杂记》和《续芭蕉杂记》中,他的很多解读和体会,都深合我心。他曾将天和年间的芭蕉形容为“就像一只离开了猎手的猎鹰一样,飞出了谈林风的圈外……靠的当然是他的天才……但是进而深入探究的话,则必须想象到芭蕉的天才是由于某种机缘才得以慧目开启”。

彼得·沃森:我知道在伦敦,有一位非常杰出的遗传学家,以及一位医学家,他们对于基因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观点,在研究如何利用基因促进社会公平。他们并不有名,但我认为他们的工作很重要。我相信现在也有一些我尚未听到名字的艺术家正在创作重要的作品。21世纪才刚刚过去不到20年,现在讨论这个还为时过早。我想在1919年,大多数人还不知道毕加索的名字,也没听说过爱因斯坦。所以伟大的思想家或许已经出现了,只是还没变得举世闻名。所以我并不为此担忧,21世纪一定会出现伟人的。我想也许就会在这里,在中国。

在后续章节中,芥川给出了直截的回答:“天和年间的芭蕉作品,带有很多中国文学的味道……芭蕉也是中国文学的影响进入其骨髓的一位作家……对于打开芭蕉天才慧目最有效的,很有可能也就是中国文学”。

澎湃新闻:所以你对未来的态度是乐观的吗?

在我译介芭蕉俳句的过程中,芥川上述的猜想获得了具体有力的印证:芭蕉的创作,受中国文学潜移默化影响的例子可以说俯拾皆是,这一点,已是很显明的事实(我在注释文尽量做了一些阐发与勾连,这一点敬请读者注意)。芭蕉从唐宋时代的诗歌文学中汲取创作的资材,同时又“夺胎换骨”,努力翻出自己的新意。汉诗因为本身语言的特点,擅长做时间、空间的跳跃腾挪,而俳句因为篇幅短小,就需要在具体而微的物象上阐发诗意,追求“微物有神”,我们可以说,芭蕉在他的创作中,的确捕捉到了艺术上的“微物之神”。

彼得·沃森:不算特别乐观。我认为现在,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驯服互联网,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种新技术。当新技术刚刚产生时,人们或许会沉溺于此,比方说很多人都沉迷于智能手机,被它所控制,我们需要克服这种控制。而我觉得我们会做到的,实际上很多迹象表明,我们已经在为此行动了。我觉得播客很有意思,有声书也是非常有趣的发明,这让书籍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中。我对未来有一些乐观的展望,但也有悲观的想法。或许21世纪也会是一个科学的世纪。

另举相似的一例:元禄2年(1689年)的8月14日,中秋前夕至次日夜晚,松尾芭蕉一口气写出了十五首咏月题材的俳句,合成为《芭蕉翁月一夜十五句》。但这样的连吟创作也不是只有他这个独例。陶渊明、李白、杜甫,都有这样的疯狂一夜的经历。还有白居易。大和四年(830年),白居易五十八岁时分司洛阳,退居履道坊家宅,开始了后半生的“中隐”生涯;因摆脱了世事俗情的羁绊,就常有这样的狂吟篇章:譬如《不如来饮酒七首》和《何处难忘酒七首》合成命篇的《劝酒十四首并序》,应该也是在一两日里借了诗兴醉意而联翩写下的。

在芭蕉的创作生涯中,必须提及的是,庄子的齐物论思想也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譬如下面这首:

问一声蝴蝶哟蝴蝶,唐土是否有俳谐?

这是一首典型的带有早期谈林风的句作。俳谐的谈林派,本就有一个根据“庄周梦蝶”的典故进行发挥的定型,往往带有诙谐与童趣的色彩。芭蕉借问蝴蝶,想知道唐土(中国)是否也有俳谐这样的创作。如亲密朋友间的探问一样,芭蕉对中国文学有着异常的好奇心和探索的兴趣。芭蕉带有齐物论色彩的句作也为数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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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尾芭蕉画像 江东区芭蕉纪念馆所藏

天和年间过后进入了元禄年间,芭蕉也进入了蕉风独立的阶段。我们常说,写作观念的变化会带来作品的品质的变化,我们观察芭蕉谈及诗艺的片言只语,便能发现这个显著的特点。

元禄2年9月,松尾芭蕉在“奥州小道”旅行中,曾写有这样的句作慰勉门人维然(素牛是其俳号):

藤花谢后之子实,俳谐存于焉。

这里,芭蕉提示维然:真正的俳谐精神不在于固定的题材,而在善于捕捉的敏锐的眼目。芭蕉的俳谐观,继承了传统和歌、连歌的寄物抒情的特质,又取法于中国古代哲学与诗歌的优长,突破了旧有的局碍,就此拓出了俳谐的新路,也打开了后世诗人的创作视野。

大致在元禄3年前后,芭蕉又提出了“轻快”论,强调诗眼捕捉的敏锐感和语调的自如流畅,并将这个观念运用于句作的实践。譬如作于元禄5年的这首:

廊道晒春饼,黄莺飞过落鸟屎。

这首句作是芭蕉是“轻快”句风的代表作之一,后人常以“蕉风开眼”来形容,在当时保守沉滞的诗坛风气中,可谓是突破性的写作,与此前偏好谐趣游戏的谈林俳谐已非常不同。芭蕉类似的句作还有第358首“这边手擤鼻涕声,那边梅花正盛放”,以及“奥州小道”之旅时的第528首“跳蚤,虱子,枕边听得马儿在撒尿”。

在此,插入日本古典文学学者尾形仂先生的一段判语,他描绘定义了在“奥州小道”之旅后,芭蕉向“轻快”句风演变的三个阶段(参看尾形仂《座の文学》,讲谈社学术文库,1997,
P.161):

第1阶段:奥州小道时期,对“陈旧”句风的反省。以自然的感情流露,来做平静的表现。即在无心的状态中,依从内心的节奏来确定句形,所着重的是内外合一、无作为、无分别的工夫。这与芭蕉受庄子思想与禅佛教影响大有关系。

第2阶段:即驻留京都俳坛时期,多吟咏景色或当下场景,相对于晦涩陈腐的俳谐,注重新句的创造,

第3阶段:此后,芭蕉的风格越来越明确,即在日常性中从事诗的创造。芭蕉结合了日本古典文学的和优长,又从汉语古典文学中汲取营养,其主要贡献是将原先富有民间诙谐色彩的连歌发句提升为了正式的诗体。自他开始,日本俳谐诗人对于发句这种极短小的诗体具备了充分的自觉意识,形成了清晰的创作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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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形仂《座の文学》

他曾和蕉门弟子谈起俳句的审美特性,用的就是譬喻法:“在我看来,一首好诗的韵律和起承转合须是浅近的,好似浅流淌过细沙。”

文学从来不是独立存在的封闭的产物。

如果庞德没有经由费诺罗萨接受到二手传播的中国古典诗歌和日本俳句的影响,或许就不会写出他那首《在地铁车站》的名作了。

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一般显现,

湿漉漉的黑色枝条上的许多花瓣。(杜运燮译)

庞德曾言:“翻译可以为自己的诗歌艺术和诗歌语言提供借鉴,其魔力之大就如同给鬼魂注入血液一样,故欲兴一国之文学必先兴一国之翻译。”1913年在庞德的创作生涯中的确是极具意义的一年,这一年,庞德从长期旅居日本的著名东方学者厄内斯特・费诺罗萨的遗孀那里,获得了费氏有关中国古典诗歌和日本俳句的研究手稿。这部手稿为庞德搭起了一座连通东方诗歌艺术的桥梁。庞德这首名作《在地铁车站》似乎也摇曳了俳句的影子,一如庞德半是懵懂地接触到中国哲学和诗歌,出版了那部著名的译集《华夏集》。

如同画家梵高受到浮世绘的影响展开了新的创造,欧美诗坛也在对中国和日本诗歌的发现中,获得了新的启发,此后,由庞德开启的意象派为欧洲和美国带来了新的诗风。

二战过后,因为与战败国日本的特殊关系,美国文艺界又进一步将目光投向东方国家的宗教和艺术。译者罗池曾在一篇论美国俳句的文章中,对此有较全面的介绍,在此稍加转引:自1949年到1952年,R.H.布里斯翻译出版了四卷日本俳句诗《俳句》(Haiku)。该集囊括了松尾芭蕉等日本著名俳句诗人的作品,出版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随后几年,肯尼斯·雅苏达翻译出版了《日本俳句》(Japanese
Haiku),哈罗德·G·汉德森编写出版了《俳句入门》(An Introduction to
Haiku)。这些译介工作促进了英语世界对俳句的了解,并催生了英语俳句这种新的诗体范型。

早期的英语俳句诗散见于报刊杂志。1963年开始,首个专门刊发英语俳句的杂志《美国俳句》(American
Haiku)创刊。1966年,第二种专俳句诗杂志诞生,名叫《优秀俳句及其他短诗》(Haiku
Highlights and other Small Poems)。1967年,《美国俳句:西方》(American
Haiku: West)
创刊。同年,加拿大也出版了由艾瑞克·阿曼主编的《俳句》(Haiku)。

1968年,美国俳句协会(Haiku Society of
America)成立,这是最早的英语俳句NGO组织。该会还办有会刊是《蛙池》(Frogpond),定期发表协会成员所写的英语俳句诗。1989年,为推广本国的无形文化,在东京都新宿区市谷田町也成立了“国际俳句交流协会(Haiku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垮掉派的代表作家杰克·凯鲁亚克除了写小说,也写了大量的英文俳句诗,出版有《俳句之书》(BOOK
OF HAIKUS)。1959年他曾谈到美国俳句与日本俳句的差异:

“日本俳句须严格遵循十七个音节。但鉴于语言结构的差异,我并不认为美国俳句诗(一种其意指完全集于‘虚空’的三行短诗)应该操心音节。因为美国人说话可以说有点儿……脱口而出。

最重要的是,俳句必须简单并且摆脱一切诗歌花招然后构成一个小小的画面就像维瓦尔第的田园曲那样轻快和优雅。”(罗池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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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克·凯鲁亚克《俳句之书》

不单是凯鲁亚克,当时同是垮掉派的诗人盖瑞·施奈德在学习寒山诗,旧金山诗派的王红公(Kenneth
Rexroth)和罗伯特·布莱在钻研杜甫。在那个年代,日本俳句、中国古典诗人和禅佛教,可以说吸引力了众多的美国诗人,东方的哲学、宗教和诗歌对人的心性的追求,呼应了他们对战后欧美物质主义的批判,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连晚年的奥登也受到这个新风气的影响感染,写了不少仿俳句的“短句诗”(参看《奥登诗选:1948-1973》中的《短句集束》诸篇)。此外,英语俳句诗人在形式和内容上有诸多创新,投入了更为精约的短诗创作实验。诗人玛琳·芒汀(Marlene
Mountain)就有这样一首新型的英语俳句,诗人仍然保留了传统俳句的三行(三段)结构,但在这三行结构中,唯有第三行才有一个完整的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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俳句的精神,跨越了不同语言得以传承,其题材范围变得越来越广阔,昭示了诗歌文学可以跨越语言与族裔,成为共通的精神线索。

译芭蕉,起心动念于2014年(其时正与奥登鏖战中),这年年底,旅日友人梁百灵寄来了两种版本的芭蕉:尾形仂所编三省堂版《新編芭蕉大成》和堀切实所编的明治书院版《诸注评释·新芭蕉俳句大成》。这是这部译集的底本,此外,在注释方面,也大量参考了伊藤洋先生的“芭蕉DB”的评析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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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省堂版《新编芭蕉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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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书院版《诸注评释·新芭蕉俳句大成》

在2016年《奥登诗选》完毕后,陆续开始零散的试译,慢慢恢复日文阅读,尝试翻了一些散篇,渐有所获。初译始于2018年2月19日,结稿于当年8月27日;期间再译了狄更斯《双城记》,2019年3月开始做校订、注释,至10月9日正式完稿。

我的日文只在大学时修习过两年,过后很多年里,只是凭了自己的兴趣,随意泛读过一些原文小说与随笔,相关的语言训练的基础很薄弱,因此,在做最初十来首的试译时,实在有点战战兢兢。

因为对芭蕉俳句的持续兴趣,也因为自己对短句诗的喜爱(因我认为现代汉语诗终究还需从炼字炼句做起),所幸没有中途放弃,坚持了下来。随着每日逐步的推进,下手的译笔也慢慢找到了感觉。

期间一个比较突出的感受是,译俳句除了必要的词典工具,还是离不开注释文和周边解读资料的帮助,这方面容不得任何的偷懒。毕竟,对于芭蕉的理解,已经累积了很多前人的研究成果。

另一个问题是要将译出俳句时可考虑的方法。俳句是十七音,并非十七字,这是基本的前提逻辑。以往很多的俳句译法,往往拘泥于五七五的十七字定式,很多时候就难免“添足适履”,做无谓的增饰。而倘若添加了原文中没有的意思,其实就接近于改写了。

因此,我没有死守五七五的定式,大致是将译文控制十二字到十七字之间,希望在诵读时,能够基本拟近日文原作的时程。能够用五七五定式的就用这个定式,有一些句作用了七言对句(十四字的诵读时程也接近于俳句的十七音),偶尔也有用五言对句,但更多时候用的是带有韵律感的口语化散句,分两段,或分三段。也就是说,尽量根据每首作品的具体情况来做不同的处理,努力模拟其音调语气和作者的个性色彩。此外,俳句自芭蕉始,已经具备作为成熟诗体的独立性,因此,在译出时也注意了“雅化”的特色,因口语散句很容易流于音律上的平淡。

在我的理想中,汉语世界中的芭蕉俳句应该是“活句”,不应是“死句”。当然,这个“活”应该始终放在忠实于原文的尺度内来衡量。译者并不能用自我的修辞色彩或特殊技法去随意覆盖芭蕉。毕竟读者希望看到的是芭蕉俳句艺术的原貌,而不是译者的改窜之作。

芭蕉在句作初稿写成后,经常还要修润改定,因此有时候前后会有四、五个稿本之多。这一点也很像中国的诗圣杜甫。杜甫平日静居宅中,除了读书、处理家事以外,一个经常性的工作就是修改诗稿。

俳句是极短篇的诗体制作,要在一个相对固定的格式里译出意味来,译文的语句音色都须细加推敲;这是一项很有挑战性的工作,有如做“文字上的微雕”;而文字之趣味,就在这种“痴心琢磨与倾听”的过程里,古今中外皆然。当今很多率尔成篇的新诗,之所以不好读、不耐读,或就是因为少了这种沉潜运思的状态。语言必须内置于身心中,才会趋于成熟。

为了让读者更多了解芭蕉创作的社会背景和演变过程,了解芭蕉较完整的创作生涯,我同时对照采纳了四份年谱,合成了附后的《芭蕉综合年表》。此外,经伊藤洋先生允可,将“芭蕉DB”中的《芭蕉关系人名集》也一同译出。这应该是中文世界里最完整的一份芭蕉生平资料了。可惜未及购入新出的那本《芭蕉年谱大成》,希望今后可以补入。

在这个译集的诞生过程中,陆续得到梁百灵、茱萸、陈平等友人的指点与帮助。出版人施宏俊先生别具慧眼,在我刚开始动手试译时就预签了本书的出版合约。这些珍贵的情谊和信任,在此也是特别需要铭记的。

马鸣谦

于从容斋

2019年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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