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格城市的文学历史起源很晚,本身就是20世纪文学与政治论域中的一段重要的思想交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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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格城市的文学历史起源很晚,本身就是20世纪文学与政治论域中的一段重要的思想交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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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格,这座位于欧陆中心的城市,历史和遗产之丰富自不必提。它一度是神圣罗马帝国的首都,在15世纪到17世纪,它是宗教变革的核心地带。二十世纪下半叶,它又成为了冷战双方的颉颃之地。虽然布拉格被历史的偶然性涂抹成它几乎无从是的样子,但它同时也几乎是全球最具文学性的城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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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威尔难题:是绝望的呼喊还是对“人的精神”的信念?》,[匈]埃丽卡·戈特利布著,陈毓飞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8月出版,453页,78.00元

布拉格城市的文学历史起源很晚。波西米亚的主国大摩拉维亚帝国扶植基督教和斯拉夫语——布拉格地区衍生出来了格拉果尓文字(Hlaholice)即古斯拉夫语。现存的斯拉夫语文学主要是祷词。11世纪后,罗马拉丁语占据了布拉格地区的主流。布拉格像大多数欧洲城市那样,撰写着基督教文本,在布拉格主要是圣徒行传录;同时,逐渐崛起的布拉格也开始撰写属于自己的城市文学,主要是编年史。这个时期的经典无疑要数布拉格的科斯马斯(Cosmas
of Prague)的《波西米亚编年史》(Chronica
Boemorum),此书借鉴了罗马文人萨卢斯特和李维多斯·安德罗尼库斯。科斯马斯是牧师和受奉人(prebendary),档案显示他游历颇丰,他将大量民间俗语和套话夹入拉丁语文本中,使得三册贯穿整个捷克人史《波西米亚编年史》生趣十足。

2018年9月,阿多尼斯和薛庆国在鲁迅文学院

如果要纯粹从文学与政治的关联角度,同时也要考虑与阅读者个体经验的关联来选择20世纪文学史上杰出作家的话,我的首选就是乔治·奥威尔。他的自述《通往威根码头之路》(The
Road to Wigan
Pier,1937)兼有社会调查、思想自述和文学描述的多重性质,通过“观看”、“感受”和理性反思形成了他的坚定的社会主义正义理想和尖锐的左翼美学批判锋芒。在今天,“看”、“感受”、反思的勇气和责怪感、羞耻感仍然是探测个人良知的敏感探针。奥威尔迈过了知识分子常常是与生俱来的空谈、懦弱和自欺欺人的精神障碍,为了不与邪恶同流合污,他自觉要成为被压迫者中的一员,“站在他们那边对抗暴君。”他毕生怀疑和憎恨所谓的上层社会“成功人生”,觉得那里面有一种“精神上的丑恶”;直到他去世前几个月,在一则日记中仍然表示了对这些人的厌恶——说他们脑满肠肥、自以为是,骨子里透着寒意,你会本能地感到他们与一切聪慧、敏感、美丽的人或物为敌。奥威尔在自述中再三强调唯一需要牢记的初心就是公平、正义和推翻所有形式的专制暴政,这是他所坚持的社会主义核心观念。《通往威根码头之路》宣告了奥威尔的社会主义观,是一份闪耀着思想与美学批判光芒的重要的社会主义宣言。奥威尔从威根码头启航,开启了通往《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的航道,“推翻所有专制暴政”是他在这条航道中插上的最鲜明的旗帜。《一九八四》是标志着奥威尔的文学才华与思想深刻性的顶峰,是20世纪文学中文学想象与政治现实结合的天才杰作,也是探测与判断人类现实与未来的思想性杰作。

成书于13世纪的《魔鬼圣经》(Codex Gigas/Giant
Book)是世界上最大的中世纪古抄本。它由160整张羊皮纸构成,第577页有占整页的魔鬼撒旦画像。书籍包含《旧约》和《新约》的拉丁译本和一些史传、词典、魔法的书籍和其他文章。

中国题材长诗《桂花》的写作背景

《一九四八》自诞生以来,在文学界和思想界一直充满了争议,本身就是20世纪文学与政治论域中的一段重要的思想交锋史。匈牙利学者埃丽卡·戈特利布(Erika
Gottlieb,1938—2007)的《奥威尔难题:是绝望的呼喊还是对“人的精神”的信念?》(原书名:
The Orwell Conundrum: A Cry of Despair Or Faith in the Spirit of Man
Orrawa,陈毓飞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8月)是一部具有强烈思想内涵和独特论证视野的文学评论著作,其视野之开阔、思想之敏锐和论证之深刻,对于研究《一九八四》在文学史和思想史上的地位及意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德国中世纪文学为捷克文学带来了恋歌(Minnesang),也扩大了它的文学文类和文学内容,直到19世纪,德语文学一直是捷克文学很重要的一支。但捷克与生俱来的民族意识迫使文学朝向本民族的方向发展。通过吸收外界的资源,捷克文学发展了自己的史诗,包括传奇史诗和骑士史诗两种,其中最著名的是《亚历山大大帝》。14世纪,散文也出现了,它主要是服务于政务和教学,此时查理大学也建成了;第一批捷克-拉丁词典也成书了;最早的捷文诗体作品《达利米尔编年史》成书。

2018年九、十月间,享誉当代世界诗坛的阿拉伯诗人阿多尼斯来华参加鲁迅文学院举行的国际作家写作计划活动。这是自2009年他的第一部中文版诗集《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问世后他第7次访华。

“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一九八四》是乔治·奥威尔的传世之作。传统评论家却认为这部小说顶多能算一部‘有瑕疵的杰作’,因为其实质上是由绝望而生,表现出病态的悲观主义,否定了人类为自由斗争的价值;进而认为奥威尔因绝望而患上了癔症,因此在写下小说不久后便郁郁而终。对‘奥威尔绝望’的指责来自心理学、政治学、女性主义、人道主义等多种批评理论。本书直面这些传统论点的强劲攻势,提出一种全新解读:《一九八四》是一个复杂而统一的美学整体,应在20世纪人道主义的文学杰作中占有一席之地。”这是该书中译本的“内容简介”的前面两段,写得很概括,也很巧妙,从某种角度也可以看作是今天语境中的“奥威尔阅读与接受史”的最新一页。在我看来,从绝望、悲观主义到人道主义,最后落实为“一个复杂而统一的美学整体”,把“难题”引向了20世纪人道主义与美学斗争,这也正是隐含于20世纪所有政治斗争之中的精神性内核,包含了关于人性底线的政治学与关于庄严与无耻的伦理美学。戈特利布对《一九八四》的深刻解读首先得益于从批评者所使用的文学批评方法之外独辟蹊径,在对文本的精读中交替融入“讽刺作品”、“奥威尔所有的文学作品”和“当代著名心理学理论”等三重语境,标示出奥威尔所坚持的“人类精神”信念的不同方面。

扬·胡斯作《论教会》一书强调教会的主权属于基督耶稣、圣经而非教条才是信徒的皈依。他对若望二十三世的谴责令其锒铛入狱、被判火刑,这引发了一场持续约一个世纪的胡斯运动,杨·杰士卡(Jan
Zizka)是这场运动的领袖。运动最终以失败告终,但这次“杯的改革”也成为捷克文化进程的一个转折点。在这之后,宗教领域内的拉丁语权威被捷克语取代。胡斯创造了新的正字法和一系列语法规则,这为现代捷克语的成熟做了铺垫。胡斯关心社会问题,用捷克语——时而是德语——发布了大量的通俗的散文。人文主义和古登堡极大激活了布拉格文学的活力,而此时天主教拉丁语写作和新教捷克语写作正在交战之中。人文主义者维克托林·克内尔的《九论》是其时的代表作。

这次访华期间,阿多尼斯前往广州、成都、南京、皖南等地,出席了多项文化活动。在南京,他出席了译林出版社出版的诗集《我的焦虑是一束火花》首发式。金秋十月,正值我国南方桂花盛开的季节,阿多尼斯所到之处,都有桂花飘香,这给他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在广州,他领受了《诗歌与人》杂志颁发的诗歌奖,并和当地多位诗人一起,种下了一棵以“阿多尼斯”命名的桂花树。皖南的徽派民居,尤其是黄山挺拔秀美的自然景观,也让阿多尼斯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并引发了他对中国文化和阿拉伯文化的深入思考。

徐贲教授在“导读”中对该书内容作了概括:“戈特利布以发人深思的方式解答了一个长期困扰许多人的问题:为什么一方面,奥威尔的著作,尤其是他的《一九八四》在全世界拥有这么多读者,产生了如此不凡的影响,且好评如潮;另一方面,又有这么多西方的(尤其是美国的)批评者指责他缺乏文学想象,认为《一九八四》是有缺陷的甚至是失败的作品。无论我们是否赞同戈特利布的解答,她都对我们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奥威尔和《一九八四》的关键问题。她清楚表明的是,奥威尔是一位重要的社会和政治思想家,也是杰出的文学艺术家和20世纪人道主义的代表人物。”(I)所谓的“奥威尔难题”就是从“绝望”而来,戈特利布把“奥威尔绝望”分解为“哲学态度的绝望必然导致艺术瑕疵或失败吗?”和“《一九八四》表达的是奥威尔的绝望吗?”这两个问题,而她的答案都是否定性的。徐贲指出,“奥威尔向同时代人发出呼喊:极权主义的蔓延不是历史的必然,是可以阻止的,人类可以用自己的自由意识来抗拒和削弱极权主义的进逼。他的态度始终是战斗而非坐以待毙的”;“《一九八四》中温斯顿的遭遇让我们关注他全然丧失自由的悲惨和绝望处境,并警告我们:如果我们因为绝望而放弃抵抗,他身上的奴役锁链就是在我们自己的帮助下打造的。……他的奴役使我们更加在意我们自身此刻的精神和人性自由。这种自由无论多么有限,都对我们的抵抗具有决定性的意义”。(XVⅡ)诚哉斯言!

白山战役后,贵族被镇压、布拉格在内的捷克沦为奥地利的行省,捷克语饱受压制,捷克文人潜在底层或选择流亡生活。流亡者约翰·阿摩司·夸美纽斯(Jan
Amos
Komensky)是最早的公共教育支持者之一,他关注教育中的心理问题和渐进发展,其方法风靡欧洲达两个世纪。夸美纽斯和后来的卡夫卡都是捷克少有的国际主义者。随着他的离世,捷克语的新教文学几乎消失了。和欧洲文学进程相对照,布拉格的巴洛克的文学成果甚少,这是因为波西米亚贵族的退场的缘故。

阿多尼斯对中国可谓一往情深。每次访华,都加深了他对中国这个国家的了解,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的热爱,以及对中国人民的友谊。1980年,他首次访华。2009年再次访华时,他发现,相隔30年,北京、上海这两个大都市,已由百废待兴的一片灰蒙蒙,变成了现代化的五光十色。而从2009年起,细心的读者就会发现,在中国,凡是能见到阿多尼斯的地方,总能见到他的中文版译者,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薛庆国。而薛庆国忠实传神的译文,已让阿多尼斯成为当下中国最受读者欢迎的外国诗人。《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问世10年来已累计印刷十几万册,里面的许多诗句常被中国诗歌爱好者挂在嘴边,在各种场合被不断引用,“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这一书名,这一优美、耐人咀嚼又富有感染力的诗句,已成为南京先锋书店的一款饮料名,也出现在了北京某网红店的玻璃门上,青年歌手程璧则为其中的一首诗《意义丛林的向导》谱曲并演唱。

戈特利布在第一章“奥威尔难题”中全面地介绍了该书针对各种批评意见所设置的议题与自己的论证思路及主要观点。她首先讨论的问题是“即使奥威尔的确对人生抱持悲观态度,我们凭什么就此推断这会损害他作为一个作家的图景之正确性、重要性、强烈度或可信性?”明确表示反对“有缺陷的杰作”这一观点。(14页)然后继续讨论的问题是“奥威尔的绝笔之作是否的确传达了对人类本性和人类未来的绝望、悲观主义或恐惧?”从三个方面论证了奥威尔非常精准地诊断和分析了极权主义的实际动态、带来恐怖的精神状态,并得到了同时代的西方政治观察家以及德国和苏联的恐怖统治中的幸存者的肯定;奥威尔那些最重要的关于极权主义的判断也被后来的汉娜·阿伦特、弗里德里希、布热津斯基、沙皮罗、托马斯·曼、加缪等研究者所证实;在写作《一九八四》的时候,他有充分的理由为日益高涨的极权主义和西方民主社会主义的命运担忧。(16—17页)因此她充分地论证了“《一九八四》所描绘的图景完全不是由个人的妄想所激发的”。奥威尔通过小说希望传达的是,“一旦极权主义得以传播,它甚至会传遍全球;而一旦它征服了世界,就会变为永恒,不容更改”。那么问题就来了:他屈服于绝望与恐惧了吗?戈特利布认为作为政治评论家的奥威尔看到了极权主义的兴起、传播与充满危险的范本,那么作为讽刺作家的奥威尔必然会通过戏剧性的夸张赋予这种危险以全球维度和永恒性,这是一种夸张的讽刺策略,“使目前令人担忧的趋势看起来更为突出、更为危险”。(19页)通过论证,她坚信奥威尔是对“人类精神”怀抱信心的世俗人道主义者,他的立场显得清晰明确、始终如一。小说中的温斯顿被迫公开认错,放弃了对“人类精神”的信仰,这只是讽刺小说的叙事策略,完全不能用来证明奥威尔的信仰有所动摇。实际上,奥威尔希望以温斯顿最终的转变、屈服和被奴役警示读者:珍惜无论多么有限的自由,珍惜最后的抵抗机会。如果用《一九八四》中关于“自由”的那句著名警言来说,那就是在还“可以承认二加二等于四”的时候,珍惜它、运用它。奥威尔把反乌托邦讽刺作品的政治寓言和心理现实主义这两种不同的文类结合起来,表达了他的深刻发现:极权主义体系中的心理层面与政治层面存在不可分割的关联。(33页)最后结论是:“奥威尔完全不否认人类为自由奋斗的价值,完全不认为我们应该屈服于绝望,他显示出对个人的信念的坚持,对‘人类精神’的信念的坚持。”同时,作为读者我们更应该知道的是,“奥威尔尊重读者的识别能力,对他们致力于与非理性所具有的恶魔般的非人化力量进行斗争抱有信心。”(36页)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布拉格处在一种复兴的氛围中,封建传统被废除,社会流动更活跃,布拉格重启了捷克语文学的发展。古典主义并没有深刻地表现在文学之中,而是像俄国那样体现在民族语言和语法的形成之上。约瑟夫·多布罗夫斯基(Josef
Dobrovsky)和约瑟夫·容格曼(Josef
Jungmann)分别代表着捷克语语言和语法发展的两代,后者还翻译了《失乐园》,并出版了《捷克(语)文学史》,在他集聚了一大批诗人。

2018年访华期间,阿多尼斯萌发了写一首中国题材长诗的想法。一路上,他多次表示,会为这次中国之行创作一首长诗,题目就叫“桂花”。我当即跟他约定,长诗写好后,其中文版仍然在译林出版社出版。

戈特利布在第一章中对大半个世纪以来的奥威尔的接受史与批评史的介绍及相关分析虽然比较简略,但是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可能正是相对薄弱的阅读经验,因而很有参考价值。第一章开篇就首先提出“奥威尔是文学天才吗?”(3页)和“《一九八四》算不算得上20世纪具有代表性的小说?”(5页)这两个问题,因为一方面批评家们高度关注这部小说,而且全世界公众对这部小说经久不衰的兴趣令其空前畅销,而另一方面则是大多数学术研究者认为,这是部有缺陷的作品——姑且视作一部“有瑕疵的杰作”(flawed
masterpiece)。这种论断集中反映在1984年欧美国家召开的一系列向奥威尔致敬的座谈会、研讨会上,那么“问题在于,如果奥威尔不是天才,《一九八四》不是杰作,那我们要如何解释这部小说持久的影响力、对其核心概念的认可,以及奥威尔日益提升的国际地位?”(6页)从这一如何解释的问题中就引申出“奥威尔难题”的核心起点:“这种分歧和‘有瑕疵的杰作’理论的源头,是一个被广为接受的假定,即奥威尔的最后一部小说传达了一种绝望的图景。”(8页)这种假定以波兰思想家伊萨克·多伊彻的《一九八四》是“发自绝望深渊的呼喊”的严重误读为代表,作者在书中围绕这个问题层层深入地作出批驳与论述。

直到浪漫主义的发生,布拉格的文学才和西欧主流保持了某种同步。卡雷尔·希内克·马哈(Karel
Hynek
Macha)深受密茨凯维奇的影响,其最好的作品是一首抒情叙事诗《五月》,雅罗斯拉夫·塞弗尔特写道,“马哈属于那些热恋中的情侣们”。她的朋友卡雷尔·雅罗米尔·爱尔本(Karel
Jaromil Erben)对弗朗基谢克·拉吉斯拉夫·切拉科夫斯基(Fantisek Ladislav
Celakovsky)以“回声”(ohlas)的方式处理民间故事诗(Balada)表示不满,他在民间故事的基础上,创作了《花束集》。几代浪漫主义作家代表着布拉格文学第一次走向自足和自我完善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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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奥威尔的批评与接受史中,更重要的或许还不是文学批评家们关于《一九八四》及奥威尔的文学才华的各种评论,而是在“是黑暗的预言还是有力的讽刺?奥威尔批评中的政治波动”标题之下的那一节所论述的内容:从几十年政治的不断波动中,关于奥威尔的讽刺目标究竟是什么的不同意见及争论。有点令人出乎意料的是,作者说“这种意见不一使得小说的讽刺维度逐渐不被强调,以至于‘政治讽刺作品’这个词几乎从批评词汇中消失了。”(20页)在这里的注释中提到了在八十年代晚期发表的几位学者的论文、专著“由于未看到小说的讽刺维度”,“都把《一九八四》解读为一部反映奥威尔最终丧失希望甚至陷入病态绝望的作品”。(41页)从我们自己的阅读经验中看,这种变化与意见当然是相当奇怪的,戈特利布在该书中的核心观点就是对这种观点的反驳,而这种反驳在我们看来也更像是强化了我们原来就有的认识。在《一九八四》出版之后,文学批评家们普遍视其为讽刺作品,苏联是首要的讽刺目标。但是在五十年代早期美国出现了变化,尤其是左翼批评家担心强调这种看法可能会加剧麦卡锡时期(McCarthy
era)
给人扣上“赤色分子”帽子从而遭到政治迫害的疯狂局势,于是他们转而强调奥威尔的目标具有普遍性,针对的是一般意义上的极权主义。戈特利布认为这种看法当然也无可厚非,但不能忘却奥威尔所针对的两种体系,“他利用讽刺的双刃剑清晰地表明,虽然是根本不同的两种意识形态,但这两个体系都把恐怖用作治理方式,对于这一点,自由主义左翼批评家也感到有些不自在”。(21页)在六七十年代奥威尔受到了来自左翼的正面攻击,但是到了八十年代初情况又有了变化,以伯纳德·克里克为代表的左翼自由主义批评家强调奥威尔的目标是西方世界,对苏联的暗示是次要的;而且《一九八四》电影版也遵循了这种对西方的强调。反讽的是,西方的自由主义批评家把对斯大林的描述从《一九八四》中抹除的倾向正好与1984年苏联出版社(reclamation
of Orwell by Soviet
press)事件同时发生。在无视这部小说的存在将近四十年之后(而且禁止其在俄罗斯和东欧国家流通),苏联出版社又在1984年这一年出来欢迎这部小说,声称它是“对资本主义整体的尖锐讽刺,尤其是对美国。”(22页)戈特利布指出所有这些都是对小说的严重误解。

为了回应和德语/奥地利的矛盾,斯拉夫主义几乎成为每个作家的信仰,作家群体在布拉格组成了爱国军团。鲍日娜·聂姆佐娃(Bozena
Nemcova)与布拉格接触不多,她的作品很温情,作品《外祖母》回顾了农村生活经验,刻画了乐观的捷克人形象。1848年,奥地利的专制将曾经的梦想都粉碎了,新闻事业也没落了。十年后,捷克所遭受的政治妥协让进步青年又一次走在时代的浪潮前列,《五月》丛刊创办了。杨·聂鲁达便是创办人之一,他是小说家和诗人,作品《小城故事》体现了一种细致入微的现实主义。此时,布拉格也涌现了一批女作家。位于福尔塔瓦河畔的民族剧院上演了安东宁·德沃夏克、贝徳希赫·斯美塔纳(Bedrich
Smetana)等人的作品。

阿多尼斯“献给薛庆国”的献词,留还是不留?

戈特利布这部著作出版于1992年,在这以后关于奥威尔的研究又有新的发展。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在1999年举办了一场纪念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发表五十周年的研讨会,这次研讨会及其论文集显然不是文学史或文学批评性质的,会议主办者没有邀请奥威尔研究的专家学者,也没有设置什么文学解读的议题。会议邀请的是法律以及人文社科不同领域的学者,请他们表达对于这部小说的看法,中心议题是这部小说究竟对我们的今天和未来还有什么影响。与会学者提出的问题有:虚构文学作品应该在政治上扮演什么角色?真相、客观性与宣传及政治自由的关系是什么?在当代生活中以技术手段维持暴政的可能性与程度?在未来,技术发展本身是否可以消除奥威尔提出的担忧和恐惧?当酷刑和思想控制双管齐下的时候,人性是如何被心理手段击溃的?对历史客观性的捍卫是如何与对普通事物的坚守联系在一起?性爱激情是如何与政治反抗紧密相连?政治中的性爱隐喻可以给我们怎样的启发?……这些问题既超越了冷战思维,同时也延续了奥威尔所关注孤立的个人如何绝望地与扭曲人际关系、无情剥夺个人自由和否定个人意志的国家权力作斗争的政治批判思想。在这次会议上,对于奥威尔的文献及政治思想的评价仍然存在着尖锐的对立。理查德·A·爱泼斯坦认为奥威尔的小说没能揭露太多他所鞭挞的国家机构的真实情况,认为《一九八四》“对人生的阴暗描写离我们十分遥远。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它不能再激起当代人的恐惧感”。(见2005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论文集《〈一九八四〉与我们的未来》,75页,阿博特·格里森等编,董晓洁、侯玮萍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而大卫·布林的看法则是针锋相对,认为《一九八四》“揭示了大洋国那些骄奢残暴却号令天下的寡头政治首脑们怎样榨干了一个国家的所有财富,只剩下贫穷的皮囊。这些人的政治花样不断翻新,实施极权统治的借口却基本上代代相传,一成不变。纵观各国历史,权力阶层的政治花样包括愚民,转嫁仇恨,控制言论;其最终目标无非是消灭批评声音,在短期内保持统治地位……”(236-237页)阿博特·格里森则从历史客观性和真相的角度切入,认为“如果极权统治者大量篡改历史,那么历史客观性和真相就变得非常重要”;“要反抗极权,就必须先探寻真相”。(83、85页)不加思考地轻信谎言与怀疑一切地拒绝探寻真相,正是极权统治者所希望于大众的。詹姆斯·科南特更为深刻地分析了探寻真相的自由与思考的自由和一个真正健康的社会的紧密关系,指出奥威尔是为了告诉我们“自由、社会、真相三者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115页)由于会议论文集在2005年才出版,因而编者在“引言”谈到在后冷战时代、尤其在9·11之后,“紧急状态”的出现使“我们再次看到了奥威尔的影子,……一切曾被质疑的手段都在紧急状态的旗帜下被合法化了。在这个早已不复当年模样的世界里,奥威尔的思想仍然适用,并且引人深思”。(3页)这又可以回到戈特利布在书中反复强调的问题:奥威尔讽刺与批判的靶子是多层的同心圆,从作为首要目标的极权主义统治和无视这种统治的背叛性质的左翼知识分子,到极权主义的心理与普通人的普遍人性。这就是“奥威尔的影子”。

二十世纪前后,布拉格的文学也掀起了先锋主义的时尚潮流,较之西欧诸国其先锋主义更像激进的现实主义。一战初成立的九人社团分蘖了一大批诗人和一个重要的理念,“诗歌/纯诗主义”(poetismus)。二战前的“42诗社”则把存在主义本土化了。战后登台的雅罗斯拉夫·萨弗尔特也是先锋派的一员。

阿多尼斯在创作长诗《桂花》的过程中,接受邀请,决定来参加2019年度的扬子江作家周活动,还会在杭州举办画展。2019年3月,阿多尼斯告诉薛庆国诗作已经完成,会很快发给他。薛庆国便和我商定,我们各自在翻译和出版环节抓紧时间,争取在11月作家周活动开始前出版《桂花》中文版,以便趁阿多尼斯来华之际举行首发式等活动。

从“奥威尔难题”这个说法会想到诺姆·乔姆斯基在奥威尔的启发下提出的“奥威尔问题”(Orwellian
Problem),这个问题表述为“为什么事实证据如此丰富而我们有关世界的知识却那么少?”看上去属于认识论的范畴。据说乔姆斯基有一位也是语言学家的弟子把它转换成“罪行证据比比皆是,我们为什么视而不见?”这样的政治学问题。从乔姆斯基对政治的高度关注和大量言说而言,这种转换也是很自然的,是乔姆斯基向奥威尔致敬的思想方式。的确,奥威尔当年向那些盲目的或者怀有私心的西方知识分子发出的警告也正是如此。

围绕战争、集中营和政治高压,捷克作家的文学书写延续了整20世纪。雅罗斯拉夫·哈谢克将现实时间移植到叙述中,将他一战期间的现实经历通过想象力转换成了好兵帅克的看似荒唐的行为。这两位无政府主义者都代表着捷克人面对战争的幽默、达观和反讽。《严密监视的列车》——改编影片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写了二战期间一个小人物的英雄之举,书中展现了生活这场悲喜剧的悖谬,作者赫拉巴尔死于一次喂鸽子坠楼事件。

5月8日,阿多尼斯把诗稿发给了薛庆国,并表示:由于是中国题材长诗,此诗先以中文版面世。而薛庆国激动地向我表示:像阿多尼斯这样在世界文坛具有重大影响的作家以一首长诗书写当代中国,堪称中外文学交流史上的历史性作品。他会争取尽快翻译好。在落实中文版版权时,版权代理特别向我们指出,阿多尼斯强调,中文版《桂花》务必明确写上“献给薛先生”(“dedicated
to Mr
Xue”)。译者自己可能不会提到这点——他太谦逊了,不会这么做——但阿多尼斯请我们确认这点。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将视野聚焦在布拉格之春前后,披露了政治对普通人生活的伤害,“无论现实生活如何残酷……和平总是统治着墓地……在蓝色群上的背景下,他们如摇篮曲一般美丽”。布拉格之春中最有名的檄文是作家瓦楚利克的《2000字宣言》。一生与残酷政治作斗争的伊凡·布里玛更是一位极为现实意义和革命气质的写作者,他对捷克政府的反击通过讲述一个个笑话完成了。布里玛作为剧作家的一面和瓦茨拉夫·哈维尔颇为相同,两者都延续自约瑟夫·卡耶丹·狄尔(Josef
Kajetan Tyl)开辟的将政治和戏剧结合的道路。海达·马格利乌斯·科瓦利(Heda
Margolius
Kovály)也是集中营和布拉格之春的幸存者,《寒星下的布拉格》记录了1941到1968年之间的历史种种。

作者阿多尼斯的要求自然要照做,不过,“献给薛先生”作为一本书的献词,表达得不够明确。所以,我请版权代理联系阿多尼斯提供献词的准确措辞。版权代理后来告诉我们:阿多尼斯建议献词为:“献给薛庆国”(“To
Xue Qingguo”,法语是“A Xue Qingg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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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8日晨,我终于收到薛庆国发来的《桂花》译稿,便立即开始编辑工作。我发现,译稿里确实没有阿多尼斯强调要放在正文前的献词,便告诉薛庆国,阿多尼斯通过版权代理,要我们在《桂花》正文前写上:献给薛庆国。薛庆国回答我说:“献词我说服阿老了,情意领受,但我国不太习惯这个,就不用写了。”

卡夫卡

原来,5月8日,阿多尼斯的女儿爱尔瓦德通过电子邮件把《桂花》阿拉伯文原稿发给薛庆国时,还和他通了微信电话。她说90岁高龄的父亲虽然身体矍铄,但近年来记忆力还是不如从前了。他在巴黎、贝鲁特都有寓所,平时除了在世界各地旅行,多半时间都在这两地度过。长诗在巴黎创作完之后,他曾带到贝鲁特作润色修改。接着,他自己也记不清手稿到底放在哪里,在巴黎没有找到,以为忘在了贝鲁特家中,但去了贝鲁特却也没有找到,有一段时间甚至陷入绝望。不久前,相关出版社的朋友告诉他,他请人把手稿输入电脑的工作已经完成。他这才突然想起,原来手稿刚完成,就交给一位熟悉他字体的打字员了!

在现代极权国家中,也不只有对抗式的文学,还有溢出国家和现实的世界主义文学,它最大程度展现了文学的想象效能,也创造着持续至今的某种跨越种族、跨越国家、跨越语言的文学。卡夫卡的身份很特殊,他是说德语的捷克犹太人,捷克人对他的认可度很低,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二十世纪文化的一个明星。卡夫卡几乎从捷克这片大陆逃离,飞向了全球舞台,他的作品被模仿、被借鉴,但他从来不只是现代主义文学背后的那只手。在某种意义上,卡夫卡没有文本,只有神话,这不仅是文学研究和文学阅读的功劳,也是卡夫卡自身创造的结果,他有强烈的自我分析倾向,他的书写让生命像极了文本,而文本又像极了生命。“无法抵达”、“惩罚”、“自我和想象力的危机”是解读其作品的关键词。他曾在布拉格城堡居住写作过一段时间,他的“甲壳虫”形象与捷克第一个童话故事《小甲虫》可能存在某种渊源。卡雷尔·恰佩克在捷克人心中的地位要高于卡夫卡,他最早将“机器人”的概念引入小说,作品中所表达出的对任何一种形式的法西斯主义、核武器和人工智能的恐惧在之后的文学中被反复排演。他一度是捷克国际笔会(PEN)的主席。1926年,布拉格学派在雅各布森的筹划下成立了,他们主要处理语言学和文学理论的问题,注重语言的结构和功能,其中佼佼者是扬·穆卡若夫斯基。

爱尔瓦德讲完后,在她身旁的阿多尼斯接过电话,他要薛庆国注意诗稿首页的献词,说他这部作品是献给薛庆国的,以纪念两人的友谊。所以,在出版时务必保留献词。薛庆国听了大为惊讶,并当即向阿多尼斯表示:对他的厚爱深为感动,但是,这么做似乎不合适,因为在薛庆国的记忆里,没听说哪位大作家把作品题赠给一位译者;因此,这是一份对他而言过高的荣誉、过重的礼物,他领受情意,但出版时不要放上献词了。而阿多尼斯则说:你不必谦虚,最好还是同意。

近几十年的捷克文学也不乏值得关注的。诗人基里·奥滕(Jiri
Orten)在纳粹统治下用假名写出了受超现实主义影响的诗歌,但他英年早逝。塞弗尔特较之更为幸运,他是捷克唯一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彼得·博尔科维克(Petr
Borkovec)是当代著名的诗人和翻译家。女作家彼得阿·宝卢华(Petra
Hůlová)是当代布拉格最有活力的作家。奥斯卡金牌编剧兹旦内克·斯维拉克在其暮年开始写作《布拉格故事集》系列短篇小说,讲述着当代生活的轻盈和荒诞。

6月初,艺术家歆菊从巴黎带回阿多尼斯参加杭州画展的画作,同时捎回长诗《桂花》的打印稿。此稿的扉页上也像电子版一样写着三行阿拉伯语文字:前两行是“献给薛庆国”,后面括弧里还写上薛庆国的阿拉伯语名字(BASSAM);第三行是“向他的友谊致敬”。

此后,薛庆国曾两次和阿多尼斯长时间通话,就翻译中碰到的一些理解和表达问题向他请教。他回答完这些问题后都半开玩笑地问:“我的献词翻译了没有?”薛庆国都应付着回答:“这个不重要,到时再说。”

8月7日,爱尔瓦德在微信里对薛庆国说,她已通知阿多尼斯作品的版权代理,让他转告译林出版社,《桂花》中文版出版时应该写上“献给薛庆国”(“To
Xue
Qingguo”),并提醒薛庆国审定一下出版社的译文是否准确。薛庆国再次向她表示感谢,也请她转达对阿多尼斯的谢意。至于如何处理,他会跟出版社商量。爱尔瓦德表示,她父亲阿多尼斯希望薛庆国同意,但最终会尊重他的意见。

在编辑译稿过程中,我随时就译文向薛庆国提出我的想法、疑问或修改意见。由于我不懂阿拉伯语,自编辑《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开始,我从来不越雷池半步,即从来不擅自修改译文。通过与薛庆国的直接交流,加上从阿拉伯语界同行的侧面了解,我早已认定,薛庆国是我国阿拉伯语界的一流学者和翻译家。我充分信任薛庆国在翻译中对阿拉伯语原作的理解和对原作的中文表达,与此同时,我对译文的所有想法、疑问或修改意见,都会及时告诉薛庆国,请他查对原文后决定如何处理。薛庆国一直很虚心,接受了我对他的译文提出的大多数想法。对其中少数想法,他有不同意见,也直言相告,我当然也充分尊重他的意见。作为译者和编辑,我们一直相处得很愉快,而且很快就发展成为几乎无话不谈的朋友。

我对薛庆国说,是他把阿多尼斯引入中国并成就了当代诗坛的一个奇迹。阿多尼斯中国题材的长诗献给他,是对他的感谢和对友谊的真心表达。而且,一首中国题材的长诗献给中国译者,这献词应该视为这首长诗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一个世界级诗人把自己的新作献给其中文版译者,这也堪称中外文学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了。有必要尊重一位年届九旬老人的心愿,并通过保留献词记录这段佳话。薛庆国说,听了我这些话,他感到诚惶诚恐,同时,也不好意思再坚持不保留阿多尼斯的献词了。于是,“献给薛庆国”就这样保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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