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是父亲、家人和没有家产的年轻女子,小说题目即女主人公南希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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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是父亲、家人和没有家产的年轻女子,小说题目即女主人公南希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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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5世纪是希腊世界精英荟萃、星光灿烂的时代,也是古典史学在文化领域大放异彩的时代。雅典人修昔底德撰写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即是这个时代留给人类的绝品佳作。

【编者按】科尔姆·托宾,爱尔兰著名作家。作为一位杰出的小说家,他同样是一个细心的读者。《出走的人:作家与家人》一书所收录的文章多刊登于《伦敦书评》和《纽约书评》,梳理了威廉·巴特勒·叶芝、托马斯·曼、萨缪尔·贝克特、博尔赫斯、哈特·克兰、田纳西·威廉斯、詹姆斯·鲍德温等作家与家人复杂而幽深的关系。本文摘自该书开篇的《简·奥斯丁、亨利·詹姆斯和母亲之死》一文,由澎湃新闻经九久读书人授权发布。

《南希》封面 孟夏韵摄

立足于人本身来解释历史是修昔底德史著的重要特点

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亨利·詹姆斯在记事本里写下八年后出版的小说《鸽之翼》的故事提纲。他打算写一位命在旦夕、却热爱生活的女主人公。“她悲惨的命运和她对这命运的恐惧,一样可怜而教人同情。要是她能享受一点生活的乐趣就好了;只要多一点点——时间再长一点点。”在大纲里,詹姆斯还构思了一个男青年,“希望自己可以让她品尝幸福,给她某些令她心碎却不自知的东西。这个“某些东西”只能——理所当然——是爱与被爱的机会。”詹姆斯亦注明可能会安排另一名女子,她是男子“以前恋爱倾心的对象……男子与悲剧女孩的相遇应当是经由这另一名女子,那似乎是无可避免的,或者说是必然的序曲。”他也预见了男青年和他倾心的女子不能结婚的缘由。“他们被迫等待……男方没有收入,女方没有家产,或是在女方父亲一边有难以克服的阻力。她的父亲、她的家人,有种种理由不喜欢这个男青年。”

笔者在南美智利访学时,在书店中偶然被一本薄薄的小说封皮吸引。那是粉蓝红三色相间的抽象图案,既像泼墨水彩、又像细胞液态流动图,封皮正中印刻着大大的黑体字书名“Nancy
××”,中文暂且译作《南希》。翻开几页,发现全篇文字充满了神秘的斜十字叉,它们错落有致地分布在不同段落、不同章节,与黑白X光片和彩色细胞图穿插相间,如此新颖的设计让人有一睹为快的愿望。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修昔底德花了近30年时间精心创作的鸿篇巨著。雅典同盟与斯巴达同盟间20余年的战争是本书的主题。修昔底德选择这场希腊古代世界最重最大且亲自经历的战争作为自己终身研究的对象,目的是把历史从神话传说中解放出来;从夸大事实的诗歌中解放出来;从“不愿花费气力去发现真相,而更倾向于接受他们所听到的第一个故事”的现象中解放出来;从只追求愉悦听众而不是说出事实真相的散文编年史家中解放出来。修昔底德依靠目击者的陈述和他自己参加战争的经历、经验,通过考察、批判、辨别、比较,纠正权威和习俗的偏见,形成特色鲜明的史学体裁与叙事风格,使希腊世界的史学稳固地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

就这样,一边是命在旦夕的妙龄女郎和一文不名的男青年,一边是父亲、家人和没有家产的年轻女子,这个构想盘桓在詹姆斯创作力旺盛的头脑中。里面似乎看不到那名附加的年轻女子有母亲的存在;反对婚事的是“她的父亲、她的家人”;在随后的五六年里,詹姆斯将设计出这种反对的表现形式,以及“她的家人”确切是谁。

书店老板是圣地亚哥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和撰稿人,他开设了一档介绍拉美文学尤其是智利当代文学的节目。他见笔者拿起这本书,立刻打开话匣子聊起书的作者来。这本书是90后男作家布鲁诺·罗雷特的处女作,一经发表便拿下2014年罗伯托·波拉尼奥特殊荣誉奖。如今的智利当代文学正经历着青年作家大爆炸时期,布鲁诺·罗雷特在智利文坛与诸如保丽娜·弗洛雷斯、阿丽亚·特拉布克·泽兰、迭戈·苏尼加、康斯坦斯·泰尼尔等同时代青年才俊平分秋色、大放异彩。布鲁诺毕业于智利大学西班牙语言文学专业,因自小热衷文学创作,十几岁起便开始参加各种文学论坛和创作比赛,大学和研究生求学期间兼顾修课与写作,25岁凭借小说《南希》首次在文学界崭露头角。第二部小说《干柴》于2018年问世,依然备受好评。

立足于人本身来解释历史是修昔底德史著的重要特点。受智者学派“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思想的影响,修昔底德总是以人为出发点来叙述人的目的、人的行为、人的成功与失败,来阐明事件的起因、记录事件的过程、分析事件的后果。在修昔底德看来,“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是人类的愤怒、恐惧、妒忌、远见、判断与智慧等,而并非人力之外的因素。在修昔底德笔下,既没有任性的天神,也没有宿定的命运,而只有城邦、族群与社会之间的冲突与争战。修昔底德没有为神灵留下施展力量的空间,也没有为神事留下神圣的位置。希罗多德史书中多次出现的“神谕”在这里消失了。修昔底德甚至坚决拒绝把各种灾难当作即将出现的人间祸福的预示,认为:日食、月蚀、地震、风暴等都是自然现象,与神灵毫无关系,不能被看作是人类吉凶祸福的征兆。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代,所有的事件都是人类意志、人类自身选择和实践的结果。人类主导自身的行为,并必须对自身的行为与活动的结果负责。修昔底德已经彻底地把人类历史从神人合一的记叙中独立出来。

露丝·佩里在她的《新型关系》一书里检视早期小说中家庭的组成。她写道,“十八世纪后期,尽管社会强调婚姻和母性,但在那一时期的小说里,众所周知缺少母亲的角色——过世抑或失踪。就在母性日渐成为定义女性特质的关键,当养育万物、温柔慈爱、给人抚慰和照料的母亲这一现代观念在英国文化中得以巩固之际,她在小说里却是以回忆的方式呈现,而不是一个活生生、真实登场的人物。”

作为新时代青年作家,布鲁诺成长于网络文学发展时期,人们狂热于在互联网进行小说创作,利用漫画、动画、小说及影视作品的不同元素进行二次创作,也热衷于参与作家群体和网民共同创作具有开放性特点的接力小说。通过键盘输入的方式,布鲁诺参与到不同类别的创意写作中,并由此拓宽了自己的文学视野,在寻求创作题材和艺术方法上推陈出新,试图创造更多可能性。他的处女作《南希》恰巧是这样一部让人眼前一亮的现实主义题材实验小说。

追求史实之真是史家的第一要务,也是修昔底德终身奋斗的目标。他强调历史学不应取悦流俗,而应以揭示真相为准则,消除虚假的“事实”。他客观叙事,严格选材,重视一手资料的合理使用,坚决摈弃以拼凑逸闻轶事来撰写历史。在书写著作期间,修昔底德从不轻信谣传故事。为了真实,他不惜奔走于卷入战争的各个城邦,实地考察战争中所涉及的山丘、河谷、沼泽、港口、关隘;为了真实,他到处打探、询问事件的目击者,从他们那里获取可靠的资料。修昔底德记事的准确性,已一次次被近代学者所证实。例如,1877年在雅典卫城出土了一块石碑,碑上所刻的有关公元前419年雅典与阿尔哥斯等城邦的缔约铭文,几乎与修昔底德书中所载的内容完全吻合。无怪乎连看不上古典史学的犹太史家约瑟夫斯都不得不承认修昔底德是他那个时代“拥有最高准确度”的史家。

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的小说里,家庭通常是破碎、混乱或处于暴露、易受攻击的状态,女主人公常常孤立无援,或受到不可思议的约束和管制。如果说女主人公和故事本身追求的是走进婚姻殿堂,那么在实现的道路上,不是要在直系亲属之外寻找支持者,便是要挣脱和企图限制或主宰事务的家庭成员的关系。要在婚姻的基础上创建新家庭,女主人公需重新定义自己的家庭或夺取其掌控权。在致力将此戏剧化的过程中,小说家会使用一系列巧妙的手法或方式,对简·奥斯丁和继她之后的小说家而言,这些几乎是天生唾手可得的;他们可以利用形象模糊或缺席的母亲和耀眼或善于操纵他人的“阿姨”(本书中的“阿姨”泛指女性长辈,包括姨母、舅母、姑母等)。必须规避或抹杀父母的影响力,以实际或象征意义上的阿姨角色来代替,这在整个十九世纪的英语小说里比比皆是,这类阿姨既亲切又刻薄,既心怀好意又表里不一,既是援救者又是破坏者。小说这一体裁,适合描写孤儿,或是那些其孤儿身份因具有象征性而更富感染力的角色,或是对代理父母的建议,无论喜恶,都乐意敞开心扉的角色。

小说题目即女主人公南希的名字,她身患癌症,挣扎在死亡边缘,以第一人称回忆她半生中的决定性时刻——她在智利查尼亚拉尔市度过的有喜有悲的童年生活以及迷惘失落的青春期。如同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中病榻前弥留之际的男主人公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以第一、第二、第三人称分别讲述自己的过往生活以及心路历程,南希也以同样的方式回忆自己有限生命的青春记忆和复杂情绪。然而这两个主人公的身份、年龄、阅历的巨大悬殊,决定了两个人物塑造的饱满程度和故事叙述的分量轻重。如果说《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是宏大的铺陈叙事,那么《南希》这部仅仅一百多页、一半文字一半符号标记的小说则是人物自传式的微型叙事。它选取了主人公青年生活的重要节点,记录人物的琐碎日常,从名不见经传的普通民众身上挖掘人性的善恶美丑,揭露社会的普遍现象。这种模式也代表了区别于魔幻、绮丽、复杂风格的拉美文学作品的清淡、线性、简单的拉美现当代文学叙事特点。

深入反思战争、探索战争原因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显著特色

十八和十九世纪小说里母亲的缺席,不难归因于大批妇女在分娩时身亡的事实,十八世纪时的死亡率高达百分之十。例如,简·奥斯丁三个兄弟的第一任妻子都死于生产时,留下了没有母亲的孩子。可这个解释过于简单。若小说家觉得适合在书里填补上活着的母亲一角——譬如,简·奥斯丁的母亲就活得比她长——那么他们必然本会这么做。露丝·佩里在《新型关系》里提出,十八世纪小说里所有没有母亲的女主人公——和各种替代的做法——“也许源自于一个强化个人主义的时代里的新需求”。这种需求包括与母亲分离、或摧毁她,代之以一个特别挑选的母亲形象。“这位母亲,”佩里写道,“也是一位局外人,故能够使女主人公获得精神上的独立自主。”

南希无疑是个悲情人物,她出生在一个落魄小镇和一个时刻处在崩溃边缘的落魄家庭中。她的妈妈喜好责难数落,让她对成长和青春充满了畏惧与困惑。她的爸爸是个同性恋,后来虔诚入教,从一个别人口中的“蠢爸爸”荣升为她眼中的“圣洁爸爸”。一个分崩离析的家庭最终在哥哥帕特里西奥失踪死亡后彻底崩塌,妈妈逃离随情人而去,爸爸则一心传教。南希的孤苦情绪油然而生,她年龄虽小却经历了生活的沉浮起落。开篇的倒叙交代出南希后来在海滩认识的丈夫提姆,他失业潦倒、生活困窘,最终因打工意外死于金枪鱼加工的机器中。南希未获得任何保险赔偿,甚至在捉襟见肘为亡夫举办葬礼时,仪式也门可罗雀、无人问津。她靠吗啡麻痹自己昏沉入睡,就在情感濒临决堤之时,生活的苦难再次向她袭来,她被诊断罹患癌症。

深入反思战争、探索战争原因是修昔底德撰史的重点,也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显著特色。修昔底德一边考察战争的进程,一边思考开战后交战双方的成败得失。“雅典势力的日益增长,引起拉西第梦人(斯巴达人)的恐惧,从而导致了战争”是修昔底德的核心论题。为证明这一论题,修昔底德以史实为据,以雅典的发展为线,论证了雅典的崛起,论证了雅典崛起后希腊格局的深刻变化。在修昔底德看来,雅典由后起的小邦发展为希腊强国,共经历了50年的时间。50年间,雅典完成了由霸国到帝国的发展历程,势力范围也由阿提卡半岛扩大至希腊的大部分地区。50年间,雅典强征盟国贡金,不断滥用权力,并将强权理论应用于邦际关系的处理之中。最后,雅典和斯巴达同盟者间的矛盾加剧。雅典“开始侵略斯巴达的同盟者了”。当雅典势力越来越强,当雅典不断动用武力挑战希腊共有价值理念的时候,斯巴达的确感受到了“能够毁灭我们,或能以给我们带来巨大痛苦的方式来伤害我们的巨大力量”的存在。恐惧随即而生。而当用来预防战争的各种手段全都失效时,战争也就成了必然的事。修昔底德在研究和记述伯罗奔尼撒战争时给后人提炼出的经验与教训精到深刻,我们能够从这里更清晰地了解到:雅典崛起依靠的是结盟与武力扩张,带有明显的进攻性;雅典与斯巴达皆以结盟起家,但常常也为同盟所累;雅典与斯巴达都犯有误判对方形势的错误。

于是,母亲在小说里成了碍事的角色;她们占据的空间,可以更好的用犹疑、希望、个性的缓慢成长、用伴随小说自身发展而产生的某些更加有趣而重要的东西来填满。这便是孤独的主题,在这个主题下,小说的一幕关键场景发生在女主人公形单影只,无人保护她、无人听她倾诉、无人给她建议、无这样的可能的时刻。从而她的思绪转向内心,演绎出一系列戏剧性的事件,不是发生在两代人或两种观点之间,而是在受伤、受骗或矛盾冲突的自我内部。小说追踪思考时的心理活动、沉默时的心理活动。母亲的存在会破坏新兴自我所必需的独处空间,破坏单一性和完整性,破坏不确定的道德意识,破坏小说开始仰赖的一种纯粹并流动的个人主义。因此,小说里的共谋关系不是存在于母亲和女儿之间,而恰恰是在主人公和读者之间。

于是所有的回忆就在南希半迷糊半清醒的弥留之际展开铺陈,她忆起苦乐参半的童年,总是失望和希望并存。虽然多是苦,但孩童的那种好奇,对生活的憧憬和向往又赋予羸弱的南希精神力量。读者看到了一个可怜悲情的女主人公,但在所有苦难背后她又隐隐透露着一股力量,那是面对不堪和落魄的挣扎。南希没有因为母亲的抱怨谩骂而放弃对生活的追求,没有因为生活拮据而自卑气馁,她也没有因为父亲对她暂时的漠视而走上淫乱的不归路,相反,她试图努力改变做一个好女儿,试图洗涤污秽和清洁心灵。面对丈夫的意外亡故,南希没有退缩,反倒鼓起勇气去与外商工头讨说法、争取保险金,在生活的坎坷中她逆流而上、披荆斩棘,就连身患绝症后,她也没有自我放弃和自甘堕落,而是在病痛的折磨中缓缓前行,化疗、切割、思考和回忆。书中呈现的每一个她的X光片和细胞扩散图,都像是她直面死亡最酣畅淋漓的情感曝光,那些粉蓝红的细胞液态图就是她顽强抗争中的热血流动。那些分布文中的斜十字叉就是她喘息、思量,感性、理性的特殊分割线。永不气馁、向死而生,恐怕就是她在一切苦痛之后为自己最终做出的华丽总结。

修昔底德及其作品受到很高评价

简·奥斯丁后期的三部小说里,女主人公都没有母亲。不过奥斯丁并未让这表现为一种失缺,也没有因此使女主人公失去保护,或让这占去她的许多时间。相反,那增强了她的自我意识,使她的个性得以在故事里显得更加鲜明,仿佛在缓缓填满暗中悄然为此目的而留出的空间。

布鲁诺·罗雷特赋予南希一种坚忍的耐力,似乎可怜只是一种表象而非结果,因为南希她不服输也不从命,而是誓死抗争。布鲁诺·罗雷特曾说他想通过南希表现一种人生价值,一种可能困扰全世界青年或者任何一个普通人的生活经历和情感纠葛。每个人心中都有那么一刻并存着地狱和天堂,那是面对人性善恶和社会世俗所产生的难以分辨的模糊情绪,我们每个人都曾在生活的一败涂地中摸爬滚打,在一地鸡毛的纠缠纷扰中苟延残喘,但黑暗终究会过去,天明终究会来临。布鲁诺·罗雷特恰恰用南希诠释了他对人类生存悲剧层面的透彻理解,一种植根于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和当今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格局。

一边是父亲、家人和没有家产的年轻女子,小说题目即女主人公南希的名字。修昔底德对自己的作品是有信心的,对自己的成果也是满意的。所以,在开篇不久,他就自信地向世人宣布,他的作品不是“为了迎合人们一时的嗜好,而是想垂诸永远的。”古典学者琉善对修昔底德及其作品评价极高,认为:修昔底德是史家崇高的典范。他明白“良史”和“拙史”的区别。他坚信他的作品应成为千秋百世的财产,而不应徒为眼前沽名钓誉;他应该把信史留给后人,而不应向今人哗众取宠。他以实用来衡量历史作品,规定信史的目标是:如果历史可能重演,前事不忘便能成为今事之师。琉善还记载,雅典的德谟斯提尼曾将《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抄写过八遍。近代学者霍布斯认为修昔底德的著作达到了“历史写作才能的顶点。”卢梭更评论道:修昔底德“叙述史事而不加他的评语,然而他也没有漏掉任何一个有助于我们自己去评判历史的情景。”斯宾诺莎也认为:修昔底德具有“真正的古典能力,能把当下的事件写得栩栩如生,不辩自明。”在史学科学化的过程中,修昔底德再次被立为古代客观史学的标杆,被尊称为“科学和批判历史学的奠基者”、“第一位真正具有批判精神和求实态度的史学家”,其作品备受近代史家的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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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如小说中的南希所述:“我们相互凝视,如同深海潜水般探寻彼此,却由此陷入深深的不确定中。”生活给予人们太多未知和不确定性,那些潮起潮落、花谢花开,那些浮浮沉沉和意料之外让人们自觉力量薄弱。于是大多数人选择沉默、放弃、安分守己和唯命是从,只有少数人像南希一样坚持、抗争、勇往直前和无所畏惧。

当然,修昔底德只能在时代给予的舞台上施展才华,因此,评论他的作品不能离开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客观地说,是时代造就了修昔底德,而修昔底德的创造又反过来使时代的精神有了新的升华,使西方的史学有了更好的遵循。

《出走的人:作家与家人》,[爱尔兰]科尔姆·托宾著,张芸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8月。

语言上,布鲁诺·罗雷特忠实再现了智利北部的当地方言特色,试图将普通百姓的口语表达活灵活现地展现在文字创作中,让人们通过文字真切感受智利青年的当下生活,感受叛逆一代的交流方式和时髦用语,毫不避讳地将书面文字写活写新;除此以外,小说穿插的X光片,细胞、骨骼透视图以及图示配词营造了一种神秘而悲凉的叙述气氛,似乎病魔和癌细胞透过这些影像照片跃然纸上,让人们感受女主人公备受身心折磨的痛苦状态之时,又看到她血液身体中那种不畏艰难的激烈抗争,那种细化到骨髓和精神里的坚毅与刚强。所以,布鲁诺·罗雷特用×代替了整部小说的标点符号,他没有停顿喘息,却在一气呵成南希悲情命运的同时,用×来分割自己的每种情绪和思忖,同时也为读者留下更多想象和解读的空间。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教授)

南希,这个人物就像《南希》这本书的艳丽封面,那流动着的,极具气息、动感和色彩的泼墨画,像狂热的艺术一样吸人眼球,又像火红的生命流淌奔腾、永不停息……

南希、南希,她向死而生,于是在死前的每一分每一秒,她都无限地接近了永生。

(作者:孟夏韵,系外交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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